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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终于得到证实了,虽然不敢相信,不愿相信,但这是事实:你已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生病?交通事故?何时?不必再去了解了,那只会增加心情的沉重与忧伤。
你去了。得知你去世的消息在这个春和日丽的三月。窗外的迎春花笑得那么灿烂,素淡的白玉兰、嫣然的紫玉兰也正微笑着展露风姿,那些缀满嫩芽的柳条正婀娜地起舞,穿梭于枝头的鸟儿们叽叽喳喳地说着什么新鲜事。一派生机勃勃的大好春光,然而,这一切,你却感受不到了。这个消息,多么残酷!
确切说,我们不是朋友,我们之间是没有交往的,只是医生与患者家属的关系。时隔几年,对你来说,我就像你接触过的无以数计的患者或患者家属一样,是没什么印象了,而我对你是有着极清晰的记忆的。你没有一般中年人的肥胖,那件淡灰色的短袖衬衫、那件深蓝色的圆领短袖衫、那件白大褂,得体地衬托出你矫健匀称的身材,你总是迈着不疾不缓的步子,显得优雅从容;你说话同样是不快不慢,脸上总挂着淡淡的微笑,温和又亲切。那寸把长的黑发更显出了你的清爽干练。那埋头书写时的专注,看胶片时的沉静,询问病人时的和蔼,说话时轻松的语调,都恍如昨日。这一切,都只能是永远的记忆了。
我对你是有着特别的好感的。让我经常困惑的是那么斯文儒雅的你竟是主刀的外科主任,据说是业内很有名气的医生。我曾在医院展出的优秀医务人员栏中看见过你的照片,你被排在优秀科室主任之首。可是,我却怎么也不能把文质彬彬的你与那冷光森森的手术刀联系在一起,你更像一个有涵养的学者。
几年前的初秋,在朋友的介绍托咐下,你成了我母亲的主治医生。母亲须做个大手术,你说最低要准备三万元,我跟你说了我们家当时的拮据,你说,放心吧,我们会尽量把费用降到最低。当谈到手术的风险时,你说任何大小的手术都可能有意外发生,我不能保证什么,但还是请你相信我。望着你那平和的面容,我对你有了一种信赖感。手术前,朋友暗示对主治医生应有所表示,这几乎成了潜规则。于是我包了六百元钱托朋友给你。第二天,你让护士叫我过去,谈手术的事,末了,你递给我一个信封,示意我可以离开了。你把钱原数退回来了,还有张字条:说实话,我现在不缺钱,而你们正需要。给老人买点营养品吧。这大大地出乎我的意料,也深深地感动于你的坦诚。手术很成功,我们对你充满了感激。我从病历上记下了你的手机号,我母亲康复得很好,也就没有了给你打电话的理由。
第二年的夏天,我父亲也住进了你们科。你那时在外地出差。医生说得做手术。父亲说还要你做,你做,心里踏实。朋友给你打了电话,你又电话嘱咐了有关人员,做手术前的准备。我们盼着你回来。你竟然还记得我在哪所学校,你说你儿子是在我们学校毕业的,你对学校印象很好。你说我们应该是同行,只是形式不同罢了。那是我们第一次说到了与工作无关的话。这次我们没送红包。父亲说等秋天收了花生吧。后来,父母说了几次,我说就算了吧,事情都过去了,再说人家也不希罕的。于是感恩之情只能铭记在心里了。现在想来是多么的懊悔!
单位组织体检,我查出有胆囊息肉。我跑上去问你。我说,我父母都挨了你的刀,下一个要轮到我了。你笑了:不是在咒我下地狱吧。然后说给你开个药方,保持好心情,会好的。后来真的好了,但你是不知道的。那是我们唯一的一次开玩笑,也是最后一次。
一直以为我们都会好好地活着。直到上周日回家,父母说你不在了。我当时大脑缺氧般一片空白,以为父母说错了。父母说也是才听说的。我们都沉默了,我半信半疑地,因为真的不相信。后来找到你的手机号,给你发了短信。过了两天都没有回音。心,渐渐沉了下来。但我还不敢相信。又给朋友发了短信。他的回复粉碎了我仅存的一点点希望。
母亲做手术那年你儿子刚上大学,你现在也就四十多岁吧。你是这么年轻,你的事业正如日中天。太不该!太不公!太无情!
从来就没想到过你会这么早地离去。错过,竟成了永远!
为你心伤,在这个阳光明媚的三月。
安息吧,李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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