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流而上

沧海微波 · 发表于 2013-10-31 19:38:51

决定回带儿子回敦化的时候，已经买不到最近一周的卧铺车票了。“只有硬座了，你还要不？”丈夫在电话里大声问。“要！硬座就硬座！”好不容易下了决心回去，这点困难算什么，当年我不是一路坐着硬座去了新疆的库车？

凌晨两点的敦化很凉，尽管这还是三伏天，山东正是蒸笼似的的时候。东北的夏短，而且再热的天，早晚都是冷的。

火车站似乎没变，当年这个小城中比较辉煌的建筑现在看起来很简陋。站在火车站出口处，我兴奋地感受着记忆中那熟悉的气息：车站前面的假山、月亮门已经没有了，那曾经是小城中的一个景点，周围遍布个体照相摊点，班里的女生，涂了鲜艳的口红，在这里合影，里面当然没有我，因为我的家在离城八十里的山沟里，一放假，我就回家了；男生们也不例外，甚至一直到毕业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选择这里留影的。现在这里变成了停车场，周围低矮的建筑都被楼房代替，远处闪着不多的霓虹，间或有出租车私家车来接站。

敦化，阔别二十四年的敦化，我回来啦！

沧海微波 · 发表于 2013-10-31 19:39:47

一
敦化火车站南北向，门口向西一条大街，这条大街一直通向敦化南北中心大街，敦化城就是以这条大街为中心，向东西两边各辐射出两条街的。十字路口北边是北山，那是敦化的屏障。往南一拐左边是第七小学，一进大门口有个圆形的大花坛，夏天有美丽鲜艳的草花儿开放。五年级四班是我曾经的班级，班主任是傅东霞老师，还有好朋友杨静和徐晶。再往南一点点，右边胡同深处是敦化五中，我在这里度过了三年半时光（那半年休学在家），班主任分别是张静秋老师和关沛然老师。我最喜欢的语文老师姓杨，白白净净，戴一副眼镜，也是山东人；除了关老师之外还有个很年轻的数学老师，姓朴，是朝鲜族，教了我好几年，在一年里因为我不好好学习把我叫去骂得我痛哭流涕，现在真理解了她当时的心情。
顺着大街往南，经过邮电局，经过图书馆，经过石油公司，经过农贸市场，经过一溜商场和饭馆，就到了经济最繁华的城中心——被称为裤裆街的人民商场路口，继续往南是新华书店、中医院，在中医院的前面，这条大街向东拐去，过了江，就出了市区，江那边叫江东。这条大江由西而来到这里拐了个弯往西北流去，这条江应该就是牡丹江的上游，城里的人们都只叫它“大江”。敦化就这样紧靠着北山，南临牡丹江，坐落在山与江之间一块不算太大的北高南低的平缓之地上。
从人民商场那个裤裆街的路口往西一拐，是一条比较小的街道，直通西关大街，在八十年代初期，这条街上最先开始有卖小饰品、衣服、布料、日常用品的小摊，后来成为最繁华的步行街。刚拐进这条街没几步，往南就有一个更小的路口，这是条土路，直通实验小学，而我每天就从这里上下学——我的姑姑家在实验小学的南边，我寄住在姑姑家。我清楚地记得有一个梳着一条大辫子的漂亮女子，每天守着一个小小的玻璃匣子坐在这里。女子长得好看，化着不算淡的妆，耳朵上挂着耳环，脖子上戴着项链，粗大的辫子从一边绕过来，垂在胸前，上面变换着不同的发夹——美而端庄，像电影里民国时代的人。她面前的玻璃盒子里装满了廉价的小首饰、小化妆品，她本人就是个鲜活的广告。同周围灰扑扑的女人相比，她那么鲜亮，那么矜持，虽然她端坐在那里，一声不响。我每天都经过她的面前，不动声色地把她看个够，连每一天首饰的变化都看在眼里，却很少在她的玻璃盒前停留：一是因为我买不起那些让人炫目的东西，二是那些东西对于一个学生来说也不实用。其实内心更深处是不好意思，对于美好的东西，我都是不自觉地敬而远之，不敢靠近。
