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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城籍作家王威原创作品
阁楼又一次飘荡在我头顶时,我兴奋到惊慌,不知该如何留住它。我知道这是我的梦,它经常悠悠地出现在我荒凉的夜里,让一切变得希望和美好。 “砰砰砰”,三声闷响让“阁楼”灰飞烟灭。我不可避免地醒了。窗外灰蒙蒙的一片,晨曦如同一块沾满灰尘的薄纱,乏力疲惫地飘散着。 搬来四楼很长时间了,有多长?我忘记了,我是个对数字极为迟钝的人。跟老任结婚时人家问我多大了,我当场张口结舌,惹得周围哄堂大笑。 我跟老任是在黄山认识的。老任是个行为艺术家。那时并不知道“行为艺术家”是种什么职位或者职业,可头衔带着“家”似乎就足以让人肃然起敬,敬到不敢询问。我跟他结婚很长时间,都没搞懂他这个“家”到底是干什么的。其实他不老,但他一脸的沧桑,似乎比珠峰历经的风霜还要多。我碰到他时,他正背着画架从黄山上往下走。左脚的旅游鞋前端裂开了,每走一步就忽闪一下。开始我没想跟着他下山,可他的口哨牵着我的耳朵,让我不由自知地跟在了后面。 听了他的口哨我才知道什么叫韵律,什么叫节奏,什么叫天籁之音。那天,听着口哨走到最后,我旅游鞋的前端也莫名裂开了,每走一步就忽闪一下。很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那天他吹的最稀奇古怪的是《万物生》,我什么也没听懂,可当他回头看我时,我才发现,自己早已泪流满面。老任停止了口哨,伸手替我擦掉腮边的泪水:“你听到了什么?”“生命。”我的声音有些嘶哑,我知道自己口渴了,已经跟老任走了几个小时,没喝一口水。我的回答让老任愣怔了一下。老任以后告诉我,就是那时,他忽然觉得自己得结婚了,跟眼前这个瘦弱矮小的女孩子。于是,我嫁给了老任。 嫁人后我才知道,生活并不是口哨,吹吹就能嘹亮和美好,生活需要真实。可老任不是一个真实的人,他活在艺术里。开始我很不习惯,那天我写东西累了,站到阳台上无意中朝下望去。我的眼睛就再也没有收回来。阳台下的马路上人满为患,车行迟缓,这一切都是因为老任。身上抹了一层厚厚水泥的老任,正步履蹒跚地走在人群和车流的前面。所有的人都不着急,心甘情愿地跟在他身后,看着这个用水泥把自己砌成一栋楼房的男人。那是九十年代初期,行为艺术还是一种很不可思议的事物,在人们的生活中代表的几乎是“神经病”。老任就这样把自己砌成一栋移动的楼房,用身体抗议城市里越来越多的建筑物,阻碍了人们的思维,阻碍了人们的情感,阻碍了人们对土地的热爱……这些都是老任在派出所里说的。那天,这条街先是交警,然后是民警都出动了。当然,应该说那天的结束,是老任婚后行为艺术的正式开始。 妈妈几乎骇住了,她搞不懂我上哪带回来这么一个疯子结婚,还住在家里。从派出所出来的老任面对妈妈的驱逐,没有丝毫羞愧的意思。他耐心地跟妈妈讲行为艺术的价值,行为艺术的伟大,行为艺术对人类的贡献。妈妈的脑袋仿佛被水泥禁锢住了,灌不进任何东西。老任几天几夜的说教换来的还是妈妈那两字:搬走!老任高扬的头颅终于垂下去了。我以为他投降了,心里有些隐约的窃喜。那时我才确定,原来自己并不爱老任,只是被他的口哨迷住了。 我连夜给老任收拾好了行李,告诉他什么时候在外面“行为”累了,就回来。跟一个贤妻替即将出差的丈夫收拾行李一样耐心仔细地嘱咐着,语调温和神色略带悲伤,其实,天知道我心里有多轻松和快活,甚至有些幸灾乐祸。耷拉着头颅的老任没有回应,我躺在床上快睡着了时,才迷迷糊糊听他叹了口气:“愚昧的人类啊,该如何拯救你们啊!”那晚我梦到老任把自己赤裸裸地钉在了十字架上,身上往下滴着血。我惊醒了。天刚蒙蒙亮。老任不在,行李不在。我疑惑地起身,发现客厅的灯亮着。当我来到客厅时,几乎被吓住了,这会是我梦境的延伸吗?老任赤身裸体,赤身裸体上是一道道缠绕紧致的细尼龙绳,一道道的细尼龙绳两侧,不可避免地勒出了白里泛红的皮肉。