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小城留给我最初的记忆，就是这座露天电影院。它的名字叫“河西电影院”。浅显直白地表达出它所处的位置：河西。一面正方形的砖墙，用石灰水刷得雪白，这就是银幕了。几百个水泥凳子编着序号，井然有序的排列着。我在这里面看过的电影，迄今为止只记得两部。一部是《自古英雄出少年》，一部是京剧版的《三打白骨精》，里面的美猴王浓墨重彩，他的脸谱一点也不立体，非常平面。以至于许多年后，看周星弛的《功夫》，小女孩手中那根彩色的棒棒糖，竟让我一下子想到了当年美猴王的那张脸。
电影院的生意非常的火爆，售票处只看见攒动的脑袋和伸长的胳膊，姑姑去买票的时候，我蹲在卖炒瓜子的前面，看他用一个小茶杯当作量具，灵巧地兜售他的瓜子。一杯卖一角钱。那些瓜子在茶杯里，以一种流水的姿势进入了别人的口袋，我甚至都能听到它欢畅的歌声。电影开场的时候，我口袋里鼓鼓的，顺着人流进入电影院。姑姑狠狠的拽着我，担心我会满院子的疯。其实她就是不拽，我也会乖巧的很。担心口袋里的瓜子会蹦出来，我一直用手紧紧地按住。姑姑念着票上的座号，挨个看水泥凳上的白色数字，找到位子后，姑姑从袋子里拿出两个棉坐垫，让我坐上去，我拒绝，经过了白天酷热的蒸熬，坐在凉凉的水泥凳上是何等的快意！姑姑固执的坚持，让我最后只好屈从。坐下后我开始左顾右盼，忽然看到了本班的几位同学，我兴奋的尖叫着她们的名字，尽管才分开没几个小时，但我们为在这样的环境下相遇而感到激动，唧唧喳喳的不停地说啊笑啊，电影开演了才各自回到座位上。姑姑用手暗地里掐我，嫌我没女孩子样，太疯。我忙从口袋里掏出葵花子，塞到她的手里。这时候的影院是寂静的，磕瓜子的声音此起彼伏，像是有几百只小老鼠在偷吃粮食。
河西电影院放电影是分时令的，就象一把纨扇，一到了秋天，它就变得不合时宜。冬季电影院的生意非常萧条，从大门的缝隙望过去，水泥凳上积满了落叶和肮脏的黑雪。
姑姑的单身宿舍在厂子的最北边，一溜平房，门前成排的白杨树。树与树之间的晾衣绳上挂满了湿淋淋的衣服。宿舍里的味道，搀杂了肥皂、雪花膏的脂粉气，机车和棉纱混合的生涩气、饭盒里小咸菜的酱香气。姑姑的床在北边靠窗的角落里。晚上睡觉时我不停地说梦话，那些年轻的姑娘们第二天早上学给我听，口气和语调都模仿得惟妙惟肖。在她们眼里，十岁的我就是一个傻傻的乡下小姑娘，没有城市孩子的刁钻和造作，还是可以喜欢并包容的。
夜晚，姑姑带我去家属区串门，那天她带我进到一户人家的时候，在门口就听到孩子的打闹和大人的斥骂声。一个大澡盆摆在地上，里面两个女孩子正在互相泼水，她们的妈妈，一个胖胖的中年妇人，大声呵斥着，让她们停止这种游戏。多年以后我再回想，第一次见到敏子时的模样，可无论怎么费劲心思，仍是模糊。只记得她和欣欣互相打闹的场景。敏子后来成了我的同事，相交甚笃。
此后我上学的路上多了两个伙伴，敏子和她的妹妹欣欣。学校在河对面的繁华小学，途中要经过一座大桥。就是这座大桥把一个城市分为了河东与河西。一个人走路是寂寞的，三个人的路程就轻松多了，我们比赛，看谁先跑到大桥的尽头。现在已经记不清谁输谁赢了，等我们三人跑到学校的时候，上课的铃声正在校园里尖锐的响起。课间十分钟，班里的女孩子们玩跳橡皮筋的游戏，两个女孩子站在相距三四米的两端，脚踝处勾着橡皮筋，其他的女孩子就过来跳，让绳子在小腿间舞蹈。嘴里念着“二五六、二五七，三七三八二十一。我先是被缠绕在她们脚上的橡皮筋迷惑，又被这不着调的口诀搞得抓狂，因为实在弄不明白那些莫名其妙的数字为什么会聚在一起，它们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现在偶尔路过这所学校，我还是会站在门口打量一番。门口的上方赫然立着“实验小学“四个金黄色铜体大字，曾经的‘繁华小学”已成为历史云烟。孩子们下了课就在教室里活动，因为学校没有了操场---------当年跳皮筋的地方已矗起了高楼大厦。周边林立的高楼把学校包围得像一座孤岛。
