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莫言

傅培宏 · 发表于 2012-10-17 10:25:23

我和莫言

傅培宏

当又一次的诺贝尔文学奖尘埃落定，当又一次的喧嚣过后回归沉静，当又一次的我回想起和莫言老师的交往，我觉得应该写点什么了。

我和莫言的神交应该说是由来已久啦，如果算年头的话，应该从电影《红高粱》开始。1987年，刚刚大学毕业的我，虽然参加工作走上了岗位，心却还是依旧和文学一起浪漫着。《红高粱》放映期间，我几乎是蹲在影院里一遍一遍地观看着。张艺谋、姜文、巩俐、莫言，这一个个由生变熟的名字；红高粱、唢呐、花轿，这一件件熟了再熟的物件；一身土匪气的爷爷、高粱地上的奶奶、迎着鬼子冲上去的父老乡亲，这一个个荡气回肠的经典场景，让我这个文学的追随者永远记住了一个名字：莫言。

在以后二十多年的岁月里，我一直关注着莫言的文学创作，我几乎读遍他所有发表和出版的作品。《红高粱家族》、《白狗秋千架》、《透明的红萝卜》、《四十一炮》、《红树林》、《酒国》、《檀香刑》、《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等中长篇，我家里的书架上有多个不同的版本。在潍坊书店，我买到了他的第一本散文集《会唱歌的墙》；在苏州旅游时，在书市上我买到了三卷本的《说吧，莫言》，这厚厚的三本精装书几乎集中了他的演讲、散文、序跋等小说之外的所有文本。2010年春节前夕，我去青岛看望岳父母，在青岛书城的门厅，迎面扑来的是莫言刚刚出版的长篇小说《蛙》的宣传画，就在熙熙攘攘的人流和这本书擦肩而过的时候，我又一次第一时间将莫言的文学新生儿不假思索地收入囊中。晚上回到诸城的家里，我挑灯夜读，一晚上将《蛙》刻入脑海。

第一次见到莫言，多亏了高密的诗人牧文。牧文是一个浑身晕染着儒雅之气的诗人，他的神话诗歌很是了得，牧文的社会活动能力更是了不得。因为文学，因为感情，牧文经常来诸城，每当坐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经常谈论起莫言的创作，以及莫言对高密的贡献和影响。2008年春节前夕，牧文又一次来诸城公干，他说莫言老师快回高密老家过年了，你们想见他的话过去就是，我提前给你们联系。就这样，阳历2008年的1月18日，就在这个旧历新年将要到来的日子里，在高密，在高密的莫言家里，有牧文引见和陪同，我们诸城作协一行有幸见到了真真实实的莫言老师。

在高密的翰林苑住宅小区，上楼进得莫言的家门，首先见到的是我们称之为嫂子的莫言的妻子，嫂子不矮的个子，匀称的体型，不白不黑的中性皮肤，见人就是满脸的笑容。牧文将我们介绍给嫂子，嫂子回头对着屋里面喊一声：“诸城客人来啦！”应声出来的莫言老师，中等偏上的个儿，白皙的肤色，略圆的脸型，一边不紧不慢地朝我们走来，一边伸出手来和我们握手，嘴里说着：“你们来了，欢迎欢迎！”在沙发上坐定后，我和胡培玉主席分别送上了《诸城文学》和长篇小说《乡镇干部》。莫言老师说：“我在北京经常收到你们寄过去的《诸城文学》，办得不错，胡培玉的《乡镇干部》也是一部成熟的作品。”莫言老师递给我们每人一个苹果，接着说：“我和诸城很有渊源，80年代我去过诸城，诸城历史上出过很多文学大家，你们的文学氛围挺好的。我在军艺上学的时候，虽然王愿坚先生没有直接教过我，但他对我的文学影响还是蛮大的，他是我的文学引路人。”当胡培玉问起自己的新作《乡镇干部》还需要有哪些注意的问题时，莫言说：“你的语言没有问题，你已经具备了写小说的所有素质，下步就是你写什么，怎样写的问题，对于别人已经写过的东西，你也完全可以写的，你要想超过别人，关键就是表达方式上的创新。”当我邀请莫言老师去诸城讲学时，莫言老师竟然一口答应了，他说：“小傅，这样吧，正月里我去一趟，你们组织一部分文学爱好者，我和他们座谈一下。”冬日天短，半上午的时间，不知不觉中过去。本来我们想请莫言老师吃饭，趁吃饭的功夫再深层次地探讨一些，可莫言老师的发小们已经提前一天做了安排，他们小学同学聚会，莫言老师约我们一起过去，我们知趣地婉绝了。

