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个伪读者的角度

　 　 就是在这部电影里，我知道了张艺谋、巩俐、姜文，还知道了小说的作者莫言，也知道了莫言是高密人。对高密我是熟悉的，也是有感情的。对父亲付出了深厚感情的姨嫲就是高密李家庄子人，逢年过节，我都会和大姐去看望姨嫲。父亲的好朋友乔新光叔叔也是高密人，隔三差五就来我家找父亲吃酒，每次都吃得酩酊大醉。西注沟离我家只有十几里，我经常陪父亲去赶集，在我的印象里，西注沟是一个拥挤也繁华的地方，当时，西注沟就是我去的最大的地方了。
　　

　 　 《红高粱》是在1987年演出的，正是我高中毕业落榜之际，当时同学们有的考入大学，有的准备复读，有的招工进厂，只有我一个人孤零零地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欲哭无泪。在我极度孤独和极度无奈时，“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句歌词充斥在我的耳间，从另一个角度很给了我一些鼓励的。

　 　 母亲不同意我回学校复读，我先去一家做睡衣的服装厂做工三天，刚学会了做睡衣的腰带，就来学校做了一名教师。课余班后，老师们也在谈论《红高粱》，一个长相标致的女教师还说，你看《红高粱》把中国最粗野的语言都搬上了银幕，后来我才知道，《红高粱》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是中国电影的第一次。张艺谋说感觉整个中国都在扬眉吐气地往起站！中国大陆电影中的男人第一次有性欲是在《红高粱》中，头一次有性感的女性形象也是在《红高粱》中。“我奶奶”和“我爷爷”这两个形象的性感对中国和外国的观众都是一眼可见的，很有些视觉吸引力和性格魅力。莫言说在视觉上、色彩运用上，营造出这么强烈氛围的，《红高粱》是新中国电影第一部。女教师嘴里的粗野无非是最原始的人性。

　 　 后来，我在诸城日报上读过莫言写的一篇文章，题目记不清了，才知道莫言是一个军人。前几天在百度中发现莫言裸着上半身和张艺谋照的照片，肥肥的军裤，黑红而强健的肌肉，很倔强的脸孔，可爱极了。
　　

　 　 在这期间我还认识了高密文化馆的一个叫王懵的老师，他还去我教学的地方看过我，送给我一本他写的报告文学《崛起》，和我谈起过莫言，很崇拜的样子。当时没有电话，也没有联系这个老师，他送给我的书，也因为搬家遗失了。
　　

　 　 搬来城里，也是我放弃教师工作很多年的事了。在城里的九年，我自己做过老板，打过工。就在我最窘迫的那年，长笛手给我送来了第十期诸城文学，大红的封面，和红高粱一个颜色。扉页上是莫言的题词：自古诸城多文人！当时我手中拿着这本诸城文学，思绪万千，书中有我好几个朋友的文章，我想到了很多年前的事，也想到了很多年后，我自己的样子。也就是从那天起，我真真正正地拾起了自己搁置了17年的笔，开始用文字和心灵对话，我不敢说自己会有什么成绩，但是用笔记录下自己生活的点滴，说说自己身边的人和事， 茶余饭后，这些生活的露珠会带给人们心灵的滋润，我就会拥有无尽的喜悦。
　　

　 　 一个人来到这个世上，是宿命，也是缘分。即使工作也是一种缘分。走着走着，我又进了文学这个圈子，其实这个圈子是不适合我的，不是圈子不适合我，是我不适合这个圈子。人的很多东西都可以改变，唯独父母遗传给自己的那些根的东西难以改变。我是个里外不统一的人，外表看着亲善随和，内里是一个顽固不化的人。我唯一抛不下的，就是自尊。
　　

　 　 第一次进作协的办公室，我就在东墙上发现了傅主席和一个慈和的男人坐在一起，这个人的眼里有一种大的东西，眼神平放，神态平和，像一个邻家大哥哥。我看人和看物有我自己的原则，不管人和物都会短时间传递给我一种别人感受不到的气场，这个人当时给我的气场就是：太平静了！
　　

