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是台大戏
当各种汽车、火车、飞机上挤满了人，运输部门、航空公司数票子数得腰酸背痛手指发僵眼发红时，地球人都知道：“春运”开始了。
春运，这个地球上专属中国、只有中国人才能品得个中三昧的名词，承载了多少中国人的酸甜苦辣爱恨情仇。
过年，是所有华人平淡日子里最隆重的华章，最庄严的仪式。日子就是这样一年年盼过来、过下去。三百六十五天中最值得浓墨重彩抒写的一天。好像三百六十五个日日夜夜的辛苦劳碌就是为了那一碗热腾腾的饺子、那一挂红彤彤的炮仗。
过年，实在是一台最繁琐、最隆重、最让人期待、最让人乐在其中的大戏。
幕起：腊八节，腊八粥
一进入腊月，日子就像长出了手，拨弄得人心里痒痒的，大人们紧绷了一年的脸皮松了、软了、柔了，笑意无论在人前还是在人后，都时隐时现。孩子们更能欢更能闹了，大街小巷到处都能看到他们在疯跑疯闹，搅得村子里鸡飞狗跳人仰马翻的，村子里好像一下子多出了若干的人。
腊月初八早上的一大锅粘稠香甜的腊八粥，拉开了年的大幕。
腊月初七，有谱气儿的主妇，就早早的翻米袋倒米缸，准备腊八粥的原料。大米、小米、黄豆、绿豆、花生米，无论是家境殷实的还是日子紧巴的，都多多少少能对付，至于其他三四样，就要费点周折了。东家的主妇大襟袄里兜着一大捧皱着脸的大红枣，西邻一小把，后屋一小把，回来时袄里兜着的可能是几个稀罕的栗子也可能是一大把花皮的爬豆。西家的主妇端着一碗豌豆进了东家的门，出来时碗里盛了半碗饱满油亮的红小豆，或者是半碗乳白色的高粱米。
我们那儿是大平原，从我记事起，地里长的就是成片的玉米、小麦和地瓜，黄豆绿豆豌豆之类的五谷杂粮算是稀罕物。
腊八粥腊八粥，顾名思义要八样，其实倒也没那么讲究，凑不齐八样，六七样或五六样也没人计较。
那些豆类们都是硬家伙，虽说不是那“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的铜豌豆，可也都是吃大火的主儿，有些主妇为了省时省火，头天晚上就会用清水泡上。不过我个人觉得泡过的豆类熬出的粥口感上差远了。
初八早上天麻麻亮，主妇们就要起来生火熬粥。那个时候家家户户都是大铁锅，有八人的有六人的。添上大半锅水，先放豆类，等这些熬得多半熟了，再淘上大米小米。大米小米下了锅，就要不时地用铁勺子在锅里搅拌，否则就会粘锅、糊锅，熬出的粥就会有一股糊心味，熬成了糊心味，主妇是要遭全家人声讨的。记得有一年，母亲拾掇上锅后忙着做别的活计儿，就让我烧火。我很卖力地往锅底填着玉米秸，母亲闻到糊味赶紧开锅往锅里插了两棵大葱，喝粥的时候全家人还是皱眉头。
伴着锅盖的每一次掀起，腾腾的热气立刻在低矮的屋子里弥漫，屋子里的一切如仙境般缥缈，那个平日里灰头土脸粗手大脚的主妇也如沾了仙气般不真实。伴随着那白茫茫的蒸汽的是五谷杂粮混熬煮后特有的香气。
腊八粥是一定要稠要粘要烂的，筷子插进去不倒不弯，否则便失去了腊八粥的魅力。这样的腊八粥喝上两大海碗，是能顶一大上午的。
我们叫粥、稀饭为“黏粥（zhū）”，腊八粥自然也就成了腊八粥（zhū）。每年一次的腊八粥便是对忙碌了一年的人们的最好的犒赏。有了香甜粘软的腊八粥垫着，人们便可气定神闲地操办年了。
序曲：二十三，过小年
“二十三，糖瓜粘。”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小年，是大年的热身，这一天有两大仪式，一是扫屋，二是送灶王。
小时候过小年，最喜欢干的事是扫屋，长大后特别是成家后最愁的事也是扫屋。
扫屋要先把屋里的东西一样样搬弄出去，扫、抹、洗刷之后再一样样搬弄回来。这活看起来不沉，却实在是项浩大的工程。锅碗瓢盆、炕席被褥、橱柜抽屉……所有的一切，在这一天都要挪个窝，都要在人的手里最少过两遍。
平常的日子里不是缺吃就是少穿，总是手够不到脚，可扫屋这天，从低矮的四间小屋里倒腾出的那些破衣烂毛，让你不得不信服老祖宗的英明：破家值万贯。把那些值钱的不值钱的、用得着的用不着的，居家过日子的一切家把什儿，一样样搬弄出去，冬日里懒洋洋的太阳也慢慢爬到了中天有了暖意。大笤帚绑在一根长杆子上，开始清扫。这个活儿大多是家里的男人干。从睡屋到厨房，一间间扫下来。睡屋还好扫，难的是厨房，我们叫做饭屋的。那个时候家家户户锅底下烧的都是草：麦秸秆、玉米秆、豆秆还有树叶野草。经过一年的烟熏火燎，屋子里从四壁到屋顶都是黑黢黢粘乎乎的，屋顶的倒掉灰，一沾热气都会掉到锅里。这样的一间屋子扫下来，男人的脸可就丰富了：黑的灰，灰的蛛网，白的石灰，连鼻孔都成了两个黑洞。