放学的时候，我们三人再结伴回家。经过那座桥的时候依然会赛跑，跑得气喘吁吁却乐此不彼。在书包丁零咣垱的响声里，我放慢了脚步，她们是在回家，而我是回姑姑的宿舍。虽然有张可以睡觉的床，但那里不是我的家。我的家在乡村，那里有宽阔的院子，高大的梧桐、火热的小炕。这座城市我再怎么熟悉，骨子里也有着格格不入的生疏。
敏子有时候会去她的姥姥家。她姥姥家住在服装厂的后面。那条街上有一座小桥，桥下的沟里经年流着灰色的污水。一种非常像菠菜的水草，叶片绿得发黑，宽宽肥肥的铺满了沟沿。我趴在栏杆上等敏子的时间里，看到了这座城市的广场------------其实只是一片稍微开阔的空地而已。广场东面是“诸城电影院”，它与河西电影院不同，它不是露天的。它是一幢灰色的楼房，楼上挂满了电影海报。那些手工绘制的海报，人物线条粗疏，表情呆板。它北面的建筑物是这个城市的礼堂。记得刚到这个城市的时候，父亲领我和姑奶奶去看戏。姑奶奶是父亲的姑，老太太天性喜闹，央求着父亲带她去礼堂看戏，父亲把我和姑奶领到座位上后就走了。我还记得那出戏的名字叫《罗衫记》，一个青衣甩着水袖在台上咿咿呀呀的唱，唱腔悲凉。老太太坐我旁边开始哭上了，小手帕湿透了，毫不客气的拽过我的围巾没命的擦眼泪。我正为这份苦差使烦着呢，戏又听不懂，走又不能走，万一走了老太太回不去还是个麻烦。眼见得她一寸寸的侵占我的围巾，我也忍不住哭了，这哭，是急的。
一年之后，我转学到了纺织厂子弟学校。离开了已经熟悉的学校和好朋友，又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父亲把我带到教室门口，班主任陈老师要领我进去，我抓紧了父亲的手，对那个未知的门口感到恐惧。我不清楚等待我的是友好还是冷漠。父亲松开我的手，说我在外面等你。
终于跟着陈老师进来了，我低眉，两手玩弄着衣角。陈老师介绍了我的名字，并说大家鼓掌欢迎新同学。在同学们的掌声里，我觉得应该有所表示，于是抬起头，给了同学们一个灿烂的微笑。一个声音很小但很清晰的传了过来，哦，她好丑啊。
我对父亲说，不喜欢这里，我要回家。
父亲说，你只能往前走，不能回头。
还是去了，在那所陌生的学校。坐在最前边的位子上。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能融入他们中间。某日下午，班里组织某个活动，不记得什么原因了，我没有去。我在空荡荡的教室里好奇的来回走动，忽然看到了同学桌上摆着的水粉颜料和画笔。我打开了这个潘多拉的盒子，把它拿到了窗前，在午后的阳光下仔细研究它的用途。等想要把它放回去的时候，我傻了，因为我忘了它主人所在的位置。楼道里的喧哗声越来越近，我慌乱的把它放在了某张课桌上，迅速跑回了自己的位子。
没过几分钟，一个女同学大声尖叫，我的水粉不见了，还有我的画笔！另外一个女同学说，天啊，在我桌上，我发誓，不是我拿的！我伏在桌上做认真学习状，只觉得眼前一黑，大军压阵，没等我辩白，对方就厉声斥责我，小偷，你竟然想偷我的水粉和画笔！另外一个也很激动，小辫子一甩，你放在我桌上是什么意思？没想到一个乡巴佬，竟然这么阴险。我小心地辩解，我没有偷，只是拿着看了看。这句话换来的是铺天盖地的指责，一些同学也过来，十分愤慨的说我一点也不老实，好象我下一个要偷的就是他们。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我沉默，不再解释。直至许多年后，面对一些我无法解释也不想解释的问题时，我的选择就是闭上嘴巴。
陈老师对我一直是宽容的，对于水粉事件，他没有说过我半句。在之后的日子里，他经常有意无意的在课堂上表扬我，比如举手积极啦，作业认真啦。我的语文成绩一直是他的骄傲，尤其是作文，他会在课堂上点评好长时间。后来我懂得，他用另外一种方式抚慰了一个孩子敏感脆弱的自尊。
