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 “爷”是我的老家山东高密、诸城一带对父亲的称呼。我爷鹿世春生于1933年农历9月24日。那年是民国23年,正值国家动乱之机,不几年鬼子就大举侵略中国了,我的老家山东高密、诸城两县交界的青龙山也很快就沦陷了。爷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而且从虚岁八岁开始就帮着爷爷奶奶干农活,自己“挣钱”养活自己了。 后来爷长大了,就奔着我爷爷的一个姑妈,去了关东,在当时的大海林林场成了上千名“盲流”中仅有的6个固定工人!这也是爷最为自豪的一页!他说他当时是双肩可以一样抬扛圆木的,是那批“盲流”中的唯一!后来又考试“扳动大石头”,爷又拿了第一名!于是,就被录取为“正式职工”!成了当时大海林林场著名的“铁孩子”。 在大海林的日子里,爷给我们讲述了三个关于他的故事: 第一个是他的工作。他说因为他可以双肩一样抬扛圆木,所以他可以自己干两个人的活!爷干活也不惜力气,所以很受领导的器重。特别是,在一次往火车上抬扛圆木的时候,火车上的圆木忽然下滑,而爷跟工友当时正在翘板的中间,就在圆木眼看就要给爷和工友造成灭顶之灾的时候,爷迅速撤掉肩上的圆木,并纵身一跃,圆木擦脚而过。爷躲过了一劫,工友却负伤了。这事之后,当时的林场领导便找爷谈话,在怀疑爷是不是会“武术”之后,后来又要安排爷去当场部当干部。但爷没有上过学,怎么当干部啊?这事让爷一直非常懊悔,说自己不是个“完人”,不能“文武双全”。在这时候,爷就经常说起他儿时的伙伴鹿洪春来,说人家上过学啊,是个“文武双全”的人,不跟他这样,是个睁眼瞎。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吧,爷就决心供我们几个孩子读书了。 说起这段历史的时候,爷还有一件后悔的事情,就是当不了干部之后,林场领导又安排他去开“小火车”,但爷因为是个穷孩子,为了能够挣到更多的钱,还是继续干了抬扛圆木的工作。而且还在当年省下了15斤粮票,耐心地拿出爷爷给他留下的“地址字样”,一板一眼地抄在汇款单上,寄给了离我家三里的娘。那个时候爷娘还没有结婚,这事也成了娘后来一直念叨爷“好”的一个“念头”。 第二件事就是爷的那次救火。在大海林的时候,虽然当时没听说过有抢劫等事情发生,但一旦到了发工资的时候,场里总是安排身体强壮的人“护驾”。有次正好是场里安排爷值班“护驾”,出纳还在认真地点着钱、一份一份地正在分着的时候,外面传来了“起火了”的呼喊。出纳一时忘记了自己的“重要”工作,就放下满堆的钱跑了出去。但等火扑灭了,回到“钱堆”的时候,出纳忽然意识到了自己其实还有比救火更重要的工作!就两眼疑惑地盯着爷不说话了,还立即汇报给场部领导,让更多的人也“看管”起了爷,然后开始“重新”点钱。最终的结果就是,钱分文不差!也就是因为这事,场部领导就“高看”了爷这个来自山东的小伙子,于是也就有了安排当“干部”的事情…… 第三件事就是爷跟几个河北工友的“纠葛”。爷因为干活有力气、不惜力气,所以很受到场部领导的重视,收入也是挺高的。这时候,就有个叫“安国林”(音)的河北工友说借爷90块钱,家里有点急事需要处理。爷也是因为生活所迫才来到关东扛木头的,一听说工友家里遇到困难了,二话不说就拿出来仅有的90块钱递给了“安国林”。“安国林”千恩万谢之后,便匆匆离开,说是去寄钱了。爷并没有多想。晚上躺在火炕上闲聊的时候,一个“安国林”的河北工友便问起爷来,说老鹿你兜里的钱没丢吧?爷这个时候还没有多想,就随口说所有的90块钱都被“安国林”借走了,他说家里出了难事啊。这个时候“安国林”的河北工友立即站起来说,老鹿你受骗了,“安国林”因为身体太差,在这里干不下去了,已经买了明天上午的车票,就要回河北了。这个时候工友还讲了他亲眼看到“安国林”下午过来翻弄爷的被褥和衣服,就担心是不是偷了爷的钱。