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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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繼垚，字學山，道光庚子舉人，由謄錄選震澤知縣。抵任後，興利剔弊，一邑頌賢明。有勇目杜大福者，素強橫，為邑害。大吏檄繼垚訪擒之，迄未獲。杜一日忽宣言其黨曰：“吾罪貫盈，法當死，然丈夫宜審死所。邑宰孟，賢吏也，吾歸就死無憾。”遂詣繼垚自投。繼垚縛送省垣置之法，萬民歡頌。震澤漕額倍他邑，每徵收，姦吏蠹役多乾沒。繼垚偵知之，驟詣倉驗視，於複壁中掘得藏米數百斛，吏役皆伏辜。三年得代將行，接篆者值開漕，民大譁，曰：“孟公，民父母，征漕善，今聞將去，願稍留為民請命！”時，糧艘千餘，各於船頭焚香羅拜，望繼垚騶從遠，猶呼號不絕聲。大吏聞之，檄繼垚返，與接篆者同征，不數日而事已蕆。繼垚素長文學，治震澤時，以振興文教為先務。所得士多致清要，吳仁傑、費延釐其最著者。致仕卒於家，年六十三。

附二：諸城縣續志文苑傳

孟廣琛，字獻廷，附貢生，援例為郎。親殁，不樂仕進，圖書庋滿架，坐卧其中。工詩，善書法，搜羅名人石墨蹟甚夥。其别業在城北，鋟小印曰“白玉山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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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昭鸿 (1883-1947)为孟子后人。字方陆，中年更字方儒，别署放庐。斋名宁远堂、静远堂、静修堂。山东诸城人。近代著名金石书法家、诗人。他出生书香门第，其祖父孟继垚(“垚”同“尧”)(1800-1862)，字学山，清道光庚子(1840年)举人，曾任江苏震泽(今吴江)知县，颇有政声，有《静远堂诗存》存世。其父孟广琛(1832-1890)，字献廷，曾任户部行走、主事，援例为郎。亲殁，不乐仕进，归隐乡里，图书庋满架，坐卧其中。工诗善书画，搜罗名人墨迹甚多，有《双松书屋诗稿》传世。 孟昭鸿性格敦厚谨慎，富正义感，不妄交游，毕生致力文史考古研究和书法篆刻，与青岛情缘很深。宣统二年(1910年)，他游历北京返归故里，由天津乘船途经青岛，小住数日。这是他第一次到青岛，此后就往来不断，并留下了大量诗作。 孟昭鸿接到寻查文物的邀请后，遂与视学王培祜前往琅琊。此时琅琊台上已无刻石踪影，他们便在琅琊台下四处勘寻，逐石查检，终于在海滩上发现秦琅琊刻石的零星碎石。又经四下访听，乃知碑石有的被当地百姓搬回家，或垒猪圈，或砌院墙。他们便逐户登门搜寻，然后一点点仔细拼合，可仍有缺失。第二年，他们又去琅琊台，遍访周边庙宇村庄，终于将缺失碎石找齐，命工匠黏合，竟成完璧。修复完成后，遂将石碑运回诸城，置于超然台东南三十余米处的教育局内。孟昭鸿以教育局长口吻拟写了一篇跋语，记述此事，又亲笔用隶书书写，命工匠另刻一石黏于原石之旁。跋语如下:“吾邑琅琊台秦刻石残蚀破碎，或传倾落海中。中华民国十年，景祥承乏邑中教务，迭奉省令保存古迹。遂属县视学王君培祜亲往琅琊台从事搜寻，见零星断石弃置荆棘中。地处海滨，保护匪易，恐日久沦没，乃亟运城中。详绎其文，尚多残缺。翌年春，王君复往访诸道院及台下居人，又得数石。综校前后所获，竟成完璧。爰命工黏合，嵌置教育局古物保存所中。二千余年古物，由破裂而完成，非有鬼神呵护，曷以致此。因详书颠末以志欣幸。中华民国十五年五月，诸城教育局长王景祥识，孟昭鸿书。 ”因孟昭鸿系寻找刻石主导，但为表谦逊，跋语只记叙同道，而未提及自己。 秦琅琊刻石现今所能见到的最早拓本是明末清初所拓，存十三行八十六字 (旧拓往往只拓九行或十一行)。首行为“五大夫”，二行为“五大夫杨樛”，皆二世从官名。末行“制曰可”三字亦未泐，八行“成功盛德”之“德”字清晰(清顺治四年丁野鹤跋本如此)。