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府诸城县长厉文礼的汉奸路

扶淇河畔

此照片拍摄于1947年1月，前排右一为厉文礼，前排中为张髯农

扶淇河畔

他在潍县主政期间到现在还是颇多褒义

闲文

总版，只见照片没见路呀，有空写写哈。

南湖游游

罕见的老照片

昔日温情

不明真相的群众强力围观中~~~~~~~~~~~

梦有木有

厉文礼（1905—1954），是抗战前国民党在昌潍地区的军政要员之一，是抗战前期昌潍地区抗日武装的主要组织者，又是抗日战争后期的重要汉奸头子。他是国民党员，又参加过军统外围组织复兴社，加入过三民主义青团并为骨干。他从1930年8月任诸城县县长开始，到1945年被八路军鲁中部队彻底打垮，被蒋介石撤销一切职务止，在昌潍一带统治15年，由县长而专员，而司令，其所属部队最多时曾达3万多人，盘踞着13个县的广大地区。最终没有逃脱被镇压的下场。

    厉文礼是一个复杂多变的人物，他的命运与他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
　　（一）少年得志，出长潍县
　　厉文礼，河北省蓟县人，地主出身，后随其父母移居北京。1926年京兆甲种农业学校毕业后，一度当过教员，从事教育工作。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他入伍当兵，在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第四军，任马鸿逵部少校秘书，不久又调第一方面军军事教育团少校书记官。次年9月，在山东省临清县参加国民党，成为国民党党棍。1929年5月，在军阀混战中随马鸿逵叛离冯玉祥，投靠蒋介石。同年8月，马鸿逵被蒋介石委任为第十五路军总指挥，厉文礼任该军军事政治教育团少校书记官，半年后调该军64师192旅任少校军法主任。1930年8月，国民党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主鲁伊始，厉文礼离开军队，被委任为山东省诸城县县长兼民团县大队队长和联庄会总会长。1932年6月，厉文礼由诸城县调任潍县，继续任县长兼民团县大队长、联庄会总会长等职。时年27岁，可谓“少年得志”，“平步青云”。

    厉文礼在任潍县县长期间，大部分时间居住在丁氏的十笏园内，并与丁氏丁六宅的唯一继承人，乡绅丁书言成为好朋友。（1943年,厉文礼战败被俘后投靠日寇,任伪“鲁东和平建国军司令”,仍住在十笏园）。

    厉文礼为政比较清廉，重视民生。他曾筹资搞了多个城市建设项目，并且在县域内严禁贩毒吸毒，治理社会治安，注重文化建设，但也积极反对共产党的活动，捕杀了许多共产党人。兹就其大要，略述如下。

    1、重视城建

    潍县有白浪河流经县城，1932年,洪水冲毁了庙北的一段堤坝,十多户商铺倒塌。县长厉文礼为综合治理城东门外与南坝崖片区,谋划了四项互相关联的建设工程:一是建造城东门与东关庆成门之间跨越白狼河高水位的钢筋水泥大桥；二是拆除东门瓮城,利用拆下的土石改造扩宽南坝崖；三是修建向城里供水的蓄水池、泵房、管道、城上水箱和城内东马道配水设施的“自来水”；四是开发建设南坝崖商业街的基础设施。这四项工程所用资金不菲，但厉文礼没有搞摊派和集资，其来源有三:一是省政府发还1930年晋鲁战争期间县保安会垫借给韩复榘部五十九旅的军费；二是拍卖南坝崖“期地”(设计图纸上扩宽后南坝崖街两侧可用于建房的土地)所得收入；三是城厢门市房的房东捐款。由此可见，厉文礼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就有“经营城市”的理念。
　　厉文礼在工程设计中广纳博采,如街北端与大桥西头相交处,采用了法国巴黎塞纳河上马塞纳大桥与滨河市场街半平交半立交的设计手法,并在街南口设计一座典型欧洲风情的大街门,既实用又增添城区景观。所有工程的施工，均采取分段招标的办法,最终潘云亮的“潍县工业工程局”全部中标。
　　1933年初，这几项市政工程按计划开工,到1934年8月10日，朝阳桥（今亚星桥的位置）建成，举行了隆重的大桥落成典礼。随后，东马道的“自来水”开始供水；南坝崖大街门和路面拓宽铺砌工程也相继完工。新落成的南头大街门上,南面书“坝崖大街”，北面书“表海雄风”，皆厉文礼题署，字迹娟秀。规划商铺房自南向北陆续开建,建成部分随即开业。整个工程建成启用，在全县引起极大轰动,城乡居民扶老携幼成群结队前往观看、体验,盛况空前。1935年潍县拍摄的第一部电影片“潍县大观”记录了当时的部分情景。

    朝阳桥建成后，厉文礼又决定在朝阳门城楼上新建高型四面钟楼一座，顶部安置大型时钟。因其位于县城中心，颇为壮观，大钟走时准确，四面均能看到，而且报时准确，报时声音嘹亮，远处可闻，人们称为“标准钟”，民间称便。

    厉文礼到潍县时，当地娱乐场所很少，只有僻处东关西北角的“永乐大戏院”一处，电影只能露天放映，河滩上有几个说书的和杂耍的，此外别无娱乐场所。厉文礼治潍期间，在南坝崖街新建“中华戏院”一处，另在南坝崖街以东的临河地段辟一娱乐场所，专供演出曲艺和评书，取名“快活林”。

    2、严禁吸毒贩毒

    厉文礼任潍县县长后，严禁贩卖和吸食鸦片、海洛因等毒品，并规定重犯可处死刑。当时城里南关大街上有几家日本人开的小商店，公开出售老海(即海洛因)和大烟(即鸦片)。厉文礼为首的县政府不敢抓日本人，更不敢取缔这些商店。就派便衣警察守在这些商店的门口，看见有人进去买东西，出门就堵住搜身，一旦发现购买了老海或大烟，便立即抓进监狱。至于贩卖、吸食毒品到何种程度才够被枪毙，一般老百姓是不知道的。不过，厉文礼确实枪毙过许多吸毒、贩毒的人，起到了震慑作用。

    厉文礼曾查获贩卖毒品的于姓兄弟，二人均系重犯，审讯后均判处死刑，一起枪决。潍县的绅商巨贾，有不少吸食鸦片的，从这以后多畏惧戒绝。

    县警察局枪毙毒犯的时候，县城里的人多出来观看。行刑队伍开过来时，士兵在前，两人横握步枪，并排而行，枪上刺刀寒光逼人。后边，一堆士兵拥着一个或几个五花大绑的犯人，而犯人被双臂反剪，背插亡命旗，上写“吸毒犯”和犯人的名字，两个士兵左右架着。闻听枪毙人的队伍开过来了，街旁商店纷纷关门，出摊的也都把货物盖起来，因货主怕犯人索要吃的，会给他带来不景气。唯独酒店早有准备，因为被处决的犯人要酒喝已成惯例。犯人到时，酒店老板将早准备好的泥胎白瓷碗盛满酒，士兵将碗接过去，送到犯人嘴边。犯人仰头一口气将酒喝完，士兵将碗摔在地上。队伍来到西北炮台附近的空地上，几个士兵押着犯人在一坑边站定，等士兵们退出刑场，只听“砰”地一声枪响，毒犯即可毙命。

    第二天，布告出现在大街的墙壁上，布告内容一般是“……判处×××死刑，执行枪决，以昭炯戒，切切此布。”后面有红笔“∨”钩。落款是“县长厉文礼，中华民国×年×月×日”。

