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教育美”教师节征文
雨露甘霖师恩情 我读小学的时候,哥哥读初中,那时候村里还有初中部,教初中的老师有本村的,也有外村的。八十年代的校舍很破旧,我那时的课桌是长条木头板子做成的,两边用土砖垒成两个方形的墩台,然后木头板子担在两边的墩台上,学生们坐在自家带来的板凳上。在那长条形的案子上,学生们也不忘画上三八线。 那时候学校没有食堂,离家远的老师中午的时候没地方吃饭,所以学校按排学生们轮流领老师回家吃午饭,叫做管老师饭。 有一天,轮到哥哥管老师饭,中午哥哥领了三位老师回家吃饭。母亲炒了四个小菜,里面夹杂着少许肉丝,这在当时可是过节的待遇。父亲拿出了他的老白干,烫了一小酒壶酒,斟满了四小酒盅。老师们说下午还有课,就不喝了。父亲说每人一小酒盅,多了也不给喝,喝了暖暖身子,老师们禁不住盛情就喝了起来。当然,喝酒吃饭少不了聊聊家长里短,最后自然谈到了孩子们的学习情况。哥哥那时学习成绩很好,那年得了三好学生,还奖了一朵大红花。谈了一些哥哥的学习情况后,父亲又把我叫过去,说,这小妮子也不错,以后好好教育她,咱农村孩子不指望有啥大出息,考个中专,大专的就不错了。其中一个中年老师还问了我的名字,后来我从哥哥那里知道了那个老师名字叫王焕孝。 后来,轮到我上初中的时候,在村子里只上了半年,村里所有的初中都撤了,初中全部集中到镇上。我没有寄宿到学校,而是到离镇上不远的自家大爷家寄宿。 初一的那一年冬天特别冷,接连下了几场大雪,学校里的教室屋檐上经常挂着那种积雪化了又结成冰的冰溜溜,长长的,经常有同学打下来吃。我的手小时候冻伤了,母亲虽然用了各种方法治,用茄子秧烧水烫,用辣椒烧水烫等,但总是不见效,以后就年年犯,每次都是手肿得像发面馒头,然后过几天又暖过来,手就又红又肿,又热又疼又痒,晚上特别严重,所以每当晚自习的时候,我就不能转心学习,手不停地挠来挠去。那时候王焕孝老师不教我们课,但是有一天他替别的老师到我们班值晚自习,我又不停地在那里挠手,恰好就被王老师发现了,他摸了一下我又红又肿的手,只问了一句:“你这手是冻得?”那关切的语气让我想起了父亲慈详的面容,仿佛和煦的春风吹进我那寒冷的冬天,让我在远离父母的学校仍然感受到亲情的存在。我默默点了一下头。王老师话也没说,就走了出去,不一会儿手里拿了一管膏药回来,对我说:“拿着用吧,我知道冻疮很难治,但是涂上点药能有点效,最起码舒服一些!”几句话说得我心里暖暖的,心里涌出了一种莫名的感激之情。那是一管已经开封用过的冻伤膏,我把冻伤膏小心地涂在我的手上,又疼又痒的感觉轻了许多,我又安下心来继续学习。后来,那管冻伤膏我用了好几年,一直舍不得扔! 快放寒假的时候,又下了一场大雪,虽然很冷,但对孩子们来说,大雪依然带来了许多快乐! 终于放寒假了,书包里多了一张三好学生奖状,很高兴。同学们大多都三三两两地回家了,有骑自行车的,有走着的。放假后,我去了大爷家一趟,因为要告诉他一声:放假了,就不去他家住了,晚上就不要给我留门了。然后我就快乐地走在那条从镇上回到家的沙路上,因为下了大雪没几天,路上的雪还没化完,我一边走,一边像溜冰一样玩着,走几步,溜几步,八里路,一会也可以到家的! 突然后面响起了一个声音:“×××,你怎么才走,不是早放假了吗?”我很奇怪,谁在叫我?回头一看,正是王焕孝老师和我们村的董老师。我告诉王老师说去了我大爷家一趟,所以走得晚了。老师们因为要处理一些教学事务,所以走得也晚。王老师把自行车停住,“坐上来吧!回家还快些!”我们三个一起走在那被雪压得很滑的道路上。走了几分钟后,突然我感觉车子一滑,“啪”地一声,来不及细想我就甩了出去,我摔了个仰面朝天,王老师连同车子也歪倒在一边。一看这情形,董老师,我,还有王老师都哈哈大笑了起来!王老师不好意思地问我摔疼了没有。不知怎的,尽管屁股有些隐隐作痛,心里却美滋滋的。后来,走到南北走向的路上,雪都化得差不多了,王老师和董老师车子骑得也快了起来,王老师自言自语道:“现在不怕它了!”那情形像是摔了我而不好意思地自嘲。 多少年后,我工作了,也结婚生子了!王焕孝老师应该也退休了。在那张我依然保存的小学毕业照上,王焕孝老师就坐在中间,那时他是一位校领导。上学时候的很多事情经过岁月的洗礼也都渐渐模糊了,但是王老师关心我的两件小事却以独特的画面在我脑海里刻了下来,那种关心像是一个长辈给予晚辈,又像是一个父亲给予女儿的一种恩情,让它在岁月的长河中沉淀了下来,成为记忆中跳动不止的画面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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