这空当儿，主妇忙着扫炕、换炕草。小时候睡的炕都是土炕，是用自家搓的嵴垒起来，上边抹了一层厚厚的掺了麦糠的泥，再上边铺上麦秸或谷秸，然后再铺竹席。那些麦秸谷秸经过一家人一年的翻滚盘压，已变薄变软，成麻成丝，需要添换新草上去。小时候最爱睡在换了新草的炕上，又厚又软又有弹性，躺上去，有麦秸“刷刷”的欢叫还有麦秸的清香，比现在的席梦思强多了。
天井里像开了杂货铺，鸡零狗碎摆了满满一地儿，人都没地儿下脚了。这个时候是小孩子最兴奋的时候。一堆破烂里翻翻，说不定你找了半年都没找到的荷包就神奇地出现了；把抽屉一个个倒过来，一张巴掌大的黑白全家福，一角皱巴巴缺了半边的粮票，母亲出嫁时的胭脂盒，父亲的烟锅，哥哥的弹弓……好像哪个旮旯角儿都藏着宝贝。孩子们比捡破烂的还专注，在翻翻捡捡中惊喜于自己的发现，给本已忙得焦头烂额的母亲添堵添乱，母亲就张开双手，赶小鸡一样把我们往外赶。
成家后过的第二个小年，里里外外都要我亲力亲为了。儿子九个月多一点，不会说不会站，我把炕席揭下来铺在天井里，用被子围着，儿子和奶奶在上边。我和老公来来回回地忙着，儿子看我们进进出出地也格外兴奋，手舞足蹈地。我们也抽空逗逗他。很突然地，当老公抱着不知什么东西从屋里出来时，儿子竟清晰地喊出了“爸爸！”乐得老公扔下手中的东西就把儿子抱了起来。那是儿子来到这个世界发出的第一个字符，不是生他养他日日看护他的“妈妈”，而是那个终日不着家的男人！我兴奋我骄傲，可总有一股酸溜溜的醋意冒上来。那个小年，是迄今为止印象最深最有意义的小年。
冬日的太阳是最懒散最不敬业的，七八点了才草草出来亮个相，三四点钟就急着回家了。太阳一急，人们就更慌了。尤其是小年这天，满地的狼藉还没安置明白，就该准备包饺子了，小年的第二个仪式就要登场了。
母亲剁馅和面包饺子，父亲开始忙着找纸火香烛什么的。一张早早“请”回的灶王画，画是那种类似杨家埠木板画，但明显的粗制滥造，灶王奶奶的腮红都上了下巴上，但这丝毫不影响父亲的庄重庄严。父亲小心地把画在炕上铺开，把画上方一指宽骑马的“灶马”剪下，放在一摞烧纸上，然后把画端端正正贴在锅台边风箱的上方。灶王面前供两碟永不变更的供品：一碟柿饼，一碟桃酥，还有一个香炉，一炉香早已点燃。哥哥也早已将大红的鞭炮挂好。然后父亲就等饺子出锅。饺子第一个滚儿，父亲就舀出一碗（碗里也就三两个饺子）在地上奠奠，然后供在灶王面前，把放有灶马的烧纸点燃，父亲一边磕头一边念念有词：灶王灶王，骑着大马去，带着种子回；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与此同时，天井里噼噼啪啪的鞭炮也炸响了。据说灶王爷年年要上天庭过年，在二十三这天起程。灶王爷到了天庭除了过年还肩负着另一重要使命，那就是向玉帝汇告一年来一家的功过。人们当然希望灶王报喜不报恶了，于是便用了这样隆重的仪式送灶王升天，意为“辞灶”。在天上过完年的灶王在来年正月初七再从天庭返回，继续做他的居家之神保佑一家人的平安。初七的早上要“接灶”，仪式跟辞灶差不多，也是要烧香烧纸供水饺，只是接灶时间以太阳未出之前为宜，越早越好。
扫干净屋子，送走灶王，年这台大戏就要一幕一幕有板有眼地唱起来啦。
第一幕：二十四，摊煎饼
屋子扫得干干净净，里里外外有了过年的样子了，接下来就要紧锣密鼓准备过年待客的吃食了。过年，就是一场饕餮的盛宴。
很久以来，即使是生活已经好了多少年之后，我们那儿，年前的一顿煎饼还是必不可少的。玉米的，黄灿灿的，甜香；小麦的，泛着肉色，劲道。摊纯玉米煎饼，总是见母亲往玉米里兑上煮熟的地瓜，母亲说不兑地瓜不好摊。后来见婆婆总是把玉米和小麦按一定比例泡制，省去了煮地瓜的麻烦。只是我还是更喜欢兑了地瓜饭的玉米煎饼，既有玉米的鲜香，又有地瓜的甜软。
我们小时候，摊煎饼的糊子是要上磨推的。往往是天不亮，就被母亲吆喝起来，每人抱一根磨棍，驴一样围着磨一圈圈地转。母亲自己也抱一根磨棍，一手拿一把小铁勺从磨顶的盆里往磨眼里添粮食，还要不时地换大一点的铁勺从磨盘上往下刮糊子。后来村里有人上了小钢磨，开了磨房，就可以拿上点加工费，把泡好的粮食挑了去磨。每到年关，磨房前总是天不亮就排起了磨煎饼的长龙。
