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书话 （很喜欢胡适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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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一本最值得读的自传——《克难苦学记》序

　　沈宗瀚先生的《克难苦学记》，是近二十年来出版的许多自传之中最有趣味、最能说老实话、最可以鼓励青年人立志向上的一本自传。我在海外收到他寄赠的一册，当日下午我一口气读完了，就写信去恭贺他这本自传的成功。果然这书的第一版很快的卖完了，现在就要修改再版。沈先生要我写一篇短序，我当然不敢推辞。
　　这本自传的最大长处是肯说老实话。说老实话是不容易的事；叙述自己的家庭、父母、兄弟、亲戚，说老实话是更不容易的事。
　　一千八百多年前，大思想家王充（他是汉朝会稽郡上虞县人，是沈先生的同乡）在他的《自纪篇》里，曾这样的叙述他的祖父与父亲两代：
　　祖父汎，举实担载，就安会稽，留钱唐县，以贾贩为业。生子二人：长曰蒙，少曰诵。诵即充父。祖世任气，至蒙、诵滋甚。故蒙、诵在钱唐，勇势凌人，末复与豪家丁伯等结怨，举家徙处上虞。
　　这是说老实话。当时人已嘲笑他“宗祖无淑懿之基，..无所禀阰，终不为高”。六百年后，刘知几在《史通》的《序传篇》里，更责怪他不应该“述其父母不肖，为州闾所鄙”，“盛矜于己，而厚辱其先”。一千六百年后，惠栋、钱大昕、王鸣盛诸公也都为了这一段话大责备王充。王充说的话，在现在看来，并没有“厚辱其先”，不过老老实实的说他的祖父、伯父、父亲都有点豪侠的气性，所以结怨于钱唐的“豪家”。然而这几句老实话就使王充挨了一千八百年的骂！
　　沈先生写他的家庭是一个农村绅士的大家庭。他的村子是一个聚族而居的沈湾村，全村二百户，七百人，都是沈族。村人贫富颇平均，最富的人家也不过有田二百多亩，最贫的也有七八亩。农家每日三餐饭，全村没有乞丐，百年来没有人打官司。这是一个典型的江南农村社会。沈先生自己的家庭就是这个农村社会里一个中上人家。他的祖父水香先生，伯父少香先生，父亲涤初先生都是读书人，都是秀才，又都能替人家排难解纷。所以，他家是一个乡村绅士人家。
　　沈先生的祖父生有四男四女，他的伯父有五男二女，他的父亲有六个儿子。沈先生刚两岁（1895 ）时，这个大家庭已有二十多口人了。于是有第一次的“分家”。分家之后，“祖田除抵偿公家债款之外，尚留田四十三亩，立为祖父祭产”。涤初先生自己出门到人家去教书，每年束脩只有制钱四十千文。家中有租田十二亩，雇一个长工及牧童耕种，每隔一年可以收祖宗祭田约二十亩的租钱。每年的收入共计不过一百五十银元。不过这个小家庭已有四个男孩子了。长工是要吃饭的，这就是七口之家了。沈先生的母亲一个人要料理家务，要应付七口的饭食，要管办父子五人的衣服鞋袜。所以他家每日三餐之中要搭一餐泡饭，晚上点菜油灯，只用一根灯芯，并用打火石取火。
　　这是这个家庭的经济状况。
　　沈先生十五岁时（1908 ），他考进余姚县洒门镇私立诚意高等小学堂。
　　因为家贫，取得“寒额”的待遇，可免学宿膳费。他在这学堂住了四年，民国元年（1912 ）冬季毕业。这四年之中，他父亲供给了他七十二元的学校费用（包括书籍杂费）。他说，“此为吾父给余一生之全部学费也”。
　　他十八岁才毕业高等小学。那时候，他家中的经济状况更困难了，他父亲不但无力供给他升学，并且还逼迫他毕业后就去做小学教员，要他分担养家的责任。这个“继续求学”与“就业养家”的冲突问题，是沈先生青年时代的最大困难，也是他的《克难苦学记》的中心问题。他父亲说的最明白：
　　如吾有田，可卖田为汝升学；如吾未负债足以自给，吾亦可送汝升学。乃令债务未了，利息加重，必须每年付清利息。如无汝之收入，吾明年利息亦不能交给。奈何！（第24 页）
　　但他老人家究竟是爱儿子的明白人，他后来想明白了，不但不反对儿子借钱升学，还买了一只黄皮箱送给他！于是，他筹借了四十多块银元，到杭州笕桥甲种农业学校去开始他的农学教育了。
　　沈先生在这自传里写他父亲涤初先生屡次反对他升学，屡次逼他分担家用，屡次很严厉的责怪他，到头来还是很仁慈的谅解他，宽恕他。最尖锐的一次冲突是民国三年，他老人家坚决不许他儿子抛弃笕桥甲种农校而北去进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他老人家掉下眼泪来，对儿子说：
　　..我将为经济逼死。你即使能毕业北京农业学校，你心安乎？！
　　这一次他老人家很生气，逼着儿子写悔过书给笕桥陈校长，逼着他回笕桥去。
　　儿子没法子，只能用骗计离开父亲，先去寻着他那在余姚钱庄做事的二哥，求他借四十银元做北行的旅费，又向他转借得一件皮袍，就跟他的同学偷跑到上海，搭轮船北去了。
　　他进了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做预科旁听生。过了半个月，父亲回信来了，虽然说母亲痛哭吃不下饭，但最后还答应将来“成全”儿子求学的志愿。又过了一个月，父亲听说借皮袍的人要讨还皮袍了，他老人家赶紧汇了四十银元来，叫儿子另买皮袍过冬！
　　经过很困难的四整年，作者在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毕业了。那是民国七年六月，他二十四岁，已结婚三年了。他不能不寻个职业好分担那个大家庭的经济负担了。经过了几个月的奔走，他得了一个家庭教师的工作，每月可得四十银元，由学生家供给膳宿。
　　父亲要他每月自用十元，奇三十元供给家用并五弟的学费。他在北京做家庭教师的两年，是他一生最痛苦的时期（民国七年到九年春）。他那时已受洗礼，成为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了。但他有时候也忍不住要在日记里诉说他的痛苦。自传里（第65 页）有这一段最老实也最感人的记载：
　　父来谕责难。民八阴历年关，父病，指责更严厉，余极痛苦。（九年）一月二十日记云：
　　“夜间写父禀，多自哀哀彼之语。书至十一点钟，苦恼甚，跪祷良久，续禀。..我节衣缩食，辛苦万状，他还说我欠节省。我不请客，不借钱，朋友都说我吝啬，他还说我应酬太多。我月薪四十元，东借西挪，以偿宿债，以助五弟，他还要我事养每月三十元。唉！我的父亲是最爱我的，遇了债主的逼债，就要骂我，就要生病。他今年已六十四岁，从十六岁管家，负债到如今，自朝至暮，勤勤恳恳的教书，节衣缩食，事事俭省，没有一次专为自己买肉吃。我母买肉给他吃，他还要骂她不省钱。我去年暑假回去，他偏自己上城买鱼肉给我吃，这鱼肉实在比鱼翅、燕窝好吃万万倍！他骂我欠节省，我有时不服，但看他自己含辛茹苦，勤奋教书的光景，我就佩服到万分。他爱我，我有时忘了。如今想起来，他到贫病交迫的光景，我为何不救！我囊中只剩几十个铜子，一二个月内须还的债几至百元，五弟又要我速寄十元，我此时尚想不着可借的人。..我实在有负我可爱的父亲，但我实在无法。求上帝赐福给我的父，祝我谋事快成功。
　　我定要偿清我父的债。..
　　我相信，在中国的古今传记文学里，从没有这样老实、亲切、感动人的文字；也从没有人肯这样、敢这样老实的叙述父子的关系，家庭的关系。
　　这样一个家庭，多年积下来的债务要青年儿孙担负，老年的父母要青年的儿子“事养”，儿子没有寻着职业就得定婚、结婚、生儿女了，更小的弟妹也还需要刚寻到职业的儿子担负教育费。——这样的一个家庭是真可以“逼死英雄汉”的！试读沈先生（页55 ）民国七年十一月一日的日记，父谕命余月寄三十元。惟迄今二月之薪金已告罄。奈何！..苟无基督信仰，余将为钱逼死矣。
　　沈宗瀚先生自传的最大贡献就是他肯用最老实的文字描写一个可以“逼死英雄汉”、可以磨折青年人志气的家庭制度。这里的罪过是一个不自觉的制度的罪过，不是人的罪过。沈先生的父母都是好人，都是最爱儿子的父母，不过他们继承了几千年传下来的集体经济的家庭制度，他们毫不觉得这个制度是可以逼死他们最心爱的青年儿子的，他们只觉得儿子长大了应该早早结婚生儿女，应该早早挣钱养家，应该担负上代人积下来的债务，应该从每月薪水四十元之中寄三十元回家：他们只觉得这都是应该的，都是当然的。描写一个最爱儿子的好父亲，在不知不觉之中，几乎造成叫一个好儿子“为钱逼死”的大悲剧。这是这本自传在社会史料与社会学史料上的大贡献，也就是这本自传在传记文学上的大成功。
　　沈先生所谓“克难苦学”，他所谓“难”，不仅是借钱求学的困难，最大的困难，在于他敢于暂时抛弃那人人认为当然的挣钱养家的儿子天职。他在十七岁时（辛亥，1911 ），已受了梁任公的《新民丛报》的影响，激动了“做新民、爱国家”的志向；又受了曾文正、王阳明的影响，他立志要做一个有用的好人。他说（页23）：
　　余生长农村，自幼帮助家中农事、牧牛、车水、除草、施粪、收获、晒谷、养蚕、养鸡等，颇为熟练，且深悉农民疾苦，遂毅然立志为最大多数辛劬之农民服务。
　　这样他决定了他终身求学的大方针：学习农业科学，为中国农民服务。
　　在他决定的这个求学方向上，那个农村社会同耕读家庭的生活经验都成了他很重要也很有帮助的背景了。我们知道他父亲有租田十二亩，后来父亲历年培种兰花，母亲历年养蚕与孵小鸡，节省下来的余钱又添置了租田三十二亩。父亲出门教书了，儿子们还没有长大，家中雇一个长工耕种，又雇牧童帮忙。他家兄弟六人，大哥终身教书，二哥在本县钱庄做事，三哥自幼在家耕种。自传（页29 ）说：
　　三哥自幼由吾父之命，曾在村中最优秀之二农家工作五年，尽得其经验。父常称彼辈为师傅，三哥为徒弟。五年后，三哥归家种田，对于栽培经验胜于常人。
　　又说：
　　余肄业农校，每年暑假回乡时，将一学期所得农业学理与吾父母大哥三哥等讨论，有时叔父、从兄等亦来参加。余常与三哥下田工作，兴趣甚浓。余教三哥蔬菜施肥方法，试以讲义上所述方法在茄地上施肥，先将茄株周围挖小沟一圈，施入人粪尿，然后以土复粪，谓可以防止氮气之蒸发。三哥深以为然。
　　一日，族兄仁源来问防止蔬菜叶虫方法，余告以施用石油乳剂。然彼施后，因浓度过高，致菜焦枯。
　　又一日，叔父咸良来问水稻白穗原因，余则在田中拔白穗之茎，剥茎，出茎内螟虫示之。
　　彼大惊服，遂以稻瘟神作案之说为迷信。
　　综计余所告各种方法，实施后有效者果有之，无效者亦不少。且对许多问题尚不能解答。
　　余对彼辈栽培水稻豆麦等经验甚为佩服。
　　这种活的经验，在沈先生的农学教育上有无比的价值。因为，他有了这种活的农场经验，他才可以评判当时农学校的教材与方法的适用或不适用，才可以估量每个教员的行不行。他说：
　　斯时（杭州笕桥）农校教师，除陈师宗以外，多译述日文笔记充教材，不切合实际情况。
　　昆虫学常以日本《千虫图解》充当标本，从未领导学生至野外采集。余偶采虫问之，彼即以之与《千虫图解》对照，加以臆测，亦从末教余等饲虫研究。园艺教员授蔬菜课，则亦多迻译日文讲义数册，而未尝实地认识蔬菜，亦不调查栽培留种等方法。作物教员因在日本学畜牧，乃译述《牧草》讲义，而于笕桥最著名之药用作物从未提及。教室与环境完全隔绝。田间实习仅种萝卜白菜，或作整地、除草、施肥等工作。（余）常觉实习教员之经验远不及三哥也。故自第二年级起，余对农校功课渐感不满，深恐将来只能在纸上空谈，不切实际，于国何用？（页29—30）
　　不但中等学校不能满足这个来自田间的好学生的期望，当时的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也逃不了他的冷眼批评。他说：
　　北农预科之英文、理化、博物等课，较笕农为深。唯博物一科仍用书本及日本标本为教材，不免失望。（页38）
　　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本科一年级..功课为无机化学、植物、地质、土壤、作物、昆虫、农场实习、英文、数学等。除英文、数学外，概用中文讲义。教员多以讲义及日本标本敷衍了事，殊感失望。
　　这个有农田经验的好学生到了农业本科三年级，才有力量从消极的失望作积极的改革活动，才提议改换三四个不良的教员，如英文、园艺、农场实习等课的教授。那时候，金仲藩（邦正）来做校长，添聘了邹树文、王德章等来教授农学；设朝会，金校长亲自主持，训勉为人道德，校长与诸师同来饭厅，与学生同桌共餐，“全校精神为之一振”。
　　但这个开始改良的农专，不久就起了风潮，金校长辞职，他请来的一班好教员也都走了。“半月之后，校长虽然回来收拾风潮，但那些教员从此辞职不复返矣”。
　　沈先生在国内学农科，到北农本科毕业为止，前后不过五年多（民国二年一月到七年六月），他的记载因为都是老实话，很可以作教育史料。他的评判并不偏向留美学农的教员，也并不限于消极的批评。例如他说：
　　余在北农所得教益最多者，为许师叔玑（留日）之农政学、农业经济、畜牧及肥料；吴师季卿（留日）之无机、有机及分析化学；章师子山（留美）之植物病理学；汪师德章（留美）
　　之遗传学及金校长仲藩之朝会训话。..（页46）
　　汪师教遗传学极为清晰，余对曼德尔遗传定律自此明了。..
　　这也是教育史料。
　　沈先生学农有大成就，他的最大本钱并不是东借西挪的学费，乃是他幼年在农田里动手动脚下田施粪的活经验与好习惯。所以，他在笕桥农校的第一年，
　　二月间即实习制造堆肥，先集牛粪与稻草，层叠堆上，然后用水及粪尿润湿之，以脚践踏，人以为苦，余独轻易完工。师生颇惊奇之。（页28）
　　所以，他后来在常德种棉场服务，他就
　　决定日间与农友下田同工，并调查农事，一以监工，一以学习农民植棉方法，知其优劣。
　　早、晚读棉业及其他农学书籍，期以学理与实用贯通，手脑并用。故早饭后即赤脚戴笠荷锄与农夫同去工作。（页69）
　　所以，他后来在南京第一农校教昆虫学，他遂一方面先自采集附近昆虫，参照日本《千虫图解》以定其科属，..一方面解剖主要昆虫，以认识口器头胸腹诸部，然后随教随以实物相示（页73 ）。所以，民国十四年他在康奈尔大学跟着几位名教授研究遗传育种的时期，他自己记载：
　　余在田间工作，除论文材料外，随助教做小麦、蔬菜、牧草等实地育种工作，并随教授旅行实地检查改良品种之纯杂，由此得尽窥遗传育种与推广之底蕴。
　　..盖教室与实验室所得均为遗传原理，非经此实习，不知田间技术之诀窍，则回国后做实地育种工作必感困难。康大教授与助教常谓余曰：“汝能实地苦干，诚与众不同也。”（页83）
　　这种“手脑并用”的实地苦干，是沈先生做学问有大成就的秘诀，是他在金陵大学任教时能造就许多优良的农业人才的秘诀，是他后来担任农业实验所所长时能为国家奠定农业科学化及农业推广制度的秘诀。而这个成功秘诀的来源就在他“生长农村，自幼帮助家中农事、牧牛、车水、除草、施肥、收获、晒谷、养蚕、养鸡”的活经验与好习惯。
　　总而言之，这本自传的最大贡献在于肯说老实话，平平实实的老实话，写一个人，写一个农村家庭，写一个农村社会，写几个学堂，就都成了社会史料和社会学史料、经济史料、教育史料。
　　沈先生写他自己的宗教经验，也是很老实的记录，所以很能感动人。他描写一位徐宝谦先生，使我很感觉这个人可敬可爱。这本书里叙述的沈先生自己信仰基督教的经过，因为也都是一个老实人的老实话，所以也有宗教史料的价值。
　　我很郑重的介绍这本自传给全国的青年朋友。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胡适选集》序言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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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天佑先生年谱》序

