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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夕河
(诸城市教育局,山东 诸城 262299)
收稿日期:2013-12-23
作者简介:王夕河(1965—),讲师,主要从事明清小说文字版本研究。
E-mail:qyjpm@163.com
该文载自《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四期
摘要:文字是反映作品的重要载体,作品的价值和艺术魅力是靠文字充分体现出来的。万历版《金瓶梅词话》和崇祯版《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两个版本的文字存在着巨大差异,到底哪个是原版,关键还得从文本入手,通过版本文字的对比论证,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由《金瓶梅》伊始,将版本文字的对比研究同步延伸到《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等名著中,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各种名著的后版本对原版都作了无谓的文字删改甚至是篡改,这些文字主要体现在借音字、俗写字和方言口语等方面。借音字在《金瓶梅》等名著文本中具有使用的多样性和广泛性,且 “借音字”的诸多文字篡改,是批书者任意妄为造成的。如果让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更规范更趋完美,就应该弥补这块缺失,“借音字”这个环节是怎么也绕不开的。我们提倡的古典文学研究和整理的“回归文本”,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回归版本,二是回归文字,三是深入解读。而“借音字”则是破解古典小说文字谜团的一把“金钥匙”,“借音字说”为回归名著文本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金瓶梅》和《红楼梦》是我最喜欢的古典文学名著,两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代表作品,各自具有不同凡响的艺术魅力。《金瓶梅》是描写家庭生活的开山之作,作者使用的大量方言俚语,使作品更贴近生活,可以说是俗文学的代表;而《红楼梦》则继承了《金瓶梅》的写作手法,更深层地揭示了封建社会的本质,无论在思想性还是在艺术性上,都是无与伦比的,堪称中国文学的巅峰之作。两书颇具相似之处,在文字上也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文字是反映作品的重要载体,作品的价值和艺术魅力也是靠文字充分体现出来的。所以说,一部作品的文字好坏,不仅直接影响到读者的认知和有效阅读,还影响到他的有序传播和开发利用。我最初接触的名著是崇祯版《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金瓶梅》还是禁书,大家对该书还抱有一种神秘感,但最吸引我的是书中大量的山东方言。也许自己是山东人的缘故吧,每每读之都倍感亲切。大学毕业后,手头有了万历版《金瓶梅词话》,读来更胜于崇祯本,特别是书中的山东方言,细细咀嚼,比后者更原始,也更加精妙奇绝。这一发现,激发了我对作品文字的无穷兴趣,促使我走上了明清小说研究的漫长之路。
一 、 从《金瓶梅》不同版本说到古典名著中的借音字现象
通过对比研究,我发现两个版本的文字存在着巨大差异,这些文字主要体现在借音字、俗写字和方言口语等方面。可能是因为对这些文字的不理解吧,崇祯本的修改者就直接把这些给删掉了,或者改成了其他文字,这就大大削弱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后来的张竹坡评本和民国各类版本,文字删改就更多了。这种文字差异,就导致了学界对《金瓶梅》版本文字一直存在巨大争议:万历版《金瓶梅词话》和崇祯版《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到底哪个是原版,哪个版本的文字更好些?专家们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我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还得从文本入手,通过版本文字的对比论证,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由《金瓶梅》伊始,我将版本文字的对比研究同步延伸到《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等名著中,并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各种名著的后版本对原版都作了无谓的文字删改甚至是篡改,这些文字主要体现在借音字、俗写字和方言口语等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字本身并无不妥,表意也不误,他们都是些古人的习惯用字。为了方便理解记忆,我把这类字统称为“借音字”。正是这类借音的字一直在困惑着我们,学术界长期以来将他们作“音误字”或“形误字”处理,并肆意打压杀伐,甚至全盘否定。这不仅造成很多重大学术问题得不到解决,也使得名著校注存在着诸多文字错误,这类失真版本的普遍存在和传播,让一代代读者离作品原貌越来越远。这种以讹传讹的恶性循环,实在让人触目惊心!不得不说,这是中国文字史和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憾事。
