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史之童年篇

大奎 · 发表于 2014-3-26 22:12:47

我的人生史之童年篇

童年，一个多么美好的字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有的人童年是在无忧无虑中度过的，有的人则是伴着苦难成长的。童年的经历和记忆一定影响他（她）后来的心理历程，而童年的历练，童年的饥饿和苦难，则是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提起我的童年，

那真象一部五味俱全、七情毕备的喜剧呀。学龄前的事情大都不记得了。但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仅仅因为劳动课偷吃二粒花生，想不到竞为日后埋下了那么严重的后果和隐患，甚至险些造成我终生的遗憾的经历……当然，我的童年也有欢乐，也有骄傲，但这些在我的记忆中早已模糊甚至谈忘了，而唯有这一件事，永远萦绕在我心间，甚至一看到花生米便反胃，不堪回首的往事便像电影一样清晰地映现在我面前……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一、二粒花生米

不知怎的，我入学的年龄比其他小伙伴晚上了一年，可能是妈妈要我照看比我小五岁的弟弟缘故吧？1957年我八岁时，才开始上小学。我就读的学校是绥远路小学（1959年改称包头路小学）当时在同一学校上学的姐姐升四年级。这是一所当时市内的重点小学，位置也很好。校南门口对面五十米，就是铁路线，住东走一百米，就是大港火车站，再往下走，通过铁路桥洞，即是青岛海关，海关东边约二百米，就是海运客公司，西边紧傍海员俱乐部，校东门口隔一条马路五十米，即是当时著名的北海舰队司令部，再顺包头路走500米，即是陆军6037部队司令部。而包头路尽头，即是繁华的辽宁路商业街和貯水山公园。距中山路、栈桥也仅有半个小时的路程……

我上小学时，因有姐姐的学前辅导，学习成绩非常好，每次考试基本上都名列前茅，经常受到老师表扬，那时我也很快乐的。但是这样的好时光很快过去了……记得是一年下学期，班里上勤工俭学课，实际上是学校为了盈资揽的剥花生的活儿（当时有很多家庭为了补贴家用，也干这种活儿，也有贴火柴盒的，公司按规定付报酬）。操作很简单，每人发一把木制的剥米钳，将花生壳夹碎后，将花生米分离出来即可。老师首先强调了纪律，说这些花生米是出口换外汇的，我们的劳动，也是为国家建设出力，任何同学不准偷吃，让大家擦亮眼睛，互相监督。每人分了一大堆后，就在课桌上剥了起来，剥完后有专门同学负责收和送皮花生。由于国家实行统购销政策，花生在那个年代可真是稀罕物，市场上根本见不到。我剥的速度很快，望着那一粒粒红红胖胖的花生米，勾起我的馋虫来了。我一边剥，一边强咽唾沫，真想抓几个放在嘴里，大块朵颐。但看着同学们一双双警惕的小眼睛，也只是“有贼心无贼胆”，但我仍想找机会，就象水中的鱼儿，面对诱人的鱼饵，明知有钩，怎奈那鱼饵香的厉害，恰似钻入鼻孔里一般，怎能再忍得住？为了吃到花生米，我动起了歪心思。“办法有了”。我故意装作不慎将十余个花生弄到地上，装作蹲下在地上拾，自以为别人看不见时，低下头以白蚊吐信的速度将二粒花生米扔进嘴里。拣完后，重新坐在位上继续剥。因为花生米在嘴里，尚无机会嚼碎咽下。我便心虚地环顾左右，如无同学注意，便细嚼慢咽，一饱口福。往右看，并无人注意我，往左一看，坏了，我看到左边与我同排的王美丽同学，正对我“怒目而视”紧盯着我的嘴呢。在这种“非常时刻”，我的尊嘴根本不敢蠕动，只好装作咽唾沫，把那两粒花生米囫囵吞枣咽下去了。这真是“猪八戒吃人参果，不知啥滋味”。在以后的时间内，在广大群众“雪亮的眼睛监督下”，我再也不敢有非分之想，直到下课铃响，帮助完值日的同学打扫完卫生，正待背起书包往家走时，我们的班主任于老师宣布：崔维福留下，和我一起留下的还有二男一女三位同学。

