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哲：走上行医不归路

李十三 · 发表于 2014-9-10 15:47:24

孙立哲，1951年生。1964年考入清华附中初中，1969年初在陕西省延川县关家庄插队，随后成为赤脚医生。1979年考入北京第二医学院（现首都医科大学）读硕士学位，1982年赴澳大利亚留学，1983年考入美国西北大学攻读器官移植免疫博士学位。1991年回国创业。现为华章出版公司董事长、万国集团董事长、万生心语董事长、欧洲法律研究中心医学与法律研究院共同院长、美国临床肿瘤学会专业会士。一开始无早晚，坚定不要脸1969年1月17日，我和清华附中一行人，作为北京知青进了陕西延安地区关家庄村。下乡那天，老乡帮我们背行李，我木箱子里的书估计有七八十斤重。翻山快到村口的时候，史铁生指着我跟老乡说：这是个大夫，祖传的。可其实下乡前学过点儿医的本来是史铁生而不是我。他才是有备而来。下乡前，有的街道、单位组织举办诸如“红医工”之类的培训班，教授针灸和诊治简单的头疼脑热，可能也有让孩子们下乡后能多一点安身立命本领的意思。铁生就参加过这类学习班。他还带来一整套针灸针、药棉之类，到了村里，带着我和曹博、子壮等一起访贫问苦。我扎针灸也是史铁生教的，开始怎么也扎不进去，一扎就弯，一紧张整个针都拔不出来。记得刚进村那天，曾有个瘦高的中年农民汉子急切地大声问：“俄玛难活得厉害哩，有夜啊莫？”我们猜了几个来回，终于把这句陕北话翻译过来：“我妈病得厉害，有药没有？”“难活”这两个字代表“生病”，在这毫无医疗条件的山乡里，生病往往意味着死亡。后来才知道，这个农民汉子叫高天亮，是个“二流子”，名声不太好。他们家也真的是穷，家徒四壁，仅有的一床破棉絮在老太太那窝着。老太太正在发高烧，脸上肿胀着一个红色的鼓包。我们对着《赤脚医生手册》左翻右查，最后得到一个共同的结论：丹毒。后来女生也参与了。还有一个男生拿出自己的被子给人家盖上。知青们把从家里带来的阿司匹林、抗菌素、红糖水全都拿出来，老太太两天就痊愈了。但鼓包还在。再一问，原来是天生的血管瘤，胎记！一周后的一大早，生产队长张国祥推开我们住的窑洞门对铁生说：“我婆姨奶疼哩！”让他去给年轻媳妇看乳房。铁生听了一阵发怔，鼻头泛出了紫色。不但“红医工”培训班没教过，那时十几岁的少年谁见过真人的乳房，想起这两个字都脸红心跳。仅有的一次视觉体验记得是初一结束放暑假的一天，我和史铁生在同学莫京家里看美术书，在一本日文版的《世界美术全集》里，我们不经意间看到一个美丽的西洋少女从书里站起来，一丝不挂，两只丰满的梨状乳房上点缀着两颗粉红色乳头，丰韵的臀部线条和下身细节毕现，栩栩如生。我顿时感觉脸上血管贲张，不知所措。偷眼看史铁生，他也是满脸涨得通红，直达耳根。这是一次使我们有犯罪感的阅读记忆。铁生脑子来得快，他连忙指着我对队长说，他行，他会看！于是把我派去出诊。晚上回到窑洞刚一进门，铁生忙问我看得怎么样。我一五一十说了一遍。队长媳妇生孩子正坐月子，一侧乳房发炎，越肿越大，比对侧的乳房大出一倍以上，皮肤涨得晶亮，用一条宽布带子吊起来，疼得吱哇乱叫，整夜整夜睡不了觉。我把削铅笔用的旧刮胡子刀片放在锅里用水煮开消毒，在肿胀的乳房皮肤上猛地一划，开了一个大口子，接出来大半碗脓血。后来，队长咂着嘴，把院子里的狗唤进窑洞。狗跳上炕，打扫“战场”，把我不小心洒在炕席上的脓血舔食干净。现在队长婆姨的乳房已经基本不疼了。铁生被我讲的故事唬得半天没合上嘴，鼻头上渗起细汗在油灯下泛出光，连说你小子从来没治过就敢动刀子，胆子也太大了，治坏了怎么办，不懂装懂脸皮真厚。我回答说，要脸没用，脸又不值钱。接着大言不惭放出一句狂言：“今天咱就是外科主任。”这件小事被铁生记在了心里，引用在他的文章“我的轮椅”中：“双腿瘫痪后，我才记起了立哲曾教我的‘不要脸精神’，大意是：想干事你就别太要面子，就算不懂装懂，哥们儿你也得往行家堆儿里凑。