后至嘉道间末行“制曰可”三字已泐，“德”字已不可见，“之”字尚清晰(刘燕庭藏本如此)。同治间，潍县陈介祺有精拓本，洗去泥沙后使“成功盛德”之“德”字又清晰如故。但陈介祺洗石精拓之后的拓本“德”字仍然漫漶不清，抑或是陈介祺拓完后又将“德”字封住，让再拓者还少一字，以显示自己所拓的珍贵?亦未可知。孟昭鸿在刻石修复后，初拓时也缺失这个“德”字，后经他的悉心摩挲，重新发现了这个“德”字。 自后，任何人所拓琅琊刻石之片均有此“德”字了。 与孟昭鸿以教育局长口吻所撰跋语相一致，孟昭鸿在他的《放庐笔记》中写道:“吾邑琅琊台秦碑距城辽远，久传已堕海中，故拓本稀如星凤。中华民国十年，王君孝甫(景祥)长教育局，迭奉省政府令，保存古迹。嘱县视学王君景羊(培祜)往访，见已残破，其碎石有在台下庙中者，遂辇之入城。计石已成十余片，爰命工黏合，竟成完璧，置于教育局中。余与王君秀南(熙麟)亲与其役。碑中"成功盛德"之"德"字，拓本久已漫漶，余细审之，乃为苔花侵蚀，以指剔之，字画显然，曷胜愉快。丁丑事变，县署又毁。当局者因拆砖建置营房，移此碑于北城墙下天齐庙中。呜呼，先秦碑碣仅此片石，世变沧桑，保存匪易，为之三叹!”与跋文不同，孟昭鸿在自己的笔记中，才提到他在发现琅琊刻石中的作用。 秦琅琊刻石完璧后，有青年名郑作祯者摹写一通，孟昭鸿为其题诗数首。其一曰:“芝罘秦篆久无痕，真迹峄山亦不存。唯有琅琊数行字，独留片石镇乾坤。”从中可见他寻石完璧后的喜悦心情。 孟昭鸿一生饱经沧桑，亲历过辛亥革命、丙辰独立、军阀混战、日寇入侵和国共内战等重大历史事件，尝尽了战争的辛酸与苦难。七七事变后，因怕日寇有“强行征聘之举”，遂携全家艰难辗转四十余日，迁居青岛，直至去世，再也未得回归故乡。郑爰居在他去世后写了《孟君方陆传》，说他“家世丰厚，骤贫困，菽米不继，郁郁致疾”。 珍藏国博 祖孙合璧 关键词:王子光、徐天石、崔子山、石可、孟庆颐、熊伯齐、孟庆泰 上世纪三十年代日军侵入诸城时，孟昭鸿先生已来青岛。现存诸城史料记载，为防日人觊觎，孟昭鸿学生王子光、徐天石等人把琅琊刻石藏匿起来，还把碑文用泥巴糊上，不明就里的人根本看不出刻石的本来面目，因此才没有被日本人弄走或毁坏。1940年诸城整修天齐庙大殿，遂将琅琊刻石移置该庙东侧刘猛将军庙道士居房之东间。 1945年日军强驻刘猛将军庙，刻石又被移置教育科放置。同年此碑被日军发现，如获至宝。为免落入敌手，科员崔子山沉着应对，随后即刻将刻石装箱，转移于后营街小学。不久日本投降，刻石逃过可能被日本人运走的噩运。 1949年在胶东文管会工作的石可得知琅琊刻石后，遂到诸城寻访。还是孟昭鸿学生王子光带他把石碑找了出来，后被运到文管会驻地莱阳县浴店村。 1950年代初琅琊刻石被运到济南，1959年北京十大建筑落成后，又被运***，安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内。说到这里还有一个插曲，有一年孟昭鸿长孙孟庆颐***，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看到展出的琅琊刻石后，就闯进博物馆办公室发问:“展厅里的那块琅琊刻石是复制的吧?”办公室的人一愣:“你怎么知道是复制的?”孟庆颐笑道:“我从小就是看着那块石头长大的。原石跟复制石我一眼就能辨出来!”办公室的人一看来了真人，连忙称是。的确，国家博物馆里现在展出的就是块复制品，为防止风化剥蚀，原碑被珍藏在库里了。 1994年琅琊台重新修复，根据《史记》记载考定了琅琊台秦刻石全文，请北京著名篆书家熊伯齐，用小篆体书写立于台上，又请孟昭鸿嫡孙孟庆泰用隶书体书写两通碑，一通是《秦琅琊刻石释文》，一通是《重刻秦琅琊刻石记》。同为一座秦碑，祖孙二人相隔七十余年时空，都为之倾注心血，可谓一代家学渊源延续的传奇佳话。 本版撰稿 赵夫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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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父孟昭鸿