老师将我们带到教导处，我看她向教导处主任耳语了几句，便出去了。教导处主任是个戴眼镜的四十多岁的中年女人，据说一生未婚。齐耳短发，穿天蓝色旗袍。（那年代很多女老师都穿旗袍）她先向我们交代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便让我们如实交代偷吃花生米的“严重问题”。前面那三个同学都陆续“交代”了自己所犯的错误，那女同学交代自己吃了四粒，那三个男同学分别承认偷吃八粒和十粒。经过一番教育后，他们都流着眼泪走了。轮到我“交代”了，我承认我吃了二粒。主任说我态度不老实，让我继续坦白。我看主任不相信，便加码说了六粒，但主任仍不相信，便说吃了十五粒，但主任仍说我不诚实。看样子不多说休想过关，一不做，二不休，便说自己吃了三十多个，满以为这下可以走了，谁知主任脸绷得更怕人了，她倏地拿起挂在墙上的电话，回头对我说：“崔维福，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如果再不彻底交代，我这就打电话给公安局，把你送进去。”我一看，当时吓得哭了，哀求主任，“主任，我交代，我交代”。主任挂上电话，脸色有些和悦，“那你说，到底吃了多少？”我说“我吃了五十多个”。主任闻之，粉脸大变：“看来你还是不说实话。”又抓起电话，拨了几个号，回头向我说“说不说实话？”“我吓坏了”，主任，“我吃了一百个还不行吗？”这时班主任大队辅导员也进来了，在她们谆谆“开导和恐吓下，我不断层层给自己加码，最后一直加到一百八十个。我的问题越来越大，惊动了校长，也大驾光临了，这么多人，亲自对我“三堂会审”动辙就以送公安局威胁我。既使是小孩子，他也有容忍底线，我明明吃了二粒，凭什么无端让我虚构事实？这时我再也不敢再往自己头上扣“屎盒子”了，我终于忍无可忍了，我反倒什么也不怕了，我大声哭了起来，朝她们吼道：“我一共吃了二个，你们到底要我承认吃了多少才算完？你们把我送监狱吧，我什么也不怕！”稍停，又喊到：“我真的只吃了二个，那180个花生米是你们逼我乱说的，我的反击想不到令他们当场“石化”，校领导和老师都楞了，面面相觑……以后的事情我忘了，反正半个小时后，我爸和我妈都来了，我看到王主任和我父母比划着说着什么，我只听见最后一句“……如果每个学生都象你孩子这样偷吃，剥的花生米还不都被偷吃净了？怎么向国家交代……”我父母走时，一个劲地陪礼道歉，说些一定加强教育之类地好话。回家后，我哭着把“屈打成招”的经过如实向父母说了一遍，1957年在当时正值给一名普通共产党员提意见就可能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的年代，他们能说什么呢？

从此以后，凡是每个周六下午的勤工俭学课，凡是包苹果、剥花生的课，我们这几个有“前科”的，包括那个女同学，都被安排打扫校园卫生或冲刷厕所……哎，偷吃了二粒花生米，想不到竟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和严重后果。

二、报复

此事发生后，我们几个“偷吃分子”自动聚在一起，分析“案情”，是哪个“电报筒子”向老师打的报告？我把那天王美丽一直瞪眼看我的情况说了。“对，没错，就是她！”王美丽比我小一岁，当时七岁，她爸爸是铁路司机，她哥哥很“厉害”在青岛海关当领航员，专门引领外国轮船进青岛港。人如其名，长得很漂亮，梳着两根小辫子，辫梢上系着两上小蝴蝶结，一笑还有俩酒窝，尤其她的眼睛很特别，别的女孩都是单眼皮或双眼皮，而她却长了三层眼皮，所以，我们给她起了个很难听的外号——“虾皮眼”。这小女孩什么都好，就是一样讨人厌，好打小报告，她为了能早加入少先队，当班干部，所以处处表现自己，老师不在时，只要那个同学“下位”或乱说话，或考试偷看别人的，她都写小纸条报告老师。结果呢？凡是上她“黑名单”的同学，不是被点名受批评，就是作检讨，她这个“毛病”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连有些女同学也不愿理她。俺现在坦白：对她的小模样，我原先从心里挺喜欢她，还喜欢她那银铃般的笑声，上课时经常走神偷看她。因她那个“坏毛病”，我班的调皮大王叶小明好几次想修理她，都被我这个“结拜”为八兄弟的“老大”制止了，但她如今这样“出卖”我，那她也休怪我不懂得“怜香惜玉”了。

