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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城天主教堂又叫城里天主教堂,大约始建于1908年。历经沧桑,站到现在,仍坚如磐石,数得上是座坚固的古建筑。它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做过贡献。 1945年9月6日,诸城获得解放。9月8日,参加解放诸城的攻城部队官兵,列队举行隆重的入城仪式。9月9日,中共诸城县委、县政府就在城里天主教堂召开诸城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解放初期城里天主教堂是城区最大的礼堂),县委书记钮新农在会上宣布成立诸城县人民政府,同时宣布诸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已完成历史使命,予以撤销。这是诸城县人民政府在诸城解放后第一次使用诸城天主教堂。 1946年6月,中共诸城县委在天主教堂集结组织200名青壮年民工,赴沂水北店子一带,护送八路军伤病员去垦利、利津等地。7月至8月,“反蒋保田”,“参军支前”运动在全县掀起高潮,两次共有4300名青壮年报名参加解放军,并大量涌现出“送子参军”、“送郎参军”、“送兄弟参军”的动人事迹。“诸城县新兵接待站”就设在城里天主教堂。就在那年,我二舅哥首批入伍。城东区臧家铁钩村(现在属密州街道)12名入伍的青年由指导员(当时共产党组织在群众中未公开,村指导员就是村党支部书记)殷来顺同志亲自带队,集体去城里天主教堂新兵接待站报名参加解放军。当时我岳母也领着我老伴(时年我老伴才5岁半)一同去了天主教堂。那才真是亲自“送子参军”。据我老伴回忆,新兵报到时,不用体检,只是让报名的青年走走步看看,只要不瘸腿,就算合格,就去记名。入伍的青年都排着队,登记一个新兵的名字,接着就发给新军装,并立即把随身的便服换下来。换好军装后,就有服务的女青年给戴上一朵用红纸做的大红花。戴上红花后,我二舅哥就和其他新兵一起站队进入教堂开会。过了大约一顿饭的工夫,新兵就出来了。我二舅哥母子离别时,对我岳母说:“开会说了,明天部队首长就来接兵。娘,回家后,叫我妹妹好好上学,我打完仗,解放了全中国,就回来。”一边说,一边把大红花摘下来,给我老伴戴上。 1947年1月,“参军支前”运动再掀高潮,全县又有3100名青年参加主力部队,另有100多人参加地方部队,他们也都是分期分批在城里天主教堂报到集结后,直接由各野战部队领兵首长带回***部队的。时年2月,为适应战时需要,成立“诸城县支前指挥部”,指挥部就设在城里天主教堂。从1947年到1949年,诸城县多次大批的支前民工、担架队、小车队等,也都是由各区分管支前的副区长到支前指挥部领了任务后,各自带队到城北五里堡村后大树林子里集合后,再分赴各指定战场的。 1947年9月7日,国民党侵犯诸城,我诸城县党政机关和骨干力量连夜撤出县城。9日上午,我军放开路口让敌人进城,并于当晚乘敌立足未稳之际,发起猛攻,突入城里,经过激战,将敌人压缩到滨北中学院内(现在的实验中学初中部)几近全歼。在敌援军即将赶到时,我军撤出战斗,敌军以死伤一千多人的代价占领我一座空城。当时,我们住在天主教堂附近的群众,都跑到天主教堂避难。在避难期间,白天敌人不让群众做饭,只准在晚上做,因白天做饭冒烟,怕暴露目标。每天晚上每人分一大碗煮熟了的高粱米,就算一天的饭了。我们一直在教堂里住了约半月。后来,敌人将避难的群众从天主教堂里赶出来,国民党军住了进去。后来听说是敌人的指挥部搬进去了。 从1947年9月9日,国民党占领诸城后,解放军就包围了城区,每天攻城不断,而且白天不打,都在晚上打。每天下午6点钟左右就开始有枪声了,到9点多钟打的最激烈,天空就像用火线织的网一样,满天的星星好像都镶嵌在网眼里。