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真是好东西。一个小小机缘,它竟把我与阔别二十四年的张兄又连缀了起来。 张兄是我的高中同学——因未曾征得本人的意愿,这里只举姓而不列名,我们在那个藏在深山怀抱里的小小学校里一起呆了三年。 张兄在班上众同学眼中是个美男子。个儿高,肤白,穿着体面,姿态端庄,据说父母都是正式工人,居住着单位院子,在那个年头,在那个小小山村环境中,用了今天的流行话语,张兄不仅算得上“高富帅”,还要占着“白富美”。这还不够,老天更要在其他事上也赤裸裸地偏心眼儿,张兄还有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当我们张口就是脏话粗话土话的时候,他怎么能把官话说得滴溜转?我们高三语文老师对他深为赞赏,亲自带他上省城去参考播音。而且他又做我们的班长,在班里政坛上抛头露面数风流。 虽说那三年我们同处一个班级教室,尤其后两年更同在一个唯一的文科班,但坦率地说,我跟张兄却少有面对面的交流。这里面有学习紧张的因素,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两个:一是我个头矮小,形象萎琐,座位总是在教室的前三排,与遥据后排的男女生们交流不便,更兼物以类聚,自卑得混不到“高层群体”;二是我生性怯懦,寡言语,少交接,心理闭锁,行动被动,班上有四五十人,我却只跟寥寥几个人来往。 然而有一件事情,却令我对只曾远观不曾“亵玩”的张兄从心底里刮目相看。 我那时候的偏见,以为天然资质优越的人们,通常不会也不大需要发奋。我大概潜意识里也把张兄列入了这一类。文科生吗,虽然那时跟现在骨子里并无二致,一切向考试看齐,但是即使到了高三,也依然素面朝天嘻嘻哈哈,走路高声诵古诗,打闹恶搞经典。然而也许是我注意力分配不到,从不曾见过张兄有这样的浮躁言行,也就不曾见到他作为文科生的特别擅长。 高三时候的一次,我从一位同学手里转借到了两本书,一本是王作荣先生的现代诗论,一本是香港作家评论家刘以鬯先生的杂文集——名字却想不起来了。问过后,知道这书的真正主人是张兄。我心里很惊讶,觉得背负沉重的高三毕业生,有心买这样名目的书,不仅眼光不一般,而且推想这人这样的学识视野真是学生中的凤毛麟角。 当然我那时也对这两本书喜欢得不得了。爱好文字者,大约都有先爱好诗的起步。我那时也正喜爱着诗歌,尤其现代诗歌,有时候心血来潮手痒痒,就到日记里写着偷乐;而且还要去推究这诗歌的神秘妙处,于是就又喜欢看诗歌的阐释评论。王作荣先生的那本诗论,正可以满足一下我浓厚的渴念。我激动地似懂非懂地读完全书,又把书中引用的诗作似懂非懂地抄录到笔记本上,预备将来似懂非懂地温习。刘以鬯先生,那时连名字也闻所未闻,“鬯”的读音和意思都还是查字典得来的。他那本文集中关于台静农先生创作的评论让我感到新鲜、意外,更让我在鲁迅、郭沫若、茅盾等这些现代文学的巍巍青峰外,还看到了别样风光的存在。我后来到另一个小城学习,还特别寻觅台先生的作品《地之子》和《建塔者》,并在稿纸上学写文评。这些东西有的现在还在我的书橱里,一次没事儿拿出来看,我这庸常之人竟也象钱钟书先生所说“惊而且骇”。 我那时在似懂非懂中得来的可怜的这些收获,全赖了张兄的帮助。因为书是从别人手里转借的,还回去也没有向张兄致谢。二十四年后的今天,想起这件事,我愿意借网络这个好东西送上我迟到的谢意。 我自己的经验:见到自己的老师,总有精神赤裸的感觉;见到同学,则不仅精神赤裸,而且还有光屁股的肉体赤裸的感觉。我不禁要学小沈阳问一声:张兄,这是为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