我们几个“分子”都“义愤填膺”，纠集了几个曾上过她小报告而挨过批的“小男子汉”，决定教训她一下，以报我们昔日被批之仇。经过一番策划后，我们决心于周六放学后（那时学校每周只周日休息一天）进行“打击行动”，以我为“总指挥”，听咳嗽为令……

周六下午放学后，当走到包头路与甘肃路交叉路口，放学队伍分成二股。王美丽正好和我同住在甘肃路上，只不过她住在我家住的筒子楼对面一个名叫“官房子”，居住条件较好的大院，可能以前住过几个当官的，而得其名吧？当走到消防队二中队时，我看时机已到，便一声咳嗽。听到号令，四五个男生忽然拦住王美丽的去路，小姑娘有些害怕，“你们要干什么？”那个叫叶小明的男生厉声喝斥道“干什么？你心里明白！”另一个叫拴子的男生从腰里拿出绳子，和叶小明将王美丽拦腰绑在树上，二个男生从树上折下树枝，给我一根，这时我将一条布绳扎在腰上，当军用腰带，将那个手指粗的树枝插在腰带里，冒充指挥刀。王美丽看我们要打她，不待我们“审问”她吓得大叫“不是我报告的，不是我报告的”。看，她不打自招了吧？我们未张口，她倒先喊冤，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王二不曾偷吗？”。不行，必须得问个水落实出，“不是你是谁？也好叫咱心里清楚”。于是，我挎着“指挥刀”走到王美丽面前，模仿着从电影上看到的日本鬼子军官的声调“哟西戛，小姑娘，害怕的不要，皇军大大地喜欢小孩子”。稍停，我从衣兜里拿出一块水果糖，在她面前一晃“你的说，是谁告的状，你的说了，糖的米哂米哂”。然后，我将“指挥刀”抽出，拿在右手“你的不说，死啦死啦的有！”王美丽吓得哭了起来，就是不承认她告的“密”。叶小明气得抽了二树枝，吓唬她“小XXX的，不说实话，老子打死你！”我们几个围着她乱吼乱叫，逼她承认，谁知道这小妞还真倔，软硬不吃，真有点刘胡兰视死如归的精神，一口咬定不是她。该当有事，正好王美丽的叔叔下班骑车从此经过，一看自己的侄女被我们绑在树上哭叫，勃然大怒，下车就要揍我们，连过路行人也不让了，纷纷指责我们，我们几个吓得赶紧给王美丽解开绳子，想住家走，可她叔叔和那几个“吃饱了撑的管闲事”的人拦住我们不让走。正在僵持，正好我们校长和另一个老师放学后骑车也经过这儿，看一群人围住我们几个学生，便下来询问，王的叔叔和那个人便添油加醋地说了。校长一听，这还了的，家也不回了，便让我们几个跟他回校，让王美丽和她叔叔先回家去。

我们几个象打了败仗的鬼子兵，没了刚才的威风，进了校长室，我们更是吓得腿直哆嗦，如实交代承认了错误。半小时后，几个“胁从”先回家了，而我和叶小明二个“首恶”则被家长领回，校长要我们当晚去给王美丽陪礼道歉。回家后，被我父亲拿擀面杖在屁股狠狠打了十几下，脸上也挨了二巴掌，也未捞着吃饭，便由我妈领着到官房子给王美丽认错。幸亏她爸爸妈妈脾气很好，很大度，听了我妈和我的道歉后，没看出半点生气的模样，她爸还笑着对我妈说：“嫂子，没事，没事，小孩子家嘛，都不懂事。”还拍着我的脑袋“是个好小子，将来能扛大肩牌，你们在学校要好好团结”，我和王叔叔下了保证，以后不欺负她了。她还叫王美丽过来和我握手呢！