爷这个时候已经完全明白了,还是二话不说,就抄起一把镰刀,趁夜匆匆赶往火车站。一路上张三(狼)偶有来袭,爷总是用镰刀击退。几乎就是小跑吧,真可谓星夜兼程,终于赶在“安国林”上车之前,在“票房子”堵着了他。“安国林”一看什么都明白了,就乖乖拿出那90块钱给了爷,而爷竟然什么都没有解释,又一路急行军跑了40多公里的山路,竟然没有耽误下午的工作…… 我已经记不清爷给我讲过多少次这些往事了,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一边吸着旱烟,一边给我们讲他的这些难忘记忆。当然其实还有更多的事情,只是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例其实应该只有这几件。我至今不知道我这样总结,哥哥妹妹们是不是会同意?但,我们其实都知道,自年轻时候就实心眼、干活不惜力气的爷,他做了什么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关键是他老人家心底坦坦荡荡的,才是我们最羡慕的境界! 如果再找几件爷年少时候的“辉煌”,我总结了两件事情: 一是关于青龙山上的鬼子。日本鬼子大举进攻大陆之后,在我的老家山东高密的青龙山上,驻扎着三个鬼子,他们主要靠“发展汉奸”维持“统治”。而这三个鬼子却打着“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号,“黄鼠狼给鸡拜年”般地跟山下的老百姓“搞好关系”,在这种形势下,收买孩子,便成了他们的重要手段。这个时候,爷这些才不到十岁的孩子,便在鬼子糖块的诱惑下,开始“赛跑”或者“摔跤”,胜者赢糖吃。爷因为身体条件不错,所以屡屡得糖。但爷那个时候竟然对鬼子插在一起的三杆枪更感兴趣,已经忘记了大人告诉的“千万别去动鬼子枪”的劝告,终于瞅准一个机会,歪歪扭扭地抱起了一杆,其他的孩子登时慌神了,觉得爷肯定“没命”了。但,鬼子却笑嘻嘻地迎上去,“和蔼”地拿下爷手中的枪……,这事爷肯定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但我觉得,一杆没有子弹的枪加上一个还端不动枪的孩子,特别还有其实山下的老百姓如果联合起来可以把三个鬼子“撕碎”的力量对比,肯定才是鬼子这样做的原因吧?原因其实也已经不重要了,最可怕的是结果,这事让爷知道了,所有的邪恶势力其实都是不可怕的,我们一定要始终树立敢于跟邪恶势力硬碰硬的勇气!爷一辈子都没有改变这样的心态,或许就是从幼年时期的这次“扛枪”开始吧? 第二件就是爷在世的时候经常提起的跟堂哥鹿世君的“比赛”。鹿世君的父亲是爷的亲大爷,所以他们小哥俩就是最亲的堂兄弟了。鹿世君比爷大四个月,也是身强力壮的主!小时候,在场院里晒着高粱秸子,因为家里还等着烧火做饭吧,鹿世君就先扛走了一捆。等爷睡醒之后,看场院的爷爷便告诉爷说,你哥哥已经扛走了一捆,那捆挺多的。给你一捆小的,你抓紧追,你们俩就差不多一起到家了。爷一听二话不说,扛起来就一路小跑,还没到家,就非要跟哥哥换一下高粱秸,结果是,两个孩子的捆子是差不多的。爷后来经常跟我讲起“激将法”等“兵法”,也总是把这个事情说出来。遗憾的是,实心眼的爷,其实只是说说而已,他是根本存不住什么“秘密”的。这事对他老人家的影响,只是第一次知道了“计谋”吧? 我的故乡是山东省高密市青龙山西麓一个叫尚口的小村庄,她西依五龙河,村南便是成片的平原,自古就是个依山傍水、风调雨顺的好地方。一个生活在这样环境的诚实孩子,自小最知道的事情,就是靠自己的勤奋肯定就可以过上幸福的日子!爷这样做了,却离幸福越来越远。爷肯定不理解邓小平那句“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的涵义,却实实在在地承受着“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的艰难!