他直挺挺地贴墙站着,一副拒绝的姿态。我的手捂在嘴巴上,长时间没有喘上气来。当然,那次老任成功了,他身上一道道被绳子勒出的血印子成为了他留下的许可证。可妈妈搬走了,租赁了离我们很远的现在我们居住的锦绣小区402室。帮妈妈搬家时,我哭得一塌糊涂,那时我还不知道,用不到一年我也会逃离老任,搬去跟她一起住,并且以后一直跟着她。 说实话,老任是个好人。他为了阻止人们杀狗,把自己关进狗笼子里在狗肉馆的门前待过;为了召唤人们回归自然,热爱自热,把自己当树“种”过;甚至为了帮农民工讨要工资,把自己当砖头砌进墙里过……他做这些的后果是,我再也不敢下楼了,我怕看到人多围观的景象,我怕不知道什么时候老任从里面钻出来,用各种姿态和造型。 导致我彻底离开他,是因为他居然有一天晚上跟我商量要个孩子,当时我有些惊异地看着他,心里盘算他又在耍什么花招。果然,老任看到我没有吭声,说出了要个孩子的目的,是想把我生孩子的过程,设计成行为艺术供人们展览,让他们看到母亲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家,人类的降生就是一件艺术品的诞生。我没有给他留下任何信息,然后离开了,搬去了妈妈家。我相信,老任能看出我的离开其实也是一种行为艺术,题目叫《逃》。我希望老任不管哪天离开,能把我家的大门锁好。 “砰砰砰”,又是三声闷响。我一下坐了起来。 从我搬来四楼,这闷响就没停止过。我认定这是二楼的肥硕老太太用木棒捣天花板的结果。响声多数时候是凌晨一点五分和四点十五分发出,每周大约两晚,每晚两次,就跟医生开感冒药下的医嘱一样必须准时准确。 我刚搬来的那晚,还不知道这闷响的存在。当时,坐在地板上写我那个《遍地爱情》,周围一片寂静,其时已不知时间,不知地点了,只有键盘上的字在提醒我,一些人的生命正从这里开始: “门很快敲响,响得从容而礼貌,让人想到对方的优雅。苏米老师打开门,她面前果真立着一个晨雾般的女人。” 闷响从地板下轰然钻出,我腿上的笔记本一下跳到了地上,一种生命的本能让我迅速跳上了床。我懵了,彻底的!老任的行为艺术出现了吗?那是一种来自地狱的声音,仿佛有个青面獠牙的鬼拿着木棒在肆意地击打我们这栋楼,轰然倒塌是随时可以发生的。我想起了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安娜卧轨前的一段时间,深夜的梦中,总会有个老人手拿铁锤(似乎是铁锤,或者亦是别的什么铁器,时间太久,有些拿不准了)敲击铁轨,发出一种“切切切”的声音……我的手臂霎时凉飕飕的,一下按开了墙上的灯。凌晨一点五分! 那晚,响声不多时,楼上、楼下、隔壁发出了些许轻微的响动,夹杂着几声男人咳嗽,看来惊醒了一些人。恐惧慢慢消褪,这些自律的轻声响动,让我感到了人气。可笔记本电脑上的“苏米老师”停止在了开门时,她不知道该如何面对那个“晨雾一般的女人”,她应该也被发自楼板下的那声闷响击愣了,只能等待灵感慢慢复苏…… 我关掉灯,长时间抱腿坐在床上,屋内除了笔记本的屏幕发出荧荧的蓝光,其他陷入黑暗和沉寂。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躺下好好睡上一觉,在为“苏米老师”丢失了后面的人生哀伤吗?很长时间,我没有找到答案,直到四点十五分,另一声闷响准时响起,我才意识到,人的体内真的驻有神灵,很多时候,它会指引你的身体去接受或者拒绝什么,也许当时身体并不知道那样做是为了什么。四点十五分的这声闷响没有激烈地吓到我,身体只是打了一个哆嗦,然后躺下安心地睡着了。从那晚开始,我觉察到了二楼肥硕老太太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她很少改时间和少一声闷响,总是不负所望。 伴随着闷响,有时我眼前会出现一个肥硕的老太太举着比她胖大腿还粗的木棒,眼睛里全是绿光。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中一直确定是肥硕老太太干的,是因为她那让我熟悉的绿眼珠子吗?