立哲说这话时，我们都还在陕北，十八九岁。”2009年，铁生又送给我一首打油诗，起手是“开始无早晚，坚定不要脸……”，骂得我亲切异常。有一件事使我这个“祖传的”名声更得到“神医”的美誉。那是在打则坪，我已经睡了，忽然听到外面人声嘈杂，四五个老乡打着火把，一边跑一边急切地叫我的名字。到那儿一看，门板上躺着一个女的，身体僵直。原来，这家的婆婆跟儿媳妇打架，儿媳妇上吊，停止呼吸已经有半小时了。有几个老汉拿着烟袋锅子圪蹴在地上抽，正在商量后事。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死人。先扎人中，一点儿反应都没有。这时我想起书上说过，最好的穴是涌泉穴。我就用一根长针，心一横，用力扎进那媳妇的脚底。扎着扎着，突然她喉咙里“嗝”的一声。赶紧又做人工呼吸，过了大概半个小时，活了。这可能本来就是假死。但一传十十传百，说我连死人都能一针扎活。结果周围村的老乡都来了，后来成立了合作医疗站，更是每天都挤满了人。忙时连如厕的功夫都没有，甚至一边方便一边还隔着半人高的墙围子问诊开方。

李十三 · 发表于 2014-9-10 15:49:17

                                                        二第一刀就开在我身上
   按照当时的政策，赤脚医生指一般未经正式医疗训练、仍持农业户口、一些情况下“半农半医”的农村医疗人员。当时来源主要有三部分：一是医学世家；二是高中毕业且略懂医术病理；三是一些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1969年4月，我们在村庄东头的一排土窑洞里办起了合作医疗站，我开始了赤脚医生的生涯。当时的合作办法是每人每年交三角钱，按人头算。三角钱在当时相当于十个鸡蛋、一斤半盐，还相当于老婆婆手里颤颤巍巍打开的发黑的手帕和迟疑的目光。这些资金用于社员看病的药费，由生产大队统一支付或给予一定比例的报销。而我们这些赤脚医生由生产大队采取记工分的方式解决，参与集体收益分配和口粮分配（一般相当于一个中等劳动力的收入）。有病人就行医，无病人则参加农业劳动，农忙时还要到田间地头巡诊。
   应该说在清华附中打下的基础让我养成了学习的习惯和能力，影响了我的一生，后来我一生都没有停过学习。拿着书边学边干，治着治着就什么病都治了。村里有一位退伍老红军，因为打仗受伤，子弹没有取出来，几十年蹲不能蹲，坐不能坐。我仔细检查，可以摸得着子弹，但也从没人敢取，让老人受了一辈子罪。我说我来想办法。那是1969年的夏天，史铁生已病了，队里让我陪他回北京看病，我跟史铁生见医院就进，趁人不备偷医疗器械，就是带着一定把这个手术做好的明确目标。那时候一切都是被“需求”推着走的，先有需求，再说怎么办，有什么需求干什么事。所以那次偷的比较集中比较有效。但也不能一次偷太多，多了比较容易被逮着。
我的偷窃“经验”来自“文革”中的一次偷书。有一次我和史铁生、陈冲、赵志平百无聊赖地从中关村书店逛到城里，又逛到四道口的教育书店，看到有比较好的书。史铁生自告奋勇要放哨，暗号是看见来人就摸右耳朵，其实他是胆子小，有点风吹草动好先跑。我偷了一本特别漂亮的高等数学，里面复杂的曲线函数非常吸引我。我看书喜欢背目录，那本书的目录让我至今难忘。可赵志平掖着一本书出来时被人发现了，他一边往外走一边按照孔乙己的句式说书还要钱啊。女服务员向前一挺说：“废话！”那个年代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吓得赵志平把书扔下就跑了。