告别莫言和嫂子，步出住宅单元门，已是晌午时分，空气里弥漫着年节的肉香和新蒸的饽饽麦香。

第一次在莫言家，莫言老师的慷慨允诺，促成了我在极短的时间里第二次见到了莫言老师。正月初二这天，我接到了牧文的电话，说是莫言老师初三到诸城。接到消息，我赶紧下通知组织第二天参加活动作协会员们。第二天下午3点多，莫言老师参加完在诸城有关领导陪同的一些活动后，略带疲劳地按时出席座谈会。一个多小时的讲座，莫言老师就诸城的文化与文学、当代作家的创作使命、高密东北乡的文学王国等话题，进行了深刻而饶有兴趣的阐述。他说：“一个作家，要承担起自己的使命，必须具备最起码的两点，一是做人的良知，二是对现实的批判精神。”他说：“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儿子，卑微的出身决定了我胆小如鼠，我在现实生活中老老实实地夹着尾巴做人，这也是我的父亲严厉教导我的。但，我又是个作家，是一个不愿被一些所谓的意识的东西勉强的作家，在高密东北乡我自己构筑的文学王国里，我就是一个国王，一个发号施令呼风唤雨的国王。虚幻、现实、民间故事、历史人物，我将它们一一杂糅在一起，用时空的转换和魔术的表达呈现成一种好看的文学形式，给读者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娓娓道来的莫言老师此时就坐在我的对面，而我的思绪，却是随着他的经历和作品，回到了那些生活和文学的岁月：

1955年2月17日，莫言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县东北乡平安庄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当时家庭成分为富裕中农。莫言本姓管，名谟业，之所以后来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莫言，就是因为父亲叫小时候就活泼好动的他少说话或者不说话。自从给自己改笔名莫言后，莫言便将自己的思想和更多的口头表达完完全全地交给了手中的一支生花妙笔。

莫言的大爷爷是前清秀才，写得一手好字，在莫言小时候，他曾写字让莫言临摹。莫言的爷爷是村里闻名的庄稼老把式，在莫言的散文描述里，因为精通庄稼活，他爷爷把劳动上升到诗意的层面，深受村里人的敬重。仅仅是因为“富裕中农”的家庭成分所限，少年莫言从有记忆以来，一直遭受着排斥、侮辱、损害。现在的青年一代已经不太体会得到家庭成分的深刻涵义了，但在当时，阶级划分和家庭成分，成为家里薄有田产者身上的恶咒。在他的记忆中，这种侮辱以及饥饿，一直是挥之不去的噩梦，因此，“受辱”和“饥饿”就成为莫言文学创作中的最核心的主题之一。莫言发表在1985年的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和1986年的短篇小说《枯河》，是这两个关键词的生动阐释。

《透明的红萝卜》里那个十二岁的“黑孩”在运河工地上干活，因饥饿难耐，到旁边的菜地里拔了一颗红萝卜充饥，被看田人当场捉住押送到工地。工地负责人专门为此召开一次可怕的批斗大会，上百人围着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子，高呼口号进行批判。这部小说的“饥饿”主题非常明显，但在语言叙事上，莫言还保持着克制，故事的结构和线索也都很传统。在《枯河》里，莫言则以“侮辱”为核心，写小男孩在玩耍时不小心把领导的女儿弄伤了。他回到家里，碰到的是父亲、母亲、大姐、大哥的组团“拷打”。“父亲”打他时，先扒下他的衣裳，“免得打坏了”了需要花钱的衣裳。本来应该是保护孩子的母亲，也抡起棉花秆劈头盖脑地打，打得“叶子都掉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秆子。”

　　1986年底，使他一口气创作出了影响深远的中篇小说《红高粱》。在充满了残酷浪漫主义色彩的《红高粱》系列四部中篇小说之后，1987年，莫言在家乡的一个寒冷的仓库里，花了18天就创作完成了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故事背景，则是临近苍山县的丰收蒜薹因为腐败干部和黑社会勾结的影响，大规模地腐烂，并导致了农民的抗议和暴动。这部小说用令人窒息的笔触，生动地描写了乡村生活的泯灭人性的人际关系和悲惨世界。这部小说里，深切的人性关怀，在他近乎冷酷的语言中喷涌而出。

　　“吃”是莫言小说中的关键词汇之一，在他的小说里，“饥饿”的痛苦记忆和“吃”相的疯狂，一以贯之。

　　中国的上世纪六十年代，是一个“人哄地皮，地皮哄肚皮”的年代，在这样疯狂的年代里，莫言刚刚上小学一年级。这年的一个日子，大栏村小学校园里拉来了一车亮晶晶的煤块，学校里一个饥饿得“身体透明”的从没见过煤块的小孩子，抓起煤块就往嘴里填着，咯嘣咯嘣地吃了起来，就像是在品尝一块珍贵的饼干，香甜无比，表情享受。其他孩子得到了启示，一窝蜂地涌上煤块堆，每人抢起一块煤，咯嘣咯嘣地吃起来。