古人惯用“借音字”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明清小说中,这类字非常普遍,特别在那些通俗文学作品中,更是被广泛运用。从中国文字发展史来看,俗文字为“借音字”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土壤,也可以说,“借音字”是伴随着俗文字的产生而产生的。那么什么是“借音字”呢?通俗简单点说,“借音字”就是用音同或音近的字来代替本字,所表达的意思不变。比如网络聊天时常用“有木有”代替“有没有”,用“妹纸”代替“妹子”等,其中的“木”和“纸”就属“借音字”。不可否认,今天的我们运用这些文字进行交流,并没有造成理解上的错误和困惑,自古至今,国人用字的情形大抵如此。当然,“借音字”的内涵要远比这丰富得多,我概括了一下,有同音相借、同声相借、同韵相借、方音借字等,详情请参考我待出新书《回归经典系列之——文所未闻》(暂定名)。
有人说“借音字”不就是谐音字吗?太简单了吧,有什么可说的呢?其实,借音字远没有想的那么简单。由于传统的思维定势限制了我们的认知,束缚了我们的思维,很多人对这类字认识不足,误解甚多。正确还原“借音字”是对前人错误认知的颠覆,这就需要学界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将他放在中国文字发展史这个大的动态系统中,来研究运用并开发他。文字属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比,他的实用性和社会价值往往表现得并不是那么直观,但他的潜在价值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凸显出来。“借音字”既是一项发明,也是一个创造,具有强大的实用性,运用他还原古人用字,不仅为名著校注找到了一条全新路径,也使学术史上的许多重大文字问题得以彻底解决,对回归经典和文化传播都有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二、《金瓶梅》等名著中的借音字示例
针对上述观点,我从几部名著中挑选部分典型文字,详细解读给大家。这些文字自作品成书,几经版本变迁,文字删改后,后人已很难认清其原貌,以至造成了学术史上一个个的文字悬案。其实,这些文字都属“借音字”范畴,同样的文字不仅一个作者在用,还交叉应用于不同历史时期多个作者的作品中。运用“借音字”对其精确还原解读,我们就能一窥古人用字本意,学术史上的诸多文字悬案,也便迎刃而解了。
先看《金瓶梅》中运用“借音字”的一个典型例子。《金瓶梅词话》第一回,介绍潘金莲出场时,用大段文字来描写她聪明伶俐、美艳动人,针指女工、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末了又说她“不会上锅排备洒扫”。就是句中这个“会”字,让专家和读者困惑不解,也引发了学术界的长期争议,造成了一桩《金瓶梅》文字研究史上的悬案。大家还是先看这段文字:
这潘金莲却是南门外潘裁的女儿,排行六姐。因他自幼生得有些颜色,缠得一双好小脚儿,因此小名金莲。父亲死了,做娘的因度日不过,从九岁卖在王招宣府里,习学弹唱,就会描眉画眼,傅粉施朱,梳一个缠髻儿,着一件扣身衫子,做张做势,乔模乔样。况他本性机变伶俐,不过十五,就会描鸾刺绣,品竹弹丝,又会一手琵琶。后王招宣死了,潘妈妈争将出来,三十两银子转卖与张大户家。与玉莲同时进门,大户家习学弹唱,金莲学琵琶,玉莲学筝。玉莲亦年方二八,乃是乐户人家女子,生得白净,小字玉莲,这两个同房歇卧。主家婆余氏,初时甚是抬举二人,不会上锅排备洒扫,与他金银首饰妆束身子。[1]
这段文字将潘金莲的美丽、聪明和不幸遭遇描写殆尽。可就是这段原版文字,仅仅过了几十年,就被后来的崇祯本大规模改动了,特别是“不会上锅排备洒扫”一句,竟然被整体删掉。显然这个本子的整理者,对这句话存在着疑惑。再看今天的校注本,对这句话的校注就更是五花八门了,问题也集中在这个“会”字上。很多专家学者试图从形误字入手寻找答案,白维国、卜键的《<金瓶梅词话>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陶慕宁校《金瓶梅词话》皆将“会”字改成“曾”,人民文学出版社戴鸿森校《金瓶梅词话》将其改为“令”,梅节在《<金瓶梅词话>校读记》中也认为“会”是“令”之形误,其他的校本也多如此校注。将“会”断为“曾”的形误字,大概是校者认为“会”的繁体与“曾”相近吧,其实二字的文意差之甚远;将“会”断为“令”的形误字,看似有道理,细究也不然。