　　我读了凌竹铭先生编著的《詹天佑先生年谱》，很佩服他搜集材料的勤谨，也很佩服他记载的细密，评论的正确。
　　詹天佑先生的老家是安徽徽州府婺源县，他的祖父才迁居广州。但他十一岁考取了留美官费生，十二岁（同治十一年，1872 ）放洋之前，他父亲为他“具结”，还写着“童男詹天佑..徽州府婺源县人”。竹铭说他是詹先生的广州“乡后进”，我也可以说是他的徽州同乡后辈。竹铭和我都是崇敬詹先生的人。六年前，——一九五四年七月，——我被邀作“容闳先生在耶路大学毕业百年纪念”的讲演，那时我就注意到詹天佑先生的传记资料，因为容闳先生领带到美国留学的一百二十个幼童之中，詹先生是回国后能有机会充分运用所学的专门学术而建立伟大成绩的唯一的一个人；凡是叙述容闳先生的一生行事的，没有不注意到詹天佑先生的传记资料的。但我在那时候已知道詹先生留下的著作不多，关于他的传记资料是很不容易搜集的。
　　竹铭是铁路工程专家，他又有著作中国铁路史的兴趣，也有传记的兴趣。
　　他的《四年从政回忆》就是一本可以作范本的自传，给现代史学者留下了许多很重要的史料。竹铭编著这本《詹天佑年谱》，在搜集材料上的困难，他在“前言”里已说的很明白了。我们读这本年谱，最感兴趣的是叙述京张铁路的艰难伟大的工程。竹铭搜集的资料，从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 詹先生第一次踏勘京张路的报告（页42—44 ）起，到宣统年己酉（1909 ）八月十九日举行京张全路通车典礼（页62—65 ）为止，其中包括詹先生的修筑京张路办法及经费估计（页47—50 ），以及开工后依据实际困难必须随时修改的工程计划，这样详细的记载使我诚心的佩服作者搜集材料的勤劳，整理材料的仔细而详明。
　　因为作者是一生留意中国交通史的，因为他有中国铁路史的兴趣，又因为他在历史上是詹先生铁路建设事业的继承人，所以他最有资格叙述詹先生的功绩，也最有资格论断詹先生的工作。我引年谱中最使我感动的一段：
　　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十七日，居庸关山洞完工。四月二十三日，夜间十点半钟，八达岭山洞全洞开通。五月初六日，（詹）先生将情形申报邮传部，略谓“此洞施工之初，因山形起伏，不能取平。仅就山面挂线测度，而上阻长城，中隔山岭，瞭望难周。屡屡踌躇，方克定线。洞内分段推凿，又复精细测量，始有把握。迨开通后，测见南北直线及水平高低，均幸未差秒黍”。
　　足见当时工作之紧张与精细。..此洞完成后，京张全路通车之关键遂告解决。..（页56）
　　这是一位土木工程师给一位伟大的前辈土木工程师写的传记里的最得意的一段文字。
　　凌竹铭先生在记载京张路通车的盛大典礼之后，有一段总结性的叙述：
　　京张铁路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 ）九月初四开工，宣统元年（1909 ）八月十九日行通车礼，先后尚未满四年。工款原预算为银七百二十九万一千八百六十两，实际四年共收到七百二十二万三千九百八十四两。而实际支用至工程初步结束止，为银六百九十三万五千零八十六两，尚余二十八万八千八百九十八两。较之原估算省三十五万六千七百七十四两（原预算的百分之四点八）。
　　京张铁路建筑工款，包括机车车辆及行车设备，平均为每英里五万六千两，约合每公里银三万五千两（约合银圆四万八千六百元）..（页64—65）
　　竹铭在年谱的“编后”里，有更明白的说明。他说：
　　中国铁路多系借外款兴筑，路权之损失姑不具论，即就路工本身而言，掌理工程之高级人员多属外籍，不但薪给特殊优厚，而且..常需假事权于翻译，而不肖之徒则不免从中作弊，而购料有折扣，包工有陋规，国家损失甚大，铁路之成本亦自然提高。京张铁路..由先生出任艰巨，先生..对于其所任人员，提高其待遇，鼓舞其志气，而尤致意于风气之改造，革除陋习，使国家不致蒙受损失。今试将京张路用款几项数字与同一时期之其他各路用款数字比较如下：
　　甲、全路建筑工款平均每公里约用银元数：
　　津浦铁路十一万九千元
　　京汉铁路九万五千六百元
　　京奉铁路九万四千六百元
　　京张铁路四万八千六百元
　　京张铁路深入内地，无其他各路交通运输之方便，而工程特别困难。所经南口至康庄一段，开山凿隧，其艰巨为他路所未有。..而其平均每里之建筑用款，仅为京汉、京奉等路之一半。..
　　倘京张铁路仍用借款兴筑，则建筑费可能增加一倍。
　　乙、隧道工程用款：
　　粤汉南段隧道共长六百四十二米，平均每公尺用银元四百元。
　　平汉铁路隧道六百六十四米，平均每公尺用银元三百五十八元。
　　京张铁路隧道一千六百四十五米，平均每公尺用银圆三百十五元。
　　丙、工程时期总务费用：
　　津浦铁路平均每公里约一万元。
　　平汉铁路八千五百元。
　　沪宁铁路七千七百元。
　　京奉铁路六千三百元。
　　京张铁路三千一百元。
　　（以上均见该书页96—98）
　　这样的比较，是竹铭先生对于这位伟大工程师的最谨严的颂歌。
　　读这本年谱的人，都不能不敬爱这位毕生为国家尽力而自奉很俭朴的模范工程师。在年谱的六十三页上，凌先生讲一个故事：说宣统元年八月十九日京张铁路举行盛大的通车典礼，那天中外来宾从各地赶来的“数逾万人”。
　　部尚书徐世昌作主要的演说。詹天佑先生是主办京张铁路的人，他不能不作一篇报告的演说。凌先生说：
　　詹先生本拙于辞令，..通车典礼后，先生告其友人说：“余主办京张路，汝知我经过困难之事为何乎？”友人以开凿八达岭山洞对。先生笑曰：“非也！我顷报告致词乃比开山洞更为困难也！”
　　这是詹先生的风趣！
　　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胡适选集》序言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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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雨点》序