本来学校想全校通报我们几个，但王叔叔找到校长和教导主任，为我们求情开脱，最后以我们每个写了一个份检讨书而作罢……

三十年后1989年秋，我回青岛探望父母，顺便找我的几个要好的小学同学，他们见我后，非常高兴，说我来的正是时候，因为明天有一场小学同学聚会，一定要我参加。我也想见见三十年前的同学，便答应了。第二天中午，我准时来到聚会的宾馆。同学见面时隔三十年，那里还能寻觅到当年儿童时的影子，除了三五个男同学，还能叫上名子，其余几十个男女同学我那里还认得出来？当一一自我介绍后，才依稀回忆起对方当年的模样。这时，一个非常漂亮、气质高雅、看样约三十出头的女士主动同我握手，我边握手，边试探性地问：“很抱歉，我实在想不想起贵女士的名子啦，你是……”她笑着说：“你忘了，我可忘不了，当年你把我绑在树上，装日本鬼子审问我，叫我招供，还用指挥刀打我那个，想起来了吧？”“啊呀，你是王美丽，惭愧惭愧，莫再提，羞煞人啦！”同学们都开怀大笑。席间，说起我当年的糗事，尤其是“花生米事件”许多同学都笑出眼泪。正好王美丽的座位紧挨着我，她现在是歌舞团演员，还是个名角儿。我问她：“老同学，你跟我说个实话，到底是不是你告的状？”她说：“崔哥，真的不是我，我也不知是谁，我虽然看你吃了，但我没说。”我说“这真是个悬案，让她成为历史之谜吧？”忽一人哈哈大笑，我一看，是我小学最好的朋友陈山，他现在在市公安局刑侦大队任中队长，也会武功。他端杯走到我面前：“崔哥，这个案子我最清楚，你喝了这杯洒，我告诉你。”尽管我喝得头有些大了，但为了知道谜底，我说：“好，我干了它”，将一杯二两五十度的郎酒一干而尽，众皆称我海量。“现在可以说了吧？”我问，陈山道：“那好，我说，写纸条的人是……“全班同学都看他。“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我。崔哥，我现在向你交代，是打、是罚全凭你”。“啊”，是他，竞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把我出卖了，这小子现在才承认，让我说什么好呢？我说：“好，你这个甫志高，王连举（注：此二人是小说“红岩”和样板式“红灯记”中的叛徒）把我害苦了，看在你坦白自首的份上，罚酒二杯”。陈山说：“崔哥，当初没想到这样的后果，我是小队长，老师非逼着问，我看你往嘴里填了二个，我觉得没事，就跟老师说了。后来看事情越闹越大，我便不敢承认了。今天借这个聚会，我向大家坦白，向崔哥、向王美丽道歉”。这个疙瘩终于解开了。三十年前，小孩子撒尿和泥的事情当然谁也不会再计较，只当个笑话恶作剧讲罢了。聚会在热闹的气氛中结束，大家依依惜别，我和陈山、叶小明等拥抱。还是王美丽看我喝得有些大，怕我出事，开着自家车把我送到家……

三、我想入队

每年我看到现在的小孩子戴着红领巾、背着书包、蹦蹦跳跳的上学校的时候，就不由得想起我小学时入队的坎坷历程。

我们这代人上学的时候，要想加入少先队，成为一个少先队员，可不象现在的小孩子那样，一上学，呼啦啦全部都成为少先队员。我们那时想入队可难啦，要求学习好、纪律好、劳动好、卫生好，更重要的是还要在老师眼中好。那时一个班五十多个同学，从一年级下学期开始，每班能入队的同学少之又少，每批不到十个人，都是老师眼中好学生。每年在儿童或其它节日，发展二批，每批七、八人。看到班里越来越多的同学都戴上了红领巾，我们那些没入队的同学心里那个馋呀，那个羡慕呀，没法形容。而队员和非员的区别也非常大，比如在校内、外，队员见到老师，要右手举过头顶打队礼，而非队员只能鞠躬问好。举行大型集会升国旗时，也规定队员敬队礼，非队员们向国旗鞠躬。更令我们非队员难受的是，学校开大队会，或一些大型活动，比如五一、国庆节游行，少先队员戴着红领巾、手持鲜花为一队，我们这些“白脖子”单独列队，跟着队员后边，我们都感到非常丢人，不好意思。更有甚者，我们这些非队员开班会的资格都被剥夺了。开班会时，老师会说：“放学了，队员们留下来，非队员可以走了”。有时还留下几个准备发展的“准队员”参加。但我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我们心里是什第滋味？心里虽然在流泪，在哭，可我们这些“白脖子”还硬装作漫不在乎，一边强作笑脸，一边伸平两只胳膊，上下摆动，作飞行状，说：“你们是队员，我们是“飞队员”以自嘲。