摊煎饼是最能检验主妇手艺的活儿。巧手摊出的煎饼，又大又薄又均匀，吃起来还有嚼头，还不费粮食；拙妇摊煎饼，鏊子拎不到边，糊子拎得到处是，筢子用力不均，煎饼又小又厚，直掘掘像鳖盖；要么就缺边少角破破烂烂不圆整。我自诩家常饭食没什么能难倒的，唯独在摊煎饼上不敢夸口。小时候曾趁母亲小解时偷偷坐上母亲坐热的蒲团，学着母亲的样子，左手拿勺子舀了满满一勺糊子倒在鏊子上，右手执耙子快速地转圈，结果两圈没转到头儿就再也转不动了，一个比饭盆还小的小煎饼趴在鏊子顶，真的像鳖盖。此后再也没敢动过母亲的煎饼筢子。
摊煎饼又是最委屈人的一种活儿。人坐在鏊子前，一坐就是大半天，腿不能伸不能直。摊煎饼最适合坐的东西就是蒲团，那东西用干净的玉米皮编成，又暄又软又有弹性，即便久坐也不至于硌得屁股疼。鏊子烧起来了是不好停的，烧鏊子也需要技巧，要慢要匀，火候最是关键。鏊子不热，煎饼糊子拎不开；太热了，煎饼就糊顶，所以除非内急，母亲是不会离开鏊子的。午饭母亲都是在鏊子前卷个煎饼，糊子在鏊子上摊开的空儿咬一口，添上把火；放下吃的煎饼，揭下鏊子上的，摊上下一个煎饼，再添把火，再咬一口卷好的煎饼……如此拿起放下，放下拿起，一个煎饼也不知要吃多长时间。两大桶煎饼糊子摊完，母亲像生了场病，洗过脸后就爬到炕上不再动弹，晚饭也没有力气吃了。揭煎饼的活儿从我能干活起基本就是我的了，这不需要什么技术和力气，只要小心耐心就可以了。母亲摊煎饼都是把煎饼大敞着一张摞一张放在穿盘上。晚上要一张张揭开再对叠成三角形，揭晚了就会粘在一起了。揭时要慢两手用力要匀，否则就容易把煎饼揭破。为了好揭，母亲教我先揭开一大摞，四边往里卷卷然后再一张张揭，这样就容易多了。
如今过年时虽然家家户户还是会备下煎饼，但大都没有自己亲自动手的了，要么上煎饼房里加工，要么买上几斤。
煎饼卷大葱，永远是咱们山东诸城人的最爱，过年也不例外。只是现在的年轻人好像大都不喜欢吃煎饼，嫌煎饼硬，不好咬。不知再下去几年，煎饼卷大葱还能不能成为山东人的标志性食品。
第二幕：二十五，做豆腐
小时候我最愁过年做大豆腐，因为那天的午饭是不做饭的，做好的大豆腐切大块放在盘里碗里，揭上一摞冷煎饼，就着一小碗蒜泥，就是全家人的美食。我不爱吃大豆腐，尤其是鲜大豆腐，闻着那味就头痛。现在只要听到亲戚朋友有做大豆腐的，我是逢叫必到。都说秉性难移，可很多小时候我们不爱吃甚至不吃的东西随着年龄的增长竟然接受了喜欢了，比如原先不吃香菜的，如今喜欢了，不吃芹菜的，现在接受了。这现象有没有科学解释我不知道，有类似体验的就我所知还真不算少。
小时候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到大豆腐，现在天天都可买到，只是街上卖的豆腐是真鲜真嫩，可吃起来总也吃不到鲜大豆腐的味道，真不知道卖豆腐的是用什么手艺做出的，豆浆汪在豆腐里愣是流不出来，豆腐上锅一炒必碎。所以外边卖的豆腐我很少买着吃，我还是喜欢吃老家用老方法做的大豆腐。
磨豆磨糊子最先也像磨煎饼糊子一样，是要上石磨磨的，后来有小钢磨了，就不用人推了。不过最先上小钢磨磨下的豆磨糊子，上锅烧开后是要倒在布袋或包袱里用力nuàn(这个音实在找不出应该用哪个字，只好用拼音了)的，直到包袱里剩下的全是豆腐渣。现在则更省事了，泡好的豆子上机器上磨好，回家后倒在锅里烧，烧开后用卤水斩，斩的差不多就把豆脑舀在浅筐里压。
做大豆腐以前的准备工作还是挺烦琐的，黄豆要提前一天泡在大三盆里这个不用说。斩豆脑要用大水缸，父亲总是在锅里先烧水，把那个砖红色的水缸用热水刷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水缸像新买回来一样。父亲的两只手也被洗得红润粗大，连手纹路里的老灰都褪净了。盖水缸的穿盘、圧豆腐用的浅筐、垫浅筐的包袱、担浅筐的筚子、搅豆浆的擀面杖都要一一清洗。
从豆汁倒进锅里开始，父亲就把我们撵出去，不让我们在屋里碍手碍脚的，担心我们碰坏了什么。记忆里，两口大锅里都有豆汁，然后就开始烧火，火不能太急，否则就容易糊锅，烧的过程中人不敢离开，要随时看着锅，因为豆汁太容易溢锅了，烧开的豆汁要不停地用勺子搅动，千万不能让豆汁溢出来，据说一旦溢锅了，出豆腐的量会出奇的少，原本十斤豆子能出三十斤豆腐，如果溢锅了，恐怕连二十斤都出不了。此说有无科学道理尚不知，但年关做大豆腐的人们还是很小心很虔诚的。等豆汁完全烧开，就用大舀子舀到水缸里，要趁热倒卤水斩。倒多少卤水、斩多长时间，直接决定了做出豆腐的老嫩与口感，所以最是马虎不得。父亲一点点地倒卤水，一次次地用铁勺子舀出来查看。直到豆汁成哆哆嗦嗦的豆脑，水成清白色而不再是乳白为止。父亲往往把鲜豆脑舀出几碗先让全家人过过瘾。那个时候一年才做一次大豆腐，也只有这时才能喝上次豆脑。大锅上架上长筚子，浅筐稳稳地放在筚子上。就开始往大浅筐里舀豆脑，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人提着浅筐里的包袱，差不多快跟浅筐平了，就把包袱的四边合拢，上边再盖上穿盘，最后压上一大桶水。沥出的汁水淋淋漓漓地流到锅里，浅筐里的豆腐也就差不多了。满满一大筐白中泛黄的豆腐，父亲横三刀竖三刀划开后，一手抻着包袱的一角，一手颠出一方白嫩的豆腐，托在掌心，划上几刀，装盘，上桌，一家人直吃得头上的白汽跟屋子里的雾气蒸腾在一起。