二十四年前，离开敦化的时候，这条街已经非常繁华了，摊位挨挨挤挤，行人摩肩接踵。我那条白连衣裙就是在这条街上买的，好像花了十七块钱，穿回山东，被同学惊艳了好几年。还有一块闪光的、像铁丝网一样的头饰，回山东后给了大爷家的五姐，她无比欢喜。那时的山东实在是土气。
其实我就一直很土气。从山沟最深处只有不到二十户的小五队，到了十几里外上百人家的牡丹屯，然后到了成为全国第一个县级市的敦化城，我一直是个土气的孩子。但是敏感的心却喜欢观察着欣赏着周围一切新生的事物，让那些新鲜的东西深深印在脑海里。
每天上学的路程不算短，几乎是从敦化城最南端走到最北端。刚开始是走着，乐趣之一是一路超越走在我前边的人。走到农贸市场的时候拐进去，招呼杨静，然后再一起去学校。杨静的家正在拆迁，暂时在农贸市场里租了个小小的院子住着。农贸市场里污水横流，气味难闻，好多年后，我都不愿去农贸市场，可能和这印象有关，直到年近四十，才开始喜欢逛菜市场起来，感受到了菜市场里有着生活的亲切与实实在在的喜悦。步行的另外一个乐趣是自由：我在大街和胡同里变着花样走，觉得扑朔迷离，有一种探险的喜悦；还可以随便逛路边的商场，在柜台前仔细地看各种塑料发夹，和扎头发的各种小头饰，看一遍之后，高高兴兴地继续走我的路。后来父亲给我买了自行车，这些乐趣就没有了。
有了自行车之后我变得更懒了。那时候姑姑家开饭店，姑姑早出晚归，我每天六点半起床，一起床就把电饭锅的插座插上，热上饭，然后刷牙洗漱，十五分钟后，骑自行车出门，到学校放下车子，跑过操场，进教室的时候，同学们都在早读。班主任关老师沉着脸站在教室门口，无奈地看着我。她老人家修养好，从来不大声责骂谁，但是大家都照她害怕。我低着头快步走向自己的位子，心里惭愧无比，想着，明天一定要早起，但是第二天一切照旧，一觉醒来还是那个点。
当我骑上自行车之前，杨静家就搬上了新楼房，和我一起走的伙伴就变成了韩元萍。韩元萍是六班的，父亲去世了，上面有一大堆的哥哥姐姐，她们家兄妹十个，五个男孩，五个女孩，是我见过的孩子最多的人家。但是她的哥哥姐姐们都极有出息：大哥在国家某个部委工作，二哥在省委工作，三哥在深圳，是一家建筑公司的经理，其余的姐姐也都是大学毕业的毕业，正在读的读，最小的姐姐最没出息，技校毕业后投奔了在深圳的三哥；韩元萍最小，在家里极不受重视，被吆喝来吆喝去，但她很有志气，一定要考个好学校，所以学习很用功。我原来成绩一直不错，学习上没下过功夫，也没有目标，整天浑浑噩噩。休学回来继续上初三，韩元萍已经上高一了，我跟着她一起在图书馆学习过几次，非常喜欢那种静谧充实的氛围。这个图书馆，我和杨静也来过，我们经常在这里读书看杂志，最早的《读者》（那时叫《读者文摘》，因为和国外的一本杂志重名而有了侵权之疑，所以改为《读者》）就是在那里读的。没有借书证也没关系，外面摆着的书和杂志报纸是随便看的，只要不带走。最后一次去图书馆是看一场摄影展，画面里大多都是白鹤，温暖的橙色夕阳中美丽的白鹤在起舞。
后来一起走的伙伴也变换过不少，比如男孩一样的任宁，矜持的魏桂莉，漂亮的爱发嗲的李天丽，毛笔字写得漂亮的姚庆莲，还有气质特别特别好的付强。付强家在当街开着一家理发店，她美丽的姐姐理发，她气质雍容的妈妈在内屋炕上摆一小圆桌，桌上摆着茶壶茶碗儿，她喝着茶，打理着店里的生意，是个懂得生活的人。这些女孩子个性都很强，都比我大，比我成熟，知道的人世间的事情多，但是我和这些人都相处得很好，开开心心地。我想可能是我随和，或者说，我没有个性。
在实验小学的南边，往右一拐，路北有一个极小的小卖铺，名字却大得很，叫长城商店。小卖铺对着的路南的胡同里，就是姑姑家。我经常端着一只碗，来小卖铺里买酱，到了夏天，家家都爱吃玉米面条，吃的时候就一定要就着炸酱，小姑做得炸酱好吃极了，天天吃也吃不够。小卖铺家有个出奇胖的女儿，在那里卖东西。那个胖，在当时很少见。