孟庆泰  
【摘要】：正我的祖父孟昭鸿(1883-1947),字方陆,中年更字方儒,别署放庐,斋名宁远堂、静远堂、静修堂,山东诸城人。他是近代著名金石书法家、诗人,出生在书香门第。他的祖父名继垚(1800-1862),字学山,清道光庚子(1840)举人,曾任江苏震泽(今苏州市吴江区)知县,颇有政声,有《静远堂诗存》传世。他的父亲名广琛(1832-1890),字献廷。曾任户部行走、主事,援例为侍郎。亲殁,不乐仕进,归隐乡里,图书庋满架,坐卧其中。工诗善书画,搜罗名人墨迹甚多,有《双松书屋诗稿》传世。我祖父兄弟三人,他居末,性格敦厚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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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祖父孟昭鸿(1883-1947)，字方陆，中年更字方儒，别署放庐，斋名宁远堂、静远堂、静修堂，山东诸城人。他是近代著名金石书法家、诗人，出生在书香门第。他的祖父名继垚(1800-1862)，字学山，清道光庚子(1840)举人，曾任江苏震泽(今苏州市吴江区)知县，颇有政声，有《静远堂诗存》传世。他的父亲名广琛(1832-1890)，字献廷。曾任户部行走、主事，援例为侍郎。亲殁，不乐仕进，归隐乡里，图书庋满架，坐卧其中。工诗善书画，搜罗名人墨迹甚多，有《双松书屋诗稿》传世。我祖父兄弟三人，他居末，性格敦厚谨慎，富正义感，不妄交游，毕生致力文史考古研究和书法篆刻。
         诸城地近琅琊，秦琅琊台刻石为声名显赫之古碑，世传久佚。1921年，受县教育局委托，我祖父等二三人前往琅琊查访。此时琅琊台早已土境荒毁、高台颓败，仅可见夯筑残迹。他们便在琅琊台下四处勘寻，逐石查检，终于在海滩上发现秦琅琊刻石的零星碎石。又经四下访听，乃知碑石有的被当地百姓搬回家，或垒猪圈，或砌院墙，他们便逐户登门搜寻，然后一点点仔细拼合，可仍有缺失。第二年，他们又去琅琊台，遍访周边庙宇村庄，终于将缺失碎石找齐，命工匠黏合，竟成完璧。此刻石即秦二世元年(前209)胡亥东行郡县时，于琅琊台所立，史称“琅琊刻石”。碑文如下：
         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
         琅琊刻石修复完成后，我祖父等遂将其运回诸城，置于超然台东南三十余米处的教育局办公室东壁闲屋内保存，直至1937年底。我祖父以教育局长口吻拟写了一篇跋语，记述此事，又亲笔用隶书书写，命工匠另刻一石黏于原石之旁。跋语如下：
         吾邑琅琊台秦刻石残蚀破碎，或传倾落海中。中华民国十年，景祥承乏邑中教务，迭奉省令保存古迹，遂属县视学王君培祜亲往琅琊台从事搜寻，见零星断石弃置荆棘中。地处海滨，保护匪易，恐日久沦没，乃亟运城中。详绎其文，尚多残缺。翌年春，王君复往访诸道院及台下居人，又得数石。综校前后所获，竟成完璧。爰命工黏合，嵌置教育局古物保存所中。二千余年古物，由破裂而完成，非有鬼神呵护，曷以致此。因详书颠末以志欣幸。中华民国十五年五月，诸城教育局长王景祥识，孟昭鸿书。
         我祖父系寻找刻石主导，但“寻碑”乃政府行为，我祖父作为专家被聘参加了这次活动。所以跋语只记叙这次事件的来龙去脉，涉及人员也是教育局公职人员，而未提及自己。此秦碑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与这篇以教育局长口吻所撰跋语相印证，我祖父在他的《放庐笔记》中写道：
