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件呢子大衣
上世纪七十年代,家住农村的我,经历了那段贫穷的岁月。
我们吃的是地瓜和地瓜干,穿的是打着补丁的衣裤,很多孩子到了夏天都是光着脚板,在村子里跑来跑去。作为劳动力的男人们,在田间地头干活时,经常不穿上衣,而是披着一块大约二尺见方的白粗布,我们称作披布。依稀记得父亲跟生产队里的劳力一起用扁担往场里担大豆、高粱、花生等的情景:秋天的阳光下,十几个或者二十几个劳力披着披布,沿山路挑着庄稼匆匆走过,风吹起披布,使他们多了几分飘逸,形成了力与美最和谐地统一。
那时,尽管每家都过着穷日子,可是贫穷的程度还是不一样的。我家在村子里是比较贫穷的几户人家之一,究其原因并不是父母不够勤劳,而是家中的孩子多劳力少。
我们兄妹五人都在上学,父亲不舍的让任何一个孩子辍学挣工分。
那时很多辍学的男孩子干不了重活,就给生产队放牛,大多女孩到大队里成立的钩花组钩花,有的到队里干一点零碎的活儿。很多家长让孩子辍学的目的就是帮着挣工分,尽管孩子一天只能挣半个劳力的工分。
我家虽然孩子多,可是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从没有动过一次让我们兄妹辍学的念头,尽管一年到头我们家还要往生产队里上交口粮钱。有时看到有些家长让孩子辍学,父亲还多次劝说过他们,不要耽误了孩子接受教育。
父亲母亲天天不辞劳苦的在田野里劳作着,到头来却经常挣不出全家人的口粮。
三中全会以后,土地的承包一下子改变了农民的命运。就在个人承包土地的第一年,我家就有了余粮。父亲天天早出晚归,在自家的责任田里辛勤地劳动着,帮父亲干活的只有母亲一人。由于缺少劳动力,同样是种十多亩地,我的父母却要付出更多的劳动。
尽管这样,父亲却很高兴,每年的年底卖掉一部分余粮后,我家也逐渐有了微薄的积蓄。
几年后我参加工作,因为在外面上班,很想穿得体面一点,可是刚开始工作,没有几个钱用来买衣服。
那时年轻爱美,在北风嗖嗖的十月里,为了保持苗条,我经常不穿母亲为我缝制的笨重的棉袄和棉裤,只是穿着单薄的毛衣毛裤,尽管冻得瑟瑟发抖,可是任凭母亲怎样劝说,我始终我行我素。
几场大雪过后,天气越来越冷了,每当回家过周日,母亲看到衣着单薄的我,总是絮叨不止。
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六,父亲上午十一点多了才到镇上赶集,可是到了下午还不见回家,母亲开始以为他是在集上碰上熟人,在一起吃饭了。可是快黑天时还不见父亲的影子,母亲就着急起来,饭也顾不上做,在村子里打听父亲的去向。从村子的西头一直打听到东头,也没询问到父亲到底去了哪里,后来我的一个叔伯舅说上午快十二点了在集上见到过他,当时没见他买什么东西。
半下午的跑进跑出,得到的消息仅此而已。眼看天快黑了,母亲回到家里,简单的做了饭,让两个年幼的弟弟吃了,而她自己却每隔十几分钟就到我家西边的村头上,眼巴巴地望着村西边那条弯弯曲曲的山路。
十九岁的我,感到心里忐忑不安,脑子里胡思乱想起来:父亲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情,出了什么危险,现在在哪里?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没有不告诉家里一声,就悄悄外出的。今天真的是一个例外。我望着母亲,母亲一句话也不说,紧皱眉头,牵挂、不安、恐惧全挂在脸上,北墙上去年刚买的挂钟嘀嗒滴答的响着,更加增添了我们内心的焦急。