我虽然学习成绩很好，劳动积极，还是劳动班长，体育方面还是校田径队员，尤其我的作文，我所作的每一篇几乎都是范文，在年级的八个班轮着读。但是我不明白，老师为什么就是不让我入队？也可能有偷吃花生米的“前科”或报复王美丽造成的坏影响，也可能是我不太遵守课堂纪律，或可能在校内打过几次架，或几次检查卫生不合格，脖子脏，没剪指甲，反正上到三年级了还是“飞”队员。入队虽轮不到我，可学校里粉刷墙壁、挖菜窑子、去煤场拉煤之类的事，总是第一个想到我，而且还让我当“官”领导着干，我为了想入队，总是干得特卖力。

我迫切地想成为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有多少个夜晚，在梦里梦见我加入了少先队而笑醒。有时，我看到姐姐不在家，偷偷地将她的红领巾戴在自己的脖子上，对着镜子，左照、右照，心里那个美呀，一会儿立正，一会儿打敬礼。我想如果能戴着红领巾照张相多好呀？对，一定照一张，不，照二张。

三年级时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吃过早饭后，我穿上蓝裤子、白衬衣，偷偷将姐姐的红领巾和小队长符号一道杠装在口袋里，对妈妈说学校里今天组织活动，跟妈妈要了几角钱，加上我我平日攒的几角，一口气跑到三里路外的聊城路锦章照相馆，戴着红领巾照了一张照半身二寸标准照，又照了一张配假风景的胳膊佩一道杠的全身三寸照，走出照相馆，仍舍不得摘掉红领巾和一道杠，便顺着聊城路向市场三路，走到中山路又上了栈桥，反正那儿人多到那儿去，显摆逛了一圈，快中午时往家走，又坏了，竟碰上同班的四五个女同学，都带着红领巾，其中一个也带着一道杠，她们也是结伴出来玩的。我看到她们看到我时惊异的眼神。我这个“山寨”少先队小队长看到正宗的少先队员及小队长，心先虚了，也未敢与她们打招呼，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从树旁溜过去了，原先的得意劲儿全跑了，赶快摘掉红领巾、一道杠，心里说着“完了，完了”，一种不祥之感装袭上心头。

