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城社会的稳定，离不开今天的经济成果，这是社会稳定基础！
纪念一下这个人~~
总第159期[1994年7月陈光在山东诸城通过股份合作制等形式完成272家国企产权改革，他被称[陈卖光]]
陈光对国企产权改革后，诸城针织制衣有限责任公司成为一家由4家企业法人出资组成的股份制企业，1995年实现利税1177万元。新华社记者吴增祥摄
在诸城实行国企改制后，陈光被人称为“陈卖光”。
■陈光简历
52岁，山东省省长助理。毕业于山东省委党校经济管理专业业余本科班。
曾是寿光县供销社办事员，县委宣传部干事，昌潍团地委秘书，共青团潍坊市委书记。
1991年，任诸城市市长；1993年，任诸城市委书记；2003年4月任菏泽市委书记。
1992年，股市已开始为陷入泥潭的国企进行输血解困。但量大面广、上市无门的中小国企依旧乱成麻草。此时颇具争议的“诸城经验”进入人们视野。
原诸城市长陈光是该经验的倡导者。他在1994年将当地272家国企通过股份合作制等各种形式，完成了企业产权变革。这在全国引起广泛争议。有人称这种“卖光”行为是将中国几十年的公有制社会主义一改而光。
如今在改革30年之际，倾听当时这位风云人物，细谈改革中的得失甘苦。
诸城出了个“陈卖光”
背景：1992年，陈光37岁，为诸城市市长，他发现多半国企，因产权不清而亏损，便掀起职工买股的股份合作制改革，2年后全市272家国企完成改革。他被人称作“陈卖光”。
新京报：是什么促使你那么早去做一场国企改革？
陈光：当时国企改革的改来改去，都是在调整政府和企业的利益关系，没有触及企业的产权问题。
严格来讲，国有企业产权很明晰，就是国家的。但问题是，谁来代表国家？国务院代表，还是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所以我当时说，改到深处是产权。
新京报：“卖光”国企为何先在诸城出现？
陈光：现在看，这不是凭空出现，“卖光”国企也不是哪一个人心血来潮，想出个风头，创造个什么经验。当时的企业状况确实是不改不行。150家市属企业，104家亏损。
财政收入1991年只有几千万。没钱办事，只好被逼着改。
新京报：和你个人有关吗？
陈光：肯定有个人原因。我当时在市委研究室工作已10年，研究经济体制改革，有理论基础。另外在潍坊我参与股份制改革企业试点，是组长，微观层面也非常熟悉。后来到诸城任市长、市委书记，能说了算，就开始改革了。
新京报：当时卖国企，压力有多大？
陈光：没有考虑那么多。说实话，那时也比较年轻，对复杂性有点估计不足。我就想着，企业活了，职工有活干了，谁也说不出毛病。
而且十四大中有一句话，国有小型企业有些可以出租和出售给企业或者个人。那我就埋头干了。
新京报：何时被社会关注？
陈光：1994年传出去，有香港报纸报道，江青故乡出了个陈卖光。理论界也有争论。后来央行派12个人来查账，没有呆账、坏账。
然后中央派来联合调查组，共21人，涉及9部委，查了8天8夜。后来在潍坊宣布调查报告。当时我们就像听判决书一样。最后的结论是，方向是正确的，措施是有力的，效果是显著的。
“国资是流转不是流失”
背景：1996年春天，朱镕基总理来诸城视察3天。
对于“陈卖光”的行为，当时随行的部长、行长、经济学家们都有不同看法。
新京报：听说你当时压力大得睡不着觉？
陈光：有压力，也不是很大。
当时就觉得，不就是这么点事吗，何况时间证明我们改对了，还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评来评去的？退一万步说，若错了，把钱退给职工不就行了吗。不就是一个县吗，不就是一个小不点的企
新京报：你踏实是因为你不在乎，即使丢官？
陈光：关键是心里有数，理论有依据，政策有依据，微观上非常谨慎，国有资产没有流失。
真要被罢官，那罢了就罢了。
新京报：当时有人质疑“卖厂”致使国有资产流失？
陈光：联合调查组调查得非常清楚，国有资产没有流失。其实，有些人是感情上过不去。我当时就说，国资是流转而不是流失。国有资产可以以货币的形式存在，也可以以实物的形式存在。
新京报：在当时的环境下怎么能保证国资不流失？
陈光：通过专业机构审核。所有的评估都有法律效力，由能够承担法律责任的会计所或者审计所来评估。
新京报：是由政府指定的吗？
陈光：是由企业和政府组成的工作小组共同来请。评估结果由潍坊市国资局评定。当时有一个企业，国资局认为评估不准确，就又找了一个，评估结果还是一样。我们当时的态度是，绝对不能在改革中搞猫儿腻。
“千方百计往国家政策上靠”
背景：当时诸城市委机关许多老干部反对“卖”国企。许多学者在刊物上批判陈光，有人认为他将几十年的公有制社会主义改没了。
新京报：有人说股份合作制其实就是股份制，你当时提出股份合作制，是为了给企业加一顶公有的帽子？
陈光：完全不是。股份制是资本合作，合作制是劳动合作。股份合作制度本身就是公有制的一种形式。我没有把国有的变成私有的，而是把国有的变成集体的。后来中央文件都称，股份合作制是公有制的一种形式。