在散文《吃相凶恶》里，莫言写道：“一九六0年的春天，在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是一个黑暗的春天，能吃的东西似乎都吃光了，草根、树皮、房檐上的草。村子里几乎天天死人，都是饿死的。起初死了人，亲人还呜呜哇哇地哭着到村头土地庙里去注销户口，后来就哭不动了，抬到野外去，挖个坑埋掉了事。很多红眼睛的狗在旁边等待着，人一走，就扒开坑吃尸体。据说马四从他死去的老婆腿上割肉烧着吃，没有确证，因为很快马四也死了。粮食，粮食都到哪里去了呢？粮食都被谁吃了呢？”

　　从《透明的红萝卜》里一开头村支书嘴巴里嚼着食、像只田鼠在他嘴巴里蠕动一样的描写开始，莫言就揭露了一个深刻的主题：吃，也是一种权力。在他的小说中，出版于1992年，而一直受到文学评论家漠视的长篇小说杰作《酒国》，是“吃文化”中达到了巅峰状态的表达。而到了一九九五年，莫言以一部洋洋五十万言的长篇巨著《丰乳肥臀》，总结了“高密东北乡”的百年动荡史，并极其有创意地从清朝末年写到了改革开放。政治的动荡、历史的诡秘、人性的险恶、社会的变迁，在这部小说得到淋漓尽致的表达。但这部小说因为“不正确的历史观”而遭到了封杀。其中写到，在饥饿年代里，一名优雅的女医生在农场为了得到一只大白馒头，而甘心情愿地遭受着食堂管理员的邪恶奸淫。而就是这部后来获得10万元中国文学最高奖“大家奖”的杰作，却是让莫言大大地被“恐吓”了一把。在容易犯“红眼病”的中国，一些人对莫言写作的“离经叛道”是充满敌视甚至仇恨的。当一封封的“人民来信”雪片般地投向国家领导人时，当“文革式”的串联再一次上演在北京时，当那份臭名昭著的刊物连篇累牍地刊载某些别有用心的文章时，当一次次的审查和劝阻在莫言身上发挥不了多少作用时，事情也就在不了了之中草草收场。最后的结果是，《丰乳肥臀》被勒令停止印刷并销毁成书。结果的结果是，盗版的《丰乳肥臀》和《肥臀丰乳》满大街都是。结果的结果结果是，那样多的大毒草全中国风行，竟然无人问津。

　　在2006年推出的章回体长篇小说《生死疲劳》中，“浪漫传奇”和“残酷现实”两条线索，通过“赎罪”的方式，终于慢慢地走到了一起。

莫言并不仅仅止步于“残酷”，他之前的创作中，一直分别行进着“浪漫传奇”和“残酷现实”两条线索。长篇小说《生死疲劳》，通过“赎罪”的方式，慢慢地将“浪漫”与“残酷”、“传奇”与“现实”真正融在了一起。小说中，是长工蓝脸代表着有罪者对被冤杀的地主西门闹的忏悔。从而把在《丰乳肥臀》中略显生硬地通过村教堂神父引进的宗教情怀，得到了深化，并在最新的长篇小说《蛙》中进一步强化了“善”的推断。

就在大家纷纷起立再次向莫言致谢的板凳椅子的声响中，我也随着人群步出会场，送莫言老师返程。就在几天前的莫言的家中，我代表作协邀请的时候，本来定好是要晚上住下的，如果莫言老师晚上能够再次和文友们交流，那将是另一番景致和感觉，因为这将是一次纯文学的交流与互动。遗憾还是随着莫言老师的招手再见，永远地留给了诸城的作家们，虽然至今我也没弄明白是哪些人哪些因素的介入使然。