    厉文礼严刑戒毒，号称“言出法随”，其实也有徇私的情况，如当时县政府第一科科长王某（湖北人）、第二科科长许某（浙江人）都是大烟鬼，厉文礼竞不加惩治。

    后来，日寇入侵潍县后，在东门大街上设立了好几处官膏店。所谓官膏店，就是日伪政权批准公开卖大烟的店铺。任何人去抽大烟都可以，只要付钱就行，这是日寇毒害中国人的罪行之一。日寇投降后，国民党军重回县城，开大烟馆的虽然没有了，抽大烟的却转入地下，那些“大烟鬼”依然如故。

    3、首开风筝会

    厉文礼从诸城调任潍县后，发现在大十字口的闹市区竟有数家以经营风筝为生的老店，这在其他县城是不多见的。当他知道唐延寿的风筝铺开设于明末时，更让他大吃一惊。经过多次的走访，他发现了风筝这一消遣娱乐品在潍县已经形成了产业，衍生出了一种艺术门类，这引起了他的重视。
　　时值潍县经济在大战后迅猛复苏。为了活跃城市文化，厉文礼决定把民间自发的风筝角逐引入到政府行为之中，1933年清明节举行潍县首届风筝比赛。当时潍县只有武衙门一处正式集会的场所，但不能放飞风筝，便因地制宜，采用“两步走”的办法：上午在县政府（老县衙）门前举行开幕式，宣布每两年召开一次风筝会；将全县参赛的80只风筝在衙门前进行展览。下午到白浪河河滩进行风筝放飞比赛。是日，适逢潍县大集，观者蜂拥，场面壮观。随着指挥者的一声哨声，80只风筝竞飞蓝天，令人目不暇接。最引人注目的是唐家风筝铺的板子人物风筝“八仙过海”，还有杨家埠的“四季花神”。首次比赛，没有进行评比与发奖，成为一次地方性的风筝表演。
　　首届风筝会后，厉文礼下令另辟风筝放飞场地。他发现城南有一片荒地（现温州商城以南地段），满是坟墓与浮厝，就明令限期搬迁或拆除，派人整平碾压，建成了潍县首座体育场，俗称南关操场。
　　1935年初，县政府在四乡张贴告示，要求各乡镇选拔优秀的风筝，参加潍县第二届风筝比赛大会，会址就设在南关操场。4月5日，体育场北侧扎起了主席台，县城的中小学生全部参加观摩。第二届风筝会有60只风筝参赛。上午九时，比赛开始，按风筝的大小分成大、中、小三组，其中最大者，是一条70米长的“龙头蜈蚣”。下午两点放飞结束，大会对所有参赛者颁发了纪念品。
　　这两届风筝会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时潍县经济异常发达，产品行销全国，县域经济收入在全国排行前列，各地的客商迅速把潍县召开风筝会的消息传遍全国，各地的风筝爱好者跃跃欲试。
　　1937年第三届潍县风筝会召开前夕，潍县商会接到了许多外地商会转来要求参加风筝会的申请函，县政府来了个“顺水推舟”，把承办风筝会的任务转给了潍县商会。商会本身有钱，而且得到了商家的大力支持。
　　第三届风筝会如期召开，这次参赛的有90只风筝，60多个品种，数量、品种创三届之最，赛址设在沙滩里，由各家风筝铺负责赛会的后勤工作，为赛会准备方凳、桌子，并摆上茶点。更可喜的是天津著名的风筝艺人魏元太带着一批外地风筝爱好者参加了比赛，还有济南、徐州的风筝爱好者也参加了赛会。
　　这届风筝会最吸引人的风筝要数孙永春、胡敬珠扎制的“龙头蜈蚣”，国德府扎制、牟丹绘画的“魁星点状元”，还有“寿字”、“杏花天”等等。由于天气原因，气温骤然下降，比赛提前结束。不久“七七事变”爆发，潍县“沦陷”，原定两年一届的风筝会从此化为泡影。

    4、微服私访，捉拿凶僧

    1934年，厉文礼到潍县上任不久，他偶然听说潍县北乡有个不法的僧人，当地乡民有的说他劣迹斑斑，但也有乡民多予称赞。为了查明真情，惩治不法，维护治安，厉文礼到北乡微服私访。

    经过几天的明察暗访，查明该僧人实是一个与土匪勾结，暗中助匪绑架良民，勒索钱财的刁民。但他隐蔽较深，伪装善良，每有被绑架者，他便毛遂自荐，佯为被害人家从中说合，而暗中又取悦土匪，使受害者表面受其恩惠，因此蒙蔽了许多不明真相的百姓，确是一个十分狡猾的凶僧。

    厉文礼侦查到实情后，便亲率警察前往捕捉。适值该和尚大张晚宴，他的住处设有烟榻，并有女人陪侍。厉文礼见后十分愤怒，当即下令予以逮捕。

    将凶僧押解回县以后，竟有一些乡民结伙到县府为和尚求情。厉文礼当众宣布和尚的罪行，断然处以极刑。当乡民明了真相释疑醒悟后，均感大快人心。

    5、躲避韩复渠
　　韩复榘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时，经常出发到各县视察。他下去视察是无所不问，也抓人也判案，也撤官也派官。韩要到哪些地方去，他的秘书长张绍堂就提前暗中通知有关县长。各县就赶紧打扫街道，粉刷墙壁，修理房舍，张贴标语，有的还在大道上铺上黄土(这是封建时代接皇帝的礼节)。这些表面文章要应付得不好，碰上了就得倒霉。

    潍县县长厉文礼很聪明，他既看不惯韩复榘的做派，又怕给自己惹麻烦，每遇韩复榘到潍县视察，他总是设法于事前外出，以避免与韩见面，少生事故。而韩复榘到达潍县后，每闻厉县长外出视察，反而嘉奖他办事勤勉，体恤民情。
　　1934年夏天，韩复榘再次到潍县视察县政。厉文礼仍然不在县内。韩复榘视察完毕，临走之时，忽遇一老妇拦车喊冤，韩复榘当即下车询问。原来是老妇告她女婿，一个县警察局巡官不赡养她。韩复榘立即把这个巡官叫来，问他为什么不养他的岳母，这个巡官见到省主席，有点不知所措，没说出个所以然来。韩复榘认为他真的理亏，就说：“枪毙!”于是拉到沙滩上执行了。巡官的妻子随即赶来，向韩复榘哭诉她丈夫并非不养她的母亲，实因她母亲平素好赌，好吃懒做，巡官每月挣的薪水有限，不能满足她母亲的要求，她母亲便来控告。韩复榘听了之后，说：“这个老女人，也不是个东西，枪毙!”于是把告状的老妇也枪决了。
　　这巡官的妻子见她的丈夫和母亲片刻之间都被枪毙，大哭大闹，拉住韩复榘的衣服说：“我的亲人都被你枪毙了，我现在一个亲人也没有啦，我跟着你吧!”韩复榘无法处理，十分狼狈。潍县警察局局长胡鼎三把这个女人拉到一边，再三劝说，最后给了1500元法币了事，韩复榘才得以出城。

    6、拍摄《潍县大观》

    1935年，潍县县政府拍摄了一部无声黑白纪录影片，片名《潍县大观》。影片全长1650米，可放映55分钟。为什么要拍这部影片?一说当时县长厉文礼为了宣扬他的政绩，便从上海请来摄影师，不惜耗费巨资而拍摄的。另一说是当时山东省政府要拍一部《山东大观》影片，内容是几个有名的市县概况，由各有关市县自行拍摄。潍县是其中之一，故而拍摄。放映《潍县大观》时，银幕上首先出现《山东大观》字幕，然后才是《潍县大观》，因而后一说法不无道理。
    不管其初衷如何，该片中确实有多处宣扬县长厉文礼的政绩，解说中不乏歌功颂德之词。如影片开始，字幕中有“……山东韩向东(韩复榘)知人善任，自委厉文礼潍县县长，人民安居乐业，地方日益发展”等等。还多次出现厉文礼和国民党驻军八十一师师长展书堂的镜头。但从历史角度来看，它真实地纪录了当时潍县的旧城风貌和人们的生活习俗等。
   《潍县大观》使人们目睹了20世纪30年代潍县的城镇建设、工业发展、商贸集市、文化教育以及风土人情等多方面情况，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是难得的历史声相档案，也是研究民国时期潍县的人文景观、乡风民俗的宝贵资料。
    7、捕杀共产党员

