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文章纪念逝者,这还是我生平第一次。去年冬天,当我接到挚友尹平山去世的消息时,我的大脑瞬间空白了,我惊愕得无法相信,在电话中再三核实——待得到消息确实后,我不禁热泪长流,瘫坐在沙发上。
尹平山和我生于同年,只不过比我生日大了二个半月,所以我叫他尹哥,因他在家排行老二,有时叫他二哥。他是我小学同级同学,他那时住离我家约有二里路的武定路上,可能是我们俩从小投脾气,所以他总是到我住的大杂院找我玩,铁路、码头、海沿和一些好玩的地方,处处留着我们相依相伴的足迹。夏天我们在汇泉的景山的草丛中搜捕绿色的蝈蝈,秋天又兴味更足的逮着蛐蛐。为此,几乎踏平了山坡上的每一丛刺棵,翻遍铁道上的每一堆护路的石子,我们俩能玩在一块说在一搭而不是其他。我们彼此一个是另一个的影子,一个是另一个的寄托。每天上学,他多绕二里去,在我家住的二楼窗外喊我,放学也总是和我一路陪我到家后,再多绕路回他家。上小学时,他不爱读书,却常喜欢去书场听大鼓书(评书),尤其喜听“说岳全传”和“武十回”。上五年级级时,他竟效仿岳飞,裸着上体,跪在香炉前,让班里写字最好的男生,用大针在后背上刺了四个大字——“精忠报国”。然后在针眼上涂上蓝颜色,成为纹身刺青,从此,这四字伴随了他一生。
记得我们在球场上踢小足球时,每当踢得体热时,他便裸着上体光着脊梁,全校观球的师生看到他脊梁上的四个字,都为他的爱国精神感到震惊和钦佩,感到热血贲涨,一场普通的球赛,成为一场爱国教育课,以往球场上的加油声,现在变成整体化一、有节奏的“精忠报国!精忠报国”的口号……他在师生们的一片“精忠报国”的呐喊声中,他背着这四个大字,在球场上疯跑,右冲右突,连我们也受到感染,玩命地踢。自此后,连那些对他印象不好的老师,现在都对他肃然起敬,开始喜欢他了。
1964年小学毕业,平日学习成绩中下游的他,竟出人意料地考上了青岛第一中学,我对自己信心不足,报考了青岛13中学,由于超水平发挥,在录取的近800名考生中,发榜时,在按成绩顺序录取名单中,我名列前六名。
一、138个水饺
1966年,正当我们即将毕业前夕,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急风暴雨的斗争浪潮席卷全国,各地红卫兵唱着“拿起笔作刀枪”和“造反有理”的歌,纷纷走上街头,张贴着《向旧世界宣战》的大字报,要砸烂一切“四旧”,建立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随着运动不断发展,在“中央文革”的鼓噪下,各级党组织瘫痪了,政府瘫痪了,工厂、交通都瘫痪了,人们正天斗来斗去,在派性里不能自拔。全国的教育系统也全面停课停招,所有在校的66-68届学生都参加“文化大革命”和“斗批改”。这时的尹平山已经长成身高1.8米,体重达80公斤的大块,熊腰虎背之上架着他那圆圆的,孩子气的脸掩不住的笑靥使他总显得喜孜孜的,大而尖的鼻子,圆圆的下巴,儿童式的“学生头”——一绺头发斜伸在额头,这些都表露着一种善良、正直、还有些幽默感的性格。
1968年夏天,“文革”已经进行了整整两年,学生们沉浸在硝烟弥漫的革命烈火中。我于1968年4月底响应了伟人的号召,下乡到诸城去了。尹平山不想去,他想顶替父亲到国棉一厂去当一名工人。这年的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最高指示”发表后,全国各校学生、全社会都回报了空前高涨的热情,从次年一月开始,66-68届的中学毕业生绝大部分走上了“上山下乡”的道路。借助最高指示的发表,街道大妈又来动员说:你们家兄妹三人中去一个即可,老二你去了,我们也好给你姐你妹安排就业,你家一个不去,我们也不好说话。他为了姐姐和妹妹,慨然允诺,1969年一月份去了昌邑县一个贫困公社插队,留姐姐和妹妹在父母身边。