　　莎菲的小说集快出版了，她写信来说，她很希望我也写几句话作一篇小序。我很高兴写这篇小序，因为这几篇小说都和我有点关系，并且都是很愉快的关系。十篇之中，大部分都是最先在我编辑的杂志上发表的：如《一日》等篇见于《留美学生季报》；《小雨点》见于《新青年》；《孟哥哥》等篇见于《努力周报》；《洛绮思》一篇的初稿，我和叙永最先读过，叔永表示很满意，我表示不很满意，我们曾有很长的讨论，后来莎菲因此添了一章，删改了几部分。《一支扣针》，我似乎不曾读得原稿；但我认得这故事的主人，去年我在美洲还去拜望她，在她家里谈了半天。
　　我和莎菲、叔永，人家都知道是《尝试集》里所谓“我们三个朋友”。
　　我们的认识完全起于文字的因缘。叔永在他的序里已提及当时的一件最有趣的故事了。（但叔永说：“我不晓得适之当时是否已经晓得莎菲此作，而故意做一种迷离惝恍的说话。”这句话是冤枉的。因为当时我确不曾有先读此诗的好福气，但因为叔永寄来要我猜是不是他做的，引起了我的疑心，故一猜便猜中了）
　　我在美国的最后一年，和莎菲通了四五十次信，却没有见过她，直到临走之前，我同叔永到藩萨大学去看她，才见了一面。但我们当初几个朋友通信的乐趣真是无穷。我记得每天早上六点钟左右，我房门上的铃声一响，门下小缝里“哧”“哧”地一封一封的信丢进来，我就跳起来，捡起地下的信，仍回到床上躺着看信。这里面总有一信或一片是叔永的，或是莎菲的。
　　当时我是《留美学生季报》的编辑，曾有信去请莎菲作文，她回信说：
　　我诗君文两无敌（此句是我送叔永的诗），岂可舍无敌者而他求乎？
　　我答她的信上有一句话说：
　　细读来书，颇有酸味。
　　她回信说：
　　请先生以后勿再“细读来书”，否则发明品将日新月盛也，一笑。
　　我答她一首打油诗道：
　　不细读来书，怕失书中味。
　　若细读来书，怕故人入罪。
　　得罪寄信人，真不得开交。
　　还请寄信人，下次寄信时，声明读几遭。
　　我记此一事，略表示当日几个朋友之间的乐事。
　　当时我们虽然不免偶然说点天真烂漫的玩笑，但我们最关心的还是一个重要问题的讨论。那时候，叔永、梅觐庄、朱经农都和我辩论文学革命的问题；觐庄是根本反对我的，叔永与经农也都不赞成我的主张。我在美国的时候，在这个问题上差不多处于孤立的地位。故我在民国五年八月四日有答叔永书云：
　　我此时练习白话韵文，颇似新辟一文学殖民地。可惜须单身匹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结伴同行。然吾志已决，公等假我数年之期，..倘幸而有成，则辟除荆棘之后，..当开放门户，迎公等同来莅止耳！.
　　又八月二十三日，我作《蝴蝶》诗云：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这首诗在《尝试集》初版里题作《朋友》，写的是我当时自己感觉的寂寞。
　　诗中并不指谁，也不是表示我对于朋友的失望，只表示我在孤寂之中盼得一个半个同行的伴侣。
　　民国五年七八月间，我同梅、任诸君讨论文学问题最多，又最激烈。莎菲那时在绮色佳过夏，故知道我们的辩论文字。她虽然没有加入讨论，她的同情却在我的主张的一方面。不久我为了一件公事同她通第一次的信；以后我们便常常通信了。她不曾积极地加入这个笔战；但她对于我的主张的同情，给了我不少的安慰和鼓舞。她是我的一个最早的同志。
　　当我们还在讨论新文学问题的时候，莎菲却已开始用白话做文学了。《一日》便是文学革命初期中最早的作品。《小雨点》也是新青年时期最早的创作的一篇。民国六年以后，莎菲也做了不少的白话诗。我们试回想那时期新文学运动的状况，试想鲁迅先生的第一篇创作——《狂人日记》——是何时发表的，试想当日有意作白话文学的人怎样稀少，便可以了解莎菲的这几篇小说在新文学运动史上的地位了。
　　所以我很高兴地写这篇小序，给读者知道这几篇小说是作者这十二年中援助新文学运动的一部分努力。
　　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一日
　　《胡适文存三集》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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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蕙的风》序