    厉文礼作为国民党政府委任的县长，虽然也做了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情，但他是国民党的忠实走狗，具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忠实信念，必然仇视共产党，不愿意看到共产党组织的不断壮大。他在任潍县县长期间，曾多次捕杀中共党员及进步人士，破坏共产党地方组织。1933年7月，他将中共潍县中心县委书记刘良才抓捕，枪杀于白浪河滩；10月，又在坊子街同聚祥煤厂将中共地下党员郭炳让抓到潍县城杀害；同时将中共地下党员何风鸣(潍县曹庄人)捕送韩复榘。1934年11月，厉文礼指挥军警包围潍县广文中学，将在该校任图书馆馆员兼国文、美术教员的中共潍县工作委员会书记乔天华捕去，使潍县党组织遭受了严重破坏。
　　（二）扩充势力，扯旗抗日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后，日寇大举进犯中国内地。山东省政府为了适应抗战的要求，重划行政区，组织游击队。潍县县长厉文礼被委任为山东省第八区行政专员兼游击队司令。厉文礼便以原潍县第三区区长考斌之所属区武装为基础，扩编为第一团（人们习惯称其为考团）；以原潍县公安局为基础，由局长胡鼎三组成第二团；由高密县县长张汉组成第三团；由王有为、王治平负责将二十里堡大英烟草公司出经费组织的自卫团，改编为第四团。当时还大力号召受过训练，参加过自卫大队的青年参加游击队，于是有不少青年响应号召积极报名参加。

    厉文礼当时组编抗日队伍，筹集枪支，自有他的一套办法。对于不服从指挥和调遣的人，他以“抗命”论处。抗战开始后，高密的曹梦九县长马上组织高密县抗日救国大队，自兼大队长。为了整顿治安，高密的联庄会本来就很完整，曹县长要组织部队，自然立马可就。这时，厉文礼以山东省第八区行政专员兼游击队司令的名义，命令高密县出带枪兵300人。曹县长一算，300枪兵连装备就要10余万大洋，哪来这么多经费？厉专员大怒，行文高密县府，说“抗命就是汉奸，岂有汉奸作县长？”曹县长受不了，于是挂印封金，回到天津老家，此后即不再活跃于政治舞台。曹梦九走后，张汉接任县长。曹梦九虽然含恨解职，但是高密的抗日游击队也成军了，这就是张汉任团长的第三团（总队）和曹克明任团长的第六团（总队）。

    在日寇即将占领潍县的1938年1月8日，厉文礼命令第二团胡鼎三部暂留潍县城，他和乡绅丁叔言等离开潍县，前往安丘山区，并将潍县平市官钱局全部库存带走，还由潍县地方绅商凑款3.38万元作为活动经费。

    当厉文礼撤出潍县前夕，潍县绅商陈启之、康子周、李宝斋、丁献之、张养田、毛采臣、郭雨若等人，向厉文礼请示潍县沦陷后的机宜，厉文礼密示：“我走后日军到来，你们要负起维持地方的责任。”等语。当日夜晚，上述七人在棋盘街丁献之家中召开秘密会议，议定：组织维持会，并公推前商会会长毛寄臣为会长（当时毛不在场），毛采臣、郭雨若为副会长。暂定在商会议事。

    1938年1月10日早晨，胡鼎三探知日寇从西边沿烟潍公路已经过了大于河，即将进入潍县城，立即撤离潍县，找厉文礼去了。

    同日，在汉奸毛寄臣等迎接下，日寇联队长片野大佐带领日本鬼子进入潍县城。1月11日，潍县维持会进入原县政府办公。4月28日，维持会撤销，以维持会的班底为基础，成立伪潍县县公署，第一任县知事为毛寄臣。

    厉文礼、胡鼎三等带领原来建立起来的民团武装800多人窜入安丘西南山区，在躲避日寇锋芒的同时，以游击抗战为名，扩充武装势力。这时，他将游击司令部先后设在安丘西南山区的常家岭、崔巴峪等村，首先将所率人马重新改编为三个总队。他以游击司令的名义任命考斌之为鲁八区游击第一总队队长；胡鼎三为第二总队队长；钱灃堂（原潍县第五区区长）为第三总队队长。这三个总队成为厉文礼的嫡系部队。

    接着，厉文礼将势力扩展到昌乐、诸城、潍县、寿光、昌邑等地，队伍很快发展到16个总队，2万余人。

    1938年2月，厉文礼辞去潍县县长之职。4月，厉文礼率考、胡、钱各部进驻诸城长城岭一带，他被撤销游击司令职务，改任山东省第八区保安司令兼行政督察专员，统辖安丘、昌乐、潍县、诸城、寿光、昌邑、高密、掖县、莱阳、平度、广饶、胶县、即墨等13个县。不过，当时厉文礼名义上辖县很多，但政权不能统一，而且是一个庞大的空架子。各县的保安团也都是各县自己组编的，一般由县长兼任团长。

    厉文礼到安丘、诸城山区后，随着队伍的不断壮大，遇到的首要问题是粮饷告竭。没有粮食，必然导致军心涣散。事处危急，多亏了随行的潍县大地主、乡绅丁书言(家有土地2万市亩)写信传告其佃户各村，以土地作抵押，发动献粮支援抗日。一时其佃户村送粮车马络绎于道，军心大振。此举深得厉文礼赞誉，后委丁书言任保安司令部政训处副处长。

梦有木有

1938年1月，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渠因消极抗战被蒋介石解职扣押，其所属第二路游击队少校司令、诸城人张步云率部由胶东返回诸城、安丘、高密一带，假借抗日之名，扩充队伍，征粮逼捐，烧杀抢掠，很快发展到500余人，配备迫击炮4门。厉文礼到安丘后，曾派孙秀峰率部经过沙浯、王家庄、侯家岭等村到南郭庄（曹家郭庄）与曹克明部联系，行至侯家岭，突遭张部袭击，孙被迫退到潍河西岸王家庄一带。张部迅即派人到诸城东南山区报告张步云，张步云立刻派兵到南郭庄，打垮了曹部，活埋了联庄会长，枪杀了曹克明的亲戚等10余人，并抢走了大批粮食、财物，放火烧了半个村子。在此期间，他还为了报私仇，将霞岗联庄会长赵文芳之子诬以共产党的罪名，交给日寇杀害，并将赵母活埋，达到了斩草除根，称霸一方的目的。厉文礼为争夺地盘，调集人马向张部进攻，先后攻占了葛家彭旺、沙浯、王家庄一带。张部西线退到南院、景芝固守，东线退至潍河东岸逄家岭、侯家岭、王交一带。双方对峙40余天，战斗不断。后来张部子弹耗尽，无力固守，便派人与日寇勾结，日寇补给他部分子弹，并派飞机投弹助战，张部乘势反攻，厉部见形势不妙，向西退去。