新京报：但诸城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并没有被推广开？
陈光：很多地方学了，让职工普遍持股，但相关配套如医疗、养老等保障制度没跟上。
新京报：改革最终还是发展到管理层持股，走向了股份制。
陈光：对，股份合作制是一个过渡形式。迟早要向公司化管理过渡。只是当时确实没有条件去做股份制改革，还没有到那个阶段。
新京报：在改革初期，有些政策没有规定的东西怎么办？
陈光：没有明确政策，就千方百计往国家政策上靠，如果靠不上，就由市政府讨论，讨论后出台文件。我们当时一共出台了12个文件。
新京报：现在想想那场改革，觉得有哪些遗憾？
陈光：思想还不够解放，步子还不是最大的。有些应该改的没有改。当时我想关系国计民生的企业不改。实际上一个县的企业改了也没什么关系。
到菏泽变成“陈送光”
背景：1997年，陈光调任菏泽地委副书记。他把当地困难企业“送给”优势企业，以此带来资金、管理和市场的增量。他又被称为“陈送光”。
新京报：在菏泽，你的改革效果似乎不是很明显？
陈光：离开诸城时，有老领导说，在诸城搞改革，过了瘾就行了。
我当时也想，搞个改革，到处来评来查，我到菏泽就老老实实干点活。结果还是没管住自己。
新京报：菏泽是用送的方式？
陈光：菏泽是农业区，没几个象样的企业。我觉得晚改不如早改，1992年国有企业还有些资产。
1998年很多企业没有净资产了，全是窟窿和债务，只能送，而且人家还不一定要。
新京报：“送”企业引来争议？
陈光：当时国家经贸委来调查，本来想找问题，没找到。后来去别的市一看，还不如我们呢。
新京报：2004年，菏泽卖医院，卖得并不顺利。
陈光：市里组织人去辽宁海城调研医改。回来决定要改。菏泽医改的情况很特殊，我不想多说。其实，我不赞成菏泽医改。事业单位改革和企业不同。
新京报：你是一把手，没有你首肯无法推动医改。
陈光：我在市常委会上听了报告，也表示同意。当时告诉他们步子要小一点，从乡镇医院入手。
新京报：现在你说不同意，理由是什么？
陈光：因为上面还没有政策。
我办事情是讲究政策依据的。别看我胆子大，天高任鸟飞，但还是有个笼子。
新京报：菏泽将医院卖出去后，又买了回来，是不是一个失败？
陈光：是失败了。但毕竟探索了路子吸取了经验。
新京报：有人说你在菏泽待了11年，是被困住了，如壮牛入泥潭，使不上力气？
陈光：说我困住的人无非是想说我没有升官，官多大算大？当年我当上市委书记我都觉得祖坟冒青烟了。
“为公才改革，为私谁改革”
背景：今年陈光任山东省省长助理，主要是协助省长做调查和研究。对于过去的成绩，他说自己缺乏系统理论，还算不上一个改革家。
新京报：你和仇和曾经彻夜详谈，两个改革官员主要谈什么？
陈光：谈得很深。农村改革，企业改革的深层次的东西。
新京报：你觉得自己和仇和有什么不同？
陈光：他很好，真的为老百姓做事情。我很欣赏他的那句话，为公才改革，为私谁改革。谁愿意去老做那些戳别人眼珠子的事情。
新京报：仇和的改革步子迈得比你大？
陈光：他晚啊。
新京报：你们的共同点在哪里？
陈光：比较注意学习，对理论和政策吃得透，都比较执着。因为都是农民出身，对老百姓疾苦体会也比较深。
新京报：现在做省长助理，主要分管哪方面的工作？
陈光：协助省长做改革和调查研究。主要是综合配套改革实验，还有企业改革、乡镇改革等方面，包括中小企业的改革。
新京报：在这些改革中，你会不会跨出更大的步子？
陈光：在其位谋其政。我现在是省长助理，就要把助理当好。
新京报：你认为自己是个成功的改革家？
陈光：我想不能算什么改革家，我当时是一个比较称职的县委书记。因为当时我们的职工没有一个人下岗。现在诸城有活力的企业基本上都是因为当时改制的。
新京报：你对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陈光：我没有经过系统的理论教育，只是半瓶子醋吧。
1992年，股市已开始为陷入泥潭的国企进行输血解困。但量大面广、上市无门的中小国企依旧乱成麻草。此时颇具争议的“诸城经验”进入人们视野。
原诸城市长陈光是该经验的倡导者。他在1994年将当地272家国企通过股份合作制等各种形式，完成了企业产权变革。这在全国引起广泛争议。有人称这种“卖光”行为是将中国几十年的公有制社会主义一改而光。
如今在改革30年之际，倾听当时这位风云人物，细谈改革中的得失甘苦。
本报记者张寒实习生朱柳笛北京
山东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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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9-6-23 1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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