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文艺创作的辉煌流程

　　文化是人类群体生活实践在物质和精神上所创造的成果总称。一定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同时又反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苏东坡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也是继承和弘扬诸如巴蜀文化、周秦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齐鲁文化、燕赵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天才与通才。他在中华大地上的言论作为，是宋及宋代以前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并对当时和后世的政治、经济、文化起着巨大的作用。东坡独自一体地创造了仕宦文化、伦理文化、空间文化这样三维观照、时空交错，每一维中又形成一种三维整合效应的文化现象，即“东坡文化现象”。我认为，“东坡文化现象”始创于山东密州，发展于湖北黄州，具体地说，即苏东坡的文艺创作成熟于密州，经徐州，而进入黄州，发展辉煌，达到高峰。现从横向的构体上予以展示，让我们具体地认识和掌握其辉煌流程的脉搏。

　　自然界和社会界客观事物的发生、发展、兴盛和衰落过程，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外文艺家的政治生活与文艺作品的正反演进规律。一位文艺家成功的文艺作品，固然受他历史背景、社会现实、地理环境、政治思想、人生意志、道义襟怀、生理心理、文化功底和生活情趣等因素所制约，但主要的还是决定于他的政治思想和文化功底。在中国封建社会，一些大作家政治生涯上的遭贬，往往促成他文学创作上的意外而非凡的成功。屈原、杜甫、杜牧、韩愈、柳宗元是如此，苏东坡亦是如此。苏东坡自求外任密州、徐州，以后被贬黄州，政治生活均发生了重大变化，身心陷入一种特定的历史地理环境中。这不仅让他避开了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的漩涡，远离是非烦恼，明哲保身，可以坚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仕宦文化观，不改政治初衷，有所作为，而且让他能深入底层生活实际，扩大社会阅历，接触许多重大题材，写出“古今绝唱”的作品。于是有人认为密州、徐州直至黄州的逆境，是时代赋予苏东坡这位文学天才的膏壤沃土。是的，如果没有这些逆境的磨砺，中国历史上顶多又多了一位平庸碌碌的官吏而已。

　　苏东坡作杭州通判时，曾撰写过不少诗词，但独立的风格尚未形成，迄至密州、徐州太守任上，诗词创作渐趋成熟，许多名篇佳作开始问世。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东坡从杭州赴密州途中，作《沁园春》（孤馆灯青）：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

　　“致君尧舜”，雄姿英发，这时，东坡的政治热情和艺术才华已充分显露出来。

　　苏东坡首任密州州官，虽然传统的仕宦进取观念很强，但“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理想破灭，加剧了他的超尘脱俗之隐情。于是只好寄情于佛老，以“超然”的情怀，尽其州官职守，全力抗旱，灭蝗，辟泉，收养弃子，兴修水利，建造新堤，采摘杞菊充饥，忘其政治隐痛，而将这一时期的进取仕宦与失落人生等矛盾复杂心态付诸笔端，才情大露，不可收拾，涌现了他的一批得意之作：《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祭常山回小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雪后书北台壁二首》、《薄薄酒二首》、《醉白堂记》、《盖公堂记》、《超然台记》、《李氏山房藏书记》、《雩泉记》、《与鲜于子骏书》等等，开创了他的“自是一家”的豪放词风，形成了他的“超然文化”或者“密州超然文化现象”。

　　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东坡知徐州，和在密州任上一样，亦是儒家的“奋厉有当世志”的精神支撑着他尽职尽责。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不惧天灾人祸，抗击洪涝蝗灾。正因他又是外任徐州的，深感政治理想失落，不免又产生了强烈的归隐思想。他频频地步上云龙山，拜访云龙山人张子骥，享受放鹤、招鹤之隐趣。“苏轼在仕宦生涯中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只有在诗文的审美中，才得到生命的意义，这就是他更为企慕归隐，企慕卸下面具，回归自然的人生”，正因如此，他在此期间创作了富有个性才情，颇具徐州地方特色的文艺作品：《访张山人得山中字二首》、《续丽人行》、《阳关曲》（受降城下紫髯郎）、《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永遇乐》（明月如霜）、《起伏龙行》、《九日黄楼作》、《百步洪二首》、《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五首）、《快哉此风赋》、《宝绘堂记》、《放鹤亭记》、《日喻》等等。

　　东坡贬居黄州，虽然首次遭受政治上的灭顶之灾，但他的仕宦理想和文艺创作之火并未熄灭，依然沿袭着、承继着密州、徐州的仕、文之路走来。这个时期，政治生活与在密州、徐州时期有点不一样，虚官无权，但他照样忠君爱国、躬耕助农、拯救溺婴、为民请命；文艺创作，却与密州、徐州时期一样，有着许多的共同特点，如《念奴娇》（大江东去）、《江神子》（梦中了了醉中醒）、《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写呈取笑。”此词开创了豪放词的先河。贬谪黄州后，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借周郎以言壮志，并作《题大江东去后》：“久不作草书，适乘醉走笔，觉酒气勃勃，纷然出也。东坡醉笔。”这首词把豪放词风推向了高潮。在去密州途中，他豪情满怀，幻想联翩，创作了《沁园春》（孤馆灯青）；在黄州，他遭受磨难，激愤不平，创作了《满江红》（江汉西来）。在密州，他超然尘凡，借月抒情，创作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在黄州，他牢骚满腹，对月幻想，创作了《念奴娇》（凭高眺远）。在徐州，登燕子楼，作《永遇乐》（明月如霜），刚一脱稿，即“哄传于城中”。在黄州，夜游临皋，作《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弃词船上，惊动太守徐君猷。在徐州，元丰元年春旱得雨，东坡到石潭谢神作《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五首）。在黄州，元丰五年，雨后微雪、大雪，与太守徐君猷在临皋亭预兆丰年，大醉，作《浣溪沙》（雪中五首）。在密州，首次外任，他超然物外，作散文《超然台记》；在徐州，心向云龙山，追求仙鹤的隐逸情趣，作散文《放鹤亭记》；在黄州，身幽囹圄，向往“羽化登仙”的幻境，作散文《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些均表现了他在密州、徐州、黄州所特有的高品位的，包括政治、道德、人格、哲学、艺术等方面的“超然”、“归隐”、“羽化”等社会意识形态（从广义的文化而论，亦可称作文化形态），亦可命名为“东坡文化现象”。他密州的“超然”文化心态，为他徐州的“归隐”文化心态，随之徐州的“归隐”文化心态，又为他黄州的“羽化”文化心态等等奠定了根深蒂固的思想基础。

　　元丰中期，彭城人陈师仲，搜集苏东坡在密州、徐州两城做太守时所写的诗篇，编成《超然》、《黄楼》二集，并征询苏东坡的意见,东坡谢之。正因有密州《超然》、徐州《黄楼》二集在先，才有黄州《雪堂集》、《黄冈集》的继后诞生。这就是说，密州、徐州时期东坡的文艺成就，为后来他贬居黄州的文艺创作，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功底，培育了成熟的艺术技能，准备了坚实的创作条件。如果没有密州、徐州外任时期文艺创作的雄厚基础，无论如何，东坡文艺创作的高峰是不会在黄州出现的。

　　                 （作者系湖北黄冈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