小姑家在胡同顶头，大门特别大，那是因为三叔、父亲、二姑夫、小姑夫们合伙投资买了一辆解放牌卡车跑运输。进了大门，是小姑家新盖的三间明亮的大房子，房前是一个不大的菜园子，顺着院子里的小路往南走，地势却一下子低下去，坡下面住着小姑的公婆一家，和邻居老杨家。因为上下地势差别太大，所以叫上面为上坎儿，下面为下坎儿。下坎儿的外屋地上，一到夏天就泉眼似的往外汩汩地冒水。下坎儿南门口一棵好粗的垂杨柳，这种柳树在敦化很少见呢。上下坎儿形成一个大院，两大家人在这里生活，再加上我。这个大院无数次在我梦中出现，代表着我少年时期的生活背景。
这些，是敦化留给我的记忆，是我后来人生的底子。站在凌晨黑魆魆的火车站前，我审视着这个曾经熟悉的城市，心里充满了激动与快乐。
当后来朋友让我登上北山的一个亭子，俯瞰敦化的新面貌时，我拒绝了，新敦化对我来说没有意义，我要寻的是二十年前的那个敦化城。

沧海微波 · 发表于 2013-10-31 21:24:38

二
汽车在青山绿水中前行。虽然只是双车道的路，但是干净平整，与二十年前的路不可同日而语。其实敦化就处在长白山腹地，到处是连绵的群山。去小五队的路上，一边是一座挨一座的山，一边是一条时隐时现的大河（这就是牡丹江的上游），而河的远处还是山。这是东北植物生长最茂盛的季节，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绿色。路旁山崖、远坡、树木、草丛、野花，成片的玉米、向日葵、大豆，都是我熟悉的景色。小五队，就深藏在这一重重山，一道道水的深处。
经过小牡丹的时候，看见路边的学校荒草丛生：学生们都集中到镇上上学了，这里已不再有学生。当年，我在这里度过了一年的时光。那时这所学校刚刚建成，红瓦白墙，完美的供暖，宽阔的操场，是几十里内最好的建筑。我们从山上移树挖花来打扮它，把它的栅栏刷成天蓝色。那时，学校里自己有地，每年还都会组织学生勤工俭学，上山采山菜，学生能挣到一笔不小的零花钱，学校里也有丰厚的收入。所以学校就很大方，运动会、各种评比，奖品都很诱人，各项活动搞得有声有色。看到此时的荒凉，心里不免失落。
再转过一个山头，就是鹿场，当年的国营鹿场，现在不知道还养鹿不，人家还有，变化不大。
又转了一个山头，是小六队。还有两个山头，两个很大的坎儿，就是我长大的地方——小五队了。
两岁到十六岁，我的家就在这不足二十户人家的小五队。
我们家的老房子被邻居买了去，现在用作酒坊，在农闲的时候，里面就会飘出酒香。窗框都已变形，歪歪扭扭，屋内被打通，有着酿酒的简单设备。仔细观察了一下，房门上的玻璃还是原来的，上面有个洞，我家的猫，经常从这个洞里跳出来跳进去。这座房子是父母亲手盖的，我记得他们用木桩夯土墙的画面，还记得每隔几年就要把房子上的茅草换掉，不然会漏雨。房子后面父亲栽的李子树还在，已经长得很粗大。房子的一角放了一口大锅，这应该还是父亲当年蒸木耳菌用的。父亲充分利用了他的知识，每年利用寒假做木耳菌，自己培养菌种卖，在当时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在房前的菜地里，我摘了根黄瓜，没用洗，擦了擦上面的刺，就吃了，像小时候那样，黄瓜果然还是以前的味道。一根吃罢，顺手又摘了根，到了夏天，黄瓜一场雨后就会长大。站在老房子前，我留了个影，回去给母亲看。如果父亲还在，他一定也很欢喜。
出了老屋，顺着村子中间的主路往北走，分辨着我还熟悉的人家：老住户还大都在原来的位置，新来的大都在村子前面盖的房。走到村子最后一排，左拐，我看到了爷爷家的老房子，房子不知道为何，被拆去一间。院子还是原来的样子，篱笆似乎没换过，甚至西边那座大门，还是当年那座。当年几家合买了一辆解放牌汽车，所以特意开了个西门。爷爷家旁边一座矮小的房子，是他们原来的邻居家的，竟然完好无损地在，爷爷家前边葛玉成家，竟然也完好无损地在，这二十多年的光阴，似乎没有在这里停留，一眨眼就过来了。