“会”真的是“令”和“曾”的形误字吗?很多读者也弄不明白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金瓶梅>原版文字揭秘》出版不久,有细心的读者发现书中未解这个字,就带着疑惑写信问我:“会”字用得对不对,能不能做“令”解?在这儿我做一个详细的解释吧。
大家细看这段文字后就会发现,文中共出现了四个“会”字,且在原版中都是繁体字,要误的话为什么偏偏只误这一个?结合作者书中惯用借音字的事实,这个“会”字肯定不是“令”和“曾”的形误字,而是一个典型的借音字。查查字书大家就知道,“会”不仅读“绘”音,也读“聒”音,这里当是“聒”的借音字。古字的读音是复杂多样的,演变至今,很多读音现在已经不用了,但古人却热衷于此。在这里,兰陵笑笑生就是用了一个与“聒”同音的“会”字来代替了“聒”,而“会”字的“聒”音,却是大家陌生的,所以很多人就把这个“会”给误解了,认为他是错字。
“不会上锅排备洒扫”一句,回归作者本意就是“不聒上锅排备洒扫”,这是一句通俗的口语。多声乱耳为“聒”,“聒”就是“聒噪”、“絮聒”的意思,类似于口语中的“嘟囔”。这个意思大家应该清楚,现实生活中,谁没被人嘟囔过呢?古代的丫环使女上锅做饭洗碗扫地是必修的功课,也是份内的事情,比如在《金瓶梅》中,我们就看到潘金莲会做的好角儿,宋惠莲会烧的好猪头,孙雪娥会烧的一手好菜肴。潘金莲到了张大户家里,因为聪明伶俐讨人喜欢,又有一身好本事,伺候得主人满意,所以主家婆自然会对她另眼相看,给她一定的自由。不聒噪着她们到厨房去干活,就已经是抬举她们了,另外还给她些金子银子装饰身子,就是主子的恩赐了。这里大家要注意了,不聒噪她们并不等于不让她们去干活,也不等于她们不会干。试想,主家婆怎么可能白养着她们呢?作者在这里表达的就是金莲机灵讨巧,主家婆对她也格外开恩这个意思。所以说将“会”断为“令”或“曾”的形误字,不仅违背了作者的用字初衷,从前后文意看也根本讲不通,这种断法毫无疑问是错误的。
无独有偶,不用“聒”作本字的情况在《红楼梦》中也多次出现。《红楼梦》第三十一回“撕扇子作千金一笑,因麒麟伏白首双星”,说晴雯因跌坏扇子,和宝玉起了争执;袭人好意劝说,却被晴雯劈头盖脸好一番嘲讽。宝玉喝酒回来,为此事又数落了晴雯一顿,庚辰本原文是这样的:
宝玉将他一拉,拉在身旁坐下,笑道:“你的性子越发惯姣了,早起就是跌了扇子,我不过说了那两句,你就说上那些话。说我也罢了,袭人好意来劝,你又括上他,你自己想想,该不该?”[2]
宝玉这段话中,也出现了“聒”的借音字。与兰陵笑笑生不同的是,曹雪芹没用“会”字,而是用了个“括”字。这个“括”字在早期抄本中皆如此,可到了后来的程甲本则改成了“括拉”,到程乙本又改成了“刮拉”;今天的流行校本皆存原貌,并未作注释。其实,这个“括”也是典型的借音字,同“聒”。大家查查字书就知道,“聒”、“会”、“括”三字皆读“古活切”,读音完全相同,曹公这里只是用“括”字代替了同音的“聒”字,此种用法与《金瓶梅》的行文用字有异曲同工之妙。排印本改成“括拉”、“刮拉”,人民文学出版社据程乙本校注的《红楼梦》又将“刮拉”注释成“牵连、带累”,显然也是误解了这个“括”字的用法。
从这段故事情节看,宝玉早起因扇子的事和晴雯发生了言语冲突,袭人好意劝架却被晴雯抓住话柄,狠狠地奚落了一顿。宝玉这里所说的“你又括上他”,就是说“你又聒噪上她”,显然是指责晴雯不该不留情面地嘲讽袭人那一大顿。
兰陵笑笑生和曹雪芹横跨两个朝代,各自传世一部作品,但《金瓶梅》和《红楼梦》至今仍矗立在文坛的巅峰,无人能及。毋庸置疑,他们都是文学史上的巨公,当然首先得是文字巨公。不可否认,只要是书就有错别字,巨公的书也如此,但数量肯定不会很大,像《金瓶梅》和《红楼梦》这样的鸿篇巨著更是如此。某些校书者因为对他们的用字不理解,就相当然地断定兰陵笑笑生是一个错讹百出的低级文人,就说曹雪芹的用字不规范,并将两书中所谓的“错别字”找出一大堆,对其横加删改,恣意批评。造成这种错误认知的关键,就出在书中的“借音字”上。
下面我举一个常用的“玉”字,大家也许就会深刻认识到借音字的重要性了。这个“玉”字在《红楼梦》和《金瓶梅》中常见,不仅作本字使用,还用作借音字。正是“玉”字的这个借音用法,引起了后人的误断误释,也造成了《红楼梦》文字研究史的一大悬案。
《红楼梦》第四十回“史太君两宴大观园,金鸳鸯三宣牙牌令”,说贾母领着刘姥姥逛园子长见识。从林黛玉的潇湘馆开始,后在探春那里摆完饭,贾母又闲话探春姊妹爱干净,不爱待客,因此有了她口中的“两个玉儿”:
贾母向薛姨妈笑道:“咱们走罢。他们姊妹们都不大喜欢人来坐着,怕脏了屋子。咱们别没眼色,正紧坐一回子船喝酒去。”说着大家起身便走。探春笑道:“这是那里的话,求着老太太姨太太来坐坐还不能呢。”贾母笑道:“我的这三丫头却好,只有两个玉儿可恶。因回来吃醉了,咱们偏往他们屋里闹去。”[3]