第二天，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上学，星期一、星期二，一切正常，悄然无事，我心里正感谢那几个女同学够“哥们”未举报我。谁知星期三下了第三节课后，中队长杨洪交，我们叫他“羊饺子”通知我“崔维福，大队辅导员叫你到他办公室去”。我一听，当时头都大了，知道祸事来了，我心里象揣着小兔去了辅导员办公室。除大辅导员外，另二位女教师还有几个高年级的“三道杠”大队委员坐在那里。大队辅导员姓葛，是个又高又壮的男教师，非常厉害，除担任辅导员外，还兼政治老师。他给我们上过政治课，从他那里，我们第一次知道中国以外的事情，知道世界上有近二百个国家，但2/3以上国家的人民正在过着连杨白劳也不如的生活，要我们学好本领，将来去解放去拯救那些受苦的人民。听了葛老师的课，也许从那时起，我们这代人个个胸怀大志，不解放全人类不算完！他上课非常严厉，曾对几个违纪同学好一顿胖揍，不仅将人打倒，还拤着脖子以头撞墙，打得学生哭爹喊娘，那个叶小明就挨过二次揍。我们都怕他，上他的课背着手老老实实，连大声喘气都不敢，都象泥塑的一般。他先问我“星期天都干什么来，老实交代”。我知道瞒不过去，就如实交代了星期天冒充少先员出来玩。他两眼一瞪“就这些？”我本来不想承认照像的事，但怕进照像馆时有人看见我，我们学校的学生在那一带住的不少，而且都知道我是个“白脖子”、“飞队员”。只好承认“还去照像来，戴红领巾照的”。他叫我回家把取像单拿来。因为取像日期是一周后，他写了一张介绍信，又去校长室盖上章，让一个会骑车子的大队委员到锦章照像馆，要求提前取像。第二天中午前便把照片取出来了，照片照得非常好，照片中的我，戴着红领巾，笑得很自然、很幸福。可惜这张照片永远也到不了我手里了。照片取出后，贴大队委前“示众”，还有一张通告写着我冒充队员的“严重错误”。让各班队员、非队员参观，并组织讨论“崔维福冒充少先队员是什么行为？”我的行为理所当然地受到各班猛烈的抨击和义正词严的“声讨”，那段时期，我简直象做了什么“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坏事，弄得我很长时间都抬不起头来，我又一次做了“深刻的检讨”。后据我安插在大队委的“底线”调查，告密者不是我班的那四个女生，而是三年级一班那个“小跛腿”，此人原先和我很好，他家就住在照相馆对面，那天我从照相馆出来，正好被她“尽收眼底“。他也想入队，所以竟不惜“卖友求荣”。从而避免了一场“殃及无辜的报复计划”，但那小跛腿的双拐被我们八兄弟中的“老六”瞅空子弄坏了，也算出了一口“恶气”。

对那二张照片的下场，我不得而知。

四、杨秀老师

1962年，我开始上四年级了，我班来了一个新的班主任，是个男教师，1.83米的大个子，架一付近视眼镜，黑红脸膛，脸上长了一些疙瘩，气色也很难看，听说还是个大学生。可能是个外地人，住在学校传达室后面一间不足六平米的小房内。他教我们语文，教得非常好，同学们都爱听，上他的课课堂气氛很活跃。而语文恰恰又是我的强项，所以他对我挺好，从来不批评我（我也没做出格的事），六二年是什么年代？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那真是个不堪回首的年代，六十年代初那场至今还令人不寒而栗的饥馑，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本人不加评判。那时国家配给每个人的粮食定量，缺口太大，根本就不够吃。象我们在校学生，每人每月只供应24斤毛粮，教职工、机关人员每月每人29斤，工人每月36斤，重体力劳动者42-49斤不等。粮食不够吃，只能吃糠吃树叶、野菜。农村的现象更严重，加之又缺少付食品，严重缺少营养，那时的人几乎都不同程度的浮肿，有严重者两眼肿的睁不开，腿脚肿连鞋都穿不上。比1942年河南大饥荒时的悲惨景象更是有所之过而无所不及，本文也不赘述。以莫言的回忆录为例：“在我的印象里，永远都没吃饱过，打的粮食根本不够吃，村里天天都有人饿死。一家人吃过茅草根、榆根皮、树叶、棉籽皮、荠荠毛，上小学时，还曾吃过煤块。”（天哪，连煤块都吃过）这便是那个年代的缩影。象杨老师那样1.83米的大个子，29斤毛粮，又无任何付食品，他能吃饱吗？我听很多同学说过，杨老师到他家家访了，并在他家吃了晚饭……现在回想，他可能借家访之名，去蹭顿饭吃。有时我去他“宿舍”请示，几次看他正在喝白水就咸菜当饭吃呢。

一天晚饭过后，杨老师到我家家访来了，我爸我妈热情接待他，问他吃过饭没有，他说吃过了（那天我家吃饭挺早，杨老师很可能没吃饭）他和其他家访的老师不同，尽是夸奖我是一个好孩子，说我学习好、爱劳动、懂礼貌、正直、诚实、爱帮助人，总之，我一下由一个问题少年成为一个好学生，还说他就是喜欢象我这样有个性的男孩子。我爸妈头一次听到家访老师这么夸自己的儿子，当然很高兴。聊了一个小时后，杨老师起身告辞。走到门口，他有些为难地对我爸说：“崔大叔我还差五天的口粮，您看能不能先借我十斤地瓜干吃，等我下来粮食还你。”我爸是个热心肠，他一听二话没说，随手将门口旁边半袋地瓜干约十五斤随手递给杨老师“这些先吃着，不够再想办法”。我看到杨老师眼镜后有些湿润，一个劲地道谢后，朝学校方向走去。