我真正开始面对面地“认识”爷,就是在“文革”爆发之前。1965年出生的我,转过年来便是“文革”的爆发! “文革”爆发前的事情,我同样是不能亲眼所见的,但村子的大变化,还是至今都深深地印记在尚口村每一个老少爷们的心里,也在很多家庭中还继续着很多说不尽的“牵挂”。这主要是因为尚口村的“分裂”,1960年左右吧,不知道什么原因,尚口村成为周边村子中唯一需要大约半数人家“支边东北”的村子。至今,东北的镇赉、桦甸两个县,还散布着不少来自尚口老鹿家的“游子”。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来回东北,成了尚口的一个重要“符号”。对我们家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我大爷爷家的四个儿子,都随着支边的“大潮”去了关东,而却把我大爷爷大奶奶老两口留在老家…… 一家骨肉,就这样分开了。除了书信联系,我记得最早的再次见面,就是我东北二叔的回家了,那大概已经是上个世纪70年代吧?等我们这些第四代有了见面的机会,就已经是新的千年了…… “文革”之前关于尚口基础建设最大的变化有2个。一是大面积改建扩建“五龙河”,老少爷们都车推肩扛的,硬是把以前那一汪乖乖的水滩,修建成有了蓄水大坝、有了闸口可以随时放水福泽百姓的一条“水龙”!而爷在这个时候可谓大显神威,因为他老人家有着过硬的体质,所以每年还数次被评为“出夫先进”!至今记得因为这事,我们家的墙上贴满了爷的各种“奖状”。爷很自豪,也经常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说村子里有个社员,有次跟爷商量过了,已经同意把有次的“先进”让给他,但上级一看立即否了。说人家鹿世春干的活你是比不了的,你跟他比根本不够格!末了,还严肃“批评”爷说,先进是一种荣誉,是一定要奖给该得的人的,怎么可以赠送?村子的另一件大事,就是“迁建”。以前的尚口老少爷们,都是住在离五龙河东岸不远的河滩上,垂柳依依、河水清清,渔歌互答、麦田摇曳,家家石墙、户户飘香……,后来因为什么原因不知道了,就是迁建了大部分的住户到了村子的东面,而且是每家2间房子的整齐规划了。我们家也在这个时候搬到这个“新尚口”,留在河滩的那些,就从此称为“老尚口”了。新尚口在人民公社时期是柴沟公社土庄大队第八、第九生产队,而“老尚口”的编制是第十生产队。邓小平东山再起之后,变公社为乡政府,就把尚口正式分为两个村子了,改为东尚口、西尚口。 这些虽然我没有经历过当时,但还是感受到了现在,而且历史正在继续着。 村子经历了这些,很快就迎来了文革。文革中关于爷的故事是很多的,但最知名的其实只有两件: 一件便是文革开始的时候,当时的柴沟公社造反派领袖范宝文主持会议并传达着毛主席、党中央的重要讲话。他当时认真地这样读着: 毛主席针对党内的腐败萌芽及时指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一部份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大官了,要保护大官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利害。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很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传达到这里的时候,广大社员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他前面坐着的各村领导干部却有不少是“看不起”范宝文的,于是根本就没抬眼看他,更谈不上“鼓掌”了。