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早于小岗村的“诸城大包干”

扶淇河畔

关注：早于小岗村的“诸城大包干”

春秋杂志

1980年解留公社试点做法




一提起小岗村，人们都知道，它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1978年18位农民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红手印，创造了“小岗精神”，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其实，诸城人民的创造性比之毫不逊色，只是当时还有许多人怀着“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忧虑心态而迟迟转变不了思想，即使做了，也不敢大张旗鼓地宣传，但这并掩盖不了诸城人民敢为人先、开拓创新、勇立潮头的创业担当精神。正是凭着这种精神，在历经大包干数年后，诸城的农村经济和社会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此，诸城人民改革创新、干事创业的激情一发而不可收，后来创造的“商品经济大合唱”“贸工农一体化”“农业产业化”“中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为民服务联动”“农村社区化”等等“诸城经验”，无不是在“大包干”这块沃土上培育和结出的硕果！当前，诸城全市正在兴起的如火如荼的“三区一城”建设，正是有了这种改革创新的精神，才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波澜壮阔的大潮中成为闻名全国的一道靓丽风景。今天，回顾一下在诸城大包干中最早涌现出来的那些人和事，就是为当前在工作中继续开拓创新的人们提供一点智慧支持和精神动力，激励大家为诸城更加美好的明天继续奋斗。


1978年大包干分财产时，村民分到的铡刀

包产到组，联产计酬“几定一奖惩”

为了建立健全生产责任制，落实农村的各项政策，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尽快把农村经济搞上去，诸城县委于1978年冬组织工作组，由县委书记、副书记带领，深入到沙戈庄、大华村、掘村三种不同类型的生产大队蹲点，调查研究，因地制宜地建立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经过群众的充分讨论，沙戈庄、大华村大队的农业生产队和林业、农机具、饲养、工副业队（组）实行了专业承包的生产责任制。如对农业队实行定产量、定收入、定费用、定工日的“四定一奖惩”；对养猪、养鸡、养貂场，实行定人员、定饲养繁殖、定收入、定费用、定交售、定积肥、定工日的“七定一奖惩”。超产超收的队（组）一般按超过部分的50%奖励，减产减收的一般罚减收部分的25%，并规定大队要充分尊重承包者的自主权，劳力使用、作物种植、费用开支等都由他们自主决定，专业队（组）在保证完成“几定”任务的前提下，自己开辟新的生产门路所增加的收入，自主支配。大队和农业生产队、专业队（组）必须按合同兑现，不得变卦。在经济落后的掘村大队，根据群众意愿，实行包产到组、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劳动好、收入高的作业组社员可以多劳多得。1979年1月，县委专门召开全县农村经营管理会议，介绍了这三个大队试点的经验，使以“几定一奖惩”为主要内容的专业承包的经验在全县推广，并辐射带动了周边地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推行。
　　“几定一奖惩”的推广和实施，初步解决了劳力大拨工、干活大呼隆、成本无核算、开支无制度的混乱现象和队与队之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经营好的单位，社员可以多得，使集体利益与农民个人切身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增强了农民的责任心，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凡是搞“几定一奖惩”的生产队，粮食产量、农民分配收入、向国家交售粮食数量、社员口粮都大幅度增加，而且生产成本也显著降低。1979年全县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加21%，农民人均收入比上年增长35.2%，人均口粮达519斤，比上年增长19.9%，完成国家粮食征收任务1.639亿斤，比上年增加49.8%，创历史最高水平。
　　1979年冬，县委对“几定一奖惩”的生产责任制进行了全面总结、比较和鉴别，研究如何进一步搞好生产责任制。许多大队、生产队纷纷要求搞包产到组、包干到户、包产到户，认为这种办法简便易行，更能调动社员积极性。随着真理标准问题的深入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干部、群众解放了思想，敢于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选择各种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使农村经济改革向纵深发展，使“包”字进入农业、林业、饲养业、工副业等各个领域，而且“包”字走到哪里，哪里就增产增收。程戈庄公社周家洼大队把200亩黄烟包给专业组，实行联产计酬。结果，亩产值达到340元，比上年增加119元。桃林公社周家庄大队的40亩苹果，包给12个人管理，共收苹果20万斤，比上年增产2倍，收入增加3倍。同时，许多地方对工副业项目也实行了大包干责任制。孟疃公社白家庄大队有两人经营一座油坊，没包干前年纯收入不到6000元，包干时规定年纯收入8000元，实际完成1.7万元，按超收部分提成兑现，承包者每人多得450元。
　　掘村大队1979年实行包产到组、联产计酬责任制，取得显著成效，无论农业生产还是农民收入、社员分配口粮都有了大幅度提高，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1979年冬，县委又在掘村召开由大队党支部和生产队、作业小组长参加的座谈会，研究如何进一步调动农民积极性，把生产搞得更好。其中一个生产队的队长说：“包产到队，不如包产到组，包产到组不如包产到户，与个人利益联系得越密切，越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在场的大小队干部都赞同他的观点。1980年，在县委支持下，掘村全面推行了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
　　农村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实行包产到组、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后，更好地体现了多劳多得的原则，使组与组、社员与社员之间的收入出现差别，拉开了档次。这对长期搞平均主义的“大锅饭”是个巨大冲击，突破了人民公社“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管理体制。
　　诸城县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了中共山东省委和昌潍地委多数领导同志的支持，并在1980年4月20日省委召开的全省经营管理会议上作了介绍，受到省委领导同志的好评。因为当时中央还不准包产到户，大家都秘而不露。但由于部分群众尝到了甜头，消息很快传开，选择包产到户的越来越多。干部群众普遍认为，包工到户、包产到户的办法好，承包后自己的任务目标明确，每年多少产量、获得多少报酬，心里有数，干活有计划，不用生产队天天吹哨集合劳动。