大约晚上10点钟以后,枪声就渐渐地稀了,约12点以后,基本就没有枪声了。这种战事形势持续了较长一段时间。在诸城将要获得第二次解放的那天晚上,也就是10月14日晚上,情况就不同了,不但从傍晚开始就有枪声,而且枪声越来越密,大约从10点多钟开始,枪声就像簸箕倒豆子那样密。再往天上看,整个县城就像被罩在一架密密的火线网下面,网眼小到分不清星星还是火线网眼了。从午夜12点以后,枪声就开始渐渐地稀了。天近佛晓,敌人被我军强大的攻势全部压缩到县政府和城东南角的天主教堂里,在我军一阵猛烈的攻击之后,敌人全部缴械投降。我们被枪炮声震得一夜也没合眼。到1947年10月15日上午,被国民党反动派和还乡团占领了35天的诸城县城获得了第二次解放。 城里天主教堂在战火中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在第二次解放诸城时,因敌人的指挥部就安在天主教堂里,所以攻城的人民解放军就集中强有力的火力猛轰教堂,致使教堂这座建筑物的周身留下了许多弹孔。现在,在教堂南面的墙上(六间教堂大屋是东西走向,正门开在东山墙上)还有五六个鸡蛋大的弹孔。而最大的一个是炮弹弹孔,就打在天主教堂东山墙大门的上方,其深度约有15厘米左右,面积也有50厘米的见方。这就是战争的印记。从诸城解放到文化大革命的二十年间,我们每路过教堂大门口一次,都要驻足看上一眼,即刻就回忆起当年战争的情形。到文化大革命时,正好就在那个大弹孔的位置,用铁皮焊了一个直径约一米左右的大红五星,扣在那个大炮弹孔上,即便如此,大炮弹孔倒是盖着看不见了,但在其右上角还有一个茶碗大小的弹孔露在外面,真是无法抹平战争的创伤。而在教堂东西两座屋山的尖上(是圆弧形)原来是木制的大十字架,文化大革命时,在做大铁皮红五星盖大炮弹孔的同时,将十字架换成了避雷针。 1947年冬和1948年春,由于匪患后,生产尚未恢复,再加上涝灾和旱灾,出现了严重灾荒,致使群众生活出现了严重困难。诸城县委、县政府积极响应上级号召和有关指示,领导全县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进行生产自救,开展了恢复生产和重建家园的创造性劳动,战胜了灾荒,渡过了难关,更加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解放战争。我们居住在城里的居民,更是困难。为解决城区居民的生活困难,县委、县政府决定,由诸城县生产推进社(诸城县供销社前身)牵头,以天主教堂为办公场所,根据上级指示,组织城里的部分群众给解放军做军鞋。这项决定,既支援了全国的解放战争,又给城里的居民解决了生活上的燃眉之急。我们家就是靠做军鞋,才度过了1948年春的困难时期。 那年春天,每天天刚亮,我父亲就到天主教堂去排队领做军鞋的材料,材料都是现成的,鞋底、鞋帮都是军队的被服厂早做好了的。每十双一捆,另外领上鞋的麻线。我父亲每次都是领十双鞋的料(不开捆领,一天做不完十双,可以几天做完后再交)下午太阳落山前必须把十双鞋全部交上。上鞋的活,以我父亲为主,我母亲除了干上鞋的活,主要任务是做饭。 我每天早饭后(每天的早饭不变样,都是高粱面糊糊)就挎着提篮,扛着扒,到城东铁钩店子(现在叫铁水)村北的高粱地和玉米地里拔野菜“曲曲牙”,馇小豆腐。拔一段时间的菜,再拿着绳子去拾草(那年我12岁)。中午不吃饭,渴了,就到小河里扒泉子喝水(那时无污染,小河的水是清的)就着自带的蒜瓣儿(不肚子痛)。太阳刚偏西,就往家走,用扒杆挑着拾的草和菜。到家放下担子,我母亲就快盛一碗小豆腐给我吃,我狼吞虎咽的就吃完了。放下碗,就背上早捆好的十双军鞋去天主教堂排队交鞋。我父亲只能在这时才有时间睡点觉。收鞋的同志检验合格后,就收下鞋,接着给5斤大豆(算作加工费)。背着大豆回到家,天就黑了,全家就坐下来吃晚饭。饭,很简单,全家都吃小豆腐,咸菜是公共的,随便吃。