    要说厉文礼“势力骤增，军威远震”的名声，还得从他收编高华清部说起。抗战期间，安丘、诸城群众无人不晓得“高部”，一提起“高部”，无不惊慌失措，毛骨悚然。

    1938年4月底，正当厉文礼扩军之际，适有华北自治联合军第二师师长高华清率部2000余人，携轻重武器枪支弹药和骑兵数百洽投厉部。几经磋商，于5月2日达成协议，予以收编。厉文礼给予他们优厚的待遇，士兵军饷是本部的两倍（每月4元）。但高部主官高华清虽是个正规军人，其部众却系乌合之众，土匪成性，他们乘国家多难之际浑水摸鱼，只想发财享受，因此士兵军纪败坏，常做出聚赌吸毒，酗酒滋事，偷窃奸淫等不法之事。虽经高华清本人告诫，也是本性难改。因此，高华清向厉文礼诉说苦衷，为了他个人的生存，要只身他往，以原部属留交厉文礼，听凭处理。厉文礼留之不能，听凭他去。厉文礼收编高部和其他散兵游勇，编为两个旅（四个团）共3000余人。

    到这年的六七月份，厉文礼在名义上所辖13个县内扩充的游击队伍，共有两个保安旅(4个团)，15个保安团(后改称独立团)，两个特务大队以及手枪大队、便衣大队和特务营各一个。这时，厉文礼的司令部设在安丘山区罗圈崖。

    这时的山东省第八区保安司令部直属系统为：司令厉文礼；副司令申集安、岳静山；参谋长张福胜，后换孙荣第；下设参谋处、秘书处、电台、军需处、军法处、执法队、军医处、副官处、军械处、政训处、三青团、交际处等。下辖独立第一团团长考斌之，独立第二团团长胡鼎三，独立第三团团长张汉（高密县长兼），独立第四团团长王有为（潍县县长兼），独立第五团团长张天佐（昌乐县长兼），独立第六团团长曹克明，独立第七团团长董希瞻，独立第八团团长王子春（安丘队伍），独立第九团团长阎珂卿（平度队伍），独立第十团团长韩寿臣（安丘队伍），独立第十一团团长殷蔼仁（安丘队伍），独立第十二团团长李鸿年（高密队伍住诸城），独立第十三团团长周殿元（诸城队伍），独立第十四团团长邱景庆（诸城队伍），独立第十五团团长尚行初（平度队伍）。第一旅旅长申集安（所属第一团团长任XX、第二团团长李鸿藻），第二旅旅长岳静山（所属第三团团长许国栋、第四团团长李鸿禄）。特务营营长钱灃堂；手枪大队队长许子昌；便衣队队长宿景玉；特务一大队队长范企奭；特务二大队队长秦冠三。

    1938年7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决定，经国民党六十九军政治部部长、共产党员张友渔提议,由该军军长石友三主持,在新泰龙廷召开山东军政人员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国民党方有张里元、厉文礼、秦启荣等;中共代表有郭洪涛、廖容标、孙陶林、马保三等。会议达成两项协议和三项协定。两项协议是: 成立联合参谋部、建立民运指挥部;三项协定是:彼此不搞摩擦、不互相瓦解部队、不许向友军防地扩展地盘。此次会议, 团结了抗日力量,挫败了秦启荣等阻止抗日武装发展的阴谋,孤立了国民党顽固派,出现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局面。

    1939年中期，厉文礼的势力达到鼎盛时期，总兵力达到3万余人。那时去铁道北活动的有8000人左右，其中他的嫡系部队不过2500人。当厉文礼初到铁道北活动时，八路军八支队马保三部约2000人已在安丘平原以南、南郚以西，牛沐一带驻防并发动群众抗日，厉文礼部在国民党69军撤离安丘之后，就从铁道北回到安丘，并将其第一、二旅所部驻地逐步侵入到当时八支队的防区。约在1939年四五月间，八支队全部撤离安丘，开进沂蒙山区。这时厉文礼将其司令部先迁到常家岭，以后又迁到崔巴峪（今安丘温泉乡一带）。

    到1940年6月，厉文礼改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挺进第二纵队司令，其所属部队除嫡系特务团胡鼎三部、四支队考斌之部的人数有所增加外，其他各部有的被日军打垮，有的与其脱离关系另找门路，有的与其藕断丝连，名义上虽有2.5万余众，实际上能接受其调动的仅有1.2万余人。除其主力驻安丘外，在胶济铁路潍县段以北地区的部队约6000人左右，其三支队约2000人，除教导营外，还有四个步兵营，支队长王有为后来兼任潍县县长，支队部和县政府驻孙家杨孟，控制着潍县五区大部和潍县中部地区，蔡家栏子和大湾口是其主要据点。四支队力量比较弱，辖两个营、一个大队，1000余人，支队部驻安固，控制着五区西部和四区一部。厉部直属第二特务大队秦冠三部，大队部驻槐埠村，最多时有2000——3000人，控制着潍县三区、四区各一部。另外，还有厉部直属的徐景玉手枪大队、王建功的经济大队，分驻六区、七区。

    当时，潍北县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地方部队，除对付日寇扫荡外，经常地主要的就是对付厉部的三支队和张景月的28团。而厉部三支队、四支队与28团之间也有摩擦和争斗。双方以白浪河为界，安固与白浪河以东是三、四支队的防区，白浪河西是张景月部15旅28团的势力范围。

梦有木有

（三）游击抗日，小打小闹

    在抗战时期，厉文礼所属部队，考斌之团（支队）纪律最好，战斗力较强，群众拥护，多次袭击日伪军并获胜，一直为厉文礼所器重；其他各部军纪涣散，战斗力不强，虽有小股抗日活动，但多数部队各自保存实力，游而不击，没有与日寇发生过大的战斗，却不断袭击八路军地方武装。兹将厉文礼部之抗战情况略述如下。

    孙家口伏击战

    1938年春，胶（县）沙（河）公路上常有日军汽车过往胶莱河边上的孙家口村（此处有过胶莱河的一座小石桥）。农历３月15日，又有日军五辆巡逻车通过孙家口开往平度。厉文礼所属第六总队曹克明队长等判定日军车辆将于次日折回并再度经过这里，于是着手部署兵力，疏散群众，并将铁耙三支一捆，待天黑后布置在公路上和村里，齿尖朝上，作为阻止日军车辆加速驶离的障碍物。队伍400余人分头埋伏在胶莱河两岸的堤坝边上和孙家口村沿路两侧的民房中。并请友邻游击队负责打援。
　　3月16日上午10时许，头天去平度的五辆日军巡逻车满载日军士兵，果然由平度方向由北向南冲孙家口开来。第一辆车过桥之后，即加油冲向村里，后面的尾随而进。伏兵猛地开火，将汽车炸毁，将车内日军炸死、打死不少。残敌看到大势已去，且战且退，四处逃窜。有的逃到村里，有的跑向野外。游击队员们紧追不舍，到处查找，鬼子终于都被消灭了。
　　战斗从上午10时到下午3时，约5个多小时。总结战果，赫然发现在倒毙的39名日军之中有一个着中将军服（后来查明这个鬼子是平型关大战中逃生的板垣师团指挥官中岗弥高，他是来胶东休养并考察军务的），并缴获日造重机枪１挺，轻机枪１挺，步枪41支，军刀３把，子弹数万发，手枪10余支，军用地图一份，阵中要务令一份。激战中游击队伤亡30多人，曹克明的胞弟、族弟三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没有想到的是，还有一名鬼子逃到村中藏匿，第二天到胶县报告了车队被伏击的经过，招来了鬼子的报复。

    智取流饭桥

    1939年麦收前，考斌之利用熟悉流饭桥村地理情况的有利条件，和摸透了伪军害怕日本官兵的实际情况，自带亲兵班和特务连，乘拂晓模糊朦胧之际，潜入流饭桥村，由十几个人化装成为日本军官、士兵，蒙蔽站岗的伪军，然后全连冲进村里伪军据点，用很短的时间就俘虏了据点里的全部伪军。