顺着村西那条路往南走，经过以前的小学校，现在成了闵家二小子的家，操场还在。作为学校的四间房子是在文革的尾声中建起来的，记得墙上装饰了漂亮的标语。再后来，大包干开始，作为所剩不多的公共财产的学校，能偷的都被社员偷光了。轮到我们上学的时候，就只有一个屋框子，门和窗都成了大窟窿，就这样还漏雨。我们各自搬着自家的椅子，以椅当桌，坐在小板凳上，寻一块不漏雨的地方答期中考试的试卷。可是我们一样地每天背着书包认认真真地去上学，一样地有语文数学美术音乐体育课，一样地快快快乐乐。因为有一个校长兼所有科的老师在，他用他的学识、智慧和责任心独立支撑了这所学校六年的时光。在这六年里，第一个冬天，他和我们搬着黑板，在每个学生家里上课，每家轮一周；第二个冬天，第三个冬天，一直到他离开小五队到离家十二里的牡丹学校，他把自家的西屋腾出来，用长条木板钉了两排桌子和凳子，支了炉子，课照样上起来。十来个孩子，分三个年级，一间教室，一个老师，成绩每次却都是乡里最好的。那个老师，功不可没，他就是我的父亲。由于他多次的申请，乡里批了重新盖学校的报告，并且拨了专款，但是因为村长愁着大家都在挣自己的钱，这人工怎么出啊，推掉了，他一气之下去了多次邀请他的牡丹小学。这所学校，就真的荒凉了。
再往南，老闵家的老房子向一旁歪了，旁边支一根木桩，里面早就没人住了。我们拐进了旁边王民亮家翻盖的新房子，一屋子的老人在喝茶聊天。我走进去，跟她们打招呼，她们却大都不认识我了，只有王民亮的媳妇还记得我，热情地问候我的父母，留我吃饭。给她们照相的时候，王民亮的媳妇有点紧张，下意识地把手伸进衣服里面，捂着胸口——她年轻时有严重的胃病，经常捂着那里，现在看起来气色很好，但还是那个老动作。
从她们家出来继续往南走。村西依旧是一片草甸子，沿路的人家依旧把茅房建在里边靠路的地方，那茅房也依旧歪歪斜斜地站在那里。我忽然有一种冲动，上草甸子里找找里面还有鹅蛋么？小时候，我们经常在草甸子里捡到鹅蛋、鸡蛋、鸭蛋之类的，或者采上一大把的野花，或者一大把的草，回来把花儿插在瓶子里，把草编成辫子扎在头上。远处的西山，西山上的地，西山山脊上的松树，都是二十年前的样子。冬天的夜晚，我跟着母亲，咯吱咯吱踩着一地冰雪，到爷爷家，明亮的月光下西山山脊上的松树有着各种各样的形状，我总是紧紧扯住了母亲的衣襟，一边快步走，一边偷窥着那些在雪地和月光中格外黑的矮松，把它们想象成各样的鬼魅。这条路边的人家和风景，基本上还是老样子。
快走到最南头的时候，有人在盖仓房，我看见了王明亮蹲在房梁上，我和他打招呼，他认出了我之后特别高兴，问候我的父亲，我告诉他父亲已经去世好几年了，他很惊讶。他的身体看起来很好，蹲在房梁上，背后是湛蓝湛蓝的天空。
快走到公路上时，看见了小河。有洗衣的妇人远远地打招呼，她们把我认作了二姑，我和二姑很像，她也搬走多年了。这条小河真清啊，一眼到底，只是比以前小了些窄了些。我俯下身子，洗了把脸，又捧起来喝了几口，水还是那样甘甜冷冽，即使是在这样热的中午。一同去的人连连阻止我，说水不干净。我笑，这水从深山而来，没有比它更干净的了。只是我不好再伏在上面，饱饮一通了。小时候的春夏季，我几乎天天都在这河边洗衣裳，渴了就捧一捧喝，从来没因此闹过肚子。上地干活的人回来，也会蹲在河里洗洗身上的泥和土，掬一捧水解渴。喝山水、河水，山里人早就习惯了。
这方水土真好啊，要不蹲在房梁上的王明亮那么健壮，要不正在洗衣的葛玉珍家的奶奶和我离开时没有变化，甚至还白胖了。想我的父亲，刚过六十就离开人世；我的母亲，后背弯的厉害，天天往医院跑，这里疼，那里酸的。城市里哪里有这么甘甜的水，这么清澈的空气，这么湛蓝的天空？等老了，我也回来吧，盖一栋房子，每日看山，听泉，如何不好？
还没想够，同行的人急了，催我快点，因为他回去还有急事。我们只好挥别了洗衣的妇人们，从车窗伸头看，很远了她们还站在那里，热情地挥手。我的心软软地热着。