好象是临近国庆的日子吧，陈老师在课堂上描述即将到来的盛况，忽然间，没有任何预兆的，他扑通倒在了地上。班里先是鸦雀无声，接着大哗。教务主任碰巧从门前路过，他两步跨进来，在班里几个男生的协助下，把陈老师背在身后，一路小跑。我当时已经逃到了走廊里，全班同学我是唯一出逃的一个。好在班里乱成一团，没人注意我。后来我想，可能在我的潜意识里，一直有着想要逃离的欲望吧。
中午我是不回家的，口袋里揣着父亲给的生活费，在学校的东大门买一种芝麻火烧作为午餐。由于学校是在工厂宿舍区的最深处，从东门进去要穿过密集的宿舍楼，然后才进入学校。我有许多同学都住在里面，包括说我是小偷的那位女同学。她的父母都是青岛下乡知青，那盒水粉颜料是青岛的亲戚送的，她把它拿到学校去，每天摆在外面，从来没用过，只是为了装饰贫瘠的桌面。她说话都带着青岛口音，尽管她没离开过这个城市半步，但并不妨碍她会说一口地道的青岛话。
那个火烧真的非常香。芝麻的分量很足。有甜的五香的。这两种口味我都要，五分钱一个，一角钱买俩。然后再买上一角钱的软枣，提着它们穿过密集的宿舍区进入学校。教室里洋溢着烤馒头的香气，几个同学围坐在炉火边，烤着从家里带来的食品。一位女同学把烤好的苹果递给我，我微笑着拒绝了她。我一点一点的吃芝麻火烧，慢慢的享受美食给味蕾带来的快感。火烧吃完了，我开始吃软枣，与芝麻火烧的咸香酥脆不同的是，它非常的甜，非常的软糯。含在口中，它会慢慢的融化成一些粉状的物质。我用舌头把这些粉状的物质一一扫荡干净，最后吐出扁长的核。这两项工作我做的一丝不苟，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习惯了它们之间的搭档关系。包括那个卖火烧的老人。我付钱的同时他把包好的纸包递给我，彼此之间默契得不需要语言来交流。
我以为，吃是我在孤单的时候，唯一能慰冀我心灵的一种方式。所以直到现在，我的咀嚼功能依然十分强大，对于那些美食，我非但不拒绝，并且对于开发和制造美食有着高涨的热情。做菜需要百倍的用心，心无旁骛，眼中无他，方能进入至高境界。这个过程，做菜的人是快乐的。没有什么烦恼能够阻挡住这种快乐。吃，也是一种快乐，它们在进入我的胃之前，依然会在我的唇齿间做较长时间的逗留，我真的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下午放学后，我要经过那座桥回家。过桥的时候，有时也会奔跑，但身边已没有了敏子和欣欣的脚步声。家，是父亲单位的宿舍。那个家经常是空的，我很少见到他。年轻气盛的他总想闯出一片自己的天空。我打开房门，拿上饭票和水票去食堂。孤单的吃完饭然后写作业，再写日记。夜晚睡觉的时候，我把门锁检查了又检查，还是胆小，索性把自己裹进被子，看父亲的书。什么时候睡着的也不知道了，反正房间的灯从来没灭过。我故意不去关它，因为我丰富的想象力会因黑暗的来临而生长出无数变形的翅膀。
学期结束了，因为成绩的优异，在全校放假大会上，副校长着重提了我的名字，夸我懂事，知道父母供我上学的不易，知道上进，知道自强自立。陈老师就坐在队伍的前排，我看见了他仰头无声的笑。这是他的习惯，他习惯仰着头笑。
与同学的关系竟然也一天天的融洽起来。这时候，我认识了同班的米娜。
她是一个非常秀气的女孩子，鸭蛋脸，挺直的鼻梁，大小适中的嘴巴。她很爱笑，也很热情。放学的时候，她问我是不是住在北大院？我说，是呀，你也住在那里吗？她说，我住在你们东面，酒厂那里。我们以后就一起走吧。我很高兴的答应了。
那时的纺织街路边是高大的白杨，马路很窄，春天的时候，地上落满了毛毛虫似的杨穗。我和米娜边走边踢地上的杨穗，我向她推荐极其美味的芝麻火烧，她笑着说，我中午带的饭都是妈妈做好的。我低头不说话了。她说，今天去我家玩吧。我眼睛一亮，可以吗？她笑了，去吧，我妈可好了。