　　我的少年朋友汪静之把他的诗集《蕙的风》寄来给我看，后来他随时做的诗，也都陆续寄来。他的集子在我家里差不多住了一年之久；这一年之中，我觉得他的诗的进步着实可惊。他在一九二一，一二，一三，做的《雪花—
　　棉花》有这样的句子：
　　你还以为我孩子瞎说吗？
　　你不信到门前去摸摸看，
　　那不是棉花？
　　那不是棉花是什么？
　　妈，你说这是雪花，
　　我说这是顶好的棉花，
　　比我前天望见棉花铺子里的还好的多多。
　　..
　　这确是很幼稚的。但他在一年之后，——一九二二，一，一八——做的《小诗》，如
　　我冒犯了人们的指责，
　　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
　　我怎样欣慰而胆寒呵。
　　这就是很成熟的好诗了。
　　我读静之的诗，常常有一个感想，我觉得他的诗在解放一方面比我们做过旧诗的人更彻底的多。当我们在五六年前提倡做新诗时，我们的“新诗”
　　实在还不曾做到“解放”两个字，远不能比元人的小曲长套，近不能比金冬心的自度曲。我们虽然认清了方向，努力朝着“解放”做去，然而当日加入白话诗的尝试的人，大都是对于旧诗词用过一番功夫的人，一时不容易打破旧诗词的镣铐枷锁。故民国六、七、八年的“新诗”，大部分只是一些古乐府式的白话诗，一些《击壤集》式的白话诗，一些词式和曲式的白话诗，—
　　—都不能算是真正新诗。但不久就有许多少年的“生力军”起来了。少年的新诗人之中，康白情、俞平伯起来最早；他们受的旧诗的影响，还不算很深。
　　（白情《草儿》附的旧诗，很少好的）所以他们的解放也比较更容易。自由（无韵）诗的提倡，白情、平伯的功劳都不小。但旧诗词的鬼影仍旧时时出现在许多“半路出家”的新诗人的诗歌里。平伯的《小劫》，便是一例：
　　云皎洁，我底衣，
　　霞烂缦，他底裙裾，
　　终古去翱翔，
　　随着苍苍的大气；
　　为什么要低头呢？
　　哀哀我们底无俦侣。
　　去低头！低头看——看下方！
　　看下方啊，吾心震荡；
　　看下方啊，
　　撕碎吾身荷芰底芳香。
　　这诗的音调、字面、境界，全是旧式诗词的影响。直到最近一两年内，又有一班少年诗人出来，他们受的旧诗词的影响更薄弱了，故他们的解放也更彻底。静之就是这些少年诗人之中的最有希望一个。他的诗有时未免有些稚气，然而稚气究竟远胜于暮气；他的诗有时未免太露，然而太露究竟远胜于晦涩。
　　况且稚气总是充满着一种新鲜风味，往往有我们自命“老气”的人万想不到的新鲜风味。如静之的《月夜》的末章：
　　我那次关不住了，
　　就写封爱的结晶的信给伊。
　　但我不敢寄去，
　　怕被外人看见了；
　　不过由我底左眼寄给了右眼看，
　　这右眼就是代替伊了。..
　　这是稚气里独有的新鲜风味，我们“老”一辈的人只好望着欣羡了。我再举一个例：
　　浪儿张开他底手腕，
　　一叠一叠滚滚地拥挤着，
　　搂着砂儿怪亲密地吻着。
　　刚刚吻了一下，
　　却被风推他回去了。
　　他不忍去而去，
　　似乎怒吼起来了。
　　呀，他又刚愎愎地势凶凶地赶来了！
　　他抱着那靠近砂边的小石塔，
　　更亲密地用力接吻了。
　　他爬上那小石塔了。
　　雪花似的浪花碎了，——喷散着。
　　笑了，他快乐的大声笑了。
　　但是风又把他推回去了。
　　海浪呀，
　　你歇歇罢！
　　你已经留给伊了——
　　你的爱的痕迹统统留给伊了。
　　你如此永续地忙着，
　　也不觉得倦吗？（ 《海滨》）
　　这里确有稚气，然而可爱呵，稚气的新鲜风味！
　　至于“太露”的话，也不能一概而论。诗固有浅深，倒也不全在露与不露。李商隐一派的诗，吴文英一派的词，可谓深藏不露了，然而究竟遮不住他们的浅薄。《三百篇》里：
　　取彼谮人，投畀豺虎；
　　豺虎不食，投畀有北；
　　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这是很露的了，然而不害其为一种深切的感情的表现。如果真有深厚的内容，就是直截流露的写出，也正不妨。古人说的“含蓄”，并不是不求人解的不露，乃是能透过一层，反觉得直说直叙不能达出诗人的本意，故不能不脱略枝节，超过细目，抓住了一个要害之点，另求一个“深入而浅出”的方法。
　　故论诗的深度，有三个阶级：浅入而浅出者为下；深入而深出者胜之；深入而浅出者为上。静之的诗，这三个境界都曾经过。如前年做的《怎敢爱伊》：
　　我本很爱伊，——
　　十二分爱伊。
　　我心里虽爱伊，
　　面上却不敢爱伊。
　　我倘若爱了伊，
　　怎样安置伊？
　　他不许我爱伊，
　　我怎敢爱伊？
　　这自然是受了我早年的诗的余毒，未免“浅入而浅出”的毛病。但同样题目，他去年另有一个写法：
　　愿你不要那般待我，
　　这是不得已的，
　　因你已被他霸占了。
　　我们别无什么，
　　只是光明磊落真诚恳挚的朋友；
　　但他总抱着无谓的疑团呢。
　　他不能了解我们，
　　这是怎样可憎的隔膜呀！
　　你给我的信——
　　里面还搁着你底真心——
　　已被他妒恨地撕破了。
　　..
　　他凶残地怨责你，
　　不许你对我诉衷曲；
　　他冷酷地刻薄我，
　　我实难堪这不幸的遭际呀！
　　因你已被他霸占了，
　　这是不得已的，
　　愿你不要那般待我——
　　一定的，
　　一定不要呀！（ 《非心愿的要求》）
　　这就是“深入而深出”的写法了。露是很露的，但这首诗究竟可算得一首赤裸裸的情诗。过了一年，他的见解似乎更进步了，他似乎能超过那笨重的事实了，所以他今年又换了一种写法：
　　我愿把人间的心，
　　一个个都聚拢来，
　　共总溶成了一个；
　　像月亮般挂在清的天上，
　　给大家看个明明白白。
　　我愿把人间的心，
　　一个个都聚拢来，
　　用仁爱的日光洗洁了；
　　重新送还给人们，
　　使误解从此消散了。（ 《我愿》）
　　这种写法，可以算是“深入而浅出”的了。我不知别人读此诗作何感觉，但我读了此诗，觉得里面含着深刻的悲哀，觉得这种诗是“诗人之诗”了。
　　静之的诗，也有一些是我不爱读的。但这本集子里确然有很多的好诗。
　　我很盼望国内读诗的人不要让脑中的成见埋没了这本小册子。成见是人人都不能免的；也许有人觉得静之的情诗有不道德的嫌疑，也许有人觉得一个青年人不应该做这种呻吟宛转的情诗，也许有人嫌他的长诗太繁了，也许有人嫌他的小诗太短了，也许有人不承认这些诗是诗。但是，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的成见是最容易错误的，道德的观念是容易变迁的，诗的体裁是常常改换的，人的情感是有个性的区别的。况且我们受旧诗词影响深一点的人，带上了旧眼镜来看新诗，更容易陷入成见的错误。我自己常常承认是一个缠过脚的妇人，虽然努力放脚，恐怕终究不能恢复那“天足”的原形了。我现在看着这些彻底解放的少年诗人，就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脚的妇人望着那些真正天足的女孩子们跳来跳去，妒在眼里，喜在心头。他们给了我许多“烟士披里纯”，我是很感谢的。四五年前，我们初做新诗的时候，我们对社会只要求一个自由尝试的权利；现在这些少年新诗人对社会要求的也只是一个自由尝试的权利。为社会的多方面的发达起见，我们对于一切文学的尝试者，美术的尝试者，生活的尝试者，都应该承认他们的尝试的自由。这个态度，叫做容忍的态度（Tolerance ）。容忍上加入研究的态度，便可得到了解与赏识。社会进步的大阻力是冷酷的不容忍。静之自己也曾有一个很动人的呼告：
　　被损害的莺哥大诗人，
　　将要绝气的时候，
　　对着他底朋友哭告道：
　　牺牲了我不要紧的；
　　只愿诸君以后千万要防备那暴虐者，
　　好好地奋发你们青年的花罢！
　　（ 《被损害的》）
　　一九二二年六月六日
　　《胡适文存二集》卷四

《吴歌甲集》序

　　我在七年前，曾说：
　　并且将来国语文学兴起之后，尽可以有“方言的文学”。方言的文学越多，国语的文学越有取材的资料，越有浓富的内容和活泼的生命。如英国语言虽渐渐普及世界，但它那三岛之内至少有一百种方言，如苏格兰文，爱尔兰文，威尔斯文，都有高尚的文学。国语的文学造成之后，有了标准，不但不怕方言的文学与它争长，并且还要倚靠各地方言供给它的新材料，新血脉。（ 《胡适文存》卷一）
　　当时我不愿惊骇一班提倡国语文学的人，所以我说这段话时，很小心地加上几句限制的话，如“将来国语文学兴起之后”、“国语的文学造成之后有了标准”等话，在现在看来，都用不着了。
　　老实说吧，国语不过是最优胜的一种方言；今日的国语文学在多少年前都不过是方言的文学。正因为当时的人肯用方言作文学，敢用方言作文学，所以一千多年之中积下了不少的活文学，其中那最有普遍性的部分遂逐渐被公认为国语文学的基础。我们自然不应该仅仅抱着这一点历史上遗传下来的基础就自己满足了。国语的文学从方言的文学里出来，仍须要向方言的文学里去寻它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
　　这是从“国语文学”的方面设想。若从文学的广义着想，我们更不能不依靠方言了。文学要能表现个性的差异：乞婆、娼女人人都说司马迁、班固的古文固是可笑；而张三、李四人人都说《红楼梦》、《儒林外史》的白话也是很可笑的。古人早已见到这一层，所以鲁智深、李逵都打着不少的土话，《金瓶梅》里的重要人物更以土话见长。平话小说如《三侠五义》、《小五义》都有意夹用土话。南方文学中自晚明以来，昆曲与小说中常常用苏州土话，其中很有精彩的描写。试举《海上花列传》中的一段作个例：
　　..双玉近前，与淑人并坐床沿。双玉略略欠身，两手都搭着淑人左右肩膀，教淑人把右手勾着双玉头项，把左手按着双玉心窝，脸对脸问道：“倪七月里来里‘一笠园’，也像故歇实慨样式一淘坐来浪说个闲话，耐阿记得？”..（六十三回）
　　假如我们把双玉的话都改成官话：“我们七月里在一笠园也像现在这样子坐在一块说的话，你记得吗？”——意思固然一毫不错，神气却减少多多了。
　　所以我常常想，假如鲁迅先生的《阿Q 正传》是用绍兴土话做的，那篇小说要增添多少生气呵！可惜近年来的作者都还不敢向这条大路上走，连苏州的文人如叶圣陶先生也只肯学欧化的白话而不肯用他本乡的方言。最近徐志摩先生的诗集里有一篇《一条金色的光痕》是用硖石的土白作的，在今日的活文学中，要算是最成功的尝试。其中最精彩的几行：
　　昨日子我一早走到伊屋里，真是罪过！
　　老阿太已经去哩，冷冰冰欧滚在稻草里，
　　野勿晓得几时脱气欧，野呒不人晓得！
　　我野呒不法子，只好去喊拢几个人来，
　　有人话是饿煞欧，有人话是冰煞欧，
　　我看一半是老病，西北风野作兴有点欧。
　　这是吴语的一个分支；凡懂得吴语的，都可以领略这诗里的神气。这是真正白话，这是真正活的语言。
　　中国各地的方言之中，有三种方言已产生了不少的文学。第一是北京话，第二是苏州话〈吴语〉，第三是广州话〈粤语〉。京话产生的文学最多，传播也最远。北京做了五百年京城，八旗子弟的游宦与驻防，近年京调戏剧的流行，这都是京语文学传播的原因。粤语的文学以“粤讴”为中心；粤讴起于民间，而百年以来，自从招子庸以后，仿作的已不少，在韵文的方面已可算是很有成绩了。但如今海内和海外能说广东话的人虽然不少，粤语的文学究竟离普通话太远，它的影响究竟还很少。介于京语文学与粤语文学之间的，有吴语的文学。论地域则苏、松、常、太、杭、嘉、湖都可算是吴语区域。
　　论历史则已有了三百年之久。三百年来凡学昆曲的无不受吴音的训练，近百年中上海成为全国商业的中心，吴语也因此而占特殊的重要地位。加之江南女儿的秀美久已征服了全国的少年心；向日所谓的南蛮鴃舌之音久已成了吴中女儿最系人心的软语了。故除了京语文学之外，吴语文学要算最有势力又最有希望的方言文学了。
　　吴语文学向来很少完全独立的。昆曲中的吴语说的往往限于打诨的部分，弹词中也只有偶然插入的苏白，直到近几十年写娼妓生活的小说也只有一部分的谈话用苏白，记叙的部分仍旧用官话。要寻完全独立的吴语文学，我们须向苏州的歌谣里寻去。
　　顾颉刚先生编的这部《吴歌甲集》是独立的吴语文学的第一部。甲集分为二卷：第一卷里全是儿歌，是最纯粹的吴语文学。我们读这一卷的时候，口口声声都仿佛看见苏州小孩子的伶俐、活泼、柔软、俏皮的神气。这是“道地”的方言文学（ “道地”起于古代分全国为诸道。宋严羽答吴景仙书云：
　　“世之技艺犹各有家教，市缣帛者必分道地。”今日药店招牌还写着“川广道地药材”。这两字用来形容方言的文学最适宜）。第二卷为成人唱的歌，其中颇有粗通文事的人编制的长歌，已不纯粹是苏白的民歌了。其中虽然也有几首绝好的民歌——如《快鞋》、《摘菜心》、《麻骨门闩》——然而大部分的长歌都显出弹词唱本的恶影响：浮泛的滥调与烂熟的套语侵入到民歌之中，便减少了民歌的朴素的风味了。
　　颉刚在他的自序里分吴歌为五类：一、儿歌；二、乡村妇女的歌；三、闺阁妇女的歌；四、农工流氓的歌；五、杂歌。我读第二卷的感想是嫌他搜集的闺阁妇女的歌——弹词式的长歌——太多，而第二和第四类的真正民歌太少。这也难怪。颉刚生长苏州城里，那几位帮他收集的朋友也都是城里人，他们都不太接近乡村的妇女和农工流氓，所以这一集里就不免有偏重闺阁歌词的缺点。这些闺阁歌词虽然也很能代表一部分人的心理习惯，却因为沿袭的部分太多，创造的部分太少，剪裁不严，言语不新鲜，他们的文学价值是不很高的。
　　我们很热诚地欢迎这第一部吴语文学的专集出世。颉刚收集之功，校注之勤，我们都很敬服。他的《写歌杂记》里有许多很有趣味又很有价值的讨论（如论“起兴”等章），可以使我们增添不少关于《诗经》的见识。但我们希望颉刚编辑乙集时，多多采集乡村妇女和农工流氓的歌。如果《吴歌甲集》的出版，能引起苏州各地的人士的兴趣，能使他们帮助采集各乡村的“道地”民歌，使乙集以下都成为纯粹吴语的平民文学的专集。那么，这部书的出世真可说是给中国文学史开一新纪元了。
　　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夜于北京
　　《胡适文存三集》卷八