         吾邑琅琊台秦碑距城辽远，久传已堕海中，故拓本稀如星凤。中华民国十年，王君孝甫(景祥)长教育局，迭奉省政府令，保存古迹。嘱县视学王君景羊(培祜)往访，见已残破，其碎石有在台下庙中者，遂辇之入城。计石已成十余片，爰命工黏合，竟成完璧，置于教育局中。余与王君秀南(熙麟)亲与其役。碑中“成功盛德”之“德”字，拓本久已漫漶，余细审之，乃为苔花侵蚀，以指剔之，字画显然，曷胜愉快。丁丑事变，县署又毁。当局者因拆砖建置营房，移此碑于北城墙下天齐庙中。呜呼，先秦碑碣仅此片石，世变沧桑，保存匪易，为之三叹！
         与跋文稍有不同，以谦逊的笔调略提他自己在发现琅琊刻石过程中“亲与其役”的实绩和愉悦的心境。
         祖父书法耽乐汉隶，藏拓甚富，曾自治长印“诸城孟氏宁远堂所藏汉碑百种之一”以铃所藏。喜法《张迁》而参以《华山》《礼器》《史晨》等碑笔意，谨严古茂，卓然名家。治印胎息秦汉，又博采高南阜、丁敬身、邓石如、杨龙石、吴昌硕诸先贤意趣，用广途辙，朴茂凝重，老健雄深，有《放庐印存》《放庐藏印》传世，又曾搜集高凤翰所治印百余方成《南阜印谱》一卷。为嘉惠后学，1925年纂集成《印字类纂》十二卷（又名《汉印文字类纂》。越二年，另成《汉印分韵三集》一书。这两部书均于1932年由上海西冷印社刊行，为古文字学家容庚，书画篆刻家潘天寿、邓散木所称赏。多本启蒙纂刻的书都把它列为最佳工具书。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将《汉印分韵》正集、续集、三集重新编排成《汉印分韵合编》再版，至今仍为治印者必备之工具书。他的老师郭金范先生为《印字类纂》作序是这样说他的：
         孟生方陆天姿超逸，博学多能，而尤癖于镌篆。自其少时即寝馈于斯，数十年乐之而不厌。……每叹集字诸书不赅不遍。因仿梅氏《字类》，发凡起例，画分部居，另为《印字类纂》一书，剖析毫芒，抉择疑似，去取精审，诠释详明。印非目睹，概从割爱，较之前人增字万馀，且留其有馀，以待随时之赓续。然则是编之出，虽不敢谓遂集大成要，亦可称后来居上，其必传世行远无疑也。
         祖父还是一位藏书家，他有一首说及藏书的诗，是辛亥革命后避难归家所作：“牙签十万富收藏、一邑人推静远堂。三世校雠多善本，只今零落日缥缃。”从诗中可得知辛亥革命前家中藏书“几为一邑之冠”，从我高祖到我祖父三代进行过书籍的校雠。听我父辈说过，我的高祖宦游江南，那时江浙一带盛行私家藏书，诸如昆山徐氏之传是楼、常熟钱氏之述古堂、嘉兴项氏之天籁阁、朱氏之曝书亭、杭州赵氏之小山堂、宁波范氏之天一阁等皆其著名者。说不清是哪个藏书家败落了，要出售所藏，我的高祖与其同僚便买了下来。据说他解组归家带回的全是书籍。那时代的藏书绝非今天的洋装书，最低也应是明版吧。据研究者说，他的藏书仅次于聊城海源阁。然他生不逢时，遭遇的第一次兵燹就是辛亥革命，因他参加了县里的革命独立，并被选举为议员，清兵破城后他出逃避难，家中驻了兵，所藏书籍被焚烧用以熏蚊。乱定收拾，损失大半。后经军阀混战、日寇人侵，我祖父弃家避难青岛，即“倾其所有于飞烟荡烬之中”了。
         祖父还是一位诗人。他的朋友评论他的诗“律切精深，词旨安雅，不艰涩以立异，不涂泽以为工”，“抚时感事，虑远思深，……尤得风骚之遗意焉”。我祖父一生饱经沧桑，亲历过辛亥革命、丙辰独立、北洋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尝尽了战争的辛酸与苦难，他却始终满怀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强烈的爱国思想流露在他的诗文中。他的青年时代正是清王朝临近灭亡的时候，内则政治腐败，统治者丧权辱国，宫僚醉生梦死，贿赂公行，人民饱受压榨涂炭，无以为生；外则强邻环伺，国家经济命脉多为帝国主义者所控制。面对这一现实，在他一九0七年所作的《杂感》诗中表达了极端的痛恨。如“国政纷纭乱等麻，不堪涕泪望京华。专横内监惟行贿，斥逐言官为触邪”、“强邻环伺虎狼如，要害多成胡贾居。境士真同俎上肉，居人已似釜中鱼”。