庚辰本原抄的“两个玉儿”,其他抄本大致相同,只有列藏本改成了“两个姐儿”。我们知道,宝玉和黛玉是《红楼梦》中的两个主要人物,曹公笔下不乏贾母对二人溺爱的种种描述,一说到贾母心中最疼的人,大家自然会联想到宝玉和黛玉。因此大多数人看到“两个玉儿”,就认定是宝玉和黛玉了。近三百年来,专家学者们对此也争论不休,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宝玉、黛玉、妙玉、迎春、惜春等人身上。“两个玉儿”到底指谁,前人推来推去,得出的结论皆没有足够的说服力。清末红学评论家洪秋蕃在谈到“两个玉儿”时认为:
或曰两个主儿,一妙玉,一宝玉,否则一黛玉。余曰潇湘馆才去过,断无复往之理,宝玉则贾母不忍为此言。意者其惜春乎?惜春虽无孤僻称,然素性喜静,且喜与妙玉往来,难保不染妙玉之习,故与妙玉同一可恶。
洪秋藩认为“两个玉儿”是“两个主儿”之误,也是走入了形误字的怪圈,肯定是错误的,但他的部分文字值得认可。是的,潇湘馆刚去过,林黛玉断非“两个玉儿”之一,但他将妙玉断为其一,我认为也是附会之说。
知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在《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第四十回“回后评”中谈到“两个玉儿”时认为:
按诸本皆作“玉儿”,作“主儿”自不能成立。列藏本作“姐儿”,亦是孤证,不可据。当仍从庚辰等诸本作“两个玉儿”。按:能当贾母此语而名字中又有“玉”字者,只有宝玉、黛玉,皆贾母之亲血脉,贾母自可称之为“儿”,妙玉则一世外人也,贾母岂能称之为“儿”,故妙玉不能当也。洪秋藩以为指惜春,则与“玉儿”之称毫不相干,更不足论矣。意者仍当指宝玉、黛玉。[4]
以上只是摘引了冯先生的部分文字。冯先生反驳洪秋蕃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最终将“两个玉儿”断为宝玉和黛玉,我认为也是拘泥于文字表面得出的结论。
又周汝昌先生校订评点本《石头记》在原文后加按并认为:
贾母戏言又为刘姥姥醉卧怡红院伏线。雪芹笔下总是似闲文而非闲文。[5]
周先生将贾母口中的“两个玉儿”作为伏笔,与后文联系起来,显然也将宝玉断为了“两个玉儿”之一。
又邓遂夫先生认为列藏本是唯一正确的抄本,据此校为“两个姐儿”,并用大段文字阐述了“两个姐儿”的可信性。
“两个玉儿”是曹公原文无疑。“两个玉儿”的真相到底如何,果真是指宝玉和黛玉吗?当然不是。前人这样断实际是望文生义的结果,是他们仅凭习惯思维,而又不解古人用字造成的。可以肯定地说,这个“玉”字绝对不是本字,而是一个典型的借音字。查查字书就会发现,“玉”、“肉”二字读音相同,在这里“玉”字当是使用了“肉”的借音,同“肉”。“两个玉儿”其实就是“两个肉儿”,说穿了就是指大观园里探春的另外两个姊妹,也就是指贾母的另外两个心肝肉——迎春和惜春。
这里贾母借探春引出了迎春和惜春,无意间对姊妹三个作了对比评价。探春和她俩相比,贾母还能领着人在她屋里吃个饭,喝个茶,说个闲话什么的,自然要比迎春和惜春讨巧了。所以贾母才说:我的这三丫头探春却好,只有迎春和惜春这两个肉儿可恶。但是不是贾母真的讨厌迎春和惜春?当然不是!“可恶”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所表达的意思是不同的,有时指纯粹的厌恶,有时却是爱称,这里贾母口中的“可恶”,即是对孙女的溺爱之称。虽然迎春和惜春平日喜欢洁静,看似有些不近人情,但毕竟也是贾母的孙女,也是她的心肝肉,一个“肉儿”足以证明贾母对她们的疼爱,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隔代亲吧!
写到这儿,也许有人还会问,你的这个“玉”、“肉”相借,会不会是孤证?当然不是。自古“玉”、“肉”俗写中互用的例子可谓多矣,这从历代小说中不难寻到他们的踪迹。我的系列研究是因《金瓶梅》而起,这里就从《金瓶梅》中再举个例子吧。《金瓶梅》是明代暴露文学的代表作,该书第五十五回,说西门庆为升官发财,进京给蔡太师庆寿,一到府中,就被太师府的奢华惊呆了。且看下面这段精彩描写:
堂开绿野,仿佛云霄;阁起凌烟,依稀星斗。门前宽绰堪旋马,阀阅巍峨好竖旂。锦绣丛中,风送到画眉声巧;金银惟里,日映出琪树花香。旃檀香截成梁栋,醒酒石满砌阶除。左右玉屏风,一个个夷光红拂;满堂罗宝玩,一件件周鼎商彝。明晃晃悬挂着明珠十二,黑夜里何用灯油;貌堂堂招致得珠履三千,弹短铗尽皆名士。[6]
早期版本中的这段文字,写得是何其精彩!通过对太师府景物摆设的详细描写,将太师府的腐朽和奢侈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了读者面前。特别是“左右玉屏风,一个个夷光红拂;满堂罗宝玩,一件件周鼎商彝”几句,画龙点睛地凸显了太师府的奢靡。先是描写美人,接着描写宝物,对比是何等得鲜明强烈!可就是这么好的文字,却被后来的崇祯本改得惨不忍睹。且看崇祯本将这段话改成了什么样子:
堂开绿野,阁起凌烟,门前宽绰堪旋马,阀阅巍峨好竖旂。锦绣丛中,风送到画眉声巧;金银堆里,日映出琪树花香。左右活屏风,一个个夷光红拂;满堂死宝玩,一件件周鼎商彝。室挂明珠十二,黑夜里何用灯油;门迎珠履三千,白日间尽皆名士。九州四海大小官员都来庆贺;六部尚书、三边总督无不低头。正是:除却万年天子贵,只有当朝宰相尊。[7]