倒车镜里，渐行渐远的是我魂牵梦绕的景物，满足的同时生出了诸多的遗憾：南边的大河，我还没去，原来想一定要去看看的，那就是牡丹江的最源头了。东山还没爬上去，让儿子领略一下这里的山，山上的植物，现在正旺盛着，还有那些山花、山果。北山也应上去看看，那里有我家一块地，一般用来种土豆，在上面可以俯瞰整个村子。小北沟应该去走走，顺着村西的路往北走，绕过北山，进去，是大片的地，村子里主要的地都在这里，我家的也不例外。小的时候黑天了，我和弟弟往这里走，想早一点看到爸爸妈妈干活回来；再大一点，每年的暑假里，都会和父亲母亲一起带了水壶，在这里除草。所以梦里总是会梦到小北沟的山头，小北沟崎岖的路。

沧海微波 · 发表于 2013-10-31 21:25:38

三
在七小上学的时候，班里有一个漂亮的朝鲜族女生，人长得漂亮，衣服穿得漂亮，舞跳得漂亮，字写得也漂亮，这个女孩子就叫徐晶。徐晶是朝鲜族，她的爸爸是物资局的局长，妈妈是石油公司的会计，能歌善舞，是县里文艺圈的活跃人物，在县国营照相馆里，有她一大幅彩色的演出照。和徐晶不知怎么就好起来，她经常约我去她家玩，她的家华丽整洁，雪白的窗纱，窗上爬满了碧绿的藤蔓，从此记住了这种叫文竹的植物。他们家的炕擦得油光发亮，锅盖也擦得油光发亮。朝鲜族女人爱美，更爱整洁。现在爱看韩剧，相当一大部分是爱看韩剧里主人公美丽的服装、优雅的举止和干净美好的家，这些都源于朝鲜族女人的勤快能干。因为喜欢徐晶，开始模仿她写字的样子，用浓浓的圆珠笔写出圆润的笔画。
我的朋友里最最重要的一个人就是杨静了，一想起她记起了五年级的她边弹吉他边唱当时风行的一首歌——《小草》的样子，初一的她穿着粉红色西装领的半袖夏装那可爱的样子，初三的她围着一根细细的白毛线围巾一副深沉的样子。小学我们一个班，到了初中还是一个班。杨静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儿，又最小，全家人都宠着，顺带着我也跟着沾光。她是一个活泼果决的人，和我的优柔内敛正好互补，平时上课的时候腻在一块儿，星期六星期天我也大半会泡在她家，在她们家蹭饭，蹭了一顿又一顿，她的爸爸非常慈祥，好脾气地招待着我。杨静弹吉他唱歌的时候，她的妈妈田老师也跟着一块儿唱，她是我们那一级五班的班主任，大嗓门，直脾气，开朗善良，也喜欢音乐。只有我不唱，我唱歌跑调跑得厉害，不敢开口。临回山东的时候，我去跟杨静告别，都转过楼角了，她又追上来，非往我手里塞二十元钱，说是田老师给我的。
付东霞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她是个要强的人，要求我们特别严格，班里的卫生、学习、纪律、各项活动都在年级遥遥领先。付老师对我很好，上课特别喜欢提问我，周日还请我们去她家吃饺子。因为那一年义务教育由八年制改为九年制，小学加了六年级，我的年龄小，只能再在小学上一年六年级。为此她很遗憾，觉得屈了我这块材，就亲自把我送到初中让我在班里先上着。没几天，学校按学籍清点人数，我就被清理出来。但是我不想再回小学浪费一年的时间，就回到牡丹林场，在那里读初中。牡丹林场离我们村子六里路，村里的孩子除我们家的之外都在那里上学，每天浩浩荡荡的队伍挺壮观。和我一个班的本来都是我哥哥的同学，他们轮流用自行车带着我，坐在自行车的前面，从又高又陡的大坡上呼啸而下，尖叫声和笑声飘在秋意渐浓的山间。路上看一棵树的叶子由绿到黄，由黄到金，由金到火红，真是惬意。可是那里的老师水平太差了，我明显地感受到了和五中的差异，于是给付老师写信诉苦，付老师就给我出了个主意，让我开上转学证明，转学到五中，这样我就名正言顺地上初中了。开了转学证明，还是付老师再次把我送进了五中，还是那个班，后来的转学手续都是我自己去教育局办的。现在想来一是无比感激付老师，二是惊讶自己当时的独立，其实这还离不开付老师，是付老师的帮助才让我有这份能力的。