每次吃鲜大豆腐，老公总是念叨小时候吃的鸡刨豆腐。葱、姜切末，搁盆里；盆里再倒适量豆油；滚烫的鲜大豆腐切成小方块，放在盆里，用筷子沿同一方向快速搅拌，直到豆腐碎成鸡食状。老公凭记忆口授，我操作，做出的所谓鸡刨豆腐我没觉得怎么好吃，老公也说不如小时候爷爷做的好吃。不知是老公记忆出了问题，还是我手法不到位，抑或是老公的味觉发生了变化。
第三幕：二十六，蒸馒头
过年的干粮一般都准备吃到正月十五的。过年又是一家人最全乎的时候，再加上正月里的客来客往，大饽饽，小活页，枣山，豆包，菜包，一样样置办下来，大概要用两天的时间。头天晚上，就把老面打好，放在温热的锅里发着。第二天早上，一起床，先不急着做饭，搬出大三盆，和上满满一大盆面，然后连面带盆放在尚有余温的被窝里“醒”着，醒透了的面做出的馒头才好吃。草草吃过早饭，撤去饭桌支起面桌子，便拉开架势做馒头。炕头上铺上干净的包袱皮，上面盖上一床从来没盖过的棉被，做出的一个个头尖腚大圆溜溜的馒头就列兵样摆在炕上“开”着。母亲用手掂掂，馒头开了就上锅蒸。蒸馒头时是要烧好草的，比如玉米骨头、劈柴，不用人守在锅灶前。和面、揉面都是力气活，我们家从没不进厨房的男人，父亲、二哥、三哥都帮母亲干过。再说一锅馒头上锅蒸着，另一锅正在炕上开着，还有一锅正在做着，人手总是不够，即使小孩子也可以帮着揉面。
蒸熟的馒头，白胖胖地列队摆在盖顶上，惹得人总想掰块尝尝。母亲总是先拾出“摆供”用的，然后才让我们分尝。
大馒头最起码要蒸三四锅，因为这些馒头是要吃到正月十五的。其实那些大馒头一锅也蒸不了几个，大的八人锅也就蒸八九个。再后来人们发现大馒头吃时要切片，还容易剩下馒头把子，就不蒸大馒头了，改蒸活页了。蒸活页的模子有各种形状的：流线形的，是小鱼的；手掌形的，是莲蓬的；心形的，是柳叶的；圆形的，是月饼的……经过了这样的改良，馒头秀气了精致了，做起来也更费功夫了。
蒸枣山则更麻烦些。简易枣山就是在超大号饽饽上插满红枣，这个做起来相对容易些。我见过比较“正宗”的枣山，同样是先做好超大号的饽饽，然后把面团揪成鹌鹑蛋大小的小偈子，在面板上搓成小拇指粗细的长条，把面条绕两圈成一花瓣，中间空出一个小鸡心，鸡心的大小视枣子的大小而定，然后把一个个的两层花瓣从底层开始依次粘在大饽饽上，直到粘满整个饽饽，最后再在一个个的鸡心里插上红枣。做好的枣山稍微开一下就可以上锅蒸了，枣山一定不能开大了，开大了就成摊饼了，失去了“山”的韵味。这样的枣山不但做起来费事，就是蒸起来也特别费火，一是这样的枣山一口锅里只能蒸一个，二是因为个头大，蒸的时间也长。不过这样的枣山做好了，你就看吧，雪白的馒头上，开满了精致的两层白花，花瓣中间结满红红的枣子，这哪里还是吃食，简直就是上好的工艺品。更绝的是，巧妇们会把这样的枣山做到三层、四层甚至五层，形成真正的“山”。这样的两座枣山立在供桌的两端，高贵亮丽，每个来拜年的都要驻足咋舌，估计祖先们在欣慰地享用后人的供奉时也会为后人的巧手骄傲吧。
蒸完馒头，我们家还有两个保留项目：一锅豆包，一锅菜包，都是父亲的最爱。豆包长长的细细的，呈碌碡样。豆包是爬豆馅的。煮烂的爬豆加红糖或白糖用木头搋子搋烂。我们家有一个专门搋爬豆的搋子，从我记事起就有了。底端四四方方，向上呈梯形，收口处塞一虎口粗的木把。每年年底，这个搋子都要在村子里周游，然后带着东家的豌豆末西家的爬豆皮光荣回归，躺回我家的碗柜，静待来年的出访。
菜包圆圆的胖胖的，是萝卜豆腐猪肉粉条馅儿。关于菜包，我在拙作《闲言碎语之诸城的吃》中已专门写过，在此不再赘述。
第四幕：二十八，烤烧肉
烤烧肉，一般人家都安排在腊月二十八或二十九。关于烤烧肉，我在另一篇小文《又爱又怕话烧肉》中也作过专门的述说，在此跳过。
插曲：赶年集
在娘家时，我们赶的年集最近的是吕标集，稍远点的是枳沟集。吕标集是逢三排八（即阴历每月初三、初八、十三、十八、二十三、二十八），枳沟集是逢一排六。腊月二十三的吕标集因为扫屋顾不上，二十八的年集就不敢再错过了。枳沟的二十一集因为还没有放寒假也从来没赶过，能赶的也只有二十六集。