崇祯本不仅对原版文字作了大幅改动,对重点文字还作了篡改。问题就出在原版的这个“玉”字上,崇祯本的改者因为不懂兰陵笑笑生用的这个“玉”字,就相当然地将“玉屏风”改成了“活屏风”,为了和“活屏风”对称,又将后文的“罗宝玩”改成了“死宝玩”。那么“玉屏风”到底是什么东西呢?“玉”字真的是用错了吗?当然不是,这个“玉”字同曹公笔下的“两个玉儿”用法一样,也是“肉”的借音字,“玉屏风”实际就是“肉屏风”。
“肉屏风”的典故最早载自《开元天宝遗事》,也是揭露官场奢靡的。说唐朝的杨国忠,借杨贵妃之力当上宰相后,极尽奢侈之能事。那么,杨国忠到底奢侈到什么地步呢?冬日寒冷,他就将美女排列成队,靠她们的身体为自己挡风取暖,这就是传说中的“肉阵”,也叫“肉屏风”。这个说法一直延续到宋元明时期,且在历代典籍中都能找到零星记载。
兰陵笑笑生就是借用这个典故,来揭露太师府奢侈的。“夷光”是指西施,“红拂”即红拂女,这里皆借指美女。这个典故用得是何等恰切!可就是这么美妙的文字,因为后人不理解“玉”是“肉”的借音字,就相当然地将“玉屏风”改成了“活屏风”,将活生生的美人变没了;更可笑的是,为了跟“活屏风”对应,又将“罗宝玩”改成了“死宝玩”。“罗宝玩”是指罗列着众多的珍宝,刻画形象,暴露性强,那么改成“死宝玩”又是什么意思呢,实在让人啼笑皆非!
如果有人还认为以上证据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我再从明清情色小说中取几个“玉”、“肉”互用的例子。情色小说多是描写男女色情的,其中不乏赤裸之语,如将男人生殖器称为“肉茎”,有时也称“玉茎”;写女子生殖器时作“肉户”,有时也说作“玉户”。如果不了解借音字的实际情况,读者兴许会产生困惑,一会儿“玉”一会儿“肉”的,这是咋回事?其实,“玉”就是“肉”的借音字,这是俗写中的习惯用法,只不过是后人不理解罢了。
“借音字”的客观存在是无法否定的,至此,《红楼梦》中“两个玉儿”之争,也可以圆满画上句号了。运用“借音字”解读历代名著中的文字悬案,还原古人用字真相,是中国文字发展过程中的必然。如果你曲解了古人用字的本意,不仅玷污了作者和作品,掩盖了历史的真相,对子孙后代来说,也是极端不负责任的。说到“玷污”一词,大家并不陌生,古人更是顺手拈来,值得注意的是,古人除了运用本字外,还常用“借音字”来代替,这在《红楼梦》、《金瓶梅》、《水浒传》中都有所涉及。
下面先从《红楼梦》中的一个例子说起。庚辰本第六十五回,说贾琏偷娶尤二姐后,贾珍趁机想占尤三姐便宜,尤老娘和二姐皆劝三姐从了贾珍,她执意不肯。下面这段文字集中反映了尤三姐聪明、泼辣、理性的性格特征,让我们对这个人物有了更深层的认识:
他母姊二人也十分相劝,他反说:“姐姐糊涂。咱们金玉一般的人,白叫这两个现世宝沾污了去,也算无能。而且他家有一个极利害的女人,如今瞒着他不知,咱们方安。倘或一日他知道了,岂肯干休之理,势必有一场大闹,不知谁生谁死。趁如今我不拿他们取乐作践准折,到那时白落个臭名,后悔不及。”[8]
针对尤三姐口中的“沾污”,有人就提出了质疑:“沾污”是不是用错了?可遍查《红楼梦》抄本,除列藏本作“玷污”外,其余各本一律抄作“沾污”,可见“沾污”一词在抄本中是常用的。就这个“沾污”,也引起了红学界反复的争论。著名红学家胡文彬先生在《感悟红楼》中谈到庚辰本中的“沾污”时认为:
这里的“沾污”二字显系“玷污”之误。《辞源》及其他辞书均作“玷污”,小说中多处使用“玷辱”一词,绝不可作“沾辱”。尤三姐话中明确讲“咱们金玉一般的人”,可证必用“玷”而非用“沾”。因“沾”与“玷”不通假,玉有瑕疵曰玷。在这里喻指人的道德品行有问题,与沾字释意的浸、濡、渍无关。有些人以白话小说中有“沾污”二字,即认为此处亦不可改。白话小说是与文言小说相对之称,白话不等于白字。校勘中以“讹”证讹,不足训。[9]
那么,这个“沾”字果真是错字吗?查查字书大家就知道,“沾”与“玷”都读“都念切店”,二字同音,“沾”字实际上是“玷”的借音字,“沾污”就等同于“玷污”。查古代典籍,二字互用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这就无怪白话小说中二字互用了。所以说,我们绝对不能把他当错字看待。
“玷”字不仅用“沾”作借音字,还用“展”字来代替,这在明代小说《金瓶梅》中就有很多例证。《金瓶梅词话》第二十三回,说潘金莲偷听了宋惠莲和西门庆私语,当宋惠莲对她献殷勤,替她收裹脚布时,金莲就讽刺她说:
你别要管他,丢着吧,亦发等他每来拾掇。歪蹄泼脚的,没的展污了嫂子的手。你去扶持你爹,爹也得你恁个人儿扶持他,才可他的心。俺每都是露水夫妻,再醮货儿,只嫂子是正名正顶轿子娶将来的,是他的正头老婆,秋胡戏。[10]
金莲口中的“展”字同样是“玷”的借音字,“没的展污了嫂子的手”也就是“没的玷污了嫂子的手”。如果我们把“展”字当本字看,是根本讲不通的。
类似的例子在《水浒传》中也有,与上文不同的是,施耐庵又用了个“点”字来代替“玷”。《水浒传》第八回,说高衙内看上了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之妻张氏,三番两次勾搭不成,最后又借高太尉权势,将林冲陷害,发配沧州。林冲是一个有情有义、豪气冲天的大丈夫,但此去归期遥遥,生死难料。为了不耽搁张氏,他临行前忍痛写下休书,张氏听后震惊不已,悲痛欲绝:
那妇人听罢,哭将起来,说道:“丈夫!我不曾有半些儿点污,如何把我休了?”林冲道:“娘子,我是好意,恐怕日后两下相误,赚了你。”[11]
大家翻看《水浒传》就知道,“点污”一词在书中多次出现,很多人认为“点”是个错字,其实不然。现在我们用规范的“玷污”不假,但古代小说中除用本字外,还常用借音字来代替,所以“玷污”写成“点污”、“沾污”、“展污”等,也就不足为奇了。
施耐庵用的“点”,曹雪芹用的“沾”,以及兰陵笑笑生用的“展”字,同属“玷”的借音字,虽用字不同,但所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由以上实例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借音字在古代小说中不仅广泛使用,还具有多样性,如果我们理解不到位,就会产生诸多非议,回归文本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三、方音借字在明清小说中的普遍使用
前边我列举了借音字的多样性和使用的广泛性。还有一类“方音借字”,也属借音字的范畴,在明清小说中使用也很普遍,但他更隐秘难懂,也是后人产生误解最多的一类字。我们说,方言是古代文学作品特别是通俗文学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代的变迁,普通话的普及,很多方言已被历史淹没,在文学作品中保存下来的这一部分,很多人又弄不明白,就造成了古籍整理中的误改误断现象,很多学术难题因此也得不到解决。所以说,正确认识并准确解读这类文字是非常重要的。《红楼梦》中有些文字悬案一直无法破解,运用借音字中的方音借字来解读,就能迎刃而解了。下面这个例子,就是曹雪芹运用方音借字而遭误解的典型。
《红楼梦》第六十回“茉莉粉替去蔷薇硝,玫瑰露引来茯苓霜”,说探春当家时,芳官故意将茉莉粉当蔷薇硝给了贾环,赵姨娘认为儿子被宝玉房中奴才耍弄,气不愤,就挑唆贾环去闹。贾环害怕探春,不敢去,就反驳他娘说,你也怕三姐姐,你怎么不去?这就有了庚辰抄本中的这段话:
“……你不怕三姐姐,你敢去,我就伏你。”只这一句话,便戳了他娘的肺,便喊说:“我肠子爬出来的,我再怕不成!这屋里越法有的话了。”一面说,一面拿了那包子,便飞也似往园中去来。彩云死劝不住,只得躲入别房。贾环便也躲出仪门,自去顽耍。[12]
这段话中的“肠子”,现存的抄本多数如此,唯有戚序本抄作“肚子”,我又查了查当今的流行校本,皆存原貌,但没有作任何注释。人还能从肠子里爬出来?此言不仅普通读者无法理解,就连很多红学家也想不明白。著名作家王蒙先生在他批注的《红楼梦》中就对此提出过疑问,在马来西亚《红楼梦》与国际汉学研讨会上,谈到校勘中的孤证时,知名红学家胡文彬先生也对“肠子”问题提出了质疑:
庚辰本第60回写赵姨娘教训贾环时,贾环不服,说赵姨娘怕探春,赵姨娘听了气道,探春也是“我肠子(里)爬出来的,我再怕不成”!蒙府本、甲辰本、梦稿本皆同庚辰本,唯独戚序本作从“肚子里爬出来的。”于是各校本无一例外的采用“肠子里爬出来的”说法,理由一是“从众”说(多数版本);二是“肠子里爬出来的”有关汉卿《哭存孝》戏中用过,也有人说“下江官话”有此语。对以上说法我都有怀疑。校勘的原则,首先应该从“理”,而不是简单的从“众”或从“俗”。我询问过妇科医生,他们都说没有见过从“肠子里爬出来的孩子”,如果真的有从“肠子里爬出来”的孩子,那是医学奇迹。就一般常识而论,“肠子”是消化道,空间有限,受精卵即使跑到了“肠子”里也难于发育成胎,成胎了也容易造成消化道阻塞或是撑破。……更为重要的是,校订文字时应该注意文本中同样文字的习惯用法。在第60回之前五回,即第55回,两处提到探春与赵姨娘的关系。一处是“凤姐笑道:‘……可惜他命薄没托生在太太肚里’”。另一处是凤姐说:“真真一个娘肚子里跑出这个天悬地隔的两个人来。”从庚辰本、戚序本到程甲本,凡有此说者皆同作“肚子里”,这也是个“众”,为什么不“从”?我看第60回里的“肠”字极可能是“肚”字的形近而讹。[13]
胡文彬先生的这个论断,我持不同观点。名著抄本中的用字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对于作者的用字,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从众从俗,更不能无原则地服从少数或多数,而应该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分析作者的用字意图。我们常说曹雪芹是天才,《红楼梦》是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单就生孩子的说法,曹公就让我们大开眼界了。书中涉及生孩子的语言比比皆是,但曹公都是字斟句酌,随着人物和语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换,具有很强的概括性和艺术性。比如性格泼辣的王熙凤说探春和贾环是“从娘肚子里跑出来”,再如鄙俗的婆子说春燕“你是我屄里掉出来的”,这位惹人厌烦让人可怜的赵姨娘,又说探春是“我肠子爬出来的”,一个“爬”字是何其艰难,读之又令人何其心酸!