第三次见莫言是2010年的春节前，这次为了防止事情的节外生枝，行前是有纪律要求的，我和张建平主席、胡培玉主席敲定，谁都不能泄露消息。这次唯一的外人是我的儿子傅超，刚刚进入大学校门的我儿子有了闲心，便有了见大师的强烈要求和心愿。在高密某酒店的午餐饭桌上，已经转了几桌的莫言老师，在宣传部长万丽和文化局长邵春生的陪同下，匆匆赶过来和我们见面。坐到桌上的莫言老师滴酒未沾，只是慢声细语地和我们交流着，问候着我们，颇是一个老大哥的风范。当我提议我儿子和莫言老师合影时，莫言老师一把搂过我儿子，说道：“来吧，和小帅哥照个像。”就这样，大学生傅超就先知先觉地提前两年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零距离了。在小侄子傅超面前，莫言更像是一个厚厚道道的大爷。因为莫言老师的时间安排很紧，和我们诸城一行一一合影后，又小坐了一会儿，便再一次匆匆离去。在送行的楼下，我望着莫言老师渐行渐远的背影，心头别有一番滋味：我眼前的这个文学大家，已经承担了很多很多，不知道还得承担多少？不知道还需要走多远？

公元2012年10月11日的北京时间晚上7点多钟，当晚间新闻播放完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后的第一时间，我打开手机拨上了牧文的电话，我告诉他，我马上赶到高密看望莫言的父亲，一并和高密的作家诗人们共同祝贺。当我们作协一行根据牧文的安排赶到高密凤城国际大酒店时，恰好碰上了在酒店门口等候的高密市委副书记万丽，由宣传部长升职为副书记的万丽依然是那样笑容可掬，朴朴实实。一见面，万书记就上前问候：“傅主席，欢迎你们！”又和胡培玉副主席、张新光一一握手。她说：“你们来得正好，莫言老师一会儿就过来接受媒体采访。”万丽书记的话音落下，我愣了，我们诸城的几个都愣了。在过来的路上，胡培玉主席还在说着，估计莫言老师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领奖呢。没想到，真的没想到，莫言在家里，在高密，在离诸城一小时路程的老家高密。我又将见到世界级大师莫言啦！这将是我和莫言老师的第四次见面。这次见面的形式将和以往三次有着本质的不同的，这将是一次隆重而激动的见面，这将是一次文学世纪性的见面。没等我调好相机，万书记就喊着：“莫言老师来啦！”莫言老师在高密市领导的陪同下，步履矫健地走进灯火辉煌的大厅。米黄色的休闲装上衣映衬着白皙的面庞，稀疏的头发有条理地遮盖着突出的前额，仍然是一脸的微笑，仍然是邻家大哥的风度。当我迎上前去问候他时，他握着我的手说：“小傅，你们来了，欢迎！”我说：“我们诸城作协的赶过来祝贺您！”

这次，我们是来看望并祝贺莫言的父亲的，压根儿就没想到能够这么幸运地见到莫言老师。莫言这次是见媒体记者的，不是专门和我们见面的。但这次的见面，肯定是空前绝后的。在酒店的会议室里，在相机的闪光灯中，在众多记者的围堵下，在一来一往刁钻的提问和睿智的回答中，莫言老师就获奖的惊喜与恐慌、中国当下的文学、文学的使命、网民的反应、文学的普世概念等问题一一机智完美地回答记者。

就在记者见面会结束，莫言老师一步迈出酒店大门时，酒店广场上升腾起耀眼的礼花，五彩斑斓的礼花映耀着小城高密的夜空。朵朵礼花，犹如此时此刻高密人们的心扉，犹如莫言那一篇篇艳若桃花的美文，犹如高密东北乡那风中摇曳的红高粱。

在礼花的映照下，我们握别莫言老师返回诸城。就在返程的路上，我一次次地透过车窗玻璃向外张望，张望夜空下高密这块土地。是偶然？是必然？是偶然加必然还是必然加偶然？是何等的因素出现和成就了莫言？！是色彩的泥老虎吧？是纯净的扑灰年画吧？是咿呀唱着的茂腔吧？是东北乡的小桥、土屋、高粱地，是东北乡的石匠家姑娘和那些英雄土匪王八蛋吧？

回望中，午夜里的高密文化大厦映入眼帘；思绪里，红高粱文化节、红高粱诗歌大奖赛等一次次闻名全国的文化活动再次浮现……

当然，只有华丽的馆舍是不够的，只有有名无实的这样那样的所谓的活动和草头评奖更是不够的。莫言不是一个神话，不是一个传说，是一个风里雨里一步一步扎扎实实走过来的硬骨头汉子，是为这个时代的中国文学竖起的一架梯子，是中国和世界文学一座永远的高峰，是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百看不厌的“万花筒”。

正如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采访莫言时说的那样：所有的好故事都是有悬念的。莫言是有悬念的，诺贝尔奖是有悬念的。今天，这个好故事的悬念终于抖开了。这个抖开的悬念就像一朵朵春天里的玫瑰，更像一束束风中的蔷薇，盛开在高密，盛开在高密的东北乡，盛开在中国和世界的文学百花园里，怒放着颜色，飘逸着芳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