肯定是因为这些干部中有不少是跟社员“有隙”吧,所以个别有胆量的社员,还趁机在会上揭露本村的腐败问题,一时会场群情激昂,大家纷纷对毛主席的英明论断报以真心地拥护!不知道是哪个村子的领导,肯定因为瞧不起那个敢于揭发他的社员吧,就当场起来怒骂揭发他的社员,而且还开始动手推搡。大家这个时候都静下来了,眼巴巴地等着范宝文的“裁决”。而范宝文在农村也是个当过大队会计的“文弱书生”,一时还真慌了手脚,不知如何应付?这个时候,我爷就走到那个干部面前,说有话好好说,最好是当着大家的面把问题说清楚了。这个时候那个领导更是“暴怒”了,居然一巴掌就朝着爷打了过去,爷是有着出众身体条件的,顺势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还警告他有话好好说,不要动手。但,爷还在说着,后面就受到了另一个人的“袭击”,这个干部也趁机挣脱了被拿住的手,两个人一起向爷打来。爷并不怕这样的架势,也很快就把这俩人“制服”了…… 我当然是过了很多年之后才知道这件事情的。有年我跟爷在老家的一个集市上赶集,在走到一个包子铺的时候,爷就悄悄地告诉我说,当年被他“一箭双雕”的其实是亲哥俩,哥哥当书记,弟弟也去开会了,他俩个子都比我高、长得比我壮,但他们太小看我了,不知道我在关东干活的那些年,身体是怎么锻炼出来的,抬扛圆木装火车,那是玩命的活,没有相当的身体条件是干不了的!还说了他亲眼看到的那些伤员。末了,爷还有点很“对不起”地对我说,这家包子铺,就是那弟兄俩的孩子开的。正说着,当年的粗壮“书记”就走出了包子铺,跟爷侃侃而谈起来。看着这老哥俩其实早就“一笑泯仇”的和谐,我忽然觉得,老百姓真是朴实,他们很少会无理取闹的,自己错了就是错了、对了就是对了,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所以,他们需要的是公平公正,少些折腾。 爷的另一件事就是给爷带来无数灾难的那次了。那个时候生产队的主要“家当”之一的便是耕牛!拖拉机还是很少见到的。但,却有一头正直壮年的耕牛死亡了!在开膛之后,就从耕牛的肚子里找到了“致命”的铁块,社员们都很伤心。大队的某个S姓“干部”却拿起那块铁块,很有点“沾沾自喜”地说,谢谢你啊,让我可以吃到牛肉了……,爷的血性登时爆发了,他一个箭步跨过去,一把夺过那块“可恨”的铁块,并张口怒骂那个干部说,你个败家子!你不知道这个牛能够给我们生产队干多少活吗?那个S姓干部自知理亏,就灰溜而去…… 虽然这个S姓干部没有文化,却有着狼子狠心。他从此开始了“一定要毫不动摇地报复爷”、而且还“挖潜增效”“无中生有”地陷害爷,扣工分、派危险活已经不是事了,甚至剥夺了爷很多正当的权利,就是在我们就要去上大学的那年,他居然还“心黑手辣”地少给我们家分了800斤麦子……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文革”只是一种管理的方式而已,它也只是一种“实践”,所以,无论什么方式,只要能够代表最广大老百姓的要求、只要有老百姓反映问题的正常渠道,这个社会肯定就是和谐的。如果再在国家层面上讲,当然这个国家必须独立自主! 人间的悲剧就是这样荒唐和无耻!爷作为一个拥护反腐、真的一心为公,并且一直是生产队骨干劳动力的社员,在干着最辛苦最多的活的时候,居然还受到了最无耻的“欺负”!如果不是邓小平的分开种地,肯定会再次去“闯关东”“逃荒要饭”了。但,那个时候的关东,还是他年轻时候在大海林扛圆木、在磨刀石割腊条的时候吗…… 我至今记得,我们当时的柴沟公社或者后来的乡镇,大多是在1982年之前就“分开种地”了,而我们这个尚口村,却硬是敢于拖了一年! 写到这里,我就感觉需要介绍一下我跟爷的亲情。在我们兄妹中,爷传统思想是有的,他更喜欢儿子,于是,我自然就是他喜欢的了。