    智夺鬼子重机枪

    日寇眉村据点地处潍县、昌邑、安丘三县交界处，东临潍河，西靠常令公山，地扼厉文礼游击队南来北往的交通要道，又是潍县的经济重镇。据点内驻有一个中队，配有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两挺。据说潍县日军只有两挺风冷式重机枪，一挺在潍县火车站，另一挺在眉村据点。厉部第四团团长王有为一直想拔掉这个据点，并夺取重机枪及其他武器。他们经过充分准备、获取准确情报、并在据点内发展了两名内线后，决定付诸行动。

    旧历七月二十二日傍晚，王有为带领游击队到达眉村附近，夜间12时开始行动。大部队早已包围村子作为接应，140名游击队员每人带一支短枪、一把月牙斧头，在内线引导下神不知鬼不觉的进入据点内院。

    敌人的重机枪在平房内，有一个分队守护。这时，平房里的4个鬼子正在睡觉，另有4个鬼子在打麻将牌。游击队员决定先从这里下手。4个睡觉的鬼子很快就被消灭了；打麻将的4个，被突进来的游击队员劈死了3个，第4个没有劈死，爬到桌底并顺势拿到一支步枪，用刺刀刺伤了一个队员，然后溜到电话室，扔出了一颗手榴弹。“轰”的一声，惊动了炮楼里的鬼子和伪军，霎时间枪炮齐鸣，其他游击队员已经来不及下手，赶紧按照“枪响即撤离”的约定撤退。临走，队员们扛走了风冷式重机枪和八支步枪。

    当天，日寇就纠集了潍县、昌邑等地的日伪军，企图夺回重机枪，但他们追了许多天，也没有找到王有为的队伍。

    毕家村战斗

    1939年冬，考斌之的四支队特务连驻东毕家村。日军突然将该村保卫，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连长徐光经带领全连沉着应战，并且跳上围墙大声喊道：“弟兄们，我是徐光经，外号徐老虎，打日本人死在战场上值得！”接着，又向村外的伪军喊话：“中国人打中国人对不起祖宗先人！”在徐连长身先士卒的精神感召下，全连战士士气高涨，奋勇杀敌，终于使猖狂进攻的日伪军损兵折将，弃甲而逃。

    偷袭固堤

    固堤是潍县的重要集镇，日军入侵后占为据点。考斌之部营长高兴华率领本营官兵潜近固堤，出其不意，集中火力，突然发起攻击，冲入据点，牵走一匹东洋马。待日伪军起而抵抗时，高营长已率部撤退。

    烟潍公路阻击战

    日寇侵入潍县后，其汽车疯狂的奔驰在烟潍公路上，输送士兵和物资。考斌之部决定破坏敌人的公路运输，打击敌人。考部的高营来到公路旁，先挖沟破坏公路，然后埋伏在公里一侧，等敌人的汽车来到时，突然开火，打得汽车上的日伪军晕头转向，丢下汽车逃跑。高营穷追不舍。这次战斗，缴获敌人战备物资一车，烧毁汽车一辆。

    “偷袭东关”

    1942年夏季，驻安丘洞西头村的厉文礼部三支队。屡接坊子地下人员的情报，说日寇坊子据点兵力空虚，仅住日军20余人，是偷袭的好机会。队长王有为心有所动，正在与部下研究是否可行，又接坊子传信催促，便决定行动。但他们正准备出发之际，遇上级公布王有为任潍县县长，必须迅即到职，遂商定去坊子的任务由队副王治平率领指挥。行进途中，突然接到情报，坊子日军增兵五六百人，其行止企图不明。时过数日，日寇仍无开拔迹象。这时，有人提议，既然坊子偷袭不成，返回驻地将有劳无功，不如攻打别的地方。

    当时，潍县东关的某磨坊是三支队经营的地下联络站，其经理提供了一个情报：偷袭东关，把握较大。王治平了解了情况后，决定偷袭东关。

    7月31日的晚上，王治平率领部队分两路到达东关外。根据统一部署，由车站到东关布置了四个连作警戒，并携带爬城工具及跟随车辆、骡马等。王治平在城外指挥。

    由于人多势众，竟将已封屯的潍县城东门推开，军队随之进入，顺着东关大街自东向西向较大商号抢劫财物。

    当时，东关大街是潍县著名的商业街，店铺林立，繁荣发达。一霎时，较大的店铺都被三支队的人叫开门，强行闯入，所有财物被抢劫一空。还有连人抓去的。抓走的人有绅商于均生、康子周等83人。他们将抢劫的财物装上骡马大车，会合后返回安丘。到达驻地后，厉文礼部官兵不断前往祝贺，还受到了国民政府的传令嘉奖。

    于均生、康子周等人受到优待，王有为要求他们筹款为部队更换军装，但几经磋商，没有结果。

    后来，国民政府大员来电说于均生系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要求释放，王有为极为愤慨，说：“我们抓汉奸，找他们为弟兄们更换军装，难道错了？”厉文礼无奈，只好将于均生、康子周等人释放。

    三支队这次行动，说是“偷袭东关”，实际是“抢劫东关”，说是抓汉奸，实则平民遭殃的多。

    坊子歼敌

    1943年6月的一天，厉文礼部十团团长韩寿臣带领士兵80余人,化装成农民，在坊子三马路抢劫日本人的收烟处,击毙日人7名。

   （四）勾心斗角，寻找靠山

    1938年初，韩复渠倒台后，蒋介石命沈鸿烈在鲁西组织山东省政府，并任主席兼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和省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省府驻地定在鲁南沂蒙山区。鲁东、鲁西、鲁北分设三个行署，作为省府代表机关，领导辖区军政事务。军事方面，设全省保安司令部，沈兼任保安司令。

    1939年1月，蒋介石要找一个人到山东任鲁苏战区游击总司令，于学忠是山东人，毛遂自荐，率51、57两军（东北军）到达山东，负责整编山东境内的游击队，领导山东抗战。

    沈鸿烈与于学忠本有东北军旧关系，但因对处理地方部队意见不同，关系也很不协调。本来于学忠是苏鲁战区游击司令，沈鸿烈和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是副司令，但沈鸿烈以省主席之尊，想辖制于学忠，双方矛盾就更大了。据说于学忠有一次行军中被流弹打伤，怀疑是沈鸿烈派人行刺；沈鸿烈的儿子也确实对于学忠实施过炸弹袭击，并嫁祸于八路军。沈鸿烈则批评于学忠反共不力，部队被共产党分化（57军有部分人投入八路军），向“中央”告状。

    沈鸿烈虽然是省政府主席，但他手中没有韩复榘那样强大的军队，地方情形又比战前复杂得多，他要以省主席的地位对这些游击队进行整顿控制，让他们服服贴贴地听从指挥是不容易的，一些力量较强的游击队对他不甚理睬，有的甚至发展到决裂地步。厉文礼就是不大听招呼的地方大员之一。沈鸿烈与厉文礼本来是上下级关系，但由于他们在国民党内分属两派，厉文礼又有一定的实力，就经常给沈鸿烈小鞋穿，天长日久，积怨渐深。

    1938年八九月间，国民党96军师长高树勋，派厉文礼到铁路北昌邑、平度、莱阳、掖县一带开辟游击地区及整编地方武装。期间，发生了“鲁东行辕事件”。

    鲁东和鲁南两个山区，是国共两军争夺的重点。国民党中央特派卢斌（湖北人）来鲁协助沈鸿烈反共。据卢斌自我介绍说，在宁汉分裂前，毛泽东是湖南党代表，他是湖北党代表，后来他叛党投靠国民党CC系。省政府派卢任鲁东行辕主任，负责指挥七、八、九三个专区及青岛、烟台、威海三市的党政军反共，派刘慕琨及八区专员厉文礼为副主任。