把一整套外科器械全都偷出来难度显然比偷书要大得多。当时我姐姐在酒仙桥医院妇产科，她帮我联系去外科化验室见习。陈冲、史铁生都帮我偷东西，不能一次偷，得分别偷，连续偷。在酒仙桥医院一个月，我把整个那一套程序全都弄清楚了：打针，消毒，麻醉，开刀，缝合，换药，麻醉机和血管钳分别长什么样。手术器械也基本上凑齐了，还成功地做了一次阑尾切除手术。
后来连我妈都被动员起来了。那年春节期间我第二次回北京，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偷外科手术器械给老红军做手术。这次我偷了家里的存折，取出钱让我妈帮忙去买麻醉用的硬膜外插管，我妈还居然买到了。结果我们家上清华派出所报案挂失，派出所查出有人拿名章取了钱。问我，我说不知道。这件事弄得家里一度非常拮据，让我一直觉得非常对不起我妈。
看会正规医院做手术以后，我开始在动物身上做实验。我在村里先是做兽医。以前村里劁猪是把猪的睾丸拿出来以后拿锤敲，或者是把睾丸拧掉，这样很容易出血，死亡率比较高。我就试着拿一根线给它扎住然后再剪掉，就不大出血了。
动物之后就是拿人实验。我们村的赤脚医生用人做实验的第一刀是开在我身上的。冯国发是我们村的赤脚医生，我们在一起探讨，一起学打结，解剖，看书，但动手能力还不行。我的后背有一个痣，我就让他拿这个练手。他一刀切下去，血就涌出来了。我让他按照我事先的计划继续切，再缝上就应当可以止血。结果这个冯国发跟我一样有口吃的毛病，而且比我还严重，不同的是他的口吃是启动性的，而我是重复性的。他一紧张就启动不了，说不出话来，上牙和下牙开始打架。原来他一着急一转圈在我后背上挖了一个黑窟窿，缝不上了。我说你别慌，赶紧拿所有的纱布往里塞，用最大的力按住，生生按了两个钟头，也没有缝。现在成了一个疤瘌。
给人开刀还是要有很多技术的。再后来，我更多的练习就是在死人身上练。我让村里一个年轻人帮忙上去背死人。小孩死是往山里面扔的，所以就偷偷跟着，看扔在哪了叫一阵魂就回来了。但是这个事口风一定要紧，你把人家小孩拿回来做解剖这是不行的，但是没有这个过程你又根本学不会。拉回来在我们窑洞里面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地解剖，从头到脚，把人体结构总算都搞清楚了。有了对人体的解剖学基础，我们才把那位老红军身体里的子弹取出来了，手术很成功。
在此之前我们的外科手术器械至多是史铁生贡献的刻字工具。我们村的老支书牙疼，满口牙都被蛀坏了，到了非拔不可的地步。没有设备，我就找了一把知青带来的老虎钳子，带尖的那种。可是还缺少剥离牙髓神经的工具，我就和铁生商量借了他的刻刀。没想到老支书的牙已经“酥”了，第一次拔牙根断在里面。那时没有麻药，不拔出来会更疼。我对老支书说咱们分三步走，你忍三下疼，第一下是深入，第二下是对位，第三下是拔。我把位置拿稳后告诉他：我一喊你也大喊，啊。我一拔，他一啊，那个牙根就拔出来了。后来我把木刻刀还给史铁生，他说我不要了你拿走吧。那把木刻刀被我煮过消毒作为牙科工具，从此发锈卷刃再也刻不了字。
三送到城里来不及，于是我直接开颅
还有一个手术，病人说队长总说我“不受苦”（陕北方言，不好好劳动的意思），你看看我这肚子，给我治好我回去好好干活。我一摸硬梆梆的，应该是长了东西。我心里面也没有底，结果打开以后是肾上腺癌。血出的一塌糊涂，整个人几乎是九死一生。我就到边上一个窑洞拿一个输液器，去厕所抽我自己的血准备给他输。这时候被李贵真发现了，他一下子就哭了，他说抽我的血。后来蒲冶青也抽了。其实人抽点血没有太大关系的。但那时候他们是一种英雄主义的思想，觉得血很珍贵。那个手术也是很难做的。结果病人回去以后又劳动了半年最后还是死了，因为病太严重。可是他把气争回来了，“我确实有病，确实开刀了，我不是偷懒。”
