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店轶事（原创作品）

傅培宏 · 发表于 2013-5-9 09:51:32

小店轶事（原创）
——傅培宏

世上林林总总的事情往往都是有来由的，所谓来由，一种是事情产生的原因，也就是源头，另一种便是传播的源头，这源头相对于事情的真相来讲，就有些“二手”的味道，这二手的消息，正如买的二手车，有的车基本还是原装，有的车身上的零件已经是接近“全拼”了。

本文将要叙述的是发生在一个小店里的故事，当然，也仅仅是故事而已，有的完全可信，有的简直就是扯淡，有的是介于可信和扯淡之间的。

那还是十几年前的事情，是父亲还在世的时候，有一天晚上，趁着我的兄长和弟弟不在身边，父亲悄声和我说：老二，委屈你啦，我给老大和小三都盖上了房子，唯独你没有，看我这身体啊，有生之年是不可能帮你盖房子啦，等我走了之后，这四间商店就归你吧。此时和我对头说话的父亲，是两天前刚从医院回到家的，这次住院时间是一个月，出院的时候，医生告诉我，父亲的时间不多了，多则三个月，少则月儿巴载。我之所以晚上从老远的城里赶回来陪父亲，就是要弥补我亏欠的孝心，这个时候，我怎么可以和父亲谈论房子的事情呢？！父亲的话音刚落，我赶紧说：爸，商店你还得经营，房子你还得用着，等身体好了还得创钱来，我不要这房子。接着我又和父亲说：是你和母亲辛辛苦苦供应我上大学，他们俩没捞着上啊，我不会和他们争房子的。我说完，有气无力的父亲便不再吱声，只是一个劲地叹气，眼睛朝下往地上看着。

一个月后，父亲恋恋不舍地和这个世界作了永远的告别，临咽气的时候，父亲将我哥仨叫到跟前，当着母亲和舅舅的面，安排了后事，其中就有开商店的四间房子，归我。

虽然我的家族世代躬耕陇亩，家世平常，却也出过打火烧、开油坊、账房先生、私塾先生等一些行当的人物，父亲便是家族人物中的佼佼者。父亲五岁进私塾，解放后又受过新式教育，十八岁参加工作，先是供职县油脂公司财务，后到公安局，背着匣子枪给局长当跟班。只是脾性原因，再加之六零年生活困难，就辞职回到了家，一个潍河岸边的小村子。等将一排溜的六个子女拉扯成人，父亲就年过半百了。年过半百的父亲终归还是撵上了好时候，有着文化头脑活泛的父亲，成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个体户，先是和人合伙开锯木厂，后来就自己开商店搞批发。家庭经济有起色的时候，我的两个姐姐已出嫁，哥哥和我都结了婚，我身下还有一弟一妹，一大家子人在一个锅里摸勺子，平日开销几乎全是靠得父亲。侄女和我儿子的出生，虽使父亲喜上眉梢，但也更加重了父亲的生活负担。就在父亲旁敲侧击地暗示我和兄长应该按月交一点生活费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儿媳妇向婆婆发起了责难，为家庭安宁起见，父亲便不再提生活费的事儿。

父亲走了，商店的房子归我，我只好将房子另做打算。我首先征求的是弟弟的意见，因为弟弟不喜欢学习，初中未毕业便辍学，游手好闲的他整日混迹于街头的一些社会闲散人员之间，酗酒滋事，父亲怕他学坏，就将他拦在商店里给客户送货。时间一长，头脑简单的他就将商店视为己有，不论何种场合，常常以店主自居。因为我知晓弟弟经商的那半瓶子醋的水平，当我征询他的意见时，他回答我说，他弄不了。我原来的打算是，如果弟弟愿意继续干，就让他干着，我也不收他房租，一则弟弟是骨肉同胞，二则他还没有媳妇，他好好经营，说媳妇是个优势。既然弟弟一口做了推辞，我也就顺水推舟，将商店关门清资，抹平内外债，另作它途。

两个月后，一阵响亮的鞭炮声，将父亲苦心经营多年的商店变成了酒店，店主的也不再是父亲。坐南朝北面向公路的四间瓦房，又从东边接上两间，算是六间正房，东西又各盖上几间厢房做厨房和杂物间，总共有十几间房子，说是酒店，规模上就是个小酒店，或者就是个小酒馆。