从我第一次见到她,就深深吸了一口凉气,多么熟悉的眼神啊,冰冷,凛然,高傲。 我起来了,厨房中有些响动,我知道是妈妈,昨晚妈妈就说今天是腊八节,早起煮腊八粥。 我用筷子夹起腊八粥中一颗被泡煮得肥硕的桂圆,感到有些恶心。在洗手间,我呕吐了很长时间。最后我决定下楼跟老太太谈谈那她绿色的眼珠子,哪怕她有一根比大腿还粗的木棒。 我穿着睡衣下楼,感到有些不好意思。我四下张望了一下,侧着身子快速往下溜,像一只惊慌失措的耗子。老太太家的门很奇特,没有锁眼。我好奇地看了半天,找不到锁眼所居之处。这源于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不知道谁用一种特殊的材料堵上了她的锁眼,第二天我们全楼响彻了她杀猪般的嚎叫。我曾经疑惑地趴在栏杆上往下望过,当然不排除我当时有些幸灾乐祸,可随着她把堵锁眼上升到了会危及到她生命的高度,我为自己的幸灾乐祸感到了惶恐,我是个失去了良心的人吗?我赶紧关上门进屋抱起了我的笔记本电脑。除了在现实中的笔记本和臆想中的阁楼里,我似乎对外界所有的一切都感到了一种怀疑和惶恐。 我放弃寻找锁眼,抬头准备敲门时,忽然发现门上的猫眼里转动着一颗绿色的珠子,我一下捂住了嘴。当然,那不是珠子,那是老太太的眼睛。她正冷峻地透过猫眼审视我。我慌忙拿开手,有些混乱地说:“不是我,锁眼,不是我堵上的。”猫眼里的绿光更加尖锐了:“你怎么知道堵锁眼的事?”“嗡”的一声,我感到脑子里一片空白,难道堵锁眼又是我的白日梦?我的手不知所措,又捂在了嘴上。当我慌乱的时候,其实我的双手比我还慌乱,它总以为所有的事情都是它搞乱了,只有在嘴的亲吻下才能安静些。 猫眼一下透亮了,门随之开了。老太太站在了我的跟前。我想起了那篇曾经被她半夜闷响敲散架的《遍地爱情》:“门很快敲响,响得从容而礼貌,让人想到对方的优雅。苏米老师打开门,她面前果真立着一个晨雾般的女人。” 我有些忧伤,为什么生活总是不如小说来的美好和优雅。苏米老师面对的是一个晨雾般优雅的女人,可我面对的是一个头上挂满卷发器的肥胖的老女人,她肿胀的眼泡,熊猫般的眼圈让人质疑她的夜生活。老女人面对的是一个神经质的常年穿家居服为主的末流作家,矮小,消瘦,眼神惊骇恍惚。我们两人同时露出了鄙夷的笑容。老女人山一般的身架镶嵌在门框里,如同一幅巨型人体写真挂在楼道里,我感到了稍微的压抑和吃惊。 老女人显然猜到了我的来意,她的眼睛里渐渐涌上了凶狠,我发现她的手伸向了门后,那里肯定藏着那根比大腿粗的木棒。我体内那种保护自己的本能又一次发挥了作用,倏地一下,我发现自己奔到了四楼自己家门前了。当看到自己家熟悉的带有锁眼的门时,我轻松起来,我怕看到自己被老女人像用木棒击打天花板一样击打。我为自己胜利逃脱了一场厄运而有些兴奋,忍不住吹了一声口哨。这声口哨响得猝不及防,我一下愣住了。继而心有些隐隐作痛。 这是我少女时期学会的,爸爸是不允许女孩吹口哨的。爸爸规定这个不允许前,我还不会吹口哨,并且从来没有想去吹的打算,可在一次饭桌上,爸爸皱着眉头对前来约我上学的木子说:“那会儿门外的口哨声是你吹的?”木子红着脸点了点头。爸爸严厉地说:“女孩子家的,吹什么口哨!”其实在这之前,我也厌烦木子的口哨声,感觉用泡沫在擦玻璃,声音锐利让人听了身上起鸡皮疙瘩。可木子的脸红激起了我的同情,我当即咽下口中的饭,簇起嘴唇,来了一声口哨,声音之响亮是我不能想象的,当然,那顿打也是我不能想象的。从哪以后,我开始了吹口哨生涯,直到爸爸去世。 今天一天,我是在口哨中度过的。因为我发现,吹口哨居然成为悼念爸爸最好的方式了。开始我吹得有些生涩,可慢慢流畅起来。坐在沙发上,我单调地吹着口哨,想起了很多往事。 因吹口哨而导致的那顿打,没能留住我的友谊,那天中午是木子最后一次约我上学。从那以后,我们就分道扬镳了,即使在路上碰到,她也丝毫不理我,仿佛我是透明的。我的口哨越吹越好,甚至还参加了镇上的口哨大赛,虽然没得到名次,也让我荣耀了很长时间。