上了初中，班长叫金敏虎，矮矮胖胖黑黑的朝鲜族小男孩，聪明、灵活、成绩好，工作能力也强，他和高高的张东是好朋友，作为体育委员的张东和他配合得非常默契。一个班级，最重要的两个班干部配合好了，班主任就会省好多心。当时班主任的孩子经常生病，我们的英语课就会经常上自习，大家便会闹翻了天。比如说丛伟，会从窗子跳出去，但是好歹有金敏虎和张东在，大部分时间的秩序都比较正常。下午，上完第二节课，张东带我们跑步。当时学校组织了一个“敦化—北京象征性长跑”的活动，旨在加强体育锻炼。张东是一个非常负责任非常优秀的体育委员，每天的跑步谁也不能偷懒，他边喊着口令边在一旁跑着监督，大家也都服他。记得那时无论是环城赛还是校运动会，我们班的成绩都不错。我缺少爆发力，短跑不行，但是我能忍能坚持，长跑的成绩还不错。最好成绩是年级第四名，这对一向体弱的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班主任张静秋老师是一个富有魅力的人，她个子不高，但是昂首挺胸，精神特别饱满，她每天都穿不同的衣服，这在当时，不多见。张老师的思想很开放，学校里以前都组织学生春游，但是后来怕学生出意外，就不组织了。张老师就单独领我们班骑自行车去，她自己拎着双卡录音机，和大家一起跳摇摆舞，玩得不亦乐乎。学校文艺汇演，别的班早早开始排练合唱，我们班还一点动静都没有，同学们有点急，纷纷提醒张老师，她却说：咱不着急，咱要么不排练，练就好好练，不用练多了。果然我们只练了几次，效果就出来了，最终拿了一等奖。我们班除了唱得好，服装也漂亮，女生白连衣裙，男生红上衣，白裤子，张老师一身米色西装套裙做指挥，寒冬腊月里，好不精神！每次合唱，我都是领诵，所以印象也格外深。运动会各班要出方队，张老师帮我们联系了部队的官兵教我们练正步，一放学我们就都到军营里的操场去练习，教官教得认真，我们练得也很出力，记得那些天的小腿都僵了。在运动会的开幕式上，我们的正步走很惊艳。这些活动，既开阔了我们的眼界也增加了班级的凝聚力，展现了每个同学的风采，让人难忘。在初二即将结束的时候，张老师改行去了市委，路上遇到她，问她为什么要改行，她说市委的工作可能更适合她。事实证明了她的话，她后来做了白城市的市委书记，刚刚回过敦化，还去找韩忠辉他们一起去郊外烤肉串，可见她也留恋着那个班那些个学生。
因为孩子生病，张老师耽误了好多课，一回来她就抓得挺紧的，记得有一次她连着上了两节课，课间没休息，我憋了一肚子的尿，也不敢请假上厕所，不是怕，是不好意思，结果最终没憋住，就尿了裤子。同桌的男生是谁忘了，只记得他一声都没吭，其实一眼就能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却连一个惊讶的眼神都没有给我看到，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他的善良让我一直感激着，也让我知道了在别人尴尬的时候该怎么做。
我们的音乐老师是一个脾气暴躁的女老师，女高音唱得很厉害，但是每次去音乐教室上课，她都拿着教杆敲桌子敲凳子敲学生，大声地发着脾气，我们都没见她笑过，这实在影响了她的形象，让人觉不到她的美。相反的是美术老师，是个特别温和的老头，头发全白啦，总是笑嘻嘻地，他一见我和山秀荣在一起就笑：你们俩在一起太有意思啦，一个那么矮，一个那么高，真像骆驼和羊。那个时候我长得又瘦又矮，而山秀荣是那样高，高得我不知道她有多高了。那时候很奇怪，金敏虎笑话我说：你看你，上美术课就忙着写数学作业，上数学课你就偷着画画，自习课上该写作业了，你又啥都不干了，光说话。