有一天夜里，我们山对面的关家沟的高吾宁来找我出诊，说是他的孩子高烧病危。我去了一看，那个小孩大概两三岁，精瘦精瘦的，皮捏起来不会回去，大面积脱水，奄奄一息，已经哭不出声音了。这种情况必须输液。我有盐水，有针管，但是没有输液器。我就把盐水对上青霉素，拿小针扎在血管里面，就用手一点点推。推了大概四十多个小时，隔天天亮这个小孩救活了。但是还是出问题了，因为高浓度的盐水输入过多导致心力衰竭。我又赶紧给他绑住腿减少循环，同时掐住另一条腿，让他回流的血少一点，再给他慢慢喝淡水，最后终于转危为安。
最惊心动魄的是那一天，七八个小伙子抬着个年轻姑娘来了。原来，她们修水利挖沟渠，铁锹竖在下面，收工时天已经黑了，往下一跳，铁锹把从肛门进去，又穿透腹壁出来。
当时救还是不救，取决于一个价值判断就是还能不能生娃，不能生娃她爸妈就不让救了，如果还可以生就救。我不听这个，我说救。我把患者的腹部切开，我注意到患者的子宫和一侧卵巢是好的，就把另一侧坏的卵巢切了，保留了这一侧。然后指挥那几个小伙子，前面三个人，后面三个人，“一二三，拔！”硬给拔出来了。我双手一摁，止血消毒缝针。许多年后我回乡，一个妇女拦住我，让她的三个孩子叫“大”。她就是当年那个姑娘。
这时我和我们的医疗站在老百姓中有了很高的信任度。传染病治好了，各种怪病治好了，这么大的瘤治好了，又不要钱。这时就存在一个北京干部的表态问题。陕北和其他知青下乡不一样的地方就是，1970年初周恩来总理召开了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接着首批北京干部600余人于1970年5月24日到达延安，共1248名北京干部一直在延安地区工作，最晚的一批直到1975年5月才撤回北京。因为作为农村一线的赤脚医生，既没有执照也没有设备，更没有队伍，正好给那些说我拿人做实验或非法行医的人授以口实。我后来的压力来自于正规的医疗机构，开始是公社医院后来是地方医院，从县医院一直到省医院。我挑战的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给他们带来了利益和权威性，大家坐在那里吃香喝辣的，不下乡给老百姓看病，不出诊，送上门都不好好看，紧病慢医生。开始就当我做一点好事，但后来挑战的是他们的利益和权威性。当时公社住队干部的负责人来找我谈话，让我不要再给老乡做手术。就在谈话的过程中有老乡来找我看病，我说现在不能看了。当时我眨了两下眼睛，他们就完全明白了，叫了一大群人老乡全来了，“谁说不让看病？谁说不让看病？”就在窑洞外面嚷嚷。
得到北京干部的认可是1971年4月29日，村支书高凤流的婆姨高凤清胃穿孔那次。高凤流的弟弟在几个月以前刚刚得了肠梗阻，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死在送医的路上。当时病人的情况非常危险，肯定经不起几十里山路的颠簸。全村都在议论，支部书记蹲着抽烟一言不发。最后他说你给治吧，死了不怨你。
这是我做的第一例大手术。这个手术对我来说相对有难度，因为患者的病灶是在上腹部，而我只会腰麻。如果高度再往上，呼吸受阻就会造成窒息死亡；而如果麻不到必要的高度又起不了作用。这时，全村的人都参与进来了。我让冯香负责量血压、脉搏，每5分钟报告一次；胃切开后，和事先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活体组织的解剖和死人的不一样，病人的肠子先鼓出来，就得赶紧往里面压，同时一点点捋着找胃在什么地方，最后终于在胃小弯处找到了穿孔，赶紧缝上。就在我缝完最后一针以后才发现那一天医院里站满了人。老乡、知青、高凤流，一大排人拿着烟在那静悄悄地等了一个多钟头。手术成功了！
这是一次巨大的挑战。一次不能退缩、不能选择的挑战。无论退缩或者失败，都将是职业生涯的终止。这也是我当赤脚医生的一次重大转折。我被当作知青典型就是从这个手术开始的。