在农村,他和最强的劳动力摽在一起干活,推车子、赶车、扬场、打石头、各种农活……从不含糊,他还预备了推子,抽空为贫下中农们理发。
早春耕地时,由于这个队很穷,全队仅有的几条瘦牛累得趴下了,只好由他们队的十几个男青年拉犁(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啊,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欧美那些被我们誉为“万恶的、吃人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农业机械化的基础上,又早已实现了现代化和电器化,人家偌大的一个万亩规模的农场,仅需不到十人,实现了收、割、秸杆还田、播种一条龙,而我们的农民,在解放二十多年后,农业模式几乎还和数千年前的老祖宗一样,在学大寨的战旗猎猎招展下,仍进行着人拉犁、手工播种、收割的最原始的操作)。……麻绳愈来愈象刀剑一样切割着皮肤,他的肩红肿了,出血了,汗水流遍了全身,杀痛了脊背,杀痛了脸颊,湿透了唯一蔽体的短裤,顺着脊梁向下淌滴。汗水又象一层层棕色的油彩,涂遍了全身,一次比一次更黑更亮,更放光,连拉三天后,他的腰渐渐的不支,脚步渐渐凌乱,他心里背着伟人的那段有关“下定决心”的语录,精神的力量使他最终挺住了,顺利地完成了春耕春种,受到了贫下中农们的赞扬……
1970年春节,我在他家和他一起相聚,当时在一起的还有另外二男三女,都是知青。经介绍其中一个是他的表妹和他的知青女朋友马永红。在席上,他组那个叫小五子的小个子知青向我说了他的一件糗事:1969年仲秋节,队里杀了二口猪,分给他们知青组十斤猪肉,二十斤麦子,他们组决定晚上包饺子打牙祭,因为地处山岭,都是薄地,产量很低,所以他们队很穷,缺粮,打得粮食除上交国家任务,留下来年种子粮,饲料粮和提留,分到社员每人不到三百斤毛粮,那些年农民们肚里没有油水,又是最原始农业工具,劳动强度大,掺上糠菜也不够吃,每年要向富裕队借,春天借一斤玉米或瓜干,秋天要还斤半的。当然,这也比解放前逃荒要饭、卖儿卖女不知要好多少倍。就这样的日子,在当时队里还经常开忆苦思甜会,大队干部教育青年们“不忘阶级苦,珍惜今日甜,立足穷山沟,放眼全世界,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还处在水深火热受苦受难阶级兄弟,让他们早日过上和中国人民一样的幸福生活!(“自欺欺人,
我们的人民吃糠咽菜,还没扔下要饭碗,却正天喊着要去解放全人类,让世界人民都过着同我们一样的“吃糠咽菜,衣不蔽体”的“幸福生活”——这不是硬是将世界人民往火坑里推吗?
知青们平日多以瓜干、玉米、高梁为主食伴咸菜疙瘩或盐水煮白菜、萝卜,很少见油水荤腥,吃得直反胃,甚至饭一上桌就想吐。为了晚上这一顿“美食“尹平山早上出工只吃一个窝头。 本来队里宣布下午放假休工,下午回家准备过节,他中午又象征性地吃了一碗玉米粥,下午二点,正当他挽起袖子,准备为晚上的盛宴大显身手时,生产队长来了,安排他和队里的车把式刘老贵去30多里路的县城化肥厂拉氨水。他二话不说,就空着肚子,坐上马车走了。到了县城化肥厂,排了很长的队装上氨水后,天已经见黑了。他坐在马车上,肚子早饿得咕咕叫。须知他从早上晚上,只吃过一个窝头,中午喝了一碗玉米粥,坐马车簸簸了一路子,又用手抽了二吨氨水,这阵直饿得他眼冒金星,此时已远离县城,路边饭店、商铺也提前打烊过节去了,想买包饼干也没处买。祸不单行、偏偏“屋漏又遭连夜雨,船漏又遇顶头风”,他们来的时候一条好好的近千米的沙子路,现在全翻了,准备第二天修路,这可苦了他和刘老贵及那匹老骡子了。驾辕的老骡载着2.5吨氨水在这样的路上根本就拉不动。无奈,只得一人鞭打老骡,一人在后边推车,他们推一段歇一阵……约几十个回合,尹二哥连累加饿已几乎站立不住,就象爬雪山到了极限时,大口大口喘着粗气,全身哆嗦,四肢打颤,冷汗岑岑直往下淌,肚子响得二米外都能听得到……区区六七百米路,他们竟用了三个多小时,才走出这段尹二哥终生都感到可怕的“艰难历程”,到庄时已是夜里十点多了。人畜都累坏了,那匹老骡险些死掉。