本来说好五天后来还瓜干，五天后没来，一个月后也没来，二个月又快到了。我妈有些沉不住气了。一天晚饭后，她跟我说：“杨老师借咱的地瓜干都二个月了还不还咱，你明天跟他说说，叫他这月还咱”。我爸闻言，气得“啪”猛一拍桌子，朝着我妈骂开了“XXX，你看他那么大个个子，29斤粮食能够吃吗？他们知识分子都是要脸面的人，脸皮薄，不到实在没有办法了，他能开这个口吗？咱没继续帮他便罢了，他才29斤粮，你逼他还，他有办法，他能不还吗？”我妈说：“咱家也不够吃的，那是咱家好几天的口粮”。“咱家怎么也好说，总比杨老师条件好。”我妈也是个善良人，长叹一声，不再言语。

很快“六一”儿童节快到了，我们班发展新队员名单又提上议程，当时全班还有二十多个非队员。我因为有许多“劣迹”，入队的事我连想到不敢想，在讨论新队员的班会上，想不到杨老师第一个就提到我的名子，有些队干部说起我的一些“前科”，杨老师说“崔维福冒充少先队员，说明了什么？这恰恰说明他十分热爱少先队，向往当一名少先队员，是一种要求进步的表现，很好，我们少先队不但不应当岐视他，应当鼓励他，帮助他实现自己的愿望，而不是叽笑他，排斥他，我们应该欢迎他加入自己的组织。至于他偷吃花生米，这算什么问题？而且我早就了解过了，事情并不象你们说的那样。崔维福是一个非常正直、诚实的同学，他学习好，出身好，热爱劳动，热爱集体，他完全够格当一个少先队员，我还建议我们大家向崔维福学习，向他看齐。”是杨老师力排众议，又说服对我有成见的大队辅导员葛老师。葛老师可能也认识到对我冒充少先队员一事处理的有些过分，专门和我谈心，肯定了我的一些成绩，并通知我，已经批准我加入少先队了，鼓励我今后继续努力，争取做一个优秀的少先队员……

最激动人心的那一刻终于盼来了。1962年六月一日，我校与6037部队官兵联欢会暨入队仪式在6037部队司令部大礼堂隆重举行，各种议程按序进行……当宣布新队员入队仪式开始后，部队与少先队的号手们军号齐鸣，在队旗的指引下，我们约百多名新队员都穿统一的白衬衣、蓝裤子、白球鞋，分成四排鱼贯而出，站在主席台前，给我们戴红领巾的是部队选出的优秀指战员，他们也戴着红领巾，显得更加英武可爱。同样是四排每人手里都托着一条鲜艳的红领巾。我站在第二排中间位置。当第一排戴上红领巾的新队员在鼓乐的号角声中，兴高采烈的下场后，我们第二排同学又走上前去，第二排的指战员上来给我们戴红领巾。我激动地站在那儿兴奋地直哆嗦，给我佩戴红领巾的是一位长得很好看，却透着一种阳刚之美、约三十多岁、肩上扛着一杠三星的女上尉军官，她微笑将红领巾围在我的脖子上，熟练的打结系好，此时此刻，那真是我终生难忘的时刻呀，我想起我曾冒充少先队照像受过批，当“飞”队员受到自尊心的伤害……而此刻，我终于戴上了红领巾，成为一名真正的少先队员。会场内号手正在吹奏着“少先队之歌”。这熟悉的场面，这熟悉的歌声……我感到象一个迷路数天的孩子突然见到了正在寻找自己的母亲，好象一个休克了的病人又听到亲人的呼唤，好象一个瘫痪病人，突然能站立起来行走，又象久已尘封的旧居的门打开了，走出来阔别多年，别来无恙的双亲二老……我想想这一切，泪流满面，用双手捂住脸孔，哭出了声。