诸城石桥子涝洼官庄村的责任田

搞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是治穷良方
诸城县委、县政府正式探索农村改革的路子始于1978年，但基层党组织由于贴近农村、与群众关系密切，在县委、县政府的默许下，早就在这方面进行了许多有效的探索和实践。
　　石桥子西南部的褚戈庄村，地处丘陵地带，是全县有名的落后队，村民生活困难，吃饭靠统销，花钱靠贷款，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1977年冬，村大队党支部书记孙进堂和干部、社员商量，认为搞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是治穷的良法。1978年，他们把两个生产队分为四个作业组，把土地全部分包给作业组，规定只要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其余全部归作业组核算分配。1979年，搞了包产到户，结果迅速改变了落后状况。棉花亩产由8斤增加到50多斤，粮食亩产由不足200斤增加到600多斤，向国家交售余粮3万余斤，社员人均口粮由不足200斤增加到500多斤。
　　1978年春，石桥子涝洼官庄村直接搞了包产到户，这比安徽小岗村还早了大半年。
　　涝洼官庄村与褚戈庄村相邻，位于石桥子镇西南10公里处，同样地处丘陵地带。1978年，全村有30户人家，130多口人。1978年前，这个村有两个生产队，在“文革”中派性严重，宗族矛盾尖锐，由于户数少，关系错综复杂，村干部处理这类问题常常是缩手缩脚，村党支部处于瘫痪状态。在生产中，村民干活的积极性很低，导致生产不能正常进行，甚至停顿，有些土地多年成片荒芜。又因为村子土地薄，缺少水源，一年的收成除去上交国家公粮外，全村社员生活极端困难，村里甚至都找不到人担任生产队长。这时，村党支部委员、第二生产队队长王近兴挺身而出，主动担当责任。1978年春天，在石桥子党委的默许和监督下，每个生产队分成两组，每组通过抓阄把土地分给各家各户，搞了包产到户，平均每人分了4.5亩地，生产队的财产也按价值多少平均分给各户。实行包产到户以后，社员的积极性立即调动起来，不管刮风下雨，还是起早贪黑，都忙着管理自己的农田。结果，生产面貌大变。村民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所以干劲很足。当年棉花产量就比上年增长6倍，粮食亩产增长近2倍，人均口粮由200多斤增加到500多斤。涝洼官庄村搞了包产到户后，农业生产获得了大丰收，周围的村庄都纷纷照着做。
　　1978年，枳沟公社侯家屯大队第六生产队将棉田包给了由13人组成的植棉小组，其中有12人因各种原因中途退出，只有于增修一人坚持到底。他包的10亩棉花，用了320个工日，家人帮了70个工日，一共比原包工少用80个工日，亩产棉花102斤，比全队棉花平均亩产增加40%。于增修不自觉地成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践行者。大队专门召开了承包合同兑现大会，奖励于增修150元。1979年，在全大队推广了包工到户、联产计酬责任制。结果，消息很快传到了周围大队，在当地形成了包工到户的“小气候”。
　　1980年11月，县委派出工作组到解留公社前九台、老梧村等村进行包产到户试点，并深入不同类型的社、队进行调查研究。在这个基础上，根据全县各地生产力水平、干部管理水平、自然条件和群众意愿不尽相同的实际情况，合理确定了责任制形式，逐步在全县范围内推开了各种形式的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又通过召开会议，派工作组指导，不断推动这项工作的开展。到1980年底，全县实行专业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已达到64个，实行联产到劳的578个，实行额定记工、联产到劳、五奖一罚责任制的4248个，没实行责任制的只有12个生产队。
　　1981年底，在贯彻全国、全省农村工作会议精神的过程中，又组织力量以“总结、完善、稳定”生产责任制为题，搞了一些调查研究。在诸城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过程中，始终本着因地制宜的原则，根据不同条件和各项生产的特点，建立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无论是专业承包，还是联产到劳，都坚持了“四统一”“五固定”“一奖惩”，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作为当年中央的一号文件。文件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同其他形式的各种责任制一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这一年，诸城在全县范围内推行了以“大包干”为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走在了全省、全地区的前列。
　　1982年，诸城县与改革前的1978年相比，农民的人均收入增长2.38倍，社员人均口粮623斤，增长44.4%，向国家交售粮食征购任务增长54%。
宜“统”则“统”　宜“分”则“分”
　　诸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只是搞得早，更重要的是在“大包干”中正确处理了“统”与“分”的关系，实行了统分结合。在土地承包给农民时，并没有把大型机械设备和水利设施等适于集体统一管理的东西分到户或包到户，而是在整个农业生产经营的环节上做到了宜“统”则“统”，宜“分”则“分”，把该“统”的统起来，把该“分”的分下去。　

