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人们一起闲谈,说到村人中父母的能耐跟儿女的出息的某种关联,父亲说,“人家也说,队长的孩子也都有出息来。”我们禁不住都笑起来。 其实我们夸赞的都是别人家,父亲的话里却明显藏有自夸的成分。的确,他老人家是干过将十几年的队长,然而干队长也算上得了台面的能耐吗?而我作为他的孩子仅仅是跳出农门当个老九,也称得起“出息”这俩字吗?于是,我们毫不犹豫地笑起来。 父亲也跟着笑,笑得不自在,满脸皱纹里躲闪着这个年龄极少见的羞涩。 体贴一点儿说,我笑得有些不应该。作为长子,又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儿,父亲干队长的岁月我当然知道得更多些,他是愿意不时跟我谈谈他早年的事情的。 那是属于父亲的青春岁月,他内心引以为自豪的青春岁月。 父亲算不上个低调的人,然而他也极少跟人甚至家人夸耀自己。只有在醉酒的时候,父亲往往笑着对家人说:“我那时候,……”,母亲通常即刻打断他,“哈了点儿猫尿就瞎咧咧,困你的吧哈!”这人就只好无奈笑道:“好汉不提当年勇哪!”我能感觉到,父亲内心是寂寞的。 父亲干队长,天天得喊人干活儿。每天不等天完全放亮,父亲就早早下炕上街,挨家挨户喊自己队里的劳力妇女们上坡干活。“起来哈!夫男到××干××哈,妇女到××干××哈!”震耳欲聋的粗壮声音在朦胧的小街小巷回荡,社员们哈欠连天,有的还骂骂咧咧,极不情愿地出门上坡。喊得久了,好事的社员们就把这例行的叫喊,变成了调滋味的黄段子,不过此处还是学贾平凹先生的笔法,删去那多少字吧。就此一项,父亲该讨多少人嫌哪。放到今天,还不得有人赏他耳光,告他扰民,索他个侵权赔偿。 父亲干队长,赚了个能干的“好名声”。生产队男男女女上坡干活,也是要搭帮儿配对儿分小组。可总有个把懒汉,把式不行,活儿不想干,扯人后腿,害人受累,众人避之唯恐不及。一旦搭不上帮儿配不成对儿,这懒汉就以此为借口更加撂套不干活。父亲是队长,别人逃避他不能,于是这懒汉就成了父亲几乎永久的搭档。父亲几乎总是一人肩挑了两个人的活儿。队员们言不由衷地夸赞说,队长能干,一个顶俩。这膀大腰圆一身膘的懒汉到老来还时常跟父亲说起:当时多亏了你,才挣得下工分儿,别人都不稀搭理我,就你肯带上我,你真能干。 父亲干队长,不知他是否以忙为荣?一天之中两头不见人影儿。我的脑海里,他似乎总是在吆五喝六地领着人们干活,分粮食啦,锄地犁地啦,汽油灯下吵吵吆吆地开会啦。到老来积习难改,春夏秋冬,每天天不亮就下炕出门儿,母亲说,你父亲就是困个鸡眨眼儿,他怎么就不知道害打盹儿呢!? 父亲干队长,光受累不行,还得受憋屈。每年到公社报产量,父亲老是害怕报多了交多了社员没的吃,他的办法就是跟在别人的数字后面报,一次又一次,一遍又一遍,就是报不下来。父亲和会计商量来商量去还是下不了决心,牢骚骂娘,赌誓撂挑子,临末儿发狠道,人报我就不能报?难不成天老爷就光饿死我们队里的!? 父亲干队长,我们小孩子的确也得到过实惠。春天种花生秋天收花生的时候,每当我到生产队库房门口,总有熟悉的社员笑嘻嘻往我布衫的口袋里塞花生米儿---父亲从旁看见了要大声喝斥。而到年底,一位身材矮小面目丑陋的年老妇女就到家里来了,一面跟父亲絮说残疾的男人怎样不中用挣不出口粮,一面从厚棉衣大襟下掏出仨俩的煮鸡蛋递到我们姊妹们面前。我们都害怕地躲着不敢接。父亲这时总大气地说,大婶子你放心,但凡队里有,就不能叫大叔和你过不了年。这人就絮絮地说一大片感激的话,临走不忘把煮鸡蛋撂在炕沿儿上。 父亲干队长,据说也是有政绩的。前几年,一位同队的老社员告诫我,不要看不起你老子干队长,他能领着二百多号人,把小麦的口粮从几十斤提到一百六十多斤。了不得呀,不简单呀!全庄还有五个队,没一个赶上的。可是我竟没有感受和记忆,不管分了多少,我们只是知道白面一年当中吃不了几次。 父亲干队长,生性懦弱的我最佩服的一点儿是,他求上进的豪勇。他这个队长是自己争来的。那时父亲是庄里团委的积极分子。队里的前任队长,人高马大,声高气粗,性情暴烈,骂人是每天的功课。而生产功课却做得不咋地,社员们不高兴。父亲去找老书记,拍胸脯说,我能把队长干得比他更好。 我的父亲,干过十几年生产队长的父亲,既不是劳动模范,没有劳动奖章,也从不听说被评过“三好”、“五好”,更没有蒙过哪位领导的赏识提拔。他的的确确没有拿得出手看得见的功劳。 现在生产队早没了,那个时代被否定了;父亲的队长没了,父亲的青春荣耀也散成过眼云烟。父亲的内心是寂寞的,我知道,我应当知道。对于那个被否定了的时代,青春的父亲越是勤谨努力越是增添它的荒诞不经。
我的父亲,不时会跟我谈谈他干队长的事情。他越来越平静甚至平淡的说话,传到我心里的是越来越浓重的寂寞和荒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