那时他一度***，亲眼看到首都的情形，写有《题酒家壁》一首，诗曰：“举目山河异，无聊作远游。前途尽荆棘，何处遣牢愁？世事分内事，心忧天下忧。佯狂燕市酒，歌哭古神州。”他是一个正直清高的读书人，绝不与权贵们同流合污，也绝不巴结贿赂他们。离开北京时，他有诗句“京华漫灭怀中刺，大笑出门归去来”，显现了他在乱世中的高尚情怀。后来在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他仍然十分骄傲，写道：“颇足自豪惟一事，曾无名刺到公卿。”“五四运动”时，县城学生开会演讲，高小学生王伯年啮指血书“宁死不当亡国奴”七字。激于学生的爱国热情，他赋诗赞曰：“望断桑榆泪眼枯，血书七字胜兵符。中华自有真男子，宁死不当亡国奴！”北洋军阀混战时，直奉战争、江浙战争等接连不断，忽友忽敌反复无常、争城夺地此去彼来、而人民就在这水深火热中苟延残喘。也就在这一时期，帝国主义者加强了侵略活动，发生了五卅惨案、沙基惨案等一系列枪杀工人、学生、市民的大流血事件。我祖父有一首诗作了如实描写，抒发了他对军阀的憎恨，诗题《偶成》，诗曰：“同泽同袍互战争，年来谁败与谁成？敦盘几日方修好，兵甲今朝又背盟。不惜国家拚一掷，多残民命问何名？纷纷外辱群相逼，翻见将军意气平。”
         1930年春，诸城被围，祖父在城中写了《庚午围城纪事诗》八十首。这些纪事诗虽然称赞了城内秩序的安谧、官兵的从容不迫，但对这场战争的实质却有正确的认识，如第二首他即写道：“燃萁煮豆果何名？爱国不如爱一城。东北风云视无睹，将军勇是阋墙争。”对阵亡兵士，认为他们“为国为民总模糊”，直至被围的高建白军撤退，他仍然认为：“纵使此行能振旅，一军到底未分明。”这种爱国思想在他的日记及其他文章中也有所流露，如袁世凯假借民意称皇帝改元“洪宪”时，他在日记中不敢直书反对，但不表示出来又如鲠在喉，于是在《中华帝国洪宪元年》标题下加了小注曰：“大总统袁世凯帝制改元，通告全国以洪宪纪元，无力小民不敢不书，裂眦记之，已可怜也！”又如诸城在日寇统治期间，祖父率全家避乱流亡在外，生活极不安定，写了《避乱纪略》一文，记述了这段过程，在最后记出写作时间却有这样一句话：“时骄阳方盛，旱苗望雨甚殷。”虽然寥寥十ー个字，却反映了当时日寇侵略中国的残暴、中国人民渴望抗战胜利的迫切心情，这也正是他自己思想感情的流露。
         祖父十分关心乡里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除了直接参加外，即便是亲闻目睹也都如实完整地记录下来，为文既无浮词，持论亦不抱成见，以留给将来修志者作参考。这从他所著《诸城辛亥、丙辰独立始末记》《诸城庚午围城日记》《诸城庚午围城纪事诗》都可看到。早在诸城辛亥独立时，他曾参加过这一义举，与其他29人被选为临时议会议员，这一行动本身就说明了他的爱国之心。从《诸城辛亥、丙辰独立始末记》中可以看出他把当时的各种组织、人物活动、事件変化，以及上督军省长的呈文都有意留存记录于内，经过搜集、详核、编写，费了一番心血。1936年，诸城曾增修县志，由前清进士、学者孙卿裕任总纂，我祖父被聘为协修。为了留存乡里史实，他很高兴地担任了这一工作。不幸的是完稿后还没印行，“七七事变”陡起，底稿被焚毀，诸城民国志缺失，许多人物与事件无从查考。我祖父每谈及此事，总是不胜惋惜。《诸城庚午围城日记》《诸城庚午围城纪事诗》是他身处围城之中、炮火之下，在生死不测的情况下写出来的，给现在研究这场战争的人提供了第一手资料。《避乱纪略》则记录了日憲侵华、家庭颠沛流离的情形。
         祖父还十分重视家乡的文化教育。早在清末，祖父兄弟二人就创办了私立敬业国民小学校，虽然他没有受过学校教育，但他对一些新学识却极力接受。1922年，他在济南时，正值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山东省议会开年会，他冒着酷署多次前往听蔡元培、陶行知、梁启超、黄炎培、胡適、张默君等国内名流学者关于教育和教学的讲演。一方面他是为了自己能学习些新思想、新知识，另一方面也与他想回乡办好学校，启蒙乡里子弟，传播新思想、新知识分不开。这所学校直至“七七事变”始停办。