和杨华熟起来是休学回来的事儿。上了初三，还像以前那样不知道用功，班里有好多复读生，懵里懵懂地成绩就下降了很多，加上一直在发低烧，父亲就给我办了休学。休学回来，大家四分五散，上高中的上高中，转学的转学，只剩杨华、韩忠辉、张东、王继海在了。我和杨华王继海分在一个班，韩忠辉和张东在另一个班。原来我个子矮，只和前边的矮个子同学玩，现在就剩下我们几个，关系自然紧密起来。华子是个风风火火的人物，小小年纪，有着成人的风范，父母工作忙，家竟然就归她管了。在学校她也有着自己的主见，又叛逆，人又漂亮，打扮又入时，高跟鞋，牛仔裤，火红的丝衬衫，常惹得校内外的男生们神魂颠倒。而她嬉笑怒骂，把这些粉丝弄得晕头转向，内心深处，华子只喜欢一个人，那就是瘦瘦高高的王继海。
王继海沉默寡言，不知为什么上课就趴桌子上睡觉。我原来和他同桌过，他的成绩挺好的，我还向语文老师推荐过他的一篇作文。我们比赛过谁集的烟壳好看，谁集的火柴盒上的火花好看，基本上最后都是他赢，他们家那时开饭店，所以他收集得多。休学归来，王继海突然长大了，成熟的像个大人，特有男子汉气，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型男一枚，怪不得杨华喜欢。可是渐渐地，我发现我也喜欢他了，非常非常地喜欢，可是这是我不能原谅自己的，一向乖的我怎么会在初三喜欢一个男孩呢？父母寄予我厚望，克服种种困难为我创造好的学习环境，我怎么可以喜欢一个男孩而不专心学习呢？这种又羞又愧的心情和按不住的思慕之情让我特别压抑，脑子里时时念着一个人，却因此而刻意躲开他，内心是怎样的沉重。那一年以至后来分别后的四五年里，我都是这样挣扎在矛盾的泥潭里的。如果青春再来一次，我坚决不要这种折磨，让它清清爽爽地度过。
可以值得安慰的是，我渐渐和韩忠辉走近了。韩忠辉长得帅，通常长得帅的男生不是轻浮就是品性恶劣，而他是个例外，善良、细腻、仗义。所以特别招女孩儿，当然也招男孩儿。杨华第一次带我去他家，他窄小的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床上铺着他妈妈手绣的传单，桌子上摆着刚结束的运动会上得来的奖品——大大小小的本子。韩忠辉是个运动健将，和王继海、张东一样，都擅长运动，仨人每天都打扮得帅帅的，无论做什么都在一起，号称三剑客。这三个人当中，他是我最陌生的。但那时他笑嘻嘻地看着我，说我一下子长这么高，还站起来用手照自己比量了一下，我顿时觉得他亲切。后来，一直和他保持着联系，他成了我与过去联系的唯一纽带，是我任何时候都可以信赖的朋友。事实上，对别人，韩忠辉也是这样，所以他有一大堆的朋友。
那时候班里有一个小男孩叫郑淮军的，坐在我的前面，我们都爱叫他的外号——摩西，好像是动画片里一个小老鼠的名字，他也乐得接受。摩西很可爱，大家都爱逗他玩；也很聪明，以第一名的成绩代表市里参加延边地区的计算机比赛，获得了第二名。平时摩西喜欢和女孩子泡在一起，这也许和他有四个姐姐有关系，他在家最小，最受宠爱，经常拿糖果什么的分给我们，分给我的时候一般都是两份，因为知道我必然要与杨华分享。有一次他给我几块酒心巧克力，也是给了两份，那是我第一次吃酒心巧克力，他姐姐从深圳带回来的，他自己没舍得吃，分给了我。毕业后一直没有和他联系，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很怀念那个天真无邪的小男孩，除了杨华之外，他该算我的好朋友了吧？
除了这些，四姑是我非常非常亲密的一个朋友。四姑是姑夫的小妹妹，姐妹中排行第四，所以我叫她四姑。她长我四岁，不像一般城里人那样瞧不起乡下人，平和文静，一旦说起话来，特别有意思。我们俩很说得来，平时都腻在一起：一起去菜地，一起去领粮，一起去大姑家取东西，一起去接上晚自习的三姑，一起洗衣服，什么都不干的时候，一起坐在屋里聊天。她的字写得漂亮，物理和化学特别棒，深受物理化学老师的偏爱，但是她不爱出风头，说话从来都是曼声细语，上课从来不举手，也从来不穿新衣服，新衣服买回来一定要放起来，过一段时间再穿，后来看见她涂着口红的照片，很是诧异。