可从那天中午开始,我再也没听到木子吹过口哨。我感到对不起木子,由于爸爸的生硬,扼杀了一个孩子的快乐和两个孩子的友谊。我考上大学那年,木子嫁人了,听说对方是个医生。我为木子感到高兴,还托人送给她一匹唐三彩的马,可被她退回来了,随着唐三彩的退还还跟来了木子的一句话,这句话让我伤心了很长时间。木子说:“唐三彩在古时候是殉葬品,我的婚姻是坟墓吗?”我捧着那匹无辜的马流了很多眼泪,为友谊,为口哨,为自己,或者什么也不为,只是青春的伤感。 然后我又一次想起了老任。在我的嘴因吹口哨麻木了时,行为艺术家老任适时出现在我脑海里。不知他现在怎样了,妈妈的老房子怎样了。我产生了回去看看的念头,可这个念头仅仅一闪而过,我觉得没有老任的日子是那么放松和平静,我不想放弃这些。于是,我继续吹着口哨。吹着吹着,眼泪流了下来。 腊八节过后,在被闷响震醒的那些夜晚,木子和老任一直交替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可也仅仅是交替出现而已,我做梦也不敢想,他们有一天居然会牵着手出现在我的视线里。 那天,我病了。我不想告诉妈妈,我怕她忧心和唠叨我,尤其怕她说,终身大事也不去搞利索了,等我归西了,看谁照顾你。她一说这些,我就感到世界末日到了。等我从小区外面拿着一捧花花绿绿地感冒药回来时,老任和木子正在楼下激烈地接吻,说是接吻,可我越看越像一场战斗。老任把木子的手反背到她身后,木子的头斗鸡般前抻,前抻,直到狠劲一啄,老任猛地松开手,嘴角缓缓流出一些鲜血,这些鲜血让木子和老任脸上同时显现出一种奇怪地微笑。然后俩人亲热地牵着手走进了我住的三单元。我觉得胸口一下子闷住了。难道是我看错了?不会!虽然几年过去了,可他们的音容笑貌包括背影,没有丝毫陌生,相反,熟悉的感觉愈来愈强烈。我停住了脚步,站在楼下的桂树旁很久,直到天黑透。 我上楼时,老任那熟悉的口哨声似乎响起很久了,里面还夹杂着木子特有的泡沫擦玻璃的尖锐口哨声,快活而又轻松。我一步一步在楼梯上挪动,想起了黄山上刚认识老任时,他穿的那双开口子的旅游鞋,忍不住笑了一下。上到二楼时,我停住了脚步,口哨声是从二楼老太太家传出来的。盯着那扇没有锁眼的门,我一下恍然了,为老太太熟悉的绿眼珠子找到了答案。她的绿眼珠子跟木子的绿眼珠子几乎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我心里轻松起来,就跟解决了小说中的瓶颈一样愉快。为了怕把老任引出来,我强忍住了吹口哨的冲动,快速地溜上了四楼。 我刚把门关上,回过身,妈妈已经站在了我身后。她审视着我,眼睛里有些担忧和怨恨。我慌忙把药往口袋里塞,可撒了一地。妈妈蹲下替我一盒一盒捡着,我的鼻子有点酸,我故作轻松地拉起她:“妈妈……”楼下“嘭嘭嘭”的闷响出现了。妈妈迷惑地看向我,我看了看脚底,耸了耸肩膀,继续说:“我是说,今天捣楼声会提前。”闷响没有停留,继续延伸开来,其中还夹杂着愉快的口哨声。“为什么?”妈妈不解地看着我。我从妈妈手里拿过感冒药:“他们都是行为艺术家,妈妈。他们正在告诉我们,这些阻隔了人与人交流的建筑物是多么可恶,应该捣碎它!”妈妈有些慌张地看着我,小心地看了看门口:“老任……老任来了?”我扔掉感冒药,抱住了她:“妈妈,不要怕,不只他们,我们都是行为艺术家,哪怕死掉,如果愿意,也可以成为一种行为艺术。”妈妈如同一片深秋风中的落叶,在我怀中瑟瑟发抖,那声喟叹让我终生难忘:“唉!躲不开的喧嚣啊!” 阁楼,阁楼……伴随着“砰砰砰”声和口哨声,阁楼悠悠地飘荡在了我的头顶。它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到我的面前来了,长到我都要忘记它了。我不知道该用惊慌还是欣喜来迎接它,我只想进入其中,让它带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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