米娜领我从酒厂的大门进去，熟门熟路地拐进一排高大的库房里，我进去，看到了它们，它们裸着灰白的成为片状的身子，从四面八方的农田里赶过来，身上还散发着阳光的干燥味道。我站在这座巨大的瓜干山下，琢磨着它们不好好的在家里粮囤呆着，到这里来瞎晃荡什么？想做城里的地瓜？城里是那么好呆的吗？这时，米娜和一个中年妇人走过来，女人温和的笑着，抚摸我的头，叫着我的名字，望着这个和瓜干一样朴实亲切的女人，我从心底生出了对她的认同，这个人和妈妈是一样的，她身上有瓜干的味道。米娜从她妈妈手里要了钥匙，领着我穿过酒厂的东门回到了家。
以后的许多个日子里，这座收藏着瓜干的库房成了我经常光顾的地方，我喜欢阳光下温暖清甜的气息，喜欢那些憨厚敦实的瓜干。看着它们，我觉得自己离家很近，离那片生养我的土地很近。
米娜的爸爸是针织厂的厂长，胖胖的，说话很慢。他在家的时候不多，有时候偶尔回家早些，就坐在沙发上喝茶看报纸。我和米娜在一边写作业。他可能觉得冷落了我，就和我说话，有一次他喝着茶水，慢悠悠的问我，王小平，你爸爸姓什么啊？我左右为难，说吧，这个问题也确实太简单；不说吧，怕他真不晓得我爸爸也姓王。米娜的妈妈说，她姓王，她爸爸自然姓王了。我和米娜捂着嘴偷偷的笑。她爸爸尴尬得咧了咧嘴，然后清了清嗓子，把报纸翻到了下一版。
所有的任课老师中，我最怕的是数学老师。一个瘦瘦的嘴角有两道竖纹的中年妇女。她的脾气非常暴躁，她的眉头总是紧锁的。一个问题在黑板上讲了一遍，同学们理解不了，好，那再讲一遍。第二遍还是理解不了，嗓门高了，手也抖了，到第三遍的时候，啪，黑板擦砸在黑板上，你们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我瞪眼扒皮的在这里站了一上午，累得口干舌躁。你们怎么就是不开窍？
同学们都把头低下，任她痛心疾首地数落。她淋漓尽致地数落完之后，再把那道题讲一遍，还未等讲完，下边就有同学无限感慨，哎呀，原来是这样啊。懂了懂了。此言一出，宾主尽欢。那位连说懂了懂了的同学，如今不知混在何方，若是混在官场，将是一颗极好的政治苗子。
我是非常忌惮她的，尽管她对我不错。
临近毕业的那年夏天，上午的一节数学课，坐我前面的男生因为回答错了问题，已经站那里半天了，数学老师就在我旁边，用力的摔着他的书。我无意识的玩着头上的发卡，拿下来再戴上去，戴上去再拿下来。重复数次后她忍无可忍，抓过我的发卡，扔到了窗外。等我醒过神来的时候，已经被她推到了教室的后墙上。她不停的用手推搡我，惊恐中我听不见她在说什么，只看到她那张因为极度愤怒而扭曲的脸。我大骇，她把我逼到了墙角，我无处可逃。恐惧中我想到了妈妈，哭了。或许是看到了我的泪水，她停止了对我的攻击，回到讲台上继续讲课。她让我回答问题，说答对了可以回到座位上去，我低头，拒绝回答。
那一次的伤害犹如一个滚烫的烙铁，把我烙得肌无全肤。她永远不会知道，她的这些举动对一个极度敏感和自尊的孩子造成了多大的伤害。直到现在我对中年的、数学的、女老师这几个字眼依然心存畏惧和排斥，根结就源于此。
暑假过后，我转学了。就这样结束了我的小学生活。
二十多年后，旧城一点点的在风化，在沦陷，在消失。从废墟里拔出的高楼大厦，在尚未泯灭的旧舍和鸡零狗碎里，贵气逼人。那座大桥依然还在，抚着残缺的栏杆，我仿佛听到它身体的断裂声，它隐忍着不让自己发出呻吟。它老了，已经承载不起岁月给它的重压。我依然是不肯过河西，我喜欢现在居住的东部。曾经生活过的河西，那座旧城，是残存在唇齿间的最后一粒芝麻，散发着忧伤而又美丽的香气。
狗仔卡
发表于 2009-12-25 08:21:43
提升卡
变色卡
抢沙发
显身卡
发表于 2009-12-25 08:32:14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