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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谣,乃民众口头咏唱的歌谣,其缘起历史已久。诸城的民谣,具有淳朴、直率、诙谐、活泼的特点,有着鲜明的地方性和时代性。它记录着历史,而又不以时间的推移而泯灭。多少年来,在人民群众中口耳相传,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
不同历史时期产生不同内容的民谣。小时候,婶婶们经常教俺一帮孩子唱: 小板档(凳),靠河崖(yai), 摊了个女婿不成材, 会掷骰子会码(摸)牌, 这个日子过不来, 拨拉拨拉咱分开。 大的分了七八个, 小的分了两布袋。 什么? ———小孩!
常常惹得俺们格格格笑成一窝儿。年龄稍大些了,听一些庄户人闲啦呱的时候,又顺口溜道:
庄户人家三件宝,丑妻薄地破棉袄。
当时似懂非懂,以后,听人们解释,旧社会,佃户们因为家中有个年轻貌美的妻子或几亩肥田,常常招引地主恶霸垂涎三尺,他们挖空心思霸占了去。过年穿上件新做的小布机织的“干线子”棉袄,出门串亲,路上也会给“截路”的土匪扒了去,稍有反抗,小命不保。乍一听还真吓人呢。奶奶说,“那当(那时)真的乱腾,你5岁时,土匪白天牵了咱牛去,夜间又来绑你‘票’,亏得你三叔把你送到相州才脱了险。”
即使在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年月,也有些令人捧腹的民谣。有一个“秧歌调”的《吹大气·十二个月》(取其一): 正月里呀正月正, 我到北京见过大总统, 总统一见将我迎, 点头握手三鞠躬, 脱帽挽臂称年兄, 请我到府上给他纳章程。 哎呀呀, ———叫我坐龙庭。
这只是生活无着的穷苦人在悲怆中的一种奢想,也是对窃国大盗袁世凯的嘲弄,一个伪总统向一个平民百姓脱帽鞠躬,不正是他向人民低头认罪的写照吗?
1945年,诸城第一次解放。不久,人民政府发动农民参军保田运动,农村中唱出的民谣,才有着积极向上的新意。有一支《劝郎参军》的“五更歌”(选一)
一呀一更里, 黑呀黑了天, 奴劝丈夫快去把军参。参加老六团, 为的是抗战, 家中的事不用你挂牵, 奋勇打胜仗, 保家又保田, 胜利把家还, 把家还。 …… 1946年7月,伴随着这民歌,广大青壮年踊跃参军参战,诸城十个区就有4300多名青壮年报名参军,组成一个新兵团,开往前线。
但是,随着土地改革的结束,有的农民眷恋着有吃有穿无忧无虑的新生活,只看到自己的小家庭,别的都置之度外,有一首民谣就是对这种人的内心写照:
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当时,这种思潮在一部分农村干部中表现得很突出。记得我一个邻居,识得一些字,区里的干部动员他脱产,他怎么也不答应。当时他还不到二十岁,刚娶了媳妇,家中几间房,一头犍牛,一头猪,十几亩地,还有菜园,生活相当舒服,脱产每月才二十几元钱,怎能舍得离开小安乐窝呢。
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农具、牲口,先是几家“搿犋”耕种,逐步组织起互助组,不几年又办起农业生产初级合作社,农村出现了一派大生产热潮。进入青年时期的我,亲眼看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太平景象。农民似乎对这种安逸不满足,又顺口唱出对生活的向往:
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 出门不小心,苹果碰着头。
曾几何时,这民谣一度激励着广大农民,也包括弱冠的我在内,这歌谣成为奋发追求的目标,梦中我常常给这“崇高”意境引发出幸福的笑声。可是,当步入不切合实际的“跃进”年代,这种向往只能成为遥远空想的“乌托邦”。在公社化的二十年中,“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大批判开路,社员往自留地浇一点尿,也要受到批判,说什么“一罐尿,两条道”,将农村经济引向一条歧路,农村狂热而萧条,生活苦涩而又贫穷,农民的积极性被扼杀,人们只有以消极怠工发泄内心的不满,有这样几首民谣: 喊破嗓子敲破钟,社员迟迟不上工。 村边候,路口等,到了地头坐个坑。 你上坡,我上坡,记的工分一样多。 你下田,我下田,划个圈圈一样圆。 劳多户你别喜,分多分少不由你; 劳少户你莫愁,分配东西按人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农村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我县先是推行了吕标大化村大队“五定一奖惩”联产到队、到组的经验,之后,又相继出现了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1984年人民公社解体,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家庭经济模式,广大农村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新气象。于是,就又有歌谣赞颂:
责任到了田, 人人争当技术员; 责任到了户, 家家都有队干部。
大包干大包干, 直来直去不拐弯; 包了工,联了产, 又治穷来又治懒。 大包干办法强, 出干劲出产量; 杀大猪宰大羊, 从此不吃供应粮。
几十年前的梦想成真,不仅耕地不用牛,农村田间播种、灌溉、收割、运输、脱粒、面食加工等,全都实现了机械化、电动化,家家电灯电话,不少农民还有无绳电话、电脑,过去传统的“炊烟袅袅,牧童放歌、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已经成为了遥远的过去。广大农民正在向着“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迈进,民谣也将在更灿烂的明天注入新的内容。
(作者系山东省诸城市原史志办退休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