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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他的学生,我作证,他的确曾经做过乡村教师,若有徇私欺世做伪证之情节,甘愿承担因此造成的一切不良后果之责任。 写下证言,签下名姓,摁上指印,盖上公章,我把这张A4纸的证明书交到眼前这位干瘦老人骨节如算盘珠子般的粗糙大手上。 这是他第四趟跑到学校里来。六十好几的人,骑个破旧的老式自行车,上岭下坡一个来回十六里,又是这样的大热天,虽说为自己的好事忙活,但毕竟不那么轻松。 我看着他笑眯眯地迟缓而小心地折叠起证明书,迟缓而小心地放进一个红色软布兜里,心里洇出淡淡的心酸。 “老师你再好好想想,有没有漏掉的事情?”我轻声嘱咐。 “好了,这一次应该是明白的了!又来麻烦你,回吧,忙工作吧。”他嘴里忙活活地跟我说话,一双褪色的解放鞋散乱着节奏向外走。 他跟我同村,是我小学一二年级的老师,姓辛,这些年来在村里我一直喊他辛叔。我们那时的小学低年级,只学语文和算术两科,他教语文兼班主任,算术由同村跟他同姓的一位女老师教。 我上四年级的时候,学校里忽然不见了他,听大人们说,他不干老师了,回生产队了。 我当时当然不能理解这其中的缘由。后来才知道,那时干村里的老师,白天上课,晚上办公,两头忙也只抵得上生产队里一个正常劳力的公分,还干不了家里私活儿,捞不了瓜菜杂粮的贴补,家里又是上有老下有三四个小的,搁谁家也不是很划算的账。我想,这大约是辛叔辞职的主要原因吧。而更直接的原因,据传是当时的教育组领导在全乡教师大会上,就通考成绩的事儿,几次三番批评他。他终于受不了生活和工作的双重逼迫合力推墙,又受着那时金刚怒目非此即彼的决断心理的引诱,横下决心辞职了。听身边的老教师们说,那时的领导真是粗率可爱,当众骂老师娘,罚老师站,命写检讨书,责挖大粪坑儿,根本不是什么新鲜招法儿。我越想越惭愧,也是我们这些顽劣不学好的孩子连累了他——他不是那种能出高徒的严苛的老师。 然而他此前曾经坚持着一干五年,在我的印象中那时学校里仅有的三两位年长老师,他是其中之一。也是长大才渐渐知道,那时村里找个人教孩子多么为难,高中毕业的人是难得的宝贝,满村就那么两三个,再找就只能是初中或者高小毕业;文化水讲究不了,就只好讲究一点脾性,只要略有些耐得心烦的好性子,情愿受孩子欺负,乐意跟孩子玩闹,听两句劝愿意当老师就行;顶不济就只好先讲究个样子,让老少爷们看上去文绉绉有点先生模样。即便是这样,人也经常是今天来明天去,熬得下来的实属不易。我想,只要能在乡村的讲台上站得住挺得过来,就是了不起的人了不起的老师。 然而,我的辛老师没有站得住,站不住了,他回家做了本来的勤勤恳恳的农民。于是在村里遇见他,我就只是喊辛叔,一开始心里还曾经嘀咕这称呼的恰当与否,纳闷他怎么会一下子抛却得了孩子们心里那个讲台上的老师形象。 我考上学,听父亲说,辛老师曾向他道喜,且不无炫耀地说,这个好孩子,大名儿还是我给起得呢!这话让我一下子窥见了老师内心山水的秀丽一角。可见那么多的岁月云烟,终究遮不住辛老师以自己的学生为骄傲、以自己曾经的教学生涯为骄傲的情愫 共和国没有忘记为乡村教育梦的实现做出过奉献的辛老师们。这次曾经的农村民办教师调查统计,就是辛老师们的福音。传说中的政策补助虽还只是杯水车薪,驱不走生活的艰难,但毕竟明示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一种民族和社会的共识。 于是我的辛老师才有了这大半年的忙活,查尘封的档案作证,找吃财政饭的人做保,填各种表格,受各样询问,连我们从旁看着都觉得繁琐无聊,虽也是一番把好事办成实事把实事办成好事的实在架势,却到底不由人不觉得有拿好人当坏人审的折磨,然而他却始终微笑着,逢人便说好事情好事情,仿佛天上掉下了大馅饼砸到他脑袋上似的,明显心理享受胜过物质满足,直教我想起一句俚语:四十里路撵乌泱子(一种极小的喜结群飞行的昆虫),不是为了口食儿而是为口气儿! 也正因为是这样的心理吧,他固执地坚持宁肯委屈自己的那份实诚。在我上学之前,他就已经有过将近两年的工作经历,而后间断了一小段儿时间又接下来干,然而现在那两年既查不到档案又找不到合适的证人。又不是故意作假,如实写下来就是,等人家处理吧,我这样给老师建议。然而他说,还是不写吧,怪麻烦的,拖累了谁都不好! 我没有理由不为自己这样的老师作证。然而也只是给辛老师作证而已,却没有等到机会给象他一样的其他老师作证。 跟辛老师一同教过我一二年级的女辛老师,早已远嫁外乡,据说也没有继续做老师。我心里曾经默默等待着她也笑微微来做同样的事情,然而终究不见踪影,难道她忘记了我这个曾经的学生?还是以为当时的小屁孩哪能担得起证人的责任?我上学,是她来找的,在家门口旁边黄昏的巷子里,她蹲身抱住我的双臂,仰面嘱咐我隔天去上学的柔声,仿佛现在还萦绕在耳边。她可是生起气来粉面含威能让我们心尖儿发颤的,所以她不干老师后倒没有被领导怎么批评的传言,她的确仅仅是因为婚嫁生育而离开讲台的。 还有一位朱老师,高大威猛,却出人意料有一条会拐弯儿的好嗓子,能高声领唱让小孩子迷醉的各种歌谣。满学校的音乐课差不多都是他上的,其实也没有多少课,那时的音乐课除了老师的嗓子什么也没有,不到非上不可通常是不上的,我只记得他给我们教唱过《生产队的小鸭子》。朱老师也教其它科,据他的那些学生说,这个人有脾气,发起火来也挺吓人,然而不经常,经常的倒是嘻嘻哈哈宠着学生。1982年底乡里教师整顿,他成了被整顿下去的一个——我们那个学区整顿下去的也只有两个人。我听说消息后,小小心里只知道可惜了他的歌声。他后来合家搬迁到女儿婆家所在的外县去了,据说曾经回过老家,然而我没有见到,这次也不见他来做这次调查统计的有关事宜。 他们都是我的老师,我的亲老师,如果还有机会,我十分愿意为他们一一作证。 用今天的尺子比量,他们身上的确各有不足,给人遗憾,然而在那个时代暗淡的乡村背景上,他们却无疑是同侪中知识上的佼佼者,脾性上的温婉者,作派上的优雅者,我们这些后辈的进步成长是从他们孱弱的肩头起步的,是托赖了他们的艰辛努力的。 共和国的圆梦历程上印着他们残缺艰难的脚步,共和国终究不会忘记我们的辛老师们。 祝福我们的辛老师们。 2014年“中国梦·教育美”教师节征文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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