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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初婚。 立冬,心情莫名糟到极点,加上季节交替的原因吧,自己竟活蹦乱跳着病倒了——可悲恰逢老婆出差。 高烧不退,头痛欲裂。 老妈热衷于中医,寻了一圈,终择了几个“带胡子”的问诊,众口烁金的断定“疑似流感”——好在自己不属鸡,想想该没什么大碍。 少了推杯置盏的应酬倒也清闲,只是心情久久的抑郁,想必眼神也黯淡,惹得老妈见天儿长嘘短叹。 单位上几个轮番探视我的“铁杆”,却每每千篇一律怪异的强顔欢笑,尺度又都拿捏的恰到好处,相信即便心存幸灾乐祸,也能完全做到不显山不露水,开始时,只有我明白大家是因为麻将三缺一或者酒桌上气氛浓郁程度不够的缘故,才窜呼的那般殷勤, 后来老妈才发现,除了综上所述,人人带来与我共饮的三鹿礼品盒中,装的竟有一半是青啤易拉罐——众狼子终被集体棒打出黄府,顺便老死不相往来。 狐朋狗友作鸟兽散的那段时日,“孤寂”和“病痛”开始交替着余音袅袅, 绕梁三日后,基本就双双相见恨晚永结同心了!看着我紧咬着牙关,豆大的汗珠滚落,满屋“中华庸医”异口同声将罪则归功于墙角那半盒三聚氢铵和麦芽乙醇! 最终,还是远方一位博学的药剂朋友与其平了反——我病情加重的主要原因,是混进中药的一味“车前子”,化肥含量、药物残留严重超标所至。 “中华草药”在老妈心中的待遇瞬间与我的几个铁杆平起平坐,伙同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的下水道——先是老爸的一箱“宁夏红”被莫名浇了毛白杨,后来连女儿最爱吃的“糖醋山药”亦正式绝别了黄家菜谱。 老妈正如“为了纪念屈原端午节要逼我们吃棕子”一样(当然,自从有了女儿后,这天,大都改吃肯德鸡了),我开始正式厚此薄彼的与西药结缘——天天吊瓶、西药不止。 每每几个“白加黑”和“感叹号”下肚,喉头都会一番恶苦,老妈递过来的大半杯糖水奔腾向胃,依然苦不堪言,老人家开始拧着眉头狐疑:难不成西药里也含了黄莲?我自糖水里拔出嘴巴,哭丧着小脸辩证:没黄莲,但有黄莲霉素啊! “忆苦思甜”的日子持续了个把月,病情却丝毫未见好转。 这天来电,隐约急切的声音里,已听出又是我出差异乡的妻子,不过此次有所不同,通话几分钟后,老妈竟反常的雀跃起来,电话前一味的催促:那感情好,快寄来,赶紧的!放下电话更是美滋滋的夸:你那小媳妇还真能耐,从国外搞来了一粒特效药,还不苦。 我果然很快便痊愈了——那粒药真的不苦,而且特甜,甚至甜到让我怀疑它压根就是一粒糖!当时打开邮裹,一行小字,跃然纸上:老公,难过的时候,吃一粒糖,告诉自己,生活是甜的。 原来生活中,有时治愈我们顽疾的,未必一定是苦口的良药——正如与我们生死相依的恋人所表达的爱情,未必一定就是花前月下或耳语鬓磨,那......可能只是来自远方的一句轻柔的问侯,或不经意的叮咛。 多年以后,偶尔想起那粒药,的确会说,太甜了,真希望......再吃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