组里的女知青一看他回来了,赶紧敞开锅,端出满满一大搪瓷脸盗水饺,由于锅底留着火,还热乎呢。尹二哥早饿得前心贴后背,头眼昏花,真应了那句话“虎恶狼恶没有饿恶”,见到水饺,就象一个饿疯了的人扑向面包一样,甩开嘴帮子狂吃一通,他本来饭量就大,平时一顿至少四个大窝头,二碗玉米地瓜粥。此时的他,坐在矮桌前,也不用筷子,二手左右开弓,象西游记中猪悟能先生吃馒头一样,一个劲地往嘴里甩。各位须知:他们知青包的水饺,个头都很大,一斤干面约包40个,尹二哥这一通竟吃了138个水饺,相当于吃了三斤半干面,若以一斤面一斤馅算,好家伙,他一顿吃了七斤饭,还不算饭后喝的二大碗饺子汤。那一盆水饺被他吃的一个不剩(第二天女知青还想把剩下的水饺用油煎一下,每人吃几个。当看到那一盆水饺被尹二哥消灭殆尽时,都惊得目瞪口呆)。
小五子的故事继续往下讲:
因为当时(1969年)和苏联关系很紧张,在中苏边境每天处于剑拔弩张中,在珍宝岛更发生了激战,双方互有死伤。当时全国一面搞文化大革命,一连随时和苏修开战——备战备荒为人民,所以当时各级民兵组织经常组织民兵训练,尤其夜间常搞紧急集合等突然袭击,然后拉练,实惮射击。尹平山刚吃完饭不多久,正打算睡觉,忽听得“吱吱吱吱”的哨子声,基干民兵又要紧急集合。尹平山太累太疲劳了,他本想不去,但他想起:一切从实战出发,如果现在是美帝、苏修向我发动进攻,我能不上战场吗?于是他也忘记了疲劳,迅速向社场跑去。
男女基干民兵集合完毕,包括知青在内共有四十八名基干民兵,站成四排,每排十二人,尹平山个子高,他站在右边十一名,第十二名是民兵排长。民兵连长是个复员军人,在部队曾当过副排长,他站在队列前,喊声“报数”,前排的民兵依次从左向右报数,报数的同时头向右甩向下一位。只听得一、二、三、四……轮到平山时,他一甩头,喊声“十一”,随着“十一”出口,竞从他嘴里甩出一个囫囵水饺,正好甩到民兵排长的脸上,民兵排长一惊也忘了报数,拾起一看,是一个水饺,顾不得队列规矩,拿着水饺给连长看:“连长哎,你看小尹他从嘴里甩出一个水饺来,打我脸上了”。惹得民兵们哄堂大笑,连长也哭笑不得……
这是尹二哥在农村闹出的笑话,此事在当地至今仍成为笑谈。
二、因言获罪
下面的事,却只能引起我们的悲哀、凄凉、心酸和惊心,那就是尹二哥遭遇的三度缧绁之厄。
1969年夏天,这一年风调雨顺,麦子长得出奇的好,获得了罕见的大丰收。尹二哥和社员们挥镰割麦,割到第二天,骄阳似火,至十一点时,气温高达36度,按队里的规定,必须割到地头才能收工。尹平山他们几个棒劳力离地头还有二十米,每个社员连累加热疲惫不堪。尹二哥更是热得汗流浃背,喉咙干得直冒烟,他走到饮水桶前舀起一瓢高梁水一饮而尽,又仰头,手搭凉棚了看太阳,笑着对其它社员们说“太阳真毒,要是变变天就好了”。二哥的意思是说,天太热了,如果变得凉快些,割麦子身体能舒服点,这本来是一句很正常,毫无错误的话,但在当时那年代,可是犯下了大不韪,经历过文革年代的人都知道:文革中,林彪、康生、、陈伯达对毛泽东极尽奉承谄媚之能事,别有用心地制造“顶峰论”,大搞现代迷信,不仅将毛泽东比喻为“永不落的红太阳”,到处开展三忠于、四无限活动,表忠心,跳忠字舞,把毛泽东推上“神坛”。用“誓死保卫毛主席”这个蛊惑人心的口号挑剔人们在言行上的一时疏忽而获罪,在当时,全国各地频频出现“祸从天降”的事情,一个部队宣传干部,书写大标语时,将“万寿无疆”,误写成:无寿无疆“,便从一个学毛选积极分子,变为“现行反革命”,被批斗,被判刑。