十点的钟声敲过,我的两个弟弟,都躺在炕上睡着了。母亲坐在炕沿上,我坐在炕前的凳子上,默默地相对着,谁也不愿多说一句话,就这样静静地等着。我们竖起耳朵仔细地谛听着院子里、屋后里是不是响起了脚步声,可是任我们怎样仔细的去倾听,在这个无风的冬夜,却一直没有响起父亲那有力的脚步。挂钟突然响起的敲打声,会把我母亲吓的身体猛地一震,站在母亲身边的我,心脏也不由得一阵紧缩。
快十一点了,院子里还没有一点动静。冬天的夜晚,五点多就全黑了,这么冷这么黑的夜晚,即使再忙的活再急的事情,也不至于不对家里打一声招呼吧。父亲到底去了哪里?令我们母女怎么也猜不出。望着母亲几乎绝望的神情,我不知道怎样来安慰她几句。母亲空洞的眼神,一会儿望望我的大弟弟,一会儿又看看我的小弟弟,他们此时躺在温暖的大炕上睡得正甜,还不知道为母亲分担忧愁。
我家住在村子的西头,要想进出村子,走西岭最方便,父亲回家不会选择其他的路,在无奈中我们又等了半个钟头,母亲再也沉不住气,站起来重新走出大门口,我默默地跟在她的身后,母亲这次没有阻止我与她一起出门。我们一起走进黑暗里,跌跌撞撞的往西岭寻去,凹凸不平的路面上,不时有石块把我们绊一个趔趄,我跟母亲相互搀扶着,摸索着前行,这次我们一直翻过西岭,走到了岭下面的公路边,借着微弱的星光往公路上张望,可是这样黑的夜根本望不见路上的情景。周围的寂静使我们的听力发挥到了极限,也没听到远处传来脚步声。直等到冻得瑟瑟发抖,还是不见父亲的踪影。母亲拉着我的手,也许是她感到了我全身在打哆嗦,就不再坚持等下去,默默地与我往回走去。
十二点的钟声快要敲响了,大门终于响了起来。我们母女几乎是同时跳了起来,争相跑出屋子,发现父亲终于回来了。
父亲进到屋里,背着那个不常用的军绿色书包,书包上有“为人民服务”五个红色大字。父亲还没坐下,就把手中的一个粉红色塑料袋递过来,说:“穿穿试试,合适不?”
这时,平日好脾气的母亲发火了,责怪父亲不该一声不响的外出。父亲说:“我找村后头他五大爷捎的信,说到城里去,他没告诉你吗?”后来我们才得知,给母亲带信的五大爷,中午赶完集后在女儿家喝的酩酊大醉,已经回不了家了。
担心和恐惧烟消云散,笑意重新回到母亲的脸上。我马上打开塑料袋,抽出里面父亲给买的东西。发现是一件过膝的呢子大衣,黑亮的呢料在灯光下发出柔和的光。轻轻抖开大衣,发现做工很精细,内里的布料用手摸去,细滑舒适。那一排黑亮的纽扣上,印着花纹,显得新颖别致。
在母亲的帮助下我穿上大衣,对着墙上的穿衣镜左看右看,欢乐从心里溢出来。母亲给我整理着大衣,看看长短肥瘦,说就像给我量身定做的一样。
父亲坐在炕沿上说着他今天的经历:原来,他上午赶集时已经快十二点了,这时他打听到下午邻村的大队会计和保管,要坐拖拉机到城里给大队里办事,就想搭拖拉机进城给我买大衣。于是,急忙找村里人捎了信,在集上简单吃了点饭,又等了好长时间才出发,到城里就快四点了。当他转了好几个百货商店给我买上大衣时,天已经黑了。往回走时没拖拉机可坐,就只有步行五十多里路回家,又说不是天黑路不好走,他还会提前些回家的。
我无法想象我的父亲在零下十几度的冬夜里,是怎样一步步丈量了这么长的路,怎样跌跌撞撞的走回家的。到此我才领悟到,每次母亲责骂我不穿棉衣,我的默默不语的父亲原来早就有了打算。
那件呢子大衣直到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价格:74.5元,这个价几乎要花掉我两个月的工资,我的贫穷的农民父亲,居然会花这么多钱为我买一件衣服!
在当时的农村,那件大衣算得上一件奢侈品。我在穿了两年后,才有女同事买上了同样料子的大衣。如今每当想起那个冬夜我对着镜子试穿呢子大衣的情景,就会联想到我的父亲。
穿过那件盛满父爱的呢子大衣,在后来无数个寒风凛冽的日子里,我都感到了永恒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