在农村，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什么病都得治。一位老乡在放炮的时候，把一片骨头炸到颅骨里了，如果不及时取出来必然危及生命。送到城里肯定来不及，于是我直接开颅，取出了骨头碎片。
病人多的时候，好几台手术同时开始，流水作业。五六个老乡依次摆好体位，依次消毒、麻醉、切开，然后由我依次实施摘除或者切除，最后由助手依次缝合。有一次在手术过程中送进来一个喉痉挛的孩子，呼吸受阻，小脸都憋紫了。我顺手取出一枚扎腰的手术针扎进孩子的气管，气管太细里面又全是痰。于是我又赶紧把一个导尿管插进去，叫彭炎给做吸痰处理，使孩子转危为安。
四我简直就是一个刽子手
1972年8月的一天中午，下着小雨。36岁的女患者郝玉英因宫外孕破裂，导致腹腔内大出血，推磨时昏倒在碾台上，送来时已经休克，脉博十分微弱，血压急剧下降。我准备好几瓶枸橼酸钠、葡萄糖、右旋糖酐，消毒包，针管等，开始了手术。
腹腔刚一切开，刀刃未离，一股血流喷射而出！患者的血压骤然下降以至全无。没有验血设备，无法检验血型，更没有血源。我按照预定方案，结扎好破裂的卵巢动脉，让杨柳青和姚建立即用那支事先准备好的大针管，将患者腹腔内的血液，一管一管地清理出来；用枸橼酸纳、器皿、纱布、漏斗对清理出来的一千多毫升血液进行抗凝过滤后，立即把这些珍贵的自体血重新输入病人的血管。于是，已经15分钟听不到的血压，渐渐回升了，慢慢升到60、70……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抢救，病人终于转危为安。
齐家坪有一个产妇生完孩子胎盘出不来，流血不止。把我叫去以后我最大的困惑是对妇女的生殖系统没有解剖学的概念，不知道长什么样。可是人家从老远把我找来我不能说我不会。一方面那个产妇流血不止，一方面还有那么多人都看着呢。我说我要去茅房，到那就翻随身带着的赤脚医生手册，结果上面只有一个非常粗糙的示意图，说实在不行就要手法剥离。我就在茅房里看，看完以后我心里就拿定了主意：要下手。我把手洗干净，用酒精棉花擦完吹干，伸进去一摸，到处都是粘粘糊糊的，不知道哪是哪。我就在脑子里画那个图，然后顺着边捋，左捋一下右捋一下，最后愣是把胎盘给掏出来了，连血带胎盘哗啦一下。很快子宫慢慢收缩，她出血也越来越少了。当时高兴极了，这是头一次啊。
处理知青中的一些特殊医疗需求也成了我们的工作内容。那个时期的知青们相当苦闷。特别是第一批招工的走后，留下的人更加觉得没什么盼头，失望的情绪在漫延。男知青之间打群架，血拼。没什么原因，不是因为以前的派性。女知青做人流的先后有二三十个。远近村的都有。那时也不会避孕。没证明不给做，没结婚证更不给做，上正规医院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道德问题，她们就来找我做，我会为她们保密。
有一次，一个妇女裹着孩子：“娃不行嘞，烧得厉害。”一口的陕北话。
“（娃）叫个什么？”
“没名字。”
“你叫个啥？”
“……”
我赶快改成北京话问：“你是不是我们班某某某啊？”她蓬头土面的根本认不出来。
她说：“是了嘛，孙立哲。”
那孩子皮包骨，皮捏起来手松开了都回不去。拉着大的抱着小的三个孩子的妈。如果不说明，我根本认不出来她是我同班同学，清华教授的女儿。
这时外县的疑难杂症病人也纷纷慕名而来。我有个老邻居叫大牛，他爸爸是清华老教授，有一天从子长县带一个40多岁的妇女来找我，一检查是子宫脱垂，又是脓又是血，走不了路，又不能看孩子又不能做饭，又不能生小孩，又不能下地劳动。自己没钱治，大医院不敢去；年纪也大了，家里不给治。痛不欲生。大牛当时正在她们那当住队干部，就用自行车把她驮来了。陕北农村妇女生完孩子不坐月子就劳动，又不讲究卫生，所以极易患妇科疾病，腰痛、腹痛、子宫脱垂，却很少得到医治。其实这个病早期可以治疗的。那时候我们自己已经有药房了。本来外来人员来治病是要收工本费的，包括手术器械，麻药等费用。我想办法用她原来的姓名，把岁数写成35岁，按照手术计划生育全报销了。第二天就做切除手术，这个人高高兴兴走回去了，一分钱都没有花。
