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的我,白天要带领村民参加公社统一组织的治岭大会战,修大寨田,只有晚上才能回家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挑灯夜战,二十多天下来,总算能把那几本破书看了一遍。
可能老天真的要捉弄我,或许是疲劳所致,高考那天,我已患感冒发烧好几天了,头痛欲裂;从工地步行五里地走到考场,在浑浑噩噩中度过了一天的考试,然后在沮丧中回家,自然对考试结果不抱任何希望。
然而,人的命运就是这样,一切都在不可预料中,过了些日子,竟然来了录取通知。不过,到后来才知道,当时是分两榜录取的,这是第一榜,只是运交华盖罢了,此是后话。
很快,全村人都知道了,因为刚刚恢复高考的确是天大的新闻;外村的人也有不少知道了,出门碰到当年的老师,他们也知道了;社员和小伙伴们都用羡慕的眼光来看着自己。然后就是填表并到大队里盖章,然后就是到公社里体检,再接下来就是望眼欲穿地等待了。
在经过漫长的遥遥无期的等待后,一个没有人告知、没有结果的结果终于来了。
到一九七八年春,感觉很晚了,我听到其他村有人接到了录取通知书后,又过了好像好长时间,还是没有我的动静。我感觉我的事儿一定是没戏了,绝望降临,万念俱灰,躺在土炕上几天不起来。
我后悔当初为什么不早点儿吃点药,那场该死的感冒或许会早点儿好,如果那样,或许那篇记叙文会写好一些;我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买顶棉帽子戴上,那样或许根本就不会感冒了;我后悔不该在村子里逞能,当什么狗屁民兵连长副书记,还要带领民兵去修大寨田,我应该早早停下来去复习课本,如果那样,我的成绩会更好。
但是,一切都是假设了,我所向往已久的大学梦已经成了泡影,那个骗人的通知书,只不过是黄粱一梦,我的命运已经走到了最低潮。如果是现在,我也许会再次振奋起来,抹抹桌子另上菜,在第二年再到考场上去拼搏。
但是,在那个政治运动刚刚结束的年代,谁知道还会不会有第二次高考,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只是感觉浑身上下麻木冰冷。
在浑浑噩噩的日子里,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那是在一个很平常的我在生产队里劳动的场面:我和大队书记去北岭干活的路上,肩上扛着村集体的那根大木杠;那是一根粗大的槐木杠,为了公允,木杠的中间还加个铁橛子做记号;走到岭的最高处,感觉太累,于是就把杠子顺手扔进了一条沙沟,奇怪的是,杠子顺沙沟往北走个不停,于是我追着往前跑,忽然,杠子停下后,从沙子里跑出一只大王八……
为求破解,我曾把这个梦讲给我们村里一些人听过,可是没有人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甚至好多年以后,我还希望从佛洛依德的学说中得到答案。
我已经没有勇气在按照原来的方式生活下去了;我已经死逼梁山,我决定放弃我现在的一切;我以壮士断腕的决心,烧毁了我所有的日记,尽管现在想起来好像有些可惜;我没有找我的好友征求意见,只是烦父母炒了四个小菜,找大队书记也算是我的领导加搭档吧,喝了一点酒,算是告别;我决定要下关东——那儿有一个我的亲戚;我决定去那儿找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生活,哪怕是苟且偷生,或许时来运转还会追求到一个让我温馨一些的梦……
我步行到公社的书店里买了一本《中国地图册》作为向导,父亲赶集卖掉了当年家里准备盖房的高粱杆给我操持了45元钱做路费。临走的那个晚上,母亲流着眼泪给我准备了一个白布包袱,装上我那几件可怜的行装,说“走就走吧,在家一年也挣不了一双鞋钱”;我只是不说话,只有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不知道该怎么来安慰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