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只上过三年学,教过他的老师寥寥无几,他对老师的感情肤浅一点应当也是情理中的事。 然而父亲常说起他的一个老师。他称这个老师叫“吉米”猴子。 我们这里的土话,把“即墨”读成“吉米”——这个音译词是在未征询任何人的情况下强借来的,且脂粉味呛人,父亲知道了一定不喜欢,然而我却一厢情愿地认为读者会喜欢。父亲过去现在和将来可以断定既不读书也不上网,因而我可以胆大妄为无须照顾他老人家的反应。 父亲常说的这位老师其实是青岛即墨人。大概就在解放前后的四五年间,诸城东南乡隶属当时的胶河县,不少即墨的老师被安排到东南乡来,挑起大大小小的农村学校的管理和教学的大梁。东南乡自来是诸城的文化蛮荒之地,他们就此成了新中国诸城东南乡的第一批文化教育的拓荒者。 “猴子”者,言人又瘦又黑也。对父亲当时那些十岁左右大的野蛮小子,能在可爱的老师身上发掘这个词的人学功用,从而显摆一下自己民间文学的创意天才已经实属难得,至于让他们立意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文以载道尊师重教,实在是小材大用天方夜谭。所以我说,父亲和他的同学们当时给老师起这个打通动物界和人类隔阂的外号,不仅无关风化无可厚非无精神污染,而且对他们当时饥乏的身心而言,这个外号每用一次产生的能量一定可以抵得上两个黑面馒头一碗红糖水。 父亲的这位老师又黑又瘦的形象,也许是天生的一付尊容,然而无疑正与那个时代背景的色彩相妙合。这些身在异乡为异客的人就是企图异想天开胡吃海喝减瘦增肥,穿越成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今天人们的富贵相,即使上数三代都患过肥胖症,依然也是基因浪费。老师吃饭是派到自己学生各家的,有时到学生家里去吃,有时送到学校里;学生的家里一日三餐吃了上顿愁下顿,即使大人有给自己孩子老师改善伙食的美好意愿,终究也撼动不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古训真理。我父亲说,三年困难时期,他的这位老师不知从哪里收集了茄子方瓜妞子,装到衣兜里,上课坐在讲台上,讲书的间隙悄悄摸出来,咬两口,嚼一嚼。父亲说,他也尝吃过那些东西,又苦又涩,异常难吃。他很奇怪老师居然能乐此不疲。 从即墨来的老师,在我们这异乡吃不饱,却要有气无力地坚持教那些同样吃不饱的孩子。父亲吃不饱,读不了书,无心学东西,所以老来想不起老师教给了什么知识,然而记住了老师更加吃不饱的事实。 老师吃不饱,却似乎觉得我们这异乡比自己家乡更好。他向校长和村干部提了要求,把妻子和孩子接到这里来,说好歹有点儿东西吃。他大概产生不了更奢侈更高级的想法儿。 父亲的即墨老师在村里学校一直呆到文革开始。文革中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不需要他们这些真才实学的人了。其实他们按理应当早回家乡了,胶河县早在1953年就撤消了。用现在的说法,他们到我们这山野之地蒙昧之乡支教了十几年。 诸城东南乡不应该忘记这样一批即墨老师。他们中的不少人有着相当深厚的旧学家底,对东南乡的文化教育恩泽不浅。 我父亲现在已经记不住自己老师的真实名字。我想我正好可以不写,因为他们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 我向那些为诸城东南乡的文化教育做了开拓性贡献的即墨老师们表示我个人由衷的敬意。我为他们在自己的家乡过过那么艰难的生活感到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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