p民丙

评新诗集

　　一 康白情的《草儿》
　　在这几年出版的许多新诗集之中，《草儿》不能不算是一部最重要的创作了。白情在他的诗里曾有两处宣告他的创作的精神。他说：
　　凡经我做过的都是对的。
　　他又说：
　　我要做就是对的；
　　凡经我做过的都是对的。
　　随做我底对的；
　　随丢我底对的。
　　我们读他的诗，也应该用这种眼光。“随做我底对的”是自由，“随丢我底对的”是进步。白情这四年的新诗界，创造最多，影响最大；然而在他只是要做诗，并不是有意创体。我们在当日是有意谋诗体的解放，有志解放自己和别人。白情只是要“自由吐出心里的东西”；他无意于创造而创造了，无心于解放然而他解放的成绩最大。
　　白情受旧诗的影响不多，故中毒也不深。他的旧诗如“贰臣犹根蒂，四海未桑麻”（1916）；如“多君相得乘龙婿，愧我诗成嚼蜡妪”（1917），都是很不高明的。他的才性是不能受这种旧诗体的束缚的，故他在一九一九年一月作的《除夕》诗，（页301—304）便有“去，去，出门去！围炉直干么？乘兴访朴园，踏雪沿北河”的古怪组合。“干么”底下紧接两句极牵强的骈句，便是歧路的情境了。笨的人在这个歧路上仍旧努力去做他的骈句，但是白情跳上了自由的路，以后便是《草儿》（1919年2月1日）的时代了。
　　自《草儿》（页1）到《雪夜过泰安》（页48），是一九一九年的诗。
　　这一组里固然也有好诗，如《窗外》、《送客黄浦》、《日观峰》、《疑问》；但我们总觉得这还是一个尝试的时代，工具还不能运用自如，不免带点矜持的意味。如《暮登泰山西望》：
　　谁遮这落日？
　　莫是昆仑山的云么？
　　破哟！破哟！
　　莫斯科的晓破了，
　　莫要遮了我要看的莫斯科哟！
　　又如：
　　你（黄河）从昆仑山的沟里来么？
　　昆仑山里的红叶，
　　想已饱带着一身秋了。
　　这都不很自然。至于《桑园道》中的
　　山哪，岚哪，
　　云哪，霞哪，
　　半山上的烟哪，
　　装成了美丽簇新的锦绣一片。
　　现在竟成了新诗的滥调了！
　　自《朝气》（页49 ）至《别少年中国》（页286 ），共二百四十页诗，都是一九二○年的作品。这一年的成绩确是很可惊的。当时我在《学灯》上见着白情的《江南》，就觉得白情的诗大进步了。《江南》的长处在于颜色的表现，在于自由的实写外界的景色。我们引他的第三段：
　　柳桩上拴着两条大水牛，
　　茅屋都铺得不现草色了。
　　一个很轻巧的老姑娘，
　　端着一个撮箕，
　　蒙着一张花帕子。
　　背后十来只小鹅，
　　都张着些红嘴，
　　跟着她，叫着。
　　颜色还染得鲜艳，
　　只是雪不大了。
　　这种诗近来也成为风气了。但这种诗假定两个条件：第一须有敏捷而真确的观察力；第二须有聪明的选择力。没有观察力，便要闹笑话；没有选择力，只是堆砌而不美，白情最长于这一类的诗，《草儿》里此类很多，我们不多举例了。
　　平心而论，这一类的写景诗，我们虽承认他的价值，也不能不指出他的流弊。这一类的诗最容易陷入“记账式的列举”。“云哪，山哪，岚哪”，固然可厌；“东边一个什么，西边一个什么，前面一个什么”，也很可厌。
　　南宋人的写景绝句，所以不讨人厌，全靠他们的选择力高，能挑出那最精彩的印象。画家的风景画，所以比风景照片更有意味，也是因为画家曾有过一番精彩的剪裁，近日许多写景诗，所以好的甚少，也是因为不懂得文学的经济，不能去取选择。
　　白情的《草儿》在中国文学史的最大贡献，在于他的纪游诗。中国旧诗最不适宜做纪游诗，故纪游诗好的甚少。白情这部诗集里，纪游诗占去差不多十分之七八的篇幅，这是用新诗体来纪游的第一次大试验，这个试验可算是大成功了。我们选他的《日光纪游》第六首：
　　马返以上没有电车了，
　　我们只得走去。
　　好雨！好雨！
　　草鞋套在靴子上；
　　油纸背在背上；
　　颗颗的雨直淋在草帽上。
　　哈.哈.哈.哈.
　　好雨！好雨！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一路赤脚的女子笑着过来了。
　　油纸背在背上；
　　“下驮”提在左手上；
　　洋伞撑在右手上；
　　颗颗的雨直淋在绣花的红裙上，
　　他们看了我们越是忍不住笑了。
　　我们看了他们也更得了笑的材料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雨！好雨！
　　过幸桥，
　　过深泽桥，
　　我们直溯大谷川底源头沿上去。
　　我们不溜在河里也就是本事了！
　　哈.哈.哈.哈.
　　好雨！好雨！
　　这种诗真是好诗。“ 看来毫不用心，而自具一种有以异乎人的美”：这是白情评我的诗的话，他说这是美国风。我不敢当这句评语，只好拿来还敬他这首诗，并且要他知道这不是美国风，只是诗人的理想境界。
　　占《草儿》八十四页的《庐山纪游》三十七首，自然是中国诗史上一件很伟大的作物了。这三十七首诗须是一气读下去，读完了再分开来看，方才可以看出它们的层次条理。这里面有行程的纪述，有景色的描写，有长篇的谈话；但全篇只是一大篇《庐山纪游》。自十六至二十三，纪五老峰的探险，写的最有精彩，使我们不曾到过庐山的人心里怦怦的想去做那种有趣味的事。白情在第二首里说：
　　山阿里流泉打得钦里孔隆地响，
　　引得我要洗澡底心好动，
　　我就去洗澡。
　　石塘上三四家荷兰式的茅店，风吹得凉悠悠地，引得我要歇憩底心好动，
　　我就去歇憩。
　　这就是“我要做就是对的”。这是白情等一班少年人游庐山时的精神。我们祝福他们在诗国里永远保持这种精神。
　　白情的诗，在技术上，确能做到“漂亮”的境界。他自己说：
　　总之，新诗里音节底整理，总以读来爽口听来爽耳为标准。
　　这一层，初看来似是很浅近，很容易，所以竟有许多诗人“鄙漂亮而不为”！
　　但是，我们很诚恳的盼望这些诗人们肯降格来试试这个“读来爽口、听来爽耳”的最低限度的标准。
　　一九二二年八月三十日

