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酷爱唠叨,从我记事算来,至少唠叨了三十几年。
母亲总说,“我七岁那年......”
那年,姥爷作为家中唯一的劳力,受伤不能下地,家中生活失了进项,一时惨淡。母亲自己去河边割来两捆绵槐条子,好言好语央求一赶四集的远房亲戚,早晨五点起床,带他去十里外的市集卖掉,每趟能赚1块5到3块,除去姥爷的药费,还能买1斤到1斤半地瓜干。赶集的路上,她要独自趟过一条没膝的河,那个深秋的季节,天天如此,直到姥爷康复——我邻居家有个小孙女,今年,正七岁,她每天都因吃不到可口的冰激凌,而哭个不停,哭了整整一个秋季,直到下雪。
母亲总说,“我十岁那年......”
那年,村里不断有人饿死,姥爷开始每天望着半锅清粥和四个女儿,愁眉不展。姥娘有个表妹,住在二十里外的临村,家境尚好,几番交涉,好歹答应让饭量最小的母亲去借宿些时日。亲戚家的农活繁重,母亲每天的工作,却极其单一,就是挑水浇地,水是母亲从村后的水井里,半桶半桶地提上来,估计在不被拽进井里的前提下,她提不动一桶的。那段时日,十岁的母亲愣是用赢弱的双肩,省出了一个孩子的口粮,让全家勉强度过了饥荒——我女儿,今年,正十岁,刚才因为放学时妻子没开车接她,正关门赌气,饭都不吃。
母亲总说,“我二十六那年......”
那年,排行老二的漂亮母亲,是四个姐妹中唯一没出稼的,年迈多病的姥爷姥娘,离不开她。当时,在上海从军的父亲,已经追了她有些个年头。第二年,俩人成婚,当年,父亲转业,工作安置在他乡,要求母亲随行。母亲离家时,把自己所有的嫁妆折现,为嫁在本村的小姨盖了四间新房,条件是照顾好二老。我长到四岁时还隐约记得,我家住在二间破落矮小的草房子里,房前一片荒芜,没有院墙——姨家小表妹又来找妈诉苦,她今年已二十六,定好的婚期一拖再拖,因为她要求娘家陪送的电动车,还要等到秋后,还得玉米别欠收价格别贱过一块二一斤。火了我就再追加台平板,两口子的棺材本儿都拍在了我那个败家嫂子的身上,别以为我不知道,表妹咬着牙骂。
母亲总说,“我三十六那年......”
那年,我家大祸,父亲患了一种叫“出血热”的恶疾,而且因镇医院的误诊,被当作感冒治成了晚期。当时,上头派来的防疫专家团一致认定,父亲生还的希望,微乎其微,这其实是种比较客气的定论,相熟的本地大夫直接翻译过来,就是一句:回家等死吧,别转院了,白折腾!母亲坚持转院。我记得母亲很平静地把我、妹妹和所有的余粮,分托给了村里的本家,便一个月没再见。等再见时,她已挽着父亲的手,父亲康复如初,她老了十岁。出血热,恶性传染病,那年,全县发病二十例,死十九例。整整一个月,母亲都趴在父亲的病床旁,不离不弃,昼夜陪护——妻子回家,唉声叹气,说,她同学中,已经第三对儿了,又离了,上学时爱的死去活来,咋就过不了三十六这道坎呢!
母亲总说,“我四十六那年......”
那年,我第一次外出求学。一个月后,我才想起,没有给家里写一封信,打一下电话,我一时有点过分沉迷于家乡外这方大千世界了。但我毕竟是个懂事的孩子,开始写信,第一部分写父母的养育之恩,第二部分写自己在外求学的种种不易,第三部分,也是本信的中心思想:妈,我手头不宽拓了。结果,以后每个月,我在按例从父亲那儿定时定额支取活动经费之外,都会不定期地收到一张不定额的取款通知单。毕业那年,父亲告诉我,母亲近几年一直兼职着三份工作,其中两份,是男人干的体力活,另一份,是高温环境下的技术活,工资都是最高的。我这才注意到,母亲的背有了点微驼,头发也掉了许多,稀稀疏疏,像个废旧的鸡毛掸子——电视正在播一期道德节目,母子二人一起躺在了病床上,手术刚完,儿子尿毒症,那位母亲,四五十岁的样子,“捐”出了一颗肾......我的母亲一直在屏前陪着抹泪,嘴里嘀咕着,唉,都一样,都一样啊。
我的母亲,今年......噢,六十六了,她属鼠。
她没有多少文化,她不爱吃肉,她不爱穿新衣服,她不爱住院,她不爱看电影,她不爱旅游,她不爱去高档场所,她不爱过生日,她不爱我们陪她,她不爱麻烦儿女,她不爱享受,她不爱花钱......她还总不爱这,不爱那的。
我的母亲,她只爱唠叨。
我却从不爱听。
作于2014年母亲节前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