女上尉看我哭了，她当然不知原因，又搂着我的脖子，贴脸吻了我两下，动情地说：“是呀，你们这一代是多么幸福呀！”随着口令，第二排的军人和我们退场，我猛然想起我忘了向那女军官敬队礼，就喊了一声“阿姨”，那女军官回头朝我点头微笑，我右手高举过头顶，向她致以我入队以来的第一个少先队敬礼……

从那时起至今，我便对女军人从心底由衷的喜爱与尊重，并怀有一种敬畏感。

我升五年级后，杨老师不再教我们，以后随着国家经济的好转，人民的生活也逐渐好了起来。1964年我小学毕业前夕，杨老师又来到我家，他的脸色比以前好看多了。他送给我爸妈30斤粮票，还有五斤花生，这在当时可是了不得的厚礼呀！他再三感谢我父母在他在困难的时候帮助了她。以后我升入了中学，再也没有见到尊敬的杨秀老师，听说由于他教学成绩突出，被调到市里一所重点中学任教去了。但我永远忘不了杨老师，没有他，我加入少先队的愿望也许永远无法实现，那将造成我人生终生的遗憾和心理伤痛。杨老师，谢谢你，向您致以少先队的敬礼！

当然，我的童年也不尽是伤心和泪水，我也有快乐和骄傲。在我入队后的日子里，我没有辜负杨老师对我的培养和期望，1963年我被评为全校“学雷锋标兵”，同年我写的二篇优秀作文入选《少年文艺》期刊。一篇是“当我XX岁的时候”，另一篇是“从小茶碗到大脸盆”（内容是我们班园艺小组如何种向日葵，从失败到成功的故事）。当我将所得的几元稿酬递到我妈手里时，她高兴地流下眼泪，满大院炫耀他儿子成了“作家”出书了。次年，在全市小学生运动会上，我获得甲组800跑第一名，为我校获得了荣誉……这些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对我很露脸的事，正逐渐在我脑海的记忆中消失，然而唯有以上所述二件事，我永远难以忘怀。本来还要大段忆我童年的生活，尤其在那挨饿年代，我和我们家是如何度过的，想想，还是算了吧？我只告诉读者朋友，莫言小时候吃过的东西，除了煤块，我全吃过。莫言没吃过的东西，我也吃过，譬如将花生皮磨成粉掺少许杂粮面，放点盐，蒸成窝头吃，我还曾偷吃过浆糊……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不到十岁，我便学那些大的孩子，拿着带钩的绳子到大港码头，海员俱乐部去“拉崖”，那时我们叫“挂钩”拉很长的路才挣一角钱或五分，虽然又渴又累，却怎么也舍不得花三分钱买支冰棍解渴。一个假期下来，就能挣够我和我姐的学杂费及书本费，我妈现在仍健在，已经94岁高龄，虽有些糊涂，但我每次回家看她，却总是唠唠叨叨说起我小时的往事和受的“罪”时而泣不成声，我虽然也有些悲伤，但我无半点埋怨我父母的意思，也并没有感觉小时候受罪，相反，我为我的父母骄傲，虽然他们都是平平淡淡，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但正是他们含辛茹苦的付出和无私的爱。才使我们姐妹健康成长，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俗话说得好“当家方知柴米贵，养子方知爹娘恩”，我现在更体会到父母的养育之恩重如山，深似海，是我们无论如何也报答不尽的。

当然，童年中还有许多值得回忆的快乐时光及令人喷饭的趣事。但这些事情每个过来人都曾经有过，写出来未免太俗、太雷同，且有“画蛇添足”之嫌，故不赘述。

啊！不知不觉间，我们逐渐长大，我的童年过去了，童年中的酸甜苦辣涩、辛酸、泪水、自卑、快乐、失意、骄傲、是构成贯穿我童年的主旋律，它伴着我不断成长，走向人生的下一历程……再回首时，当年儿时的那些事，经过岁月，已化作充满童趣的回忆，反让人回味无穷，令人怀念。

请看我的下一部“力作”我的人生史之“少年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