　　二 俞平伯的《冬夜》
　　平伯这部诗集，分成四辑。他自己说：“第一辑里的大都是些幼稚的作品；第二辑里的作风似太烦琐而枯燥了，且不免有些晦涩之处；第三辑的前半尚存二辑的作风，后半似乎稍变化一点；四辑..有几首诗，如《打铁》、《挽歌》、《一勺水啊》、《最后的洪炉》，有平民的风格。”
　　平伯主张“努力创造民众化的诗”。假如我们拿这个标准来读他的诗，那就不能不说他大失败了。因为他的诗是最不能“民众化”的。我们试看他自己认为有平民风格的几首诗，差不多没有一首容易懂得的。如《打铁》篇中的
　　刀口碰在锄耙上，
　　刀口短了锄耙长。
　　这已不好懂了。《挽歌》第四首是：
　　山坳里有坟堆，
　　坟堆里有骨头。
　　骏骨可招千里驹；
　　枯骨头，华表巍巍没字碑，
　　招甚么？招个呸！
　　这决不是“民众化”的诗。《一勺水啊》是一首好诗，但也不是“民众化”
　　的诗：
　　好花开在污泥里，
　　我酌了一勺水来洗他。
　　半路上我渴极了。
　　竟把这一勺水喝了。
　　..
　　请原谅罢，宽恕着罢！
　　可怜我只有一勺水啊！
　　这首诗虽不晦涩，但究竟不是民众能了解的。
　　所以我们读平伯的诗，不能用他自己的标准去批评他。“民众化”三个字谈何容易！十八世纪之末，英国诗人华茨活斯（Wordsworth ）主张作民众化的诗；然而他的诗始终只是“学者诗人”的诗，而不是民众的诗。同时北方民间出了一个大诗人彭思（Burns ），他并不提倡民众文学，然而他的诗句风行民间，念在口里，沁在心里，至今还是不朽的民众文学。民众化的文学不是“理智化”的诗人勉强做得出的。即如平伯的《可笑》一篇（页217），取俗歌“高山有好水，平地有好花，家家有好女，无钱莫想他”四句，译为五十行的新诗；然而他自己也不能不承认，“词句虽多至数（十）倍，而温厚蕴藉之处恐不及原作十分之一”。这不是一个明白的例证吗？
　　然而平伯自有他的好诗。第四辑里，如《所见》一首：
　　骡子偶然的长嘶，
　　鞭儿抽着，没声气了。
　　至于嘶叫这件事情，
　　鞭丝拂他不去的。
　　又如《引诱》一首：
　　颠簸的车中，孩子先入睡了。
　　他小手抓着，细发拂着，
　　于是我底头频频回了！
　　这种小诗，很有意味。可惜平伯偏不爱做小诗，偏要做那很长而又晦涩的诗！
　　有许多人嫌平伯的诗太晦涩了。朱佩弦先生作“冬夜”的序，颇替平伯辩护，他说：
　　平伯底诗果然艰深难解么？..作者底艰深，或竟由于读者底疏忽哩？
　　然而新出版的《雪朝》诗集里，平伯自己也说“ 《春底一回头时》稿成后，给佩弦看，他对于末节以为颇不易了解”。（ 《雪朝》页61 ）这可见平伯诗的艰深难解，自是事实，并不全由于读者的疏忽了。平伯自己的解释是“表现力薄弱”。这虽是作者的谦辞，然而我们却也不能不承认这话有一部分的真实。平伯最长于描写，但他偏喜欢说理；他本可以作诗，但他偏要想兼作哲学家；本是极平常的道理，他偏要进一层去说，于是越说越糊涂了。平伯说。
　　说不尽的，看的好；
　　看太仔细了，想可好；
　　花正开着，
　　不如没开去想他开的意思。
　　这正是我说的“进一层去说”。这并不是缺点，但我们知道诗的一个大原则是要能深入而浅出；感想（impression ）不嫌深，而表现（expression ）不嫌浅。平伯的毛病在于深入而深山，所以有时变成烦冗，有时变成艰深了。
　　我们可举《游皋亭山杂诗》的第四第五两首来做例。第四首题为“初次”：
　　孩儿们，娘儿们，
　　田庄上的汉儿们；
　　红的、黑的布衫儿，
　　蓝的、紫的棉绸袄儿，
　　瞪着眼，张着嘴，
　　嚷着的有，默然的也有。
　　..
　　好冷啊，远啊，
　　不唱戏，不赛会，
　　没甚新鲜玩意儿；
　　猜不出城里客人们底来意。
　　他们笑着围拢来，
　　我们也笑着走拢来，
　　不相识的人们终于见面了。
　　..
　　说到这里，很够了，很明白了。然而平伯还不满足，他偏要加上八九句哲学调子的话；他想拿抽象的话来说明，来“咏叹”前面的具体景物，却不知道这早已犯了诗国的第一大禁了。（看页77 ）第五首为“一笑底起源”，这题目便是哲学调子了！这首诗，若剥去了哲学调子的部分，便是一首绝妙的诗：
　　我们拿捎来的饭吃着，
　　我们拿痴痴的笑觑着。
　　吃饭有甚么招笑呢？
　　但自己由不得也笑了。
　　..
　　他们中间的一个——她，
　　忍不住了，说了话了：
　　“饭少罢，给你们添上一点子？”
　　回转头来声音低低的，
　　“那里像我们田庄上呢！..”
　　这种具体的写法，尽够了，然而平伯还不满足。他在前四句的下面，加上了九句：
　　一笑的起源，
　　在我们是说不出，
　　在他们是没有说。
　　既笑着，总有可笑的在，
　　总有使我们他们不得不笑的在。
　　笑便是笑罢了，
　　可笑便是可笑罢了，
　　怎样不可思议的一笑啊！
　　这不是画蛇添足吗？他又在“那里像我们田庄上呢”的后面，加上了十三句咏叹的哲理诗：
　　是简单吗？
　　是不可思议吗？
　　是不可思议的简单吗？
　　..
　　他们底虽不全是我们底，
　　也不是非我们底，..
　　他这样一解释，一咏叹，我们反更糊涂了。一首很好的白描的诗，夹在二十二句哲理的咏叹里，就不容易出头了！
　　所以我说：
　　平伯最长于描写，但他偏喜欢说理；他本可以作好诗，只因为他想兼作哲学家，所以越说越不明白，反叫他的好诗被他的哲理埋没了。
　　这不是讥评平伯，这是我细心读平伯的诗得来的教训。我愿国中的诗人自己要知足安分，做一个好诗人已是尽够享的幸福了；不要得陇望蜀，妄想兼差做哲学家。
　　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九日
　　《胡适文存二集》卷四


  
评《梦家诗集》

　　梦家先生：
　　今日正在读你的诗，忽然接到你的信，高兴的很。
　　这一次我在船上读你的诗集和《诗刊》，深感觉新诗的发展很有希望，远非我们提倡新诗的人在十三四年前所能预料。我们当日深信这条路走得通，但不敢期望这条路意在短时期中走到。现在有了你们这一班新作家加入努力，我想新诗的成熟时期快到了。
　　你的诗集，错字太多，望你自己校一遍，印一张刊误表，附在印本内。
　　你要我批评你的诗集，我很想做，但我常笑我自己“提倡有心，实行无力”，故愿意赏玩朋友的成绩，而不配作批评的工作。自己做了逃兵，却批评别人打仗打的不好，那是很不应该的事。
　　我最喜欢《一朵野花》的第二节，一多也极爱这四行。这四行诗的意境和作风都是第一流的。你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努力求意境的高明，作风的不落凡琐，一定有绝好的成绩。
　　短诗之中，如《自己的歌》、《迟疑》、《你尽管》、《那一晚》、《夜》、《露之晨》、《信心》、《马号》、《雁子》，都是很可爱的诗。以风格论，《信心》最高，《雁子》也绝好。《雁子》的第三节稍嫌晦一点，其实删去末节也可以。此诗第六行，《诗刊》把“那片云”印作“那个云”，一字之差..不可放过如此！
　　《信心》的第六行：
　　年代和名称早记不清
　　似不如作：
　　认不清了年代和名姓。
　　《葬歌》也很可喜。其第九行
　　鸟莫须唱，清溪停了不流。
　　不如把“莫”“不”二字换过来：
　　鸟不须唱，清溪停了莫流。
　　便都是命令语气了。又此诗的第十四行太弱，不甚相称，似也可修改。
　　你的诗里，有些句子的文法似有可疑之处，如《无题》之第五行：
　　我把心口上的火压住灰，
　　奔驰的妄想堵一道堡垒。
　　你的本意是把火来压住灰吗？还是要给心口上的火盖上灰呢？又如《丧歌》第五行：
　　你走完穷困的世界里每一条路。
　　《自己的歌》第六节，
　　一天重一天——肩头
　　这都是外国文法，能避去最好。《叛誓》的末二行也是外国文法。
　　你的诗有一种毛病可指摘，即是有时意义不很明白。例如《序诗》，我细看了，不懂得此诗何以是序诗？更就诗中句子来看，栖霞的一片枫叶给你的一条定律怎么会是“没有例外没有变”？你的明白流畅之处，使我深信你应不是缺乏达意的本领，只是偶然疏懈，不曾用气力求达意而已。我深信诗的意思与文字要能“深入浅出”，入不嫌深，而出不嫌浅。凡不能浅出的，必是不曾深入的。
　　你的长诗，以《都市的颂歌》为最成功。以我的鄙见看来，近来的长诗，要算这篇诗最成功了。
　　《悔与回》里面有好句子，但我觉得这诗不如《都市的颂歌》。
　　《悔与回》不用标点，这是大错，留心这是开倒车，虽然也许有人说是学时髦。我船上无事，把这诗标点一遍，稍稍可读。但其中有许多地方，我的标点一定不能符合你诗中的原意。你想，你的读者之中有几个人肯去标点一首百行长诗？结果只是叫人不读或误读罢了。
　　我说不批评，不觉写了一千多字的批评，岂不可笑？写了就送给你看看。
　　你有不服之处，尽管向一多、志摩去上诉。你若愿意发表此信，请送给《诗刊》或《新月》去发表。
　　你若寄一册《诗集》给我，我可以把我的校读标点本送给你，看看我标点校勘错了没有。
　　一九三一年二月九日
　　一九三一年七月十日《新月》第三卷第五、六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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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之书癖──[ 近人书话]