    因卢斌是学兴社（中统外围组织）分子，与沈鸿烈同伙；而厉文礼是复兴社（军统外围组织）的人，厉文礼对卢斌任行辕主任，而自己给他当副手非常不满。因此，两人争权夺利是所必然。卢斌于1938年秋末走马上任后，即到山东第七行政专区(驻威海)和第九行政专区(驻栖霞)活动，拉拢郑维屏、蔡晋康入其门下，并召集党、政、军、民负责人讲话，拉拢培植私人势力，排斥异己，引起国民党复兴社势力的嫉恨。副主任厉文礼为扼制卢斌咄咄逼人的气势，即以第八区行政专员的名义，任命王海如到莱阳取代王鲁风(已为卢斌收买)任县长，并派其保安团(团长胡鼎三)随同前往。胡团以保卫行辕为名驻扎莱阳。此前，厉文礼已委托徐淑明说服了汉奸赵保原反正，赵保原接受厉文礼收编，任厉部第三旅旅长，由即墨开往莱阳城磊山后驻扎。王海如任县长，卢斌如骨鲠在喉，一心想把他挤出莱阳，遂以行辕名义电请省政府以苟梦龙取代王海如。1939年2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批准所请，委任苟梦龙为县长的电令到达莱阳。王海如通过密探得此消息后即与胡鼎三密谋起事，在征得厉文礼允许后，于2月26日夜11时许包围行辕，激战一小时，拘捕了卢斌、保安十七团团长刘东阳及十七团三营营长、莱阳北麓区区长兼行辕督察处处长宋振庭，次日晨逮捕了苟梦龙。27日上午，胡团离城西去，途经马山埠时，将卢斌等4人杀害，制造了震惊胶东的“行辕事件”。此后，赵保原任莱阳县长。不久，省政府委任赵保原为第十三行政区特派员兼保安司令。

    听说卢斌被杀，沈鸿烈极为震怒，马上专电报告蒋介石，蒋介石则要求撤销胡鼎三的一切职务，并明令于学忠查办此案。这时的厉文礼不得不极力讨好于学忠，并上下打点，终于使此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于学忠作为查案大员，与厉文礼交成莫逆。

    1939年3月底，于学忠总司令在部署各军师军事整训之后，于4月初召开鲁苏战区高级将领会议，着手改编分散于各地的游击部队，并且共商抗日大计。这次会议初步拟定，省内地方游击队共编成十几个游击纵队，每纵队兵力相当一个旅。其番号及主官姓名如下：
　　第一游击纵队司令张里元；第二游击纵队司令厉文礼；第三游击纵队司令秦启荣；第四游击纵队司令王尚志；第五游击纵队司令丁绰庭；第六游击纵队司令秦玉堂；第七游击纵队司令蔡晋康；第八游击纵队司令周同；第九游击纵队司令王洪九；第十游击纵队司令申从周。
　　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员张经武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谈中，张经武向与会人员散发了控告山东大特务头目秦启荣在太和惨杀八路军由胶东向鲁南开拔的干部数百人，称为“太和惨案”罪行的控诉书，并请于学忠处理。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也以制造“鲁东行辕事件”为罪名，再三要求扣押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厉文礼。于总司令既没有按照八路军的要求处罚秦启荣，也不想得罪厉文礼，他当时说：“我第一次召开会议，就把来开会的人扣押起来，那以后再召集人开会时，人家谁还敢来呢?”沈鸿烈还在于学忠面前纠缠不休，但于学忠始终没有扣押厉文礼。可见战争年代文官总不如武将威风。

    1939年冬季，沈鸿烈率所属八九百人路径诸城、安丘等厉文礼的防区，准备去省。一天，他们到了诸城某山下，天色已晚，雪深没膝，竟被厉部所阻，不能前进。当即传沈主席命令必须放行，厉部仍不答应。又通知山上的申集安：“沈主席过境，岂能阻不放行？”申集安回答：“沈主席想通过，也必须经过厉司令批准，他人不敢擅作主张，请稍等候，已向司令汇报了。”沈鸿烈不得已，只好静候。那时寒风凛冽，大雪纷飞，真是饥寒交迫。以省主席之尊而蒙此奇耻大辱，又气又恨。及厉文礼率队迎迓，沈鸿烈已经在雪中等候一个多小时了。处此境况，况且受辱于部下，谁人不怒？厉文礼虽然设宴招待，并表示歉意，又怪主席早不电告，受此饥寒。言语之间，备极嘲弄。此时厉部有万人之众，而沈鸿烈只有七八百人，虽耿耿于心，亦未敢深责。这是厉文礼第二次得罪沈鸿烈。

    此后，沈鸿烈与厉文礼的矛盾几乎是不可调和了。沈鸿烈一气之下，于1940年5月6日，以山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的名义，撤消了厉文礼的山东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及保安司令等本兼各职。

    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于学忠同情厉文礼，在厉被撤职不久，6月25日，于学忠以鲁苏战区游击总司令的名义，重新任命厉文礼为鲁苏战区挺进第二纵队司令。

    这时，厉文礼部除去其嫡系考斌之、胡鼎三这两支队伍的人数有所增加外，其余独立团等有的被日寇打垮，有的与他脱离关系另找门路，有的与他藕断丝连，仅在名义上存在着联系。他名义上有2.5万人，而实际能受他指挥的只有四支队考斌之的约2000人；特务团胡鼎三的约3500人；第一二旅约3000人；特务营500人；独立第十团韩寿臣的约1000人，独立第四团王治平的约1300余人。其主要任务是为51军作外围，主要活动地区是安丘、昌乐、潍县一带，司令部仍然设在安丘山区崔巴峪。

    鲁苏战区挺进第二纵队所属部队番号为：

    司令厉文礼；副司令申集安；四支队支队长考斌之，五支队支队长曹克明，六支队支队长李永平，特务团团长胡鼎三，独立第三团团长张汉，独立第四团团长王治平，独立第五团团长张天佐，独立第十团团长韩寿臣；特务营营长钱灃堂；手枪大队队长许子昌；便衣队队长宿景玉；特务一大队队长范企奭；特务二大队队长秦冠三。第一旅旅长申集安，所属第一团团长王林茂、第二团团长李鸿藻；第二旅旅长岳静山，所属第三团团长许国栋、第四团团长李鸿禄。

    据说，于学忠与厉部的考斌之之间还发生过一场误会。不过随即冰释。

    那是1940年春天，考斌之亲率四支队全部人马来到潍县西北乡，准备袭击日伪军，忽接厉文礼要他火速回南德急电，他虽疑惑不安，但还是坚决服从命令。他先把部队安排好，自己只带传令兵班到安丘二纵司令部，厉文礼告诉他，总司令于学忠已经下了通缉令，要捉你问罪。

    原来，考斌之在安丘驻防时，与之相识的于学忠部51军一个姓韩的营长来访，走时拿走了10个“考团”自制的手榴弹，说是回去仿造。后知韩营长和于学忠有矛盾，想用四支队的手榴弹炸死他，结果只炸伤了他的参谋。因发现弹片上铸有“还我旧山河”字样，于学忠知道是“考团”自制，所以要找考斌之问罪。

    考斌之临危不惧，他立即要求去见于学忠问明情况，以利于解决问题。但大家都觉得凶多吉少。考斌之却认为国难当头，应以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为重，不应因个人安危而影响大局。他毫不犹豫的只带一个传令兵，骑马到了于学忠的驻地。经过对话，终于明确事实，澄清是非，消除误会。考斌之的胆识和忠诚，使于学忠、厉文礼及其部下都很钦佩。