成家后赶的集是郝戈庄集，跟枳沟集同一天。郝戈庄集和枳沟集都是大集，既有其他集都有的吃穿日用品市场，还有其他小集没有的粮食市和牲口市。
平日里的集市，无论大小，顶多赶大半天，十二点过后基本已没什么买卖了，各种摊子也都陆续收了，只有满地的烂菜叶和四处游荡的破塑料袋不时提醒人们集市中曾经有过的繁华。年集可就不同了。那个时候过年的一应物品，基本都从集上购得，年集上不但人多，赶得时间也长，从早上太阳起床可以一直赶到傍晚太阳回家。
过年了，要置办的东西实在太多了：衣服鞋袜，年画对子窗花，鸡鸭鱼肉青菜干货，香烟糖块瓜子花生，鞭炮香烛烧纸，碗碟筷子盆（一把竹筷几个碗每年都必须添置的，“添筷子添碗添人口”嘛）……“办不完的年货，置不齐的嫁妆”。所以年集最有看头，最值得赶，只要你不怕挤，就慢慢逛吧。看的听的闻的、吃的穿的用的，那才叫个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平时几步就能逛完一眼就能望到头的小集，年集时也像吃撑了的胖子更像一夜暴富的土豪，各种摊位挤挤挨挨，往往要绵延数里。如果年集正赶上大积雪后，那就更热闹了。集一般都设在比较宽阔的街口和路边，而那时的路多是土路。积雪的年集上，无论是多么冰硬的土路，都会被来往不绝的人们的热气呵软双脚踩化。赶年集的人们，是不会计较脚上的这点泥巴的，即使偶尔报怨两句“这狗日的鬼天”，也纯粹是要宣泄心中的喜气。不说“瑞雪 兆丰年”吧，要过年了，谁还会生那些闲气？
如果年集上有忘了买的东西，别担心，还有最后一个集可以让你“查漏补缺”，那就是腊月二十九，这一天是天下集，所有的集市对人们“开放”。由于大宗的重要的年货大都已置办，二十九的年集也就成了全年里真正的“闲集”。该干的活都干了，该归置的东西都归置了，闲着也是闲着，就到集上逛逛吧，说不定还能捡到漏呢。几乎每年的天下集上都会爆出“冷门”，原本六七块钱的青椒，偏偏卖出了两三块钱的白菜价；本来四五块钱的香菜，过山车般升到了十几块。所以天下集上如其说人们在淘东西不如说在淘话题，诸如此类的说道不正是正月的酒桌上最好的下酒菜吗？
高潮：大年三十，贴对联，迎家堂，年夜饭
该买的买了，该扫的扫了，该洗的洗了，该蒸的蒸了，该烤的烤了，到三十这天，忙活了整整一年的人们终于可以闲下来喘口气了。可早已习惯了早上睁开眼就要忙到黑的乡亲们一下子闲下来好像手脚都不知怎么安置了，总觉得还有什么活没干完还有什么没准备好，东瞅瞅西转转，总能找点什么安放自己的手脚。贴对联吧，早了点，贴上连浆糊加对联都会上冻的，就打发孩子们拿铁铲拿笤帚，把大门上去年残红碎屑铲下扫净，催促女人赶快做饭打浆糊；门口天井早扫得锃明瓦亮，都能擦倒欢跑的狗猫，四下检阅一番，还要再拾起大扫帚划拉两下才安心。
吃罢早饭，看看实在没什么事可干，那就贴春联吧。每年贴春联时父亲都要唠叨：早贴早过年，早贴上对子要帐的就不能进门了。据父亲说，早些年，无论多么凶狠的要帐的，只要看见主家贴了对子了，就会转身离开。所以杨白劳们躲了一个冬天的帐，年三十这天都会趁天不亮就早早地把对联贴上——穷人也要过年啊！虽然父亲过日子从来就是量入为出，极少向别人借钱，可这并不妨碍父亲每年都像其他乡邻一样早早把对联贴上。贴完大门贴屋门，然后是“五谷丰登”“出门见喜”“六畜兴旺”等小杂耍。贴完对联再在高高的门楣上贴门钱。门钱都用大红大绿大黄大紫的薄纸剪成，记得有一种非常纯正的葡萄紫，我特别喜欢。门钱上不仅有圆圆的铜钱，福禄寿喜等字底下还飘着一截多姿多彩的流苏，开门闭门间，薄薄的门钱都会热情地向你招手。如果说大红的春联是《诗经》里的“雅”，代表着正声雅乐，那么五颜六色的门钱就是“风”，活泼热闹，最具生命力。当然人们也不会忘了在油好的窗纸上贴上几朵窗花。“喜鹊登梅”“并蒂花开”“鲤鱼跃龙门”等盛开在斗窗上，屋子里一下亮堂了。还有炕头的一张胖娃娃或老寿星的年画也是必不可少的哟。
红红的春联，鲜艳的门钱，精巧的窗花，质拙的年画，里里外外家家户户都欢天喜地喜气洋洋的，就等过年啦。
家里收拾得新娘子一般，差不多就到中午的饭点了。相对于大团圆的年夜饭，我觉得年三十的午饭，算得上一顿“小团圆”的年饭了。我们家中午的传统饭是大米干饭，猪肉白菜炖粉条，这种再寻常不过的饭食，那时却是我们一年中唯一的一次盛宴，我们人人吃得肚儿圆。白润香甜的大米饭一开锅，母亲总是先盛出一碗，有时是一茶碗，有时是一小饭碗，摆在供桌上，做“隔年饭”。这一碗米饭，从初一早上开始，是要烧“供汤”的。所谓的“供汤”就是几个饭团放在清水里烧开，每顿饭前，在供桌前奠奠。这个仪式会持续到初二早上送走了“老祖”。