有许多人由于情绪亢奋喊错了口号,进了班房。有人清理废旧报纸,若无意间将印有毛泽东照片的报纸扔进垃圾堆或失手将毛泽东石膏像摔落在地,更是反对毛泽东的“铁证”。据报载,南京有一老工人高空作业,恰巧在东风的下风向,被烟囱里飘出的黑烟迷得难以忍受,自言自语说了句“要是刮西风就好了”,结果被视为攻击毛泽东的“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竟被判刑七年……因此,在那年代,每个人都必须在别人监督下小心冀冀的生活。
在当时有许多无辜群众,说话时不注意,抱怨太阳热或者说“太阳快落山了”之类的话都被扣上“恶毒攻击”的罪名,锒铛入狱。就连1958年上演的优秀战斗故事片《铁道游击队》中那首非常好听、脍炙人口的电影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歌词中因有一句“西山的太阳就要落山了”整部电影被打成毒草,导演主要演员都受到残酷的迫害,歌词作者芦芒、何彬,作曲家吕其明被逮捕判刑。
今天,尹平山不经意间说“太阳真毒”,正好被检查割麦工作的村革委主任和“治保”主任听见,他们也可能出于“自保”(如被他人举报,他二人也可能牵连进去)就大声呵斥,质问尹平山,“尹平山,你小子刚才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尹平山也自知失口:“主任,我没有别的意思,我是说这天气太热了,如果变得凉快就好了”。主任说:“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你竟敢指桑骂槐,含沙射影,恶毒攻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我们贫下中农决不答应!”命令全体社员停工集合,在地头开了一个现场批斗会。批斗会结束后,押至村里一间小屋里,派上二个民兵站岗,报至公社革委会,下午公社治保会的公安员和民兵,经过一番审讯后,直接押送至县公安局。一个负责预审工作的公安副局长亲自审问,这个副局长是个转业军人,他很理解,同情这位青岛知青。但在当时特殊政治环境下,他讯问尹平山为什么恶毒攻击毛主席时,尹平山此时血脉贲张,他刷地脱下自己的衬衫,转过背去,“公安同志,难道我说句大实话就有罪吗?昨天36度的天气,坐在树阴下都嫌热,可我们在艳阳下挥汗如雨收割麦子,我说太阳很毒,让人受不了,希望天气变得凉快点不对吗?说我是反革命,我从小就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祖国,时刻准备用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为了励志,我以岳飞为榜样,也在背上刻上了“精忠报国”四个大字,就是希望自己能成为象岳飞那样的民族英雄,在祖国需要的时候,献出我的一切包括生命”。副局长看到尹二哥背上刻的“精忠报国”四个字时,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透过这几个字,他分明看到了尹二哥那一片赤诚之心。他不想让当代“风波亭”的冤案在他手中重演。他的眼睛湿润了,口气变得温和:“孩子,现在是非常时期,以后吸取教训,说话要注意。你安心在这儿住几天,过段时间再回去,否则我们也不好交代”。就这样,尹二哥在拘留所的厨房里帮助作了二十天饭,以认罪态度好,回村改造为名放回去了……
谁知三个月后,尹二哥又第二次进了局子,这一次是为表妹伸张正义……
(待续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