    于学忠非常赏识考斌之，曾动员他到51军任师长，但考斌之不为高官厚禄所动，仍然愿意跟着老上司厉文礼，共同抗日。

    考斌之忠于上司，服从命令，并不是唯唯诺诺，言听计从，而是明辨是非，忠言直谏。厉文礼驻安丘时，因病吸食鸦片，久而成瘾，不能自拔。考斌之得知后，与丁书言一起向厉文礼提出质问和批评，使身为司令的厉文礼羞愧难当，当即表示决心戒烟。

   （五）内外打击，损兵折将

    1941年旧历八月上旬的某天下午,厉文礼部第四支队支队长考斌之壮烈牺牲。

    这天，考斌之率支队特务连和机枪连200余人驻扎在潍县北乡的柳科村。柳科四周筑有圩子墙,驻扎在此相对安全,考部每次在一处村庄驻扎都跟村中打借条,借柴借面,以便日后安排军需部门用钱归还。村民们对考部都很亲切。没有想到的是，柳科村的保长暗中当了汉奸，看到考部来到村中之后,偷着跑到一孔桥鬼子据点报信,鬼子打听清楚是考斌之的四支队后,立即叫嚷起来,他们已经与四支队较量多次,每次都损失惨重,知道四支队非常能打,所以这次决心集中强势兵力消灭考部。一孔桥驻扎的鬼子兵力不够,他们马上给潍县城里总部打电话,城里日军闻讯急派重兵沿着白浪河向北边赶来,傍晚时分,数倍兵力的敌军已接近到柳科村外。本来，考部的游动哨驻扎在最外边,发现敌情应该立即报告。也是考斌之命当该绝，这次游动哨是姓洪的一个班长带领，他是一个胆小鬼，一看见黑压压的鬼子重兵来犯,慌乱中根本没向村中团部报告就带人逃跑了。考部在村中尚未知晓外边大兵压境,错过了及时防御或撤离的时机。等到天黑时,柳科村圩子墙外四围已经被围了个严严实实,日伪军兵力和武器弹药均优于考部,四门外均有机枪火力,考部此时身陷重围,遂与敌人发生激战,战斗从天黑一直打到将近拂晓,考部虽据圩子墙并借助地理优势毙日伪军百余人,然考部伤亡过大,弹药将尽。考斌之欲出去调集驻扎在附近的部队将日军消灭,遂决定从东门突围奔向最近的荆科村。当时的战斗非常惨烈,考斌之凭借武艺,飞身把着屋檐站上屋脊望敌情,看清火力后,安排部下组成小分队掩护突围,机枪手在前,亲兵杨洪斌穿上其呢子军大衣来吸引敌方视线,抬着机枪朝东门外冲,当冲出包围圈赶至荆科村村外时,突然遭到埋伏在村东墓地日军十余挺重机枪的猛烈射击,杨洪斌中弹牺牲。紧接着队伍中又重新有人补上,继续突围，机枪手架机枪在前掩护,考跟随在后。小分队走出一段后回头一看,已经不见团长,遂冒着子弹重又返回找寻,远远看见考斌之躺在地上,腹部以下整个被一排机枪子弹打烂,当场牺牲，时年仅37岁。战士们在敌人密集火力下靠不到近前,无法抬其遗体,绕道复又冲进柳科村组织部队,冒着弹雨将尸体背了出来。考部除数十人从柳科突围外,余皆殉国。

    考斌之的牺牲，使厉文礼部失去了一员坚持抗日的将领。

    无独有偶。1942年古历7月11日下午4时许，在安丘城顶山公冶长书院驻防的厉文礼部魏景元一营400多人，突遭汉奸褚国栋部和日寇袭击，亡200多人，被俘100多人，该营仅逃生40余人。

    原来，厉部第二旅四团团长李洪禄带兵驻扎城顶山，此人出身于昌乐北展，身高1.7米左右，微胖黑脸，对老百姓挺好。政绩之一是把四棵银杏树外翘的根用土包起来，垒起台子，成为近代保护千年古树第一人；政绩之二是在书院建房50余间，建高小、初中两处学堂，聘郑某为校长，使附近80多名儿童受了两年多的启蒙教育；政绩之三是从孟家旺村到崔巴峪司令部修了一条马路，大部分路段一直沿用至今，客观上方便了百姓生产生活，如此等等，颇受厉文礼和旅长的赏识，厉文礼有意让他接任旅长。这下，可把他那拜把子兄弟、三团团长褚国栋气坏了，此人心术不正、两面三刀、心狠手辣，还脚踏两只船，与高阳山鬼子私下里勾勾搭搭。一日，岳静山旅长在铁路北（今黄旗堡镇）被鬼子包围，旅长及太太全部被杀。褚国栋抓住时机，密告厉文礼，说岳旅长之死是李洪禄向鬼子告的密，恰巧赶上李洪禄密送妻子到北面娘家生孩子，厉文礼就信以为真。得知李洪禄刚回到书院，就让参谋苑世白（北京人，褚国栋的死党）通知李前来参加紧急军事会议。李洪禄死到临头还浑然不觉，带着警卫班急驰崔巴峪，刚到司令部，苑世白接住，安排警卫班“休息”，迎李洪禄进会议室。快到门口时，苑从背后猛然一推，李破门而入，就地一滚，刚要鲤鱼打挺弓身掏枪，就被七八个壮汉抱住，情急之中，李从大腿间连发一梭子弹，撂倒后面两个，自己也挨了三枪，被拉出去就地正法，抛尸野外。
    褚国栋如愿以偿的当上了二旅旅长，着手安抚改编四团，四团人那个服他？但大都敢怒不敢言，只有李洪禄的铁杆兄弟、一营营长魏景元心眼比较活泛，表面服心贴气，暗地里花重金和褚国栋的贴身警卫套近乎，买烟土，送妓女，一阵把那小子灌得迷迷糊糊，获得了褚国栋勾结鬼子的证据。一日，趁厉文礼上寿如厕之机，魏景元假装陪同，把证据交给厉，厉才如梦方醒，连呼上当，把魏景元招至密室，嘱咐他如此这般，并写下绞杀手谕。谁承想他们的谈话被苑世白偷听，连忙告知褚国栋，褚妄称为厉作寿的千年高丽老参忘记带来，疾马回防，纠集队伍向高阳山进发。魏景元回厅见褚已逃，连忙去追，出20里赶上，照褚方向“呼”的一枪，大喊：“四团兄弟们，快回来，厉司令已经知道李团长是冤枉的，不要跟褚国栋去当汉奸，快回来！”几个士兵往后跑，被褚国栋击毙，吓得其他士兵都往后缩。此时，援军已到，褚国栋也顾不了许多，撒腿就跑，队伍有往前跑的、有往后跑的、有往旁边躲的，乱作一团。战后笼络一下，仅余不足500人，遂缩编为一个营，魏景元为营长，有时也称大队长。
    三个月相安无事，魏景元仍驻公冶长书院。1942年7月11日上午，训练归来，士兵全都来到银杏树下，或躺或倚，打盹唠嗑。下午4时许，西头四个岗哨发现来了一支庞大队伍，急忙拉栓大喊：“站住，哪部分的？”领头的挥手答：“我们是51军的，路过这儿，来见大队长，别误会！”岗哨一看是国民军正规军，一面放行，一面飞报魏大队长，当时魏景元正躺在炕上抽大烟，闻听51军到，立马爬起来迎接，百般奉迎，送至东边，抱拳送过。没想到他刚一转身，就听到身后有枪栓响，急回身，见对方已拔枪在手，吓得他一激灵，就地十八滚，跌落阡下，枪响，两个岗哨当场毕命。此时，对方已占领山沿，重机枪、轻机枪、大炮一齐响，魏营朦朦胧胧，毫无反击之力，竟一枪未放。魏景元一看，部队已彻底玩完，遂跳下几十米深的悬崖，一瘸一拐向东狼蹿，自此杳无音讯。
    原来，路过的并非51军，而是当了汉奸的褚国栋冒充的，还有日本鬼子混杂其中。魏营抱头鼠蹿，乱作一团，往孟家旺村方向逃的均被消灭，往柳河峪村逃的只剩下40余人。
    两天后，厉部派人清理战场，找当地老百姓埋死尸，计200多个。（日本投降后，厉文礼终于逮住褚国栋，将其活埋，解了心头之恨。）

经济实用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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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淇河畔

梦有木有 发表于 2014-9-14 17:22
（三）游击抗日，小打小闹

    在抗战时期，厉文礼所属部队，考斌之团（支队）纪律最好，战斗力较强，群 ...

