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城原名东武,地处山东东南部,西汉初年置县,隋开皇十八年改名诸城。
在诸城产生一个有着重要影响的古琴流派,绝不是偶然的,它是诸城文化长期孕育的结果。
诸城文化发端于先秦,其前身是中华文化三大来源之一的东夷文化。
由于战国时期修筑的长城将诸城疆域一分为二,分属齐国和鲁国管辖,诸城文化明显受到了齐鲁文化的共同影响。
齐鲁统治者的“因其俗,简其礼”固然让其控制的诸城疆域较多地保留了东夷文化,鲁统治者的“变其俗,革其礼”也未能让其控制的诸城疆域完全周化。
倒是由于齐鲁两国的统治,齐俗的“宽缓阔达而足智”及鲁俗的“好儒备于礼”,皆被融入了诸城文化之中。
诸城文化具有很强的兼容性,但其主流依旧是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在诸城境内的广泛传播,为古琴艺术在诸城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土壤,
因为儒家思想非常重视音乐的社会作用和政治作用,而古琴正好被儒家思想家赋予了特殊的意义。
诸冯是诸城境内一个小小的村子,位于诸城县城以北处的潍河西岸。
诸城派古琴形成于十九世纪初年,蔚为大观于二十世纪初年,但其形成过程却并不为人所知。
后人对于诸城派古琴的了解,主要来自诸城派琴人保留下来的很好的几部琴谱和他们撰写的很少的几篇关于诸城派古琴的文章。
从目前所能掌握的资料来看,诸城派古琴最早的弹奏者为诞生于清嘉庆年间的王既甫和王冷泉。
王既甫家住诸城县城后门口街,王冷泉家住诸城县城东面的王门村。
有关他们的渊源情况,目前只知道王冷泉宗金陵派,王既甫宗虞山派。
至于长江下游南岸的古琴流派何时传到诸城,现已无从考察。
诸城琴派的这两位早期古琴家所弹奏的曲子有很多是相同的,曲子的立调体系也完全一样。
两个人的不同主要是演奏风格,王既甫的演奏清澈淡远,王冷泉的演奏绮丽缠绵。
演奏风格的不同足以证明他们两人不可能出自同一师承。
有关王冷泉的师承,至今尚未找到任何资料;有关王既甫的师承,亦无可靠资料,只知道可能是家传,因为王既甫的胞兄王寿常也会弹古琴。
王寿常从小就跟随其父在贵州居住,并游历过江南数省。
诸城派古琴最初的传播仅仅限于诸城境内,王既甫的第一代传人和第二代传人全部是诸城人,王冷泉的第一代传人也全部是诸城人。
从王既甫的第三代传人和王冷泉的第二代传人起,诸城派古琴迅速遍布全国。
除了山东,江苏、河南、湖北、浙江、陕西、河北、广东、四川和天津等省市也都有了诸城派古琴众多的传人。
作为中国近代琴坛的一件盛事,诸城派古琴的勃兴有着诸城派琴人自身的因素,也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
诸城派古琴在全国广泛流传之后,在其发祥地却衰落并且消亡了。
偌大的诸城,如今已很难找到操缦之人,甚至已很少有人了解这一以诸城命名的古琴流派了。
关于诸城派古琴在诸城的式微,学者们有过种种猜测,有的学者甚至将诸城派古琴在诸城的式微归咎于王燕卿的南下和王心葵的北上。
王燕卿的南下和王心葵的北上,肯定会对诸城派古琴在诸城的传播产生重大影响,可无论如何也不会导致诸城派古琴在诸城的式微,
因为他们的很多弟子毕竟还生活在诸城。
导致诸城派古琴在诸城式微的最主要原因,应该是战乱和近现代诸城人对传统文化的毁坏。
战乱频仍的年代,人们连生存都得不到保障,自然也就无暇顾及古琴的传承了,有关诸城派古琴的资料和器物之所以很少留世,与战乱有着重要的关系。
据王秀南的女儿王凤襄回忆,早年其家中有琴,有筝,有瑟,藏琴多达二十多床。到解放时,仅剩下两床古琴和一个筝了。
祖传的手抄本《桐荫山馆琴谱》,由于她和丈夫张育瑾的悉心保管才幸免于多年战乱中散失。
长期的战乱不仅影响了诸城派琴人正常的生活,也在他们的心灵上投下了抹不去的阴影。
民族危难之际,诸城派琴人用抚惯了琴弦的双手攥起了枪,用子弹和鲜血取代了琴弦来抒发情感,宣泄愤懑。
在诸城派琴人的心中,古琴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音乐本身,而成为理想人格的象征。
诸城派古琴的勃兴与在诸城的式微,虽然早已成为历史,但其留给后人的思索却是沉重的。
原创: 甘子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