酒馆的厨师和服务员全是自家人，两个厨师，一个是二姐家的男外甥，一个是姑家表弟，服务员是二姐家的女外甥，二姐没有工作，也搭搭手帮着择菜洗菜。不几天，母亲找我，说让我弟弟也到酒馆来干，我考虑再三，还是答应了母亲。正如我所料，父亲对弟弟的娇惯和弟弟养成的爱咋咋地的坏脾气，着实让我伤透了脑筋。当厨师的表弟和外甥都是学厨师的专业出身，虽然不是名厨，也还算精到。可弟弟以为他是长辈和老大，外行的他总喜欢指手画脚，动不动就骂骂咧咧的发脾气，搞得俩厨师很被动。弟弟喜欢喝酒，一天两顿喝，不是一般地喝，喝上酒就比天老爷大。弟弟怕我，当着我的面，他狗屁不敢放一个，我离开，他便翻了天。他在酒馆的一年时间里，家里人经常向我告状，我也经常训斥他。我训完他走了，他便和其他人过不去，因为他知道，那些事情都是酒馆的家人告的状。母亲后悔，要我撵他走，我终归难以开口。一年后，我给他找了个单位上班，才了解了难以收拾的局面。

酒馆就像麻雀，虽小，也是五脏俱全，可小小的麻雀要生存，要打食吃，还要防着其它那些强势的食肉者。酒馆小本经营，比不得大酒店，可以尽着那些婆婆妈妈的管理者吃喝拿要。酒馆刚一开门营业，工商就找上门来，大爷般地嘿呼着办证，外甥说还在试营业，工商说不立马办证就给封门。紧接着的就是地税、卫生、公安、城管，一一上门“关怀”，营业税，卫生检疫费，治安费，卫生费，少的三十五十，多的千儿八百。有的是敲山震虎，有的是软磨硬泡，有的就直接说，完不成任务领导不依，还有的语言里明显带有讽刺挖苦挑战的意味。为避免终日不断地骚扰，干脆几千块钱将所有证件都办齐全了。有两个部门不得不重点说说，一个是卫生检疫，工作人员说，酒馆用水需要定期化验，外甥说，用的是大队统一安装供应的自来水，到自来水的源头检疫不就得了？可检疫人员说，不行，就得化验酒馆用水，这是国家规定。还说酒馆里的盘碗碟子都得检疫化验，要一个个的采样，外甥说，一个个的化验，不要了俺的命汗？那工作人员说，这是国家规定。再就是地税，酒馆刚开业时是固定税，一月一千多，几年下来，和税务人员熟活了，定额变成几百块，后来就是按税票交税，是面额的百分之八。问起工作人员，人家就说是国家规定。在中国，一个老百姓，说句实在话，就是挣钱养家糊口，国家的事情，根本没心思管，就是想管点国家的闲事，也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啊，可只要你动一动，国家就无时无刻在“关怀”着你，这种关怀，让你不知道心里究竟是啥滋味，究竟是政策有问题？还是那些为政策跑腿的人有问题？还是都有问题？过后想想，那些所谓的国家人员，也真是怪不容易的，也是有家有口的人，只是穿上身挂着些标志的衣裳，便要有些违心的这里那里的指手画脚，还要遭人唾骂，有的竟然还要面对杀身之祸。

一个小酒馆就是一个小社会，就是一些人生的片段和场景。随着酒馆的经营日久，一些人一些事便定格在了那些时光里。一个我父亲还得叫他叔的本家，在村里干着点差事，一次，在酒馆里吃午饭，酒足饭饱，睡好午觉后，下午过来说他丢了一万块钱，就是吃午饭的时候丢的，我弟弟和他理论，他就说是我弟弟捡到不给他了，半下午的争论毫无结果。第二天，大队会计来说，钱给我那个爷们儿了，我弟弟问怎么找到的？会计说，中午的时候我那爷们儿喝多了，不喝酒的会计怕他口袋里的钱弄丢了，就悄悄地给收起来了。他们这帮子人又一次来喝酒的时候，正好让我母亲碰见了，那爷们儿叫我母亲好一顿数落，直数落得那爷们儿连连赔不是。

还有一件事，一年夏天，一对男女来酒馆吃饭，几乎天天晚上来，一顿点上两菜一汤，吃晚饭便走，看得出来，尽管俩人很亲热，年龄差距还是不小的，至少差十来岁。终于有一天，男人的老婆找到酒馆来了，将吃饭的两人堵了个正着，三个人撕巴在一起，要不是我二姐等人及时拉开，几乎要出人命。那老婆临走的时候，给二姐留了她的电话，说只要他俩再来吃饭，就让二姐打电话告诉她。他们走后，二姐就一直笑，弯着腰地笑。从此，就不见了俩人，二姐心软，如今还经常地念叨俩人。