43年不降日就好了，这也是我纠结如何定位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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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凡的凡人------功过兼有

南湖游游

乱世造就英雄

梦有木有

（六）兵败被俘，沦为汉奸
　　1942年8月，日军华北驻屯军冈村宁次亲率日军1.5万人和伪军张步云部2万余人，包围了移住安丘擂鼓山一带的国民党鲁苏战区司令部及51军113师，双方发生激战。擂鼓山战役后，国民党51军113师以城顶山（位于安丘县西南山区，距离安丘县城约40公里）为中心布置驻防，师司令部住西南山区王家沟和彭家沟村，苏鲁战区政治分会、干部团和政治部也住在防区内，靠113师保护。另外，厉文礼的司令部和特务团等在山北崔巴峪一带驻防。1943年2月17日(农历正月十三),日军驻胶济铁路沿线的独立混成第5、第6旅团及独立混成第7旅团一部,并配属吴化文伪军,共计2.5万余人,在日12军司令官土桥一次中将指挥下,扫荡安丘西南城顶山地区,企图寻找机会全歼鲁苏战区主力113师。

    国民党驻军总兵力不足万人，敌我兵力相差三倍之多,情势十分严峻。20日凌晨,游击挺进第2纵队厉文礼部抵挡不住日军的进攻,撤向城顶山，意图靠近113师。随后，日本鬼子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城顶山。被围在山顶的除厉文礼部之外，还有第113师司令部及该师第678团、679团。随着日军包围圈逐步缩小,战斗日趋激烈,日军仗着飞机大炮大举进攻,国军和游击队据险死守,枪炮声响成一片。当时113师司令部及678团被困在城顶山的核心,战斗到白热化时,短兵相接,杀声震天，678团团长不幸中弹身亡，该团二营孙营长主动代理团长，继续指挥战斗。日军仗着投降的吴化文部伪军熟悉山势地形,且具备游击战经验,他们在各山头点燃火堆,虚悬旗帜,故作疑兵；在山沟要道,则布置多层伏兵,构成了方圆百余里的封锁线。经过多次拼杀,678团千余人突出重围，其他部队基本被消灭或打散。此次战役历时七天,鲁苏战区部队损失惨重,阵亡将士500余人,伤者数倍。国军和游击队官兵的顽强抵抗也给日伪军以重创。
　　在城顶山战役中,鲁苏战区政治部主任、中将周复，113师参谋长张植桴、678团团长刘斌以身殉国；113师师长韩子乾、鲁苏战区挺进二纵队司令厉文礼及其政训处副主任丁书言等多名军官被俘。

    此次战役使鲁苏战区的主力113师大伤元气。1943年7月，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为了保存实力，避免同归于尽，呈请国民党军委会批准，率领51军和57军南撤安徽和河南驻防，从而结束了鲁苏战区在山东的抗战局面。
    厉文礼被日军俘虏之后，被送交日伪潍县县政府，日寇委派伪潍县县长徐观晸与日寇谍报员横田（日寇坊子大队部上等兵）进行劝降。横田蛮横要挟，徐观晸则利诱劝说。开始，厉文礼并不打算投降日寇当汉奸。日寇又将早已脚踩两只船的原潍县参议、地主兼资本家刘天兴，以及已经同意当汉奸的厉部独立团团长王治平等人请来劝降，他们极力怂恿、支持厉文礼投降日军。厉文礼当时正好身体患病，因脑血栓造成右肢瘫痪，需要到医院治病，不想白白丢掉性命，遂经不住威逼和劝降，最终答应其部队接受日寇改编，当了可耻的汉奸。

    不久，厉文礼在日寇横田的监视之下，回到安丘夏坡，召集其部属团、营长及司令部系统负责人开会，陈述降日之事。1943年3月10日，厉文礼正式宣布投降日寇，并发表宣言与日寇共同对付共产党。签字之后，厉文礼又回到潍县城丁四宅养病。到七八月间，厉文礼和申集安到青岛晋见日寇内田旅团长后，接受日寇内田旅团授予的“鲁东和平建国军司令”的汉奸头衔。

    “鲁东和平建国军”所属部队番号为：司令厉文礼；副司令申集安；司令部正副指挥胡鼎三、韩寿臣；独立一团团长胡殿楹；特务团团长胡鼎三；独立三团团长单勋臣；独立四团团长王治平；独立五团团长侯聚五；独立十团团长韩寿臣（包括原第八团王子春部）；第一旅旅长申集安，所属第一团团长王林茂，第二团团长李鸿藻，第三团团长张瑞麟，第四团团长辛永功。特务二大队大队长秦冠三；手枪一大队大队长许子昌；手枪二大队大队长宿景玉；手枪三大队大队长赵XX；手枪四大队大队长尾景元；手枪五大队大队长孙更川。

    此时，厉文礼的部队大约有1.2万多人，主要任务是为日寇作外围，对付共产党八路军。他除将4000左右的伪军安插在昌乐、潍县一带外，将8000余名主力分东西两条防线，集中驻扎在安丘境内。他将伪司令部仍设在安丘城西南40余里的夏坡村，他自己则常驻潍县，直接接受日军躯使，实行遥控指挥。夏坡司令部的工作由参谋长孙荣第负责处理；在军事作战方面，则由特务团团长胡鼎三及十四团团长韩寿臣具体指挥，并且由胡鼎三组织所谓的西线防御系统，与安丘县抗日政权形成直接对峙局面；同时在安丘城东30余里的王家古城村设立东线指挥部，由韩寿臣组织东线防御体系。

    1943年10月,驻潍县的日寇野村被调任到天津做领事。这年10月5日，厉文礼出面组织“欢送”野村“荣转”活动。参加此次活动的数名汉奸与野村在潍县城南坝崖的泰丰楼拍了一张合影照片。这张照片留存至今，成为厉文礼当汉奸的一大证据。

    厉文礼的“鲁东和平建国军”司令部在潍县设有办事处，委任丁叔言为中校主任，负责对外联络工作。所有文稿都由丁叔言撰写。办事处设在城里西门大街张宅厅房院。下设会计股、庶务股、军事股、秘书股等，主要办理以下事务：

    1、军事股按时将所辖驻潍北的三、四支队送来的关于八路军的情报，汇报日寇驻潍县车站及坊子部队。

    2、东关附设制鞋厂一处，由日寇批给原料，制鞋发给所属部队。

    3、日寇按时配给香烟若干箱，奋发所属支队及直属特务大队。

    4、与伪警察所配合成立军警督察队，每天到集市、车站等公共场所巡查军警纪律，遇到伪军警闹事者加以弹压。

    1944年厉文礼在安丘夏坡的司令部所属秘书处、军需处、军法处、军械处等部门陆续到潍县城归并设在胡家牌坊街的司令部内，设在西门里大街的办事处即行结束。

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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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种烟叫520

他做的哪地方不对？端人家碗受人家管，，拿国民党俸禄难道给共产党做事？那就是叛徒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