他挺迁就我的,我小时候却跟他“对立”甚至“骂他”,但爷并不“在意”这些,他总是跟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一如既往地“疼爱”我。如果非要找出几点我们之间的“干戈”,其实还是有的。我至今记得,我长到大,爷只打过我两次。一次是很小的时候,有次要下雨了,家里的麦子还需要用“麦秸草扇子”盖上的时候,爷就“安排”我帮忙,我却只顾玩耍,并不理会爷的着急。于是就一巴掌扇过来了,鼻子当场流血了。另一次是我已经稍微大点了,有次跟“坏孩子”学会了“编麦子”,就是两脚分别踩在两趟麦子的上,左右脚开弓,麦子倒下并缠在了一起。这是一种“祸害人”的“败家”行为,所以爷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在我刚开始要“编”的时候,就一脚踢过来,并严肃批评我这是祸害人的,以后不许再干! 但当我长大了,懂事了之后,爷坚持正义的不屈精神、吃苦耐劳的俭朴生活,已经深深地影响到了我,也真正的开始了把他老人家的这些优点“复制”到我的灵魂里!我已经绝对知道,我们爷俩的“愤青”个性,如果是身临其境地在几个鬼子驱赶上百上千壮劳力的“南京大屠杀”,我们爷俩是绝对不会心甘“引头一耻”的!所谓“南宋之后无华夏”等“谣言”固然无耻,但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悲剧,特别是几个鬼子可以挨个屠杀几百上千壮劳力的行为,不能不说是“耻辱”吧?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爷俩应该是真正地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很小就开始吧,不少乡邻都说我是“随贴”了爷,我不知道这是夸奖还是“忠告”,但我并不想去改!所以,后来我在读高中的时候,当一个老师用“世故”“老好人”的观点去诋毁我爷的时候,我恨不得上去扇他几耳刮子才解恨!我当时坐在教室里,看着他一心“从政当官”的虚伪面孔、听着他巴结权贵诋毁正义的违心说教,觉得那是多么的荒唐滑稽! 我跟哥哥都考上大学,去上大学的那几年,爷娘虽然累些,但当时已经分开种地了,他俩还勤勤恳恳地开了不少荒地种着,而且当时的学费还不高,所以再加上我们节约些,还是可以勉强“够用”的。最关键的是,这个时候爷的心里肯定是美滋滋的吧?我有次跟着爷去土庄赶集,就再次遇到了当年被爷摔倒的那个“书记”,他看着我,后来悄悄地跟爷说,世春啊,你真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啊,咱们公社,几个家庭跟你家这样,两个儿子都考上大学的…… 我们都参加工作之后,家里的负担就小了。虽然娘这个时候得了糖尿病,但并没有多影响到安逸稳定的生活。后来问题的出现,还是因为爷那不灭的“种地情结”。 在这里需要重复叙述一下的是,爷爷奶奶在解放前夕,没有看清国内形势,在很多“地主”等富户都急着仓惶“抛地”的时候,爷爷奶奶居然省吃俭用,还高价买了村后的40亩地外加一头大花牛!但就在老两口开始盘算着“四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幸福生活时,大陆解放了,土地归公了。爷爷奶奶的这些做法虽然葬送了爷的读书梦,让爷从虚岁8岁就开始下地干活,却也让爷根深蒂固了“种地梦”! 特别是胡温时期,先是70岁以上的老人免提留,后来很快就全部免了农业税,这个时候爷虽然已经70多了,但他还是不服输,一定非要实现爷爷奶奶的“种地梦”一样,哪里也不去,即使是娘已经去世了,他还是执着地非要“种地”!我没法想象他老人家自己在家搭理着7亩地的艰难,但过低的产量已经说明了一切。或许他已经把种地作为一种“消遣”了吧?