　　余之书癖
　　偶过旧书肆，以金一角得H. A. Taine’s“History of EnglishLiterature”，又以九角八分得 Gibbon’s“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Roman Empire”，二书皆世界名著也。书上有旧主人题字“U. Lord Counell，Reading，Penna”。其吉本《罗马史》上有“五月十六日一八八二年”字，三十余年矣。书乃以贱价入吾手，记之以志吾沧桑之慨。吾有书癖，每见佳书，辄徘徊不忍去，囊中虽无一文，亦必借贷以市之。记之以自嘲。
　　一九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藏晖室札记》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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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读书”这个题，似乎很平常，也很容易。然而我却觉得这个题目很不好讲。据我所知，“读书”可以有三种说法：
　　一、要读何书关于这个问题，《京报》副刊上已经登了许多时候的“青年必读书”；但是这个问题，殊不易解决，因为个人的见解不同，个性不同。
　　各人所选只能代表各人的嗜好，没有多大的标准作用。所以我不讲这一类的问题。
　　二、读书的功用从前有人作“读书乐”，说什么“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现在我们不说这些话了。要说，读书是求知识，知识就是权力。这些话都是大家会说的，所以我也不必讲。
　　三、读书的方法我今天是要想根据个人所经验，同诸位谈谈读书的方法。我的第一句话是很平常的，就是说，读书有两个要素：
　　第一要精，
　　第二要博。
　　现在先说什么叫“精”。
　　我们小的时候读书，差不多每个小孩都有一条书签，上面写十个字，这十个字最普遍的就是“读书三到：眼到，口到，心到”。现在这种书签虽不用，三到的读书法却依然存在。不过我以为读书三到是不够的；须有四到，是：“眼到，口到，心到，手到。”我就拿它来说一说。
　　眼到是要个个字认得，不可随便放过。这句话起初看去似乎很容易，其实很不容易。读中国书时，每个字的一笔一画都不放过。近人费许多功夫在校勘学上，都因古人忽略一笔一画而已。读外国书要把ABCD..等字母弄得清清楚楚，所以说这是很难的。如有人翻译英文，把port看作pork，把oats看作oaks，于是葡萄酒一变而为猪肉，小草变成了大树。说起来这种例子很多，这都是眼睛不精细的结果。书是文字做成的，不肯仔细认字，就不必读书。眼到对于读书的关系很大，一时眼不到，贻害很大，并且眼到能养成好习惯，养成不苟且的人格。
　　口到是一句一句要念出来。前人说口到是要念到烂熟背得出来。我们现在虽不提倡背书，但有几类的书，仍旧有熟读的必要；如心爱的诗歌，如精彩的文章，熟读多些，于自己的作品上也有良好的影响。读此外的书，虽不须念熟，也要一句一句念出来，中国书如此，外国书更要如此。念书的功用能使我们格外明了每一句的构造，句中各部分的关系。往往一遍念不通，要念两遍以上，方才能明白的。读好的小说尚且要如此，何况读关于思想学问的书呢？
　　心到是每章、每句、每字意义如何？何以如是？这样用心考究。但是用心不是叫人枯坐冥想，是要靠外面的设备及思想的方法的帮助。要做到这一点，须要有几个条件：
　　一、字典，辞典，参考书等等工具要完备。这几样工具虽不能办到，也当到图书馆去看。我个人的意见是奉劝大家，当衣服，卖田地，至少要置备一点好的工具。比如买一本韦氏大字典，胜于请几个先生。这种先生终身跟着你，终身享受不尽。
　　二、要做文法上的分析。用文法的知识，作文法上的分析，要懂得文法构造，方才懂得它的意义。
　　三、有时要比较参考，有时要融会贯通，方能了解。不可但看字面。
　　一个字往往有许多意义，读者容易上当。例如turn 这字：
　　作外动字解有十五解，
　　作内动字解有十三解，
　　作名词解有二十六解，
　　共五十四解，而成语不算。
　　又如Strike：
　　作外动字解有三十一解，
　　作内动字解有十六解，
　　作名词解有十八解，
　　共六十五解。
　　又如go 字最容易了，然而这个字：
　　作内动字解有二十二解，
　　作外动字解有三解，
　　作名词解有九解，
　　共三十四解。
　　以上是英文字须要加以考究的例。英文字典是完备的；但是某一字在某一句究竟用第几个意义呢？这就非比较上下文，或贯串全篇，不能懂了。
　　中文较英文更难，现在举几个例：
　　祭文中第一句“维某年月日”之“维”字，究作何解，字典上说它是虚字。《诗经》里“维”字有二百多，必须细细比较研究，然后知道这个字有种种意义。
　　又《诗经》之“于”字，“之子于归”“凤凰于飞”等句，“于”字究作何解？非仔细考究是不懂的。又“言”字人人知道，但在《诗经》中就发生问题，必须比较，然后知“言”字为连接字。诸如此例甚多。中国古书很难读，古字典又不适用，非是用比较归纳的研究方法，我们如何懂得呢？
　　总之，读书要会疑，忽略过去，不会有问题，便没有进益。
　　宋儒张载说：“读书先要会疑。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他又说：
　　“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又说：“学贵心悟，守旧无功。”
　　宋儒程颐说：“学原于思。”
　　这样看起来，读书要求心到；不要怕疑难，只怕没有疑难。工具要完备，思想要精密，就不怕疑难了。
　　现在要说手到。手到就是要劳动劳动你的贵手。读书单靠眼到，口到，心到，还不够的；必须还得自己动动手，才有所得。例如：
　　一、标点分段，是要动手的。
　　二、翻查字典及参考书，是要动手的。
　　三、做读书札记，是要动手的。札记又可分四类：
　　（a ）抄录备忘。
　　（b ）作提要，节要。
　　（c ）自己记录心得。张载说：“心中苟有所开，即便札记。不则还塞之矣。”
　　（d ）参考诸书，融会贯通，作有系统的著作。
　　手到的功用。我常说：发表是吸收知识和思想的绝妙方法。吸收进来的知识思想，无论是看书来的，或是听讲来的，都只是模糊零碎，都算不得我们自己的东西。自己必须做一番手脚，或做提要，或做说明，或做讨论，自己重新组织过，申叙过，用自己的语言记述过，——那种知识思想方才可算是你自己的了。
　　我可以举一个例。你也会说“进化”，他也会谈“进化”，但你对于“进化”这个观念的见解未必是很正确的，未必是很清楚的；也许只是一种“道听途说”，也许只是一种时髦的口号。这种知识算不得知识，更算不得是“你的”知识。假如你听了我的话，不服气，今晚回去就去遍翻各种书籍，仔细研究进化论的科学上的根据；假使你翻了几天书之后，发愤动手，把你研究所得写成一篇读书札记；假使你真动手写了这么一篇“我为什么相信进化论”
　　的札记，列举了：
　　一、生物学上的证据；
　　二、比较解剖学上的证据；
　　三、比较胚胎学上的证据；
　　四、地质学和古生物学上的证据；
　　五、考古学上的证据；
　　六、社会学和人类学上的证据。
　　到这个时候，你所有关于“进化论”的知识，经过了一番组织安排，经过了自己的去取叙述，这时候这些知识方才可算是你自己的了。所以我说，发表是吸收的利器；又可以说，手到是心到的法门。
　　至于动手标点，动手翻字典，动手查书，都是极要紧的读书秘诀，诸位千万不要轻轻放过。内中自己动手翻书一项尤为要紧。我记得前几年我曾劝顾颉刚先生标点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当初我知道他的生活困难，希望他标点一部书付印，卖几个钱。那部书是很薄的一本，我以为他一两个星期就可以标点完了。那知顾先生一去半年，还不曾交卷。原来他于每条引的书，都去翻查原书，仔细校对，注明出处，注明原书卷第，注明删节之处。他动手半年之后，来对我说，《古今伪书考》不必付印了，他现在要编辑一部疑古的丛书，叫做“辨伪丛刊”。我很赞成他这个计画，让他去动手。他动手了一两年之后，更进步了，又超过那“辨伪丛刊”的计画了，他要自己创作了。他前年以来，对于中国古史，做了许多辨伪的文字；他眼前的成绩早已超过崔述了，更不要说姚际恒了。顾先生将来在中国史学界的贡献一定不可限量，但我们要知道他成功的最大原因是他的手到的功夫勤而且精。我们可以说，没有动手不勤快而能读书的，没有手不到而能成学者的。
　　第二要讲什么叫“博”。
　　什么书都要读，就是博。古人说：“开卷有益”，我也主张这个意思，所以说读书第一要精，第二要博。我们主张“博”有两个意思：
　　第一，为预备参考资料计，不可不博。
　　第二，为做一个有用的人计，不可不博。
　　第一，为预备参考资料计。
　　在座的人，大多数是戴眼镜的。诸位为什么要戴眼镜？岂不是因为戴了眼镜，从前看不见的，现在看得见了；从前很小的，现在看得很大了；从前看不分明的，现在看得清楚分明了？王荆公说得最好：
　　世之不见全经久矣。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故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盖后世学者与先王之时异矣；不如是，不足以尽圣人故也。..致其知而后读，以有所去取，故异学不能乱也。惟其不能乱，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答曾子固）
　　他说：“致其知而后读。”又说：“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即如《墨子》一书在一百年前，清朝的学者懂得此书还不多。到了近来，有人知道光学，几何学，力学，工程学..等，一看《墨子》，才知道其中有许多部分是必须用这些科学的知识方才能懂的。后来有人知道了伦理学，心理学..等，懂得《墨子》更多了。读别种书愈多，《墨子》愈懂得多。
　　所以我们也说，读一书而已则不足以知一书。多读书，然后可以专读一书。譬如读《诗经》，你若先读了北大出版的《歌谣周刊》，便觉得《诗经》好懂的多了；你若先读过社会学，人类学，你懂得更多了；你若先读过文字学，古音韵学，你懂得更多了；你若读过考古学，比较宗教学等，你懂得的更多了。
　　你要想读佛家唯识宗的书吗？最好多读点伦理学，心理学，比较宗教学，变态心理学。
　　无论读什么书总要多配几副好眼镜。
　　你们记得达尔文研究生物进化的故事吗？达尔文研究生物演变的现状，前后凡三十多年，积了无数材料，想不出一个单简贯串的说明。有一天他无意中读马尔图斯的人口论，忽然大悟生存竞争的原则，于是得着物竞天择的道理，遂成一部破天荒的名著，给后世思想界打开一个新纪元。
　　所以要博学者，只是要加添参考的材料，要使我们读书时容易得“暗示”；遇着疑难时，东一个暗示，西一个暗示，就不至于呆读死书了。这叫做“致其知而后读”。
　　第二，为做人计。
　　专工一技一艺的人，只知一样，除此之外，一无所知。这一类的人影响于社会很少，好有一比，比一根旗竿，只是一根孤拐，孤单可怜。
　　又有些人广泛博览，而一无所专长，虽可以到处受一班贱人的欢迎，其实也是一种废物。这一类人，也好有一比，比一张很大的薄纸，禁不起风吹雨打。
　　在社会上，这两种人都是没有什么大影响，为个人计，也很少乐趣。
　　理想中的学者，既能博大，又能精深。精深的方面，是他的专门学问。
　　博大的方面，是他的旁搜博览。博大要几乎无所不知，精深要几乎惟他独尊，无人能及。他用他的专门学问做中心，次及于直接相关的各种学问，次及于间接相关的各种学问，次及于不很相关的各种学问，以及毫不相关的各种泛览。这样的学者，也有一比，比埃及的金字三角塔。那金字塔（据最近《东方杂志》，第二十二卷第六号，页一四七）高四百八十英尺，底边各边长七百六十四英尺。塔的最高度代表最精深的专门学问；从此点以次递减，代表那旁收博览的各种相关或不相关的学问。塔底的面积代表博大的范围，精深的造诣，博大的同情心。这样的人，对社会是极有用的人才，对自己也能充分享受人生的趣味。宋儒程颢说的好：
　　须是大其心使开阔：譬如为九层之台，须大做脚始得。
　　博学正所以“大其心使开阔”。我曾把这番意思编成两句粗浅的口号，现在拿出来贡献给诸位朋友，作为读书的目标：
　　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
　　十四·四·二十二夜改稿
　　《胡适文存三集》卷二