也是一年的一个夏天，我因事在家呆了一个阶段，闲下来就在酒馆坐坐。在吃饭的人群里，我发现了爷俩儿，父亲瘦高的个子，满身锈迹斑斑，一脸的颓废像，儿子八九岁的样子，长得极随父亲，爷俩儿走在一起，如影随形。每当来到酒馆，父亲就随便点上俩菜，要上几个馒头，儿子狼吞虎咽的嚼着馒头，父亲一口口地抿着酒抽着烟。我和这个父亲熟络了，就问他，孩子的妈妈干啥工作？那父亲说，离婚了，老婆跟着有钱人走了，不要他爷俩儿了。我问他老婆现在过得如何？他说，前些日子听说患了癌症，病很厉害，日子不多了。他抿一口酒，叹口气说，报应啊！我俩正说着话，儿子高声叫着爸爸，将自己已经啃了半边的一只烤猪爪递给父亲，父亲接过来放进嘴里啃着。那父亲告诉我，他老家石桥子，原来在家种了二十多亩地，老婆跟人走了后，他没脸见家乡人，便领着儿子外出打工，四乡为家，前年才在我酒馆不远的一个机械厂落下脚来，爷俩儿就住在机械厂的传达室里，儿子在附近的小学上学。每次，爷俩儿吃完饭离开，望着他俩疲惫的背影，我心里有些酸酸的。我有些担心，担心那个年龄还小的儿子，没有妈妈的他，未来的日子究竟该怎样过啊？

五年前的一天，酒馆来电话，电话里二姐急急的声音告诉我，肯定不是什么好事情，果不其然，二姐说，派出所来酒馆抓了几个赌博的，要罚庄家酒馆的款。二姐说，那几个人是附近公司的中层干部，是酒馆的常客，对酒馆的买卖支持不小，他们都是早早地来，关着门打扑克，吃完饭，仍然关上门打，不让外人进去。因为二姐和外甥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赌博，所以，派出所一来，二姐就慌了神。我赶紧电话里安慰姐姐，又尽快地找公安的朋友解释和疏通。待说明情况后，公安只是罚了那几个人的款。那次惊吓后，二姐只准那几个人吃饭，不允许他们打扑克，非要打的话，不准动钱，有时候他们在房间里打扑克，二姐就时不时的进去瞅瞅，监督他们。他们还跟二姐开玩笑说，是不是二姐举报的他们，听到这话，二姐就笑着骂他们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十多年前，酒馆开业之初，我就对当厨师的外甥说，争取十年内把饭店开死，年轻气盛的外甥信誓旦旦地说，一定要打造潍河沿岸的百年老店。十多年过去了，原来的酒馆已经堕落为现炸热卖的“外卖”，相当于小吃。原来接待的最高规格的客人是支部书记村主任，还有乡镇七站八所的头头，偶尔也有城里的科级干部光顾，如今，到了饭点，熙熙攘攘赶过来的都是些建筑工人开床子的，还有附近做小买卖的老头老太太；原来的客人来了便点贵一些好吃的菜，要么就上标准，一人几十块钱，如今卖的是一块钱一碗的大锅菜。有的打工的年轻人，干了一上午的累活儿，饥肠辘辘，来了，便一手攥两个馒头，另一手端一碗菜，蹲在地上就吃起来，那吃相，不亚于六零年。

十多年前，我跟外甥开那样的玩笑，是基于我经验的预料的。在中国，从来就没有百年老店之说，之所以称其为“百年老店”，也是些下三流的把戏。比方说，北京的爆肚、卤货、大碗茶等，虽在皇城根，也是些下脚料的食材，说句不一定靠谱的话，皇宫里的人对这些是不会感兴趣的，这也是叫它们“民间小吃”的原因。往深里说，咱这个民族的人，是不适合创造百年老店的，从古至今，尤其是新时代的这伙子人，擅长的就是今天建明天砸，砸了再建，老辈子的东西，老看着碍眼，连根拔掉而后快。就我们生活的这个叫诸城的小城，那些朝代，那些识字解文的老祖宗们，他们的文化和智慧衍生出了多少的优秀传统啊，包括那些带有民族血脉的古建筑，可今日，一口一个“文化历史名城”炫耀着的子民们，一番吆喝过后，不知道心里作何感想，脸上是否有发烧的感觉。

当年开酒馆的意图，不是为了发大财，也发不了大财，就是为了让二姐家的孩子有个活儿干，为了让老傅家有个生财有道的正经买卖。十几年起五更睡半夜苦心经营，有过争吵，有过惊吓，有过数着钞票的发自心底的喜悦，收获最多的还是经历和历练。那些阳光满院的日子里，我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坐在酒馆院子的板凳上，浏览着那些前来喝酒吃饭的人，跟那些熟客打着招呼，就像一尊活菩萨爱抚着众生。二姐家一男一女两个外甥和姑家表弟，从开酒馆之初的小伙姑娘，出息到今天的为人母为人父，二姐二姐夫膝下都有孙子和外甥绕膝，享着含饴弄孙之乐。

去年，应男外甥的恳求，将小店转给外甥经营。今年春节回家过年，二姐将两万元的房租给我，说饭馆还要开下去，希望我这个当舅舅的好好支持外甥们，我知道，姐姐是老鸟护雏般地爱着她的两个孩子。

十多年的时光经过，实非易事，小店还要继续下去，不仅仅是为方便食客，更重要的是我的家人还要生活，还要过好今后的每一个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