         祖父与青岛也有很深的情缘。1910年，他游北京归，由天津乘船至青岛，小住数日。这是他第一次到青岛，此后就往来不断，并留下了大量的诗歌。如1922年所作的《登观海台感赋》长诗，就详尽地描述了殖民统治下的青岛，这时正是华府会议后办理交还时期，日本经济势力仍统治着这里，到处是日本侨民，盛气凌人的情况未减，他在诗中云：“忆昔荒岛初开辟，练习战舰飞艨艟。俯视故址巍然在，伤心凭吊思丰功。胡来碧眼黄髮种，觊觎借口兴兵戎。边防要区拱手让，反客作主心为恫……橐橐满街喧木屐，春风惨淡樱花红。”
好像这不是中国的领土，而当时适有一艘旧军舰“楚同”号停泊在前海，这是青岛自租借给徳国后中国军舰第一次来停泊。他见到中国自己的军舰之后则是另一种感情，有诗句：“军舰国旗飘五色，开颜一笑看楚同。”又如1930年居青岛过春节所作的《除夕感赋》律：“浩劫烽烟外，无聊寄此生。浮萍羁旅感，爆竹故乡声。旧岁忽焉改，妖氛何日清？微闻天下定，犹是未休兵。”这些诗句表达了他对青岛这座城市的热爱、对战乱的痛恨和对安定生活的向往。
         “七七事变”后，祖父携全家二十多口人避乱山乡，颠沛流离四百馀日。他有一首题为《乱离》的五律诗记载了当时的情况：“到处扰亲友、避兵伤乱离。全家廿馀口，一月九回移。乞米荒山道、迷途暮雨时。宵来梦乡国、残破不胜悲。”回城后、因怕日寇有“强行征聘之举”，遂又携全家迁居青岛。他这次来青岛直至去世、就再也未得回归故乡了。日寇投降后，他也曾一度心情舒朗、觉得战乱终于过去，和平安定的生活到来了。这年重阳节他与文友们登高抒情，有“无恙河山供眼底，风光不似去年时”、“一样重阳今异昔，登高痛饮即黄龙”的诗句。然而随着内战的开始，他的生活日趋艰难，最后竟因小病而死去。近几年艺术品拍卖市场有郑爰居先生收藏品的几个专场，在图录里看到他们互相唱和的诗稿以及郑爰居先生在我祖父去世后写的《孟君方陆传》，这些资料是以前从未见过的。说他“家世丰厚，骤贫困，菽米不继，郁郁致疾”。他故于1947年3月31日，这天我父亲的日记这样记着：
         父亲体格素极健康，年来避地岛上，居处高山，而每日往返数次不以为苦，前年曾书楹联一副张诸壁上曰“自爱安闲忘寂寞，天将强健报清贫”，盖写实语也。缘自母亲去世，家庭多故，故乡经济断绝，吾兄弟各自为生，而父亲及三妹用度及房电诸费皆自行筹措。鸣呼！父亲生于饱暖之家庭，家事素所不悉，不期垂暮之年而琐琐于米盐之事，人子事亲之道未尽反足以累之。不然以强健之体格、旷达之性情，绝不能以小疾突弃人世也。终天抱恨尚复何言哉！
         祖父是在我出生的前一年去世的，我没见过他。对于他的了解是在他的著作里，或是在他文友的悼诗和回忆文章里。可能是受父亲影响，我从小喜好篆刻，用的查字工具书就是他编著的《汉印文字类纂》和《汉印分韵三集》。他的《放庐诗集》是自己从“全录本”中选定的，大约选了三百馀首，都是他自己满意的作品。那个“全录本”是作一首录一首的，在“文革”时破“四旧”烧掉了。为保护《放庐诗集》原件不损坏，我手抄了一本，放在案头便于翻阅。估计还有其他的本子，已经无从查寻了。赵俪生先生的父亲与我祖父同门，师傅就是以后赵俪生的外祖父，也即上文所说的郭金范先生。1995年他来信说到他父亲曾为我祖父诗集题词，想拍照下他父的手迹。他言及的这个本子显然没有了，故未满足他的要求。

                           孟慶泰
                                2015·6·2·初稿
                                2018·3·6·修改
                                2018·8·2·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