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时代与人民心灵的感应和共鸣

李庶铭

<p>　　　　　　　　<font face="黑体" color="#c43c57" size="6">　时代与人民心灵的感应和共鸣</font></p><p><font face="黑体" color="#c43c57" size="5">　　　　　　　　　　　　李星</font></p><p></p><p><font face="宋体" color="#aa5566" size="4">２００６年度的中国小说，仍然在上世纪９０年代以后文学的总格局下前行。如莫言的《生死疲劳》，依然继承了自己《檀香刑》的思路，在小说叙述民族化、中国化的道路上努力；铁凝的《笨花》从叙事学的意义上，不仅离开了《玫瑰门》的意象主义，而且离开了《大浴女》的心理现实主义，表现出个人创作之路上的现实主义回归；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则离开《人寰》等小说中西文化精神比较的现代主义展现，进入对现代中国制度文化缺陷的思考。特别有趣的是，与铁凝一样，莫言、严歌苓，甚至包括其他许多重要作家，其叙事方式及精神价值走向，都有从以前的先锋立场后撤，从现代道德伦理回归中国传统道德伦理的倾向。<br/>&nbsp;&nbsp;&nbsp;&nbsp;一<br/>　　关注现实，对现实社会矛盾进行批判性揭露，并思考其体制性、道德性、人欲化根源，在２００６年中国小说中仍然占有突出的位置。其中以反思现行教育制度弊端的几部小说最为令人惊心动魄，也显示出作家们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罗伟章的中篇小说《奸细》和《我们能够拯救谁》以巨大的勇气揭露了现行高教体制、应试教育造成的荒谬现实与对坚守传统师德的知识分子心灵和人格的扭曲。忠于职守的教师沦落为挖自己墙脚的奸细，一丝不苟、坚持原则的老知识分子成为学校“大众”的敌人，这是何等的悲哀和无奈！<br/>　　关注城乡差别的体制性弊病及社会弱势群体生存状态的小说在２００６年中国小说，特别是中短篇小说中仍有突出的地位，不过文学批评界注目的已不只是对他们不幸命运的泪巴巴，甚至是血淋淋的展示，而是更关注对造成那些不幸命运背后社会现实根源的进一步思考。<br/>　　胡学文的《命案高悬》中让人痛心的不仅是一个青年女子在乡政府不明不白地死去，而是乡级各部门几乎是团结一致地对于追查者的监视和迫害，是包括死者丈夫、公公在内的亲人们在得到８万元赔偿后的亲情的麻木，受害者与侵害者在掩盖事实真相方面竟然站在了同一战线上，这是多么可怕的乡村精神与思想现实。<br/>　　苏童的《拾婴记》揭示的依然是人们对于一个女婴生命的麻木与忽视，这与他们在得到一个能换来现实利益的小猪时的惊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br/>　　《锈锄头》讲的是一个小偷被回家的主人怎样打死的故事，从法律来说似乎无可厚非，尤其是当事件过程可以被作为“主人”的男人单方面叙述的时候，但是作者乔叶却通过对事件真相全知全能的复原，让人看到了“主人”——一个插过队，自诩对农村、农民怀有深切关怀的成功人士的虚伪与残忍。特别应该注意的是，这篇小说似乎是对多年来在中国文学中占有主导地位的知青文学的反叙事。一把农民用过多年的锄头，被“主人”精心收藏在家里，是一种他与农村、农民情感关联的符号，但这个被他多次在客人面前炫耀的工具，却成为杀害已经诚恳悔过的农民后代的凶器。应该谴责的不仅是李忠民这个当年的知青，而是他背后的一个巨大的群体，包括所有的“农裔城籍”的“成功人士”。是的，你们没有手刃过农民及他们后代的行为，但你们在精神上、良心上是否问心无愧？<br/>&nbsp;&nbsp;&nbsp;&nbsp;二<br/>　　如果说在现实批判类小说中，对现实中人性，人的贪婪与自私，背叛与冷漠、麻木的揭示是它们深度的标志的话，那么，在另一类人生小说中，我们看到的则是在特定时代背景和特定现实生存状态下，人性的复杂与广阔，它的恒常与变异。<br/>　　王松的《双驴记》是对人分几等的“阶级斗争”年代，两头驴的命运的记忆，身份和来历决定待遇的事，已经对它们够不公平了，但更为不幸的是一个叫高杰的知青在它们身上勇敢而怯懦，残忍而自私地宣泄与报复。人残忍如此，堕落如此，与禽兽何异！可贵的倒是驴在逆境中抗争的高贵。《双驴记》与许多此前此后出现的人与动物小说一样，是寓言性质的人性反思，人性谴责。<br/>　　相对于《双驴记》，魏微的短篇小说《姊妹》中的人性要温暖得多，两个先后爱上同一个男人的女人，曾经恨过，吵过，打过，骂过，但随着岁月消逝，她们及她们的后代却在血亲伦理的无形力量下，日渐相安无事，甚至相互扶持帮助。然而在这种温情脉脉之下，却是女性生存的无奈，是以男权主义为核心的中国几千年家族文化巨大的压迫。<br/>　　在盛可以的《淡黄柳》中，女主人公桑桑的人生历程追寻的也是同样的逻辑，在母亲的强制下，她背叛了她爱的男友，以嫁人做了让母亲荣耀的“城里人”，重要的是她心灵的变异，竟然以与母亲当年强迫她一样的理由，去干涉弟弟的婚姻。她的失落与痛悔包含了更多的现实和历史的内容。春风拂动下的淡黄柳既是女性柔软美丽的情感的象征，也是他们难以左右的命运的生存状态的象征。<br/>&nbsp;&nbsp;&nbsp;&nbsp;三<br/>　　读２００６年的中国长篇小说，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无法绕过莫言的《生死疲劳》和铁凝的《笨花》。<br/>　　《生死疲劳》仍然有灵魂转世的魔幻，但对于深受佛教灵魂不死、生死轮回熏陶的中国大众，却不仅不构成阅读的障碍，反倒增加了阅读和叙事的情趣。让被错误枪决的西门闹的灵魂作为近半个世纪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和农民命运的代言人，更多了一些伦理之情的温馨和对被折腾来折腾去的农民大众的悲悯。“莫言”这个人物的被揭秘、被嘲讽，他的庄严性被拆解，更使小说的叙述姿态彻底平民化、底层化，