这年春天,在五十多天的时间里,每天的饭谱都相同,早饭,高粱面糊糊,中午、晚上吃小豆腐,再加咸菜,其他的干粮一点也没有。我们就这样度过了近六十天的艰难时光。从1947年到1949年,全县共做军鞋6万双,都是由诸城县生产推进社负责,分批在天主教堂集中后,再送往各***部队。此举,既支援了全国的解放战争,又帮助城区居民度过了生活难关。 从1947年诸城第二次解放,到1950年上半年,天主教堂一直都是归诸城县生产推进社使用,但是,县里的大型会议全部安排在天主教堂召开。 1950年冬,胶州新生京剧团来诸城流动演出,县政府就让该剧团在城里天主教堂设剧场卖票演出,每张票2万元(合新人民币2分),开始算流动演出,由于演出效果较好,很受群众欢迎,所以就由流动演出,变为在诸城固定演出了。到1951年春,该剧团就正式更名为“诸城县新生京剧团”,并将天主教堂作为固定剧场了。1951年6月,诸城县政府决定城里天主教堂另作他用,所以“诸城县新生京剧团”就在诸城西关大街中段路东,集资建成大棚式的剧场,该剧场框架全是用大竹竿搭成的,棚顶和围墙全用山席做成,不过棚顶多两层山席,围墙是单层山席。诸城县新生京剧团,从此搬出了天主教堂。 1951年7月,胶州专区实业公司,在诸城县建立“益民轧花厂”,厂址就设在城里天主教堂。当时从胶州运来32寸皮辊轧花机32台。同时,在厂内安装发电机组一套(40马力柴油机一台,40千瓦发电机一台)供本厂照明用。从此,诸城从天主教堂开始有了第一盏电灯。同年,胶州专区供销分社又与诸城县供销社联合社(同时诸城县生产推进社撤销)联合成立“联营棉花加工厂”,厂址设在县城东关“诸城县供销社职工学校”院内。又从胶州运来32寸皮辊轧花机24台,丝杠榨油机24台,这两个轧花厂共同担负全县的棉花加工任务。不过,天主教堂的“益民扎花厂”只能加工皮棉,打包外运,而棉籽还要运到东关“联营棉花加工厂”榨油,天主教堂没有榨油机,所以当时群众都习惯叫东关的“联营棉花加工厂”为“东关棉油加工厂”。1953年8月9日,诸城东关棉油加工厂发生火灾,榨油机也烧坏了。损失总价值约3万余元。火灾之后约两个多月的时间,天主教堂轧花厂轧出的棉籽,没处消化,所以那段时间天主教堂轧出的棉籽都卖给附近的群众烧火,当时我们家做饭就全烧棉籽。 1954年7月,“益民轧花厂”和东关“联营轧花厂”合并,更名为“诸城县棉油加工厂”。虽然两个厂合并了,但它们的加工业务不变,只是天主教堂的厂和东关的厂都同时挂“诸城县棉油加工厂”的牌子。 1956年12月,天主教堂的轧花厂和东关的棉油加工厂再次合并,这次是彻底的合并,合并后,将两个厂的全套设备和人员全部迁到城关镇岔道口村(现在属龙都街道)西南面新建的“诸城县棉油加工厂”。 1956年10月1日,《诸城大众》报创刊。当时该报社就设在县城北关现在的诸城艺术团对面的诸城财政局家属院的位置。当时该地段是一片青砖结构的小青瓦房。《诸城大众》报社印刷厂规模很小,只有管理人员一名,印刷和排版各一人,拣字工四人。设备,只有一台手摇印刷机。就全靠这套人马和设备承担《诸城大众》报的印刷工作。随着《诸城大众》报发行量的增大,原来的印刷设备已不能承担全部的印刷任务,需要扩大规模,因此,从1956年冬开始筹备新的报社印刷厂,新厂址就选在城里天主教堂。新组建的报社印刷厂,是从济南军区印刷总厂调来的刘吉祥任厂长,其爱人黄家莲负责印刷车间,从山东《大众日报》社调于景祥任编辑部主任,李继泰任主编。又从济南“山东印刷厂”调来多名七级技术工人。其中有铸字工王佑林,制版工王来玉,装订工安吉生和牛本柱,彩印工王承华,铅印工刘茂荣,总会计师孔兆泉等,又从北京印刷厂调来八级印刷机械工牛光荣师傅。而且调来的人员全部是夫妇同往。后来,除于景祥和李继泰外,全部落户诸城。他们培养出了大批印刷行业的技术人才,对诸城印刷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1957年秋,报社印刷厂的全套设备安装调试完毕,所调人员全部到位,《诸城大众》报社就由诸城北关全部搬迁到城里天主教堂,挂牌为“诸城大众报社”。