  
找书的快乐（节录）

　　我不是藏书家，只不过是一个爱读书，能够用书的书生，自己买书的时候，总是先买工具书，然后才买本行书，换一行时，就得另外买一种书。今年我六十九岁了，还不知道自己的本行到底是那一门？是中国哲学呢？还是中国思想史？抑或是中国文学史？或者是中国小说史？《水经注》？中国佛教思想史？中国禅宗史？我所说的“本行”，其实就是我的兴趣，兴趣愈多就愈不能不收书了。十一年前我离开北平时，已经有一百箱的书，大约有一二万册。离开北平以前的几小时，我曾经暗想着：我不是藏书家，但却是用书家。收集了这么多的书，舍弃了太可惜，带吧，因为坐飞机又带不了。结果只带了一些笔记，并且在那一二万册书中，挑选了一部书，作为对一二万册书的纪念，这一部书就是残本的《红楼梦》。四本只有十六回，这四本《红楼梦》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老的抄本。收集了几十年的书，到末了只带了四本，等于当兵缴了械，我也变成一个没有棍子，没有猴子的变把戏的叫化子。
　　这十一年来，又蒙朋友送了我很多书，加上历年来自己新买的书，又把我现在住的地方堆满了，但是这都是些不相干的书，自己本行的书一本也没有。找资料还需要依靠中研院史语所的图书馆和别的图书馆如台湾大学图书馆、中央图书馆等救急。
　　找书有甘苦，真伪费推敲
　　我这个用书的旧书生，一生找书的快乐固然有，但是，找不到书的苦处也尝到过。民国九年（1920 ）七月，我开始写《水浒传考证》的时候，参考的材料只有金圣叹的七十一回本《水浒传》、《征四寇》及《水浒后传》等，至于《水浒传》的一百回本、一百一十回本、一百一十五回本、一百廿回本、一百廿四回本，还都没有看到。等我的《水浒传考证》问世的时候，日本才发现《水浒》的一百一十五回本及一百回本、一百一十回本及一百廿回本。同时我自己也找到了一百一十五回本及一百廿四回本。做考据工作，没有书是很可怜的。考证《红楼梦》的时候，大家知道的材料很多，普通所看到的《红楼梦》都是一百廿回本。这种一百廿回本并非真的《红楼梦》。
　　曹雪芹四十多岁死去时，只写到八十回，后来由程伟元、高鹗合作，一个出钱，一个出力，完成了后四十回。乾隆五十六年的活字版排出了一百廿回的初版本，书前有程、高二人的序文说：“世人都想看到《红楼梦》的全本，前八十回中黛玉未死，宝玉未娶，大家极想知道这本书的结局如何？但却无人找到全的《红楼梦》。近因程、高二人在一卖糖摊子上发现有一大卷旧书，细看之下，竟是世人遍寻无着的《红楼梦》后四十回，因此特加校订，与前八十回一并刊出。”可是天下这样巧的事很少，所以我猜想序文中的说法不可靠。
　　考证《红楼梦》，清查曹雪芹
　　三十年前我考证《红楼梦》时，曾经提出二个问题，这是研究红学的人值得研究的：一、《红楼梦》的作者是谁？作者是怎样一个人？他的家世如何？家世传记有没有可考的资料？曹雪芹所写的那些繁华世界是有根据的吗？还是关着门自己胡诌乱说？二、《红楼梦》的版本问题，是八十回？还是一百廿回？后四十回是哪里来的？那时候有七八种《红楼梦》的考证，俞平伯、顾颉刚都帮我找过材料。最初发现乾隆五十七年（1792 ）有程伟元序的乙本，其中并有高鹗的序文及引言七条，以后发现早一年出版的甲本，证明后四十回是高鹗所续，而由程伟元出钱活字刊印。又从其他许多材料里知道曹雪芹家为江南的织造世职，专为皇室纺织绸缎，供给宫内帝后、妃嫔及太子、王孙等穿戴，或者供皇帝赏赐臣下，后来在清理故宫时，从康熙皇帝一秘密抽屉内发现若干文件，知道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等于皇帝派出的特务，负责察看民心年成，或是退休丞相的动态，由此可知曹家为阔绰大户。《红楼梦》中有一段说到王熙凤和李嬷嬷谈皇帝南巡，下榻贾家，可知是真的事实。以后我又经河南的一位张先生指点，找到杨钟羲的《雪桥诗话》及《八旗文经》，以及有关爱新觉罗宗室敦诚、敦敏的记载，知道曹雪芹名霑，号雪芹，是曹寅的孙子，接着又找到了《八旗人诗钞》、《熙朝雅颂集》，找到敦诚、敦敏兄弟赠送曹雪芹的诗，又找到敦诚的《四松堂集》，是一本清钞未删底本，其中有挽曹雪芹的诗，内有“四十年华付杳冥”句，下款年月日为甲申（即乾隆甲申廿九年，西历1764 年）。从这里可以知道曹雪芹去世的年代，他的年龄为四十岁左右。
　　险失好材料，再评《石头记》
　　民国十六年我从欧美返国，住在上海，有人写信告诉我，要卖一本《脂砚斋评石头记》给我，那时我以为自己的资料已经很多，未加理会。不久以后和徐志摩在上海办新月书店，那人又将书送来给我看，原来是甲戌年手抄再评本，虽然只有十六回，但却包括了很多重要史料。里面有“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甲午八月泪笔”的句子，指出曹雪芹逝于乾隆廿七年冬，即西历一七六三年二月十二日。“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诗句，充分描绘出曹雪芹写《红楼梦》时的情态。脂砚斋则可能是曹雪芹的太太或朋友。自从民国十七年二月我发表了《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之后，大家才注意到《脂砚斋评本石头记》。不过，我后来又在民国廿二年从徐星署先生处借来一部庚辰秋定本脂砚斋四阅评过的《石头记》，是乾隆廿五年本，八十回，其中缺六十四、六十七两回。
　　谈《儒林外史》，推赞吴敬梓
　　现在再谈谈我对《儒林外史》的考证：《儒林外史》是部骂当时教育制度的书，批评政治制度中的科举制度。我起初发现的只有吴敬梓的《文木山房集》中的赋一卷（四篇），诗二卷（一三一首），词一卷（四七首），拿这当作材料。但是在一百年前，我国的大诗人金和，他在跋《儒林外史》时，说他收有《文木山房集》，有文五卷。可是一般人都说《文木山房集》没有刻本，我不相信，便托人在北京的书店找，找了几年都没有结果，到了民国七年才在带经堂书店找到。我用这本集子参考安徽《全椒县志》，写成一本一万八千字的《吴敬梓年谱》，中国小说传记资料，没有一个能比这更多的，民国十四年我把这本书排印问世。
　　如果拿曹雪芹和吴敬梓二人作一个比较，我觉得曹雪芹的思想很平凡，而吴敬梓的思想则是超过当时的时代，有着强烈的反抗意识。吴敬梓在《儒林外史》里，严刻地批评教育制度，而且有他的较科学化的观念。
　　..
　　最后，根据我个人几十年来找书的经验，发现我们过去的藏书的范围是偏狭的，过去收书的目标集于收藏古董，小说之类决不在藏书之列。但我们必须了解了解，真正收书的态度，是要无所不收的。
　　载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台北《中国图书馆学会会报》十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