吃了午饭，母亲就开始忙着准备“摆供”的菜。李家在我们村是大姓，光我们的近支就几十户，其实我们家“五服”以内的近亲已没有，但父亲爱张罗个事，从农村恢复祭祖、迎家堂等风俗起，李姓的 “老供” 每年都摆在我们家。摆供、迎祖送祖、烧纸上香等一应事务当然也都是父亲承头。一过了腊月二十五，父亲就从外村专门请来扎“起花”的匠人，在家里摆开架势忙活，再晚了可能就请不到了。这个匠人吃住在我家，一日三餐都是母亲好生侍候。这个时候家家户户都要忙年，母亲本就身体不好，常年拿吃药当家常饭，每年忙完年母亲都像生一场大病，很长时间缓不过来。这样母亲背地里免不了报怨父亲几句，但当着匠人的面，仍是笑脸相向，汤汤水水伺候周到。扎好一架“起花”少则一二天多则三四天，这期间我们家总是大门敞开，父亲备好茶水香烟，随时恭迎前来观看的同姓的或异姓村人。扎好的起花长长的，威风凛凛地立在我们家天井里，受阅士兵般静候村人的指点评说，直到大年三十晚上迎家堂时才冲天轰响。
摆“老供”仪式隆重程序繁琐。父亲把堂屋——我们家最亮堂的一间屋子收拾得锃明瓦亮的，正对北墙摆一长桌，然后父亲把珍藏了一年的族谱和一幅长轴画敬重地请出来，然后在正中位置端端地挂好。族谱是长长的折子，也是多年前父亲张罗着找人续的。续写者狼毫毛笔写的正楷小字，个个笔力遒劲，端庄清秀，没几年功底断断写不出的。族谱摆好，每个下边安放一双竹筷，然后前边就是供菜。我们家一般做九个，四个盘五个碗，然后其他的本家看各人能力有送一个的也有送两三个的，供桌上二三十个菜总是有的。我们家做的这九个供菜，母亲要忙活大半下午，整鸡、整鱼（鱼必须是带鳞的，大多用鲤鱼或黄鱼）自不用说，另外像煎大豆腐、剁肉丸、拉蛋皮都还好做，碗底或盘底垫上白菜叶，摆上薄薄一层即可。另有一道菜印象特深刻，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菜叫什么名字。用蛋黄在锅里摊出薄薄的蛋饼，包上剁好的猪肉馅，像卷煎饼一样卷起来，再用三根细筳杆夹起来，用线绑住，然后上锅蒸，凉透后切成铜钱厚的薄片，那就是盛开的朵朵三瓣梅花，金黄的边，通红的芯，红黄相间，真是漂亮极了。这个菜技术含量比较高，不太容易做。一是蛋饼要薄还要匀，二是筳杆包扎时用劲要巧，因为蛋饼没弹性没韧性容易破，三是这个活一个人不太好做，我就是给母亲打下手学会的。
老供摆好，父亲就催着快吃晚饭，天一煞黑，迎家堂的本家就有陆陆续续来我家的了，要在我家等到所有男丁聚齐后一起到迎家堂。所以每年年三十晚上的饭我们都吃的很潦草。
迎家堂时往往是全家所有男性不论大人孩子全部出动，到祖坟附近迎接故去的先祖们回家过年，女人是不能去的。小时候每到这时我都深深体会到身为女人的卑微低贱。男人们一走，忙活了一个年关的家里，一下子空旷得令人窒息。母亲进进出出忙碌着，要趁这个空当做完一切该做的事，因为老祖们一旦回家，许多事就不能做了。找好拦门棍（待男人们把老祖请回家拦在大门口，防止无处去的孤魂野鬼进门）比如把最后一簸箕垃圾倒掉，直到初二早上送走“主儿”是不能再往外倒垃圾的；把天井里所有不洁的东西遮盖好；把水缸压满水，足够一天半饮用；甚至把尿罐也早早提到屋里藏在门后……我紧紧跟在母亲身后，母亲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像长在母亲身上的尾巴。我这么做不是想帮母亲干什么，而是因为害怕。我从来就不是个胆小的人，很少有害怕的时候，可大年夜的晚上，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那么怕。不知是因为家里一下子人少了还是因为那天晚上有太多的亡灵在游荡，我就是觉得瘆得慌，像从骨头缝里长出来的，像空气无处不在，无论是故意大声说话还是慌里慌张的帮母亲拿这拿那，都无法摆脱，我好像能听到自己的牙齿在打架。这种状况要等父亲哥哥他们回来才稍有好转。直到现在，我的儿子都二十多了，我还是怕大年夜的晚上。