那么,这个“肠子爬出来的”,果真是曹雪芹搞错了?大家知道,曹雪芹上懂天文,下知地理,对医学知识也是非常精通,他是绝不可能在生孩子这个常识性问题上搞出笑话来的。那么,这个“肠”字是不是“肚”的形误呢?我们看两字的右偏旁差别太大,当也不可能是形误字。在这里,曹公就是用了一个非常典型的方音借字。在北方方言中,以“zh”、“ch”、“sh”和“j”、“q”、“x”开头的字,经常互读,曹公此处用的“肠”字,实际上就是“腔”的方音借字,这个“肠”字此处就指“腔”,这也就是曹雪芹使用这个“肠”字的本意。这种方音借字的地域性强,域外之人或者脱离了方言的人,认为是错字也就不足为怪了。
大家知道,女人的生理构造有别于男人,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女人多了一个孕育胎儿的宫腔。胎儿正常是在子宫内受孕,足月后从宫腔出生,曹公所说的“肠子”就是指女人的“宫腔”,俗谓“腔子”。所以说,探春真的不是从肠子里爬出来的,实实在在是从赵姨娘的腔子里爬出来的。曹公此处的“爬”字也是大有深意的,一个讨人嫌的小妾,先生了探春这个丫头,又生了贾环这个不争气的儿子,在贾府的处境可想而知。借贾环被骗这件事,她终于爆发了,这段文字无形中道出了她的艰辛和委屈,也表达了对探春的极度不满。一句“我肠子爬出来的”,包含了太多的内容,曹公写得是何其精彩传神!
我们相信科学没有问题,但文字属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比要更复杂更微妙些,如果只是拘泥于文字表面,不深入探讨,就无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纵观当今的《红楼梦》校本,将“肠”字“校为“肚”的肯定不对;保存原貌却不作注释,就无法让读者看个明白,往大了说,也会造成文化交流和传播的障碍。所以说,对这类隐秘的方音借字,必须探本归原,作出明确注释,才能让后人正确理解原著精髓,这也是一个文化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部作品的问世,往往会引人关注,自然也会引发后人的评论,而评论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们对作品的认知。说到这里,我觉得很有必要探讨一下经典名著的文学批评问题。一部好作品的诞生,凝聚了作者大量的心血,但经过后人评点,就导致了不同版本的出现,而这些不同往往体现在文字方面。在明清小说中,这个问题尤其突出。例如李卓吾评点过《水浒传》、《西游记》,张竹坡评点过《金瓶梅》,毛宗岗评点过《三国演义》,脂砚斋评点过《红楼梦》等。这些文学作品经过他们的评点,一者可以让读者认识到作品的巨大价值,二者又透露出批者的主观思想,这无疑是积极的一面;但不可否认的是,原汁原味的名著,经过批者的圈阅修改,很多文字已经走了样,甚至与原著大相径庭,这是后人没有注意到的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只过分宣传批书者的功绩,而极少谈到批者对原文的篡改和由此带来的恶劣后果,这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严重欠缺。大家翻翻各类名著版本,就不难发现,上文关于“借音字”的诸多文字篡改,就是批书者任意妄为造成的。如果让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更规范更趋完美,就应该弥补这块缺失,“借音字”这个环节是怎么也绕不开的。
四、古典文学的研究与整理如何回归文本
这些年古典文学的研究和整理,提得最响亮的一个口号是“回归文本”,对“回归文本”的认识,专家们也见仁见智。我的《<金瓶梅>原版文字揭秘》出版后,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针对“兰陵笑笑生”的归属和方言问题也引发了专家和读者的热议。《中国社会科学报》的记者对我电话采访后,又采访了部分“金学”专家,专家在强调“名著研究应回归文本”的同时,也有专家说:
很多研究者在没有搞清楚方言是什么的情况下,便将通用词汇当成方言,如此研究得出的结论难以令人信服。……一些所谓的研究者未能秉持科学求实的态度,也不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只是抱着猎奇心态,异想天开,有些人为“自成一家之言”,甚至罔顾起码的逻辑。……此种急功近利的做法,更使研究复杂化,其结果只能是使研究远离学术正途。[14]
我始终相信事实胜于雄辩。《<金瓶梅>原版文字揭秘》是我“回归经典”系列研究的首部作品,首版65万字,以万历版《金瓶梅词话》为底本,运用“借音字说”,对前人提出的所谓海量错误文字,进行了持之有据的详细解读;之后又出版了40余万字的《<红楼梦>原本文字揭秘》,也是以“借音字说”为理论基础,对曹公原文进行了彻底还原;《红楼梦》全本以及《西游记》和《水浒传》的校注稿也正在整理中。上文中的词条,就出自这个系列研究。
值得说明的是,方言文字是我系列研究中的一个环节,《金瓶梅》作者考证也算是意外收获。有人只关注《金瓶梅》的作者,关注方言之争,其实是偏离了我研究的重心,我这个系列研究的重心还是在“借音字说”上。通解“借音字”,回归文本,回归经典,则是我的终极目标。