就跟当年躺在火炕上跟我们讲东北大海林的那些故事一样,可以打发他老人家的孤寂与希望?我确实已经读不懂爷了,但爷确实很知道外面的世界。从“砸三铁”开始的改革,到很快听说很多工厂发不下去工资了,再到后来美国“欺负”伊拉克,这些事情爷都有自己的理解。他说实在不行了,你们就都回家种地,咱们家是四间房子,到时候再盖上几间,够咱住的,不用怕!美国开始打伊拉克的时候,爷娘还在家屯粮不卖了,说是万一年头不好,你们就都回家,留着粮食自己吃…… 我想他们俩这个时候肯定是忘记“过鬼子”时候“烧杀掳掠”的“三光政策”了,国破家何在?但我这个时候确实最知道的是爷也已经变了,他这个大半辈子都不服输的“强者”,老了老了,还是把精力都用在了儿女身上,自己不跟着儿女不说,还努力地给儿女创造着幸福的条件……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我们村子的一个传统来,说是家里的壮劳力一定要在家吃“最好”的饭,有白面就不不吃玉米、有玉米就不吃地瓜、有地瓜就不吃野菜。但,爷娘却是相反的,他们总是把最好的留给孩子们,即使孩子们都长大了,也是把自己觉得最好的东西,尽可能地留着,等着孩子们回家…… 想起这些来,我就感觉了自己身上那曾经沉甸甸的父爱和母爱,虽然生我养我的人都已经驾鹤而去了,但他们无私的爱,特别是爷那单纯坚强、娘那仁慈大度,都已经牢牢地印刻在了我们的心里,让我们不敢懈怠地对待着工作、对待着责任、对待着自己的儿女。 爷其实是很喜欢开玩笑的一个人,干活还非常的“机良”(这是我们老家称赞干活会看颜色、还是好把手的意思。我一直不知道这俩字应该怎么写?大意是机灵良好吧?),所以很多人就背地里给他起了个外号“老师”。我知道爷是非常讨厌这个称号的,因为他没有上过学,自己感觉不配当老师。但不喜欢不等于不知道,所以爷对“教学”还是有很多自己“独到的见解”,比如他曾经说,小学老师,应该具有看孩子的“本领”,要不肯定是教不好学的。没想到,这话很快传到了真正的小学老师耳朵里去了,就上门找爷“理论”,说爷“侮辱”他是个“看孩子的”,既然是看孩子的,那咱俩换一下怎么样?爷大字不识几个,怎么换?所以当场就纳言了,也一时讲不出诸如快乐教学、跟孩子打成一片、老师也应该是孩子的父母等“正面理论”。后来邓小平东山再起了,有文化的、特别是可以教学的已经“比比皆是”了,这个时候爷才知道了,原来他当年说的关于“先看好孩子”的言论是多么的正确!但这个时候,连我都已经当上老师了,所以爷虽然对了,却也没有了找回“理”的心思了…… 晚上闲下来的时候,我经常席地盘腿而坐,边看窗外的凡尘边思考着什么,这个时候爷的很多往事就经常一幕幕地映现在我的脑海里,觉得他这一辈子,虽然表面看起来是挺坚强自信的一个人,但其实也是有很多遗憾的,这些遗憾虽然他很少提起,但在每次无奈的叹息中,让我们也读到了他的些许脆弱和泪水。我默默的读着他、体味着他,觉得他这一辈子,大约逃不过三点遗憾。一是年少时候没有有上学的机会,以至于长大成人后就变成一个“睁眼瞎”。二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忍饿,他随“回迁”山东老家的大军回到山东,因为信息的闭塞和经济的困难,失去了回到大海林“恢复公职”的机会。三是他还壮年的时候,本来希望我们两个儿子中的一个跟着他或许编条框、或许编高粱席、或许杀猪卖肉,但因为我们哥俩都考上大学了,女儿也出嫁他乡,所以他的这些手艺,只剩下了可以给自己编提篮、织草席的舞台…… 一晃爷去世7个年头了,他走的那年才77岁,身体还是很好的,却遗憾地这样意外离开了我们。在他老人家84岁冥寿即将到来之际,写下这篇文章,作为对他老人家永远的怀念! 鹿钦海草于2016年9月14日星期三,农历8月14.于山东东营。修改于9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