一家人坐在炕上开始喝茶抽烟吃花生瓜子，有了电视后就边看电视边闲啦，开始了守夜。母亲把一家人的新衣新袜新鞋子找出来摆在炕头，把窗台上的所有东西清理干净，母亲说年午正窗台上是不能放东西的，至于有什么说出母亲有没有说我记不清了。等都收拾停当了，母亲便开始包水饺，我们忙着找硬币，用碱洗过用热水烫过，然后眼瞅着母亲把六个硬币包进饺子里，企盼自己能吃到。父亲开始发压岁钱，最初时是两毛五毛，再后来生活稍好点了涨到一块两块，都是崭新的纸币，嘎止嘎止的，能割下耳朵来。我们揣在布袋里，不时地掏出来数数，都很兴奋。据说大年三十的晚上要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灯不灭，人不寐，是谓“守夜”，但我们多熬不住，不到半夜，两个眼皮就再也撑不开，横七竖八地在炕上矇眬睡去。
到三四点钟，此起彼伏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又会把我们惊醒，迷迷糊糊地睁眼，屋里烟气弥漫，原来母亲在煮水饺，父亲在供桌前点纸上香。水饺开锅，母亲一碗碗往外盛，父亲一碗碗在供桌前“奠”，我从来就没数明白他们要把这个动作重复多少遍，弄不明白为什么要“奠”那么多碗，后来想大概我们家的老祖多的缘故吧。等“奠”得差不多了，父亲才把最后的六碗或九碗摆在供桌上。在做这些的时候，父亲母亲都不说话，非说不可时也都低低地，怕惊吓了什么似的。母亲把水饺捞到穿盘上，父亲开始往桌上端菜，菜都是母亲早都做好了的，一盘鱼、一盘煎大豆腐、一盘辣丝子、一盘肉冻，其他的还有什么记不清了，反正这四样是每年必有的固定菜肴。一家人开始默默地吃年夜饭，父亲母亲叮嘱我们过年的晚上不能随便说话，要说就说好听的。我们都怕一不留神说出什么不吉利的，都只用嘴巴用心地吃水饺。说实话，过年的水饺实在不怎么想吃，半夜五更地起来吃饭，我们的神经和胃都不适应，可因为惦记着水饺里的硬币，我们都努力地塞了一个又一个。可是说来也怪了，小时候吃出硬币来的时候并不多，大多数硬币都被父亲吃出来了。印象很深的一年，三哥三嫂第一年分开单过，我和父亲母亲一块吃过，到他们屋里叫三嫂一块出去拜年，一进屋看见敞开的屋里水饺晾在筚子上，我顺手抓了一个就往嘴里塞，刚咬第一口，坚硬的硬币把我的牙差点硌下来。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第一口就吃到硬币，可是也不记得那一年都有什么好事砸中了我。
高潮进行曲一：大年初一，拜年
吃过饺子，外边的天还灰蒙蒙的，我们便急切地穿好新衣裤，出去拜年。无论拜年多早，谁家都是门一推就开（当然啦你要小心门后的拦门棍），大年三十的晚上没有谁家的门是上栓的，那是真正的夜不闭户，天下太平，“小偷也要过年呢”，这是我很少时就从乡邻那儿听到的。干干净净的天井里，有的铺着豆秸，有的铺着芝麻秸，“铺豆秸中秀才，铺芝麻当大官”。豆秸芝麻秸，在人们脚底下“卡啪卡啦”地欢叫着，就像连续不断地放着小炮仗。很小的时候是跟在二哥三哥身后，踢踢踏踏地，再大点就跟本家姐妹一起。外边虽然还黑乎乎地，可影影绰绰地，都是像我们一般大的孩子，三五成群地。我们家在族里辈分最低，几乎所有的本家我们都要拜个遍，一圈拜下来，太阳都老高了。每个人的口袋里都塞满了花生、瓜子、糖块。
像母亲这样上点年纪的妇女，一般要等到拜完年回家的孩子们吃完早饭，然后才梳洗打扮一番，即使没有新人穿，也要穿上衣柜里最好的衣服（我的记忆里好像父亲母亲过年从不穿新衣），到左邻右舍家拜年串门，也只有在这天，母亲们才能停下歇歇。
男人们则聚在一块吆五喝六地打牌抽烟喝茶聊常。
初一晚上家家户户都早早关门上锁，熄灯睡觉。熬了一个晚上，兴奋了一个白天，大人孩子都早乏了。
高潮进行曲二：初二至初十，出门，走亲戚
初二早上还是要早起的，因为要送家堂（也有的地方是初三早上）。天不亮就要起来煮水饺供水饺，然后是焚香烧纸放鞭炮，全家族的男丁再聚齐，把来家过年的老祖送走。初二早上送祖的鞭炮丝毫不亚于年三十的晚上。
送走了老祖，就该拾掇东西“出门”了，从初二开始，新正月里的头等大事就是出门了。
初二是媳妇回门、女婿看丈人的日子，全天下已出嫁的女儿们在婆家过罢年，初二才能回家跟自己的父母过年。
初三后，七大姑八大姨，老表老亲，就要排排班，先看谁后看谁。正月里出门没有空手的，早先时背着四升箢子饽饽，家底殷实点的炸上几斤油条（那时叫香油馃子），也是盛在四升箢子里，走下一圈门来。正月里出门的东西是不兴全留下也不能一点不留的，总要给人家“回”去点，一般的人家是拿下两个饽饽两根油条表示表示，所以一个正月的门出下来，饽饽早裂开了嘴，油条也梆梆硬
正月里的出门，各种交通工具悉数亮相。早先的时候小推车地排车自行车，再后来拖拉机小手扶三轮子摩托车，现在基本都坐上汽车了。
