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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皆好色,文人也然,并非因为饱读诗书就刀枪不入,不过,文人的好色带有一点含蓄的雅趣。
一次,胡适的朋友在他家聚会,徐志摩抱来一大堆德文色情书,大家争着看。胡适说:“这种东西,都一览无遗,不够趣味。我看过一张画,一张床垂下了芙蓉帐,地上一双男鞋,一双绣鞋,床前一只猫蹲着抬头看帐钩,还算有一点含蓄。”看看,明明是好色,还希望拥有无穷的想象。
还有,陈独秀在北大教书时好逛八大胡同,他与高君曼同居,得意地写信给苏曼殊,说:“新得佳人字莫愁,公其有诗贺我乎?”明明是非婚同居,一时竟还传为佳话了。
也许因为陈独秀一向反传统,所以没有人敢去呵斥他的不道德,要知道,在中国文化里,色与德是对立的,好色者坏德,德高者戒色。然而,是人就有情欲,而“多情者必好色”,所以自有文章以来,有情趣的文章大多有情色文字。因此,“情色”在文人笔下就变得有些山隔水阻,曲径幽篁,形成了雅趣。
文人或许是技痒,总想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事情写出来。于是,我们读到欧阳修写的纤纤玉手:“玉指纤纤嫩剥葱”;白居易写眼睛:“回眸一笑百媚生”;李白写气味儿:“一枝红艳露凝香”;宋玉写身高:“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还有秦观,写得更诱惑:“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漫赢得青楼,薄幸名存。”中国历代娼风大盛,那是才子佳人欣赏与被欣赏的时代,李白、白居易、苏东坡、秦观、柳永等墨客骚人哪一个不是风月中人?吃花酒只是更增其一份潇洒飘逸,也许,面对红粉佳人的轻松能让文人们找到更多的灵感与激情,试想,没有了李香君,能有《桃花扇》?没有了琵琶女,又哪来的《琵琶行》?
要知道,古代的文人在其声色犬马中,比我们现在想象中的要高级得多,雅趣得多。
过去的妓女讲究色艺双绝,不光靠一张脸取悦于人,有好颜色还要有好才情,文学修养是极紧要的标准之一,只有书香的熏陶,才上得“芳谱”的。读晚清小说《花月痕》就知道,“十花品第”之第一名刘秋痕便是工昆曲、好读书,文学修养极高的女子。而苏小小的诗文,柳如是的才情,董小宛与恋人之间的唱和,无不充满文学的韵味。同时,她们因为有丰富的人生阅历,见识往往高人一筹,所以,妓女们多为才女,且多数是卖艺不卖身的。
而文人光顾青楼,那叫“狎妓”,重点放在调情上面,甚至只是纯粹调情。柳永在《少年游》里就有一句“狎性生疏,酒徒萧索,不似去年时”。“狎”与“嫖”的概念略有不同,“狎妓”的重点不在发生男女关系,而在于调情,而调情者,自然要双方旗鼓相当,才情处于伯仲之间,才能调出味道,调出“性”趣。你作首艳词,对方就必须弹首艳曲以示高下;对方跳支艳舞,你也应该要会打个鼓点助助兴。若说饮酒对诗,作画对弈,更是文人“狎妓”中的家常便饭。他们唱和诗酒雪月风花,琴瑟和谐要焚香沐浴,剪烛伴读也要青春佳丽,只是品评赏玩一下女性美而已。
相比之下,如今的人根本就不懂好色,不仅缺乏欣赏的能力,而且缺乏耐性,缺乏调情的才情。以前的女人含而不露,是被旗袍包裹得严严实实之下的诱惑,就连当年的梦露裙摆也是往下掩的;如今的一些女人,能少穿就尽量少穿,裙摆都是往上撩的,甚至刻意走光,刻意搞出个什么门来。
柳永已逝,井水边处再没柳词;胡适客死孤岛,芙蓉帐前没有了绣花鞋,奈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