“统”的方面，主要是两点：一是把必须统的统起来，如农田基本建设、大型农机具和农田水利电力设施的管理使用、集体工副业资产、集体公共积累和提留等；二是根据不同情况确定统与不统，凡是一家一户不能办的，生产需要，群众要求统的，如耕地、浇地、收割，以及化肥、农药、良种等供应方面，统一搞好服务，使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分”的方面，主要是把归集体所有的土地承包给农民家庭经营，把小农具、牲畜作价分给承包者所有和使用，集体与农民签订合同，明确双方的责权利。在划分土地时，注意尽量保持大田的完整，避免把土地分得过于零碎，以便“大包干”后进行统一的耕地、播种、浇水、收获，这也为后来搞适度规模经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由于正确处理了“统”“分”关系，社员个人积极性和集体优越性两个方面都得到发挥，促进了诸城农村经济的长远发展和壮大，从根本上改善了人民的生活。
　　实践证明，大包干责任制不仅仅是解决温饱问题的权宜之计，而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的根本改革。搞“大包干”，穷队翻身，富队更上一层楼。当时老百姓有一副对联：“大包干以一当十，大呼隆十不顶一”，横批“全凭政策”，真实地反映了群众的心声。
　　1982年，实行大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增至510个，占总队数的10%；定额记工、联产到组、五定一奖惩3种形式全部消失；实行包产到户的2899个生产队，占56.6%；专业承包、联产到劳的1693个生产队，占33.1%；未实行责任制的尚有18个生产队，占0.3%。
　　1983年，全县5106个生产队、81个筒子大队中，实行大包干的有5181个，占总队数的99.88%；未实行责任制的6个，占0.12%。专业承包、联产到劳、包产到户3种形式全部消失。
　　1984年4月，社改乡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全部取消，人民公社解体。（蒋超　刘培泉　王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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