　 　 当我问及此人是谁时，傅主席把俺好一顿批，好像他最尊敬的学长被俺慢待了。这就是莫言，真是木文化。
　　

　 　 一句木文化，吓俺一跳，好在事实如此，我也就心安理得。我从没有觉得自己有文化，文化是一种道德。
　　

　 　 在胡培玉老师家的书房里，我也看到了莫言老师和他的合影，还有和诸城很多个老师的合影，神态依旧平静大度。
　　

　 　 在作协的书橱里，我发现了高密神话诗人牧文的诗集《红高粱》，莫言作序。
　　

　 　 和诸城毗邻的高密，因莫言，因文学而走近。
　　

　 　 墙上莫言的照片和对桌傅主席喋喋于莫言的话题，我对莫言还是知之甚少的，是我的悲哀。
　　

　 　 在潍坊网友朱魁然的空间，我看到了他和莫言的合影，他问我认识莫言吗？我回答不认识。他给我看莫言送他的书籍和莫言的题字：“朱魁然正之！”。“朱魁然小兄，闲时一翻”。谦逊而轻松的几笔，一个大师的胸怀了然纸上。莫言还给朱魁然写了一副对联：“万事皆如意，一切都顺心”。莫言对家乡的赤子之情和对家乡兄弟的关爱，不言而喻。我问及朱魁然和莫言的关系，他告诉我他不认识莫言，他在09年8月，在电脑上查到莫言老家的地址，第二天就带着自己的作品来到高密大栏镇平安庄，通过莫言的二哥打听到莫言的电话，获悉莫言第二天要来高密参加文学馆的开业典礼，朱魁然第二天也来到文学馆，因为人多，无法接近莫言。过了些日子，朱魁然打电话得知莫言回了北京，他就去了北京，在平安里附近找个旅馆住下，通过短信和莫言联系，莫言非但没有感到厌烦还让女儿去拿来了朱魁然重达四公斤的作品。之后，朱魁然又在高密见到了莫言，莫言就赠送了自己的作品和对联。
      

　 　 此时的莫言获得了很多的奖项还发表了很多的文学作品，可是对家乡一个初学写作的小伙，却不厌其烦地指导和关怀，这是一种大善良。
　　

　 　 诺奖公布的那日，北京的诸城文友在上午就在文学群里说莫言获奖了，群里顿时哗然，是欣喜若狂的激动。他又说在审定中，那时我们就预感到一个大的喜悦会像一朵大红的高粱花一样绽放在高密的上空，同时高粱花的馨香也会传播在全中国的上空。
　　

　 　 七点，傅主席就给我发短信，说莫言获奖了，他们一行三人连夜去高密看望莫言的父亲并祝贺，让我立即发帖庆祝。
　　

　 　 第二天，所有的报纸和媒体都是莫言和诺奖的话题。莫言获奖就像红高粱里的爷爷奶奶，是中国文学压抑久了的最终宣泄和爆发。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一旦绽放，就见其光华。
　　

　 　 诺奖一直是中国人一个难以圆的梦。每年诺奖时期，很多中国作家在患得患失中都要集体“痛经”一次，中国籍作家在与诺奖擦肩而过108次后，莫言诺奖，等于集体“高潮”了一次。
　　

　 　 获奖后的莫言依然低调、清醒、淡定，但是无论莫言如何淡定，冷置边缘也近阳痿的文学又被这位邻家大哥炒热了，不仅家乡的文学爱好者热血沸腾，全国的文学热也将再一次掀起狂热的高潮。
      

　 　 获奖后的莫言一直住在自己的家乡高密，他的父亲和家人对他获奖也很冷静，高兴之余，和往日是同样的纯真和朴实。我没有资格评论莫言的任何一部作品，但是作为一个大家，在得奖后如此平和和如此地冷静，自身就具备了大的精神体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