那么,如何理解回归文本呢?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回归版本,二是回归文字,三是深入解读。
先说回归版本。前面我说过,一部作品的众多版本,是制约人们认识名著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我看来,原版本无疑是最正确的选择。这就需要大家正确辨明哪是原版本,哪是后人修改的版本。后版本尽管也有他存在的价值,由于后人对原著已作了不同程度的文字篡改,也只能作为参考而已。现在有些出版社只注重经济效益,不分版本优劣,随便拿过一个本子,简单标点后就投放市场,实在是对读者的不负责任。
有了版本的界定,再看文字。文字是回归文本的重要因素之一,原始的文字最为关键。古人在原版中善用的那些古文字也好,借音字也好,俗文字也好,往往有他们存在的价值,这就需要我们去加以甄别。当然,极少数错别字也在其列。对于后版本中的文字来说,就更为复杂化了,哪些是保留了原版中的文字,哪些是被后人篡改了的文字,还有哪些是被删掉了的,哪些是被硬加上的等等,就更需要校书者认真对待了。只有将这些都梳理清楚了,才能对原版文字作出正确界定。
选好版本文字还不够,还需要对其中的某些文字作出深入细致的解读。由于历史的原因,作者使用的某些古文字、借音字、俗写字等,到今天已经不被人们所熟悉,再加上后版本又作了无谓的删改,这就更加容易误导后人,也无怪今天的读者读不懂《金瓶梅》,读不懂《红楼梦》了。要想让读者读懂这些名著,真正理解这部分文字,就必须将他们放进动态的文字演变中进行考证,从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和注释。
“借音字”是破解古典小说文字谜团的一把“金钥匙”,“借音字说”为回归名著文本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其丰富的内涵,决定了他蕴含着巨大的正能量。他深远的社会价值和实用价值主要体现在:一是能解决历史上至今解决不了的文字谜团,让很多重大学术问题由此迎刃而解;二是借此整理出一套最符合原貌的名著校本,规范并统一名著校注和出版市场;三是能为影视制作提供规范文本,对相关文化产业的深度开发提供文字上的有力支撑;四是促使全社会重新认识和反思中国文字,为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字史添上不可或缺的一笔。
责任编辑:谢定均 位雪燕
2013年10月18日
参考文献:
[1] 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香港太平书局影印本,1982年版,第65—66页。
[2] 清·曹雪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本,2006年版,第717页。
[3] 清·曹雪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本,2006年版,第920页。
[4] 冯其庸:《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61页。
[5] 周汝昌:《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漓江出版社,2009年版,第641页。
[6] 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香港太平书局影印本,1982年版,第1484—1485页。
[7] 明·兰陵笑笑生:《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台湾天一出版社影印本,1985年版。
[8] 清·曹雪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本,2006年版,第1562页。
[9] 胡文彬:《感悟红楼》,白山出版社,2010年版,第413页。
[10] 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香港太平书局影印本,1982年版,第606页。
[11] 施耐庵、罗贯中:《明容与堂刻水浒传》,上海人们出版社影印本,1975年版,卷八5页。
[12] 清·曹雪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本,2006年版,第1408页。
[13] 胡文彬:《感悟红楼》,白山出版社,2010年版,第412页。
[14] 张春海:《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6月1日版,总第3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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