要是年前年后有场雪，那就更热闹了。
父亲不爱出门，正如他不爱穿新衣，所以从我和三哥能骑车子开始，我们俩就成了我们家的出门大使。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刚刚学会了骑自行车，母亲给我们拾掇好东西，打发我和三哥去看小姑和大姐，小姑和大姐出嫁到一个村，路也没有多么远，就是隔着一条潍河，被我们称作“河北”。她们村前有一条大坝，很陡，上坡时车子骑不动，只好推着，下坡时看三哥在前边上了车子，我也骑了上去，还没等我用力蹬，车子就风驰电掣地向下蹿，我那时还不懂得下坡时得拿后闸，只觉得车子带着呼呼的风声越来越快，我不知道应该是用手还是用脚，只吓得尖叫，直到车子和人像鸟一样飞出去。我顾不上两个膝盖被擦破的剧痛，赶紧追赶从四升箢子里四散摔出的饽饽。
尾声：正月十五，吃元宵，逛灯会，看焰火
按部就班把所有的门出完，就等正月十五元宵节了。元宵节在中国有若干的传说和故事，而“一曲笙歌春如海，千门灯火夜似昼”，历代文人墨客赞美元宵花灯的诗句更是数不胜数。在各种传说故事中我还是觉得元宵节应该是中国最正宗的情人节。元宵灯会在封建的传统社会中，给未婚男女相识提供了一个机会，传统社会的年轻女孩不允许出外自由活动，但是过节却可以结伴出来游玩，元宵节赏花灯正好是一个交谊的机会，未婚男女借着赏花灯也顺便可以为自己物色对象。元宵灯节期间，又是男女青年与情人相会的时机。所以元宵节是中国许多传统节日中最浪漫的一个。
地域不同，各地元宵节的风俗亦不同，吃元宵，逛灯会，猜灯谜，看焰火，应该是大多数地方的风俗吧。
我们这儿不产大米，糯米更是少见，元宵是稀罕物，不到正月十五是见不到的，即使现在，元宵在我们这儿也没成主流食品，远没有端午的粽子仲秋的月饼那样深入人心，大多数人也就是在正月十五这天买上一两包图个吉利。到目前为止我也只知道元宵的两种做法：清水煮，油锅炸。适合水煮的应该是包馅的汤圆，油炸的应以不包馅的元宵为宜。两种做法我觉得都一般般吧。记得有一年母亲自己买来糯米面，自己团的元宵，又粘又软，还有糯米的清香，令人回味无穷。
逛灯会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大概从正月初十开始吧，形态各异的花灯，以沧湾公园、电影院为中心，绵延和平街南北数公里。诸城的几大支柱产业，如鲁钟陶瓷、诸城酒厂、新郎西服、得利斯火腿等，以卡车为体，装饰成如巨龙、宫灯、寿星、仙桃、观音、莲花等喜庆鲜艳的造型。入夜，所有花灯发出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光，有的亮丽有的朦胧，和平街成了灯的街市，欧阳修称赞的“花市灯如昼”的盛景也不过如此吧。方圆几十里的人们，扶老携幼拖妻曳子，穿梭在这灯的世界里。挤哭了谁家小儿，踩掉了谁人鞋子的事是司空见惯。“灯树千光照。明月逐人来。”
十五晚上的焰火几乎成了小城人们雷打不动的欢庆。好在看焰火不像看花灯要脸对脸面对面，路边、桥头、小巷，随便哪个地方，驻足抬头，人人都可欣赏。放焰火的位置也是几十年雷打不动的诸城师范操场，想来那里又高又空旷，是最佳位置。
焰火应该在晚上八点左右开始吧。届时，朵朵形态各异的烟花或长或短，或红或白，或粗或细，酷梅酷菊似繁星闪烁如天女散花，在黑色的天幕上粲然绽放，美轮美奂，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虽然我叫不出任何一种烟花的名字，但每次都是目不转睛仰头观望，唯恐漏掉哪怕是最微弱的一丝亮光，直到“项为之僵”。
如今，“诸城师范”也如若干老物事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成了诸城的“非遗”。诸城师范的操场仍在，只是应该易名为实验中学操场了。可是如今，小城人持续了几十年正月十五逛灯会、看焰火的习俗也可待成追忆了。
正月十五除了吃元宵就是吃汤圆了。
过罢正月十五，年这台大戏才算正式落幕，人们又该为新一年的春耕秋收谋划打算了，在一日三餐中过着自己的平淡日子，奔着下一个属于所有华人的年三十。
狗仔卡
发表于 2014-8-23 17: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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