做计划生育手术成了我们医疗站的一项日常工作。我那时候当县副主任相当于副县长主管医疗卫生、计划生育。我既是政策的制订者又是执行者。而且我有这个技术给妇女做结扎，就是开一个小口进去，闭着眼睛，全凭感觉，脑子里解剖影像就出来了：腹壁，子宫、输卵管。左右碰一碰，小钩一钩。不用缝针，小口上一贴胶布就大功告成。
男的结扎，先召开三级干部会，下至小队长大队长，上至公社的主任书记全得参加。在动手术的窑洞边上排队，只要是结过婚有两个以上孩子的、48岁以下的，无一可以例外。
公社书记有三个女儿没有儿子，被选中第一个手术。一会儿，他趔着腿晃出来了，“完了，骟完了”。下一个是公社主任，有6个孩子，男女都有。“啊，孙立哲，哦是老汉儿了。”“那不行，正好48岁，沾边了。政策是硬的。”
我们医疗队进到村里，排成一排先唱歌。“计划生育好，一个也不少，两个刚刚好。”老乡不明就里都围过来看热闹。唱完歌接着就开会，由武装民兵把着现场，二十多家一家一家过，不做完不让走，很快一个村就完成了。
这消息很快传开。没等我们到下一个村，老乡们带着大包小包，带着干粮，全都上了山了。我们索性住下不走了，坐等他们回来。结果村里的老汉们蹲着说：“啊呀，47年，胡宗南就是这么干，全跑了，叫跑胡宗南。这计划生育，硬咧。”
恰恰是计划生育这个问题上我简直就是一个刽子手，跟杀人犯没有什么区别。最为过分的是有一个七八个月的胎儿，引下来时已经哭出声来了，被我在心脏上打了一针氯化钾当场气绝。那个影像永远留在我大脑里。让我永远有一种罪恶感而不能释怀。
其实开始做这件事的时候我是一个特别具有同情心的人，但是自从有了计划生育，人就几乎成了铁石心肠。在政治上得到了肯定，又让我负责，又要拿出成绩来，写汇报做表率，人已经成了一架政治的机器。
当时的我完全接受了生而为人却没有生存权力的悖论。一直到我自己有了孩子，我才真正体会到当年我在计划生育上的所作所为是多么反人性。从人性的发现，到人性的毁灭，最后又还原成人性的回归。
当时我也没想到，沿着政治机器划定的轨迹，我将一路走到全国闻名的“巅峰”状态，而那“光环和荣誉”背后，又酝酿着怎样的灾难。（待续）
节选自“赤脚医生传奇”。全文将收入由活字文化策划，北岛、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二）》

李十三 · 发表于 2014-9-10 15:50:21

可惜下半部分我从网上找不到，即使能寻到也需要花钱，我还是买全书去吧，大不了到时候一个字一个字敲来

吴心柳 · 发表于 2014-9-10 20:02:21

赤脚医生制度对农村意义深远。

叶耕 · 发表于 2014-9-10 20:58:07

老家有个女赤脚医生叫孙国秀的，上世纪七十年代专为我们打预防针，个子不高，人挺清秀，斜背一个四四方方棕色的印着红十字标志的大药箱穿行在乡村小道，寻找目标下手，吓得我们那帮小孩哭得呜呜地，四下逃窜。运气不好的，就会被打小胳膊，并用针尖毫不留情地划上一个井字，时至今日，我们也没搞清其含义。赤脚医生还负责农村妇女的接生工作，一请就到，医术不敢说有多好，不过能让产妇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一样平安生产。不像现在，医疗水平高了，孕妇不相信自然分娩的好好处，动不动就是剖腹产，也不问胎位如何？也许，手术赚取的费用高吧。有赤脚医生的清纯朴实的年代，真的让人很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