“诸城大众”四个字是行书,和报头字相同,“报社”二字为印刷体。 1959年1月1日,《诸城大众》报更名为《诸城县报》。天主教堂门口的牌子随之换成“诸城县报社”。《诸城县报》办到是年9月13日,宣布停刊。天主教堂门口的牌子又换成“诸城县印刷厂”。当时,还没有微机、打印机,所以县委、县政府的许多文件都是由县印刷厂承印。到1960年2月2日《诸城县报》复刊。所以在天主教堂大门口东边“诸城县印刷厂”的牌子右边,又挂上了停刊时撤下的“诸城县报社”的牌子。因此,天主教堂门口同时挂上了两块牌子。《诸城县报》复刊后,办到1962年8月7日,又宣布停刊。从1960年2月2日复刊,到1962年8月7日再停刊,共出版《诸城县报》871期。《诸城县报》再次停刊后,天主教堂门口就只剩“诸城县印刷厂”一块牌子了。《诸城县报》停刊后,原报社的编辑部主任于景祥和主编李继泰调回济南《大众日报》社,编辑部的其他人员分别调往县直的一些单位。 诸城县印刷厂的产品质量不断提高,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所以于1979年,在东岭诸城县公安局斜对面新建厂房800平米,彩印、装订两车间迁入。到1982年,排字、印刷、装订三个车间又同时搬迁到新厂区。1983年4月,诸城县印刷厂的全套设备开始陆续拆迁到新厂区另行安装。到1983年底才全部搬完。从此,“诸城县印刷厂”的牌子就由天主教堂的大门口移到东岭新厂区。 1984年初,诸城县烟草公司入驻城里天主教堂。于是天主教堂的大门口就改挂了“诸城县烟草公司”的牌子。1984年11月28日,山东省烟草公司下文,批准诸城县烟草公司将天主教堂南侧的部分平房拆除,在原址新建办公楼,其名字为“潍坊市诸城烟草专卖局”,此名只刻在新建办公楼门厅上方,未另制作牌子。此时诸城县烟草公司和烟草专卖局同时在新建办公楼办公。 1992年12月,诸城县烟草公司开始办理新建大厦的征地手续,在诸城城北三里庄村东,密州路北侧,中国银行对面,征地新建烟草大厦。1995年5月18日,诸城县烟草公司由城里天主教堂迁入新建烟草大厦。“诸城县烟草公司”的牌子也同时从天主教堂改挂在新烟草大厦了。诸城县烟草公司原在天主教堂院内的办公楼,由诸城县烟草专卖局使用。现在只有“诸城市城区烟草专卖管理所”还在该楼办公,但未在教堂门口挂牌。现在,除城区烟草专卖管理所在该楼办公外,诸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一中队也和烟草专卖管理所在同一栋楼办公,而交警大队的牌子挂在教堂大门口的东侧。 诸城市烟草公司搬离天主教堂之后,又有一些单位进驻。1998年,诸城信息港在城里天主教堂挂牌对外开展业务,到2002年就由天主教堂迁入县城东岭“东顺大厦”七楼办公,牌子也从天主教堂摘走。 诸城天主教堂自建成以来,经过了解放战争的战火洗礼,解放后则由人民政府所有。从解放初期到现在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对全国的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这是历史,我们要正视它,不能忘记它。(王先贵) 转自微信公众号 潍坊日报-诸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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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5-15 09:3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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