我却正相反，爱说话，大嗓门，上课很积极，买鞋子向来都是穿新鞋子回家，旧鞋子拎回来的。我爱喝水，几乎不离水杯，她却正好相反，一天都不喝一口，和我在一起时间长了，她看我端杯子也忍不住端杯子，说话间竟然也喝了不少，一发现这个巨大的变化，她自己也开心得不得了。我喜欢吃她烙的一种饼，软软的，很香；喜欢她衡量一个人的外在标准：干净整洁；喜欢她待人的真诚而不过分的热情；喜欢她的执拗，她拿准的事儿，任谁说也不行；喜欢她的……我实在是喜欢她，任何时候见了也是欢喜的。
我不能不感激一个人，她就是刘家奶奶，我姑姑的婆婆。我在姑姑家一住就是四年半，在此之前，哥哥也在这里住了两年，姑姑和婆婆家一个院子，一大家子实际上是一起生活的，我经常在下坎儿吃饭。刘奶奶对我们照顾有加，有时候比姑姑还细心。老太太人长得矮小，但是性格刚强，要好，把家里收拾得利利索索，做事就怕让别人笑话，在那个家里，她是绝对的主角。当然，作为一家之主，她经常大发雷霆，她发火的时候没有人敢说个“不”字，发完火之后，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一点儿也不耽误干活。说来老太太的命运也挺曲折，小的时候没了父亲，母亲带着弟弟改了嫁，九岁的她就开始伺候自己的姥爷。嫁了个丈夫是山东人，随丈夫回山东后不习惯山东的生活，婆婆也没看中她，暗中张罗着给儿子再找媳妇，她知道后一气之下独自回了敦化。那时她已经有孕在身，住在别人家给人家洗衣做饭为生，写给丈夫的信，被婆家人原封退回，还在背面写上“不要再写信”的字样。直到生了儿子，再给婆家去信，见是个男孩，丈夫才回到敦化与她重新团聚，后来才有了这一大家子人。所以，刘奶奶对她的大儿子、我的姑父特别疼爱，说没有他就没有这个家，顺带着对姑夫的媳妇以及媳妇家的亲戚也都格外亲近了。刘奶奶带我去买过鞋，买过衣服，因为她眼光好；家里有什么好吃的从来不藏着掖着，把我当做她们家的人，比我自己的奶奶照顾的还多，我一直从内心感激着她老人家。
还有邻居那个叫杨冰的小资女人，带我去看电影，给我看她订的小说月刊，教我订西装的扣子不要太紧，教我衣裳的搭配；还有杨晓丽的爸爸经常出差，从南方给她带了一件黄色的尼龙上衣，袖子上带两条白色的杠杠，她穿不上，二十块钱转给我，我穿着美得够呛，后来小了弟弟接着穿，他也美得够呛；姚庆莲有一双羊毛手套，是淡红色的，非常薄，但是非常暖和。回家的路上，她自己戴一只，给我戴一只，另外的手各自插在兜里……那么多我惦记着的人，烙在心里的事。

沧海微波 · 发表于 2013-10-31 21:26:41

在雁鸣湖旁的半山上，王继海招待我们吃饭。草木茂盛之中一座木屋坐于山腰，远处是迂回的牡丹江和广阔的雁鸣湖湿地，近处是一片玉米地，一口露天的大铁锅里炖着鱼，还有玉米煎饼抹辣椒酱，大家围着铁锅喝酒吃鱼，心里溢满了欢喜与激动，只是分别的时间长了，一时却都不知从何说起。我走开去看孩子们，却听见他们在身后起哄，隐约听见杨静在说什么“回来看情人”之类的话，他们大声笑，我也笑了：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对王继海的那种少年的狂热早就风平浪静，成为一道可以回过头去平静欣赏的遥远的风景。而我的这次探访，不仅仅是为了哪一个人，更是为了一段光阴，为了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越来越纠结在内心的情结，这情结里有对过去的留恋，还有对流逝的二十多年岁月的好奇，实际上就是一个人对自己生命轨迹的追寻，以印证自己在岁月之中留下的痕迹。
敦化，再见！朋友们，再见！无论或浓或淡，你们都嵌在了我的生命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