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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德利君本子上的送别的话,我一句也不记得了,然而落款的“同眠人”三个字,虽经时光风沙二十五年多的日日刮擦,却还依然清晰地深嵌在记忆上。
高二下学期的那个暮春,德利君忽然宣布他将终止学业,须去参军。我们不禁愕然,但听他解释之后,也就没有了凄然的伤感;德利君的父亲是教师,母亲做医生,他们对儿女的前程毕竟有很好的打算和很强的主张,正不必我们这些自以为朋友的毛头小子做无谓的猜疑。我们相信德利君是要去实现自己的事业抱负了。能做的就是在他备好的崭新的留言薄上留下各自的祝福。
我在我的留言的末尾,写上了“同眠人”三个字。德利君显然心有灵犀,激动起来,我亲眼见他好几次笑意满面地给同学讲解这三个字的深意。
那时我们学校的宿舍,是三四间屋通着的,没有隔壁,从东到西贴墙用木棒搭成两排离地一米高的单层大通铺,中间留出窄窄的过道。我与德利君的铺位相邻。入冬,老式平房格外寒冷,又兼同学之中,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洗头洗脚还要洗衣服,过道和铺底往往整日积水汪汪,屋里的空气和铺盖如沾了水的卫生纸。为抵御潮寒,我与德利君合了铺盖,同衾而卧,抵足而眠,抱团取暖。“同眠”二字,先说着的就是这样的生活事实,次说着的当然是由这样的亲密而生出的兄弟情谊。
1980年代,启蒙主义和伤痕文学空气盛行,校园里学文科的小小红男绿女,莫不刻意逐风,以故作深沉和抑郁伤感为文艺范,踱步吟诗,面窗诵文,做文学梦,逞不遇才,以为时尚。德利君和我自然各是这氛围中的一份子。德利君性情开朗张扬,常跟同学谈论文学文人,好争执,喜辩论,不惭大言,意气洋洋。就有同学不免对德利君有不好的看法。不过,他这样的脾性和作为对我却能互补很相宜,德利君不用说有不错的家教,知道的又多,在他面前,我乐于做一个沉默的听众,而他对世事俗务也格外通达,对我常有照顾,更使我感到长兄的宽厚和温暖。我做寂寞的文学梦,他做张扬的文学梦,各自以喜欢的姿态沉浸在喜欢的文字里——我们是文字里的“同眠人”。
德利君参军后,在北京卫戍区。我在圣人的故里学习,他写信来,叙说他的生活,告诉我他们在练国庆阅兵式,嘱咐我留心电视,看看能不能找到他的身影。我不禁哑然失笑。我当然极想看到他做一个兵的形象。
我参加工作后,几年不得德利君的音信。一次在城东的街道上,忽然相遇了,彼此惊疑莫名。他还是方脸,方正的身材,说话口气节奏也还一样,然而留着几近光头的发型,神色中添了些老练沧桑,形象多少给人些许都市青皮的味道。俩人就倚了自行车说上半天,知道他从部队回来后进了工厂,家在东郊,还跟父母住在一起,妻子和孩子的情况也絮絮说到了。
然而自那一次至今,再也没有见过德利君,不知他是否象轴脾气的我一样,还在恋恋着阑珊的文字梦?
久违的德利君,曾经的铺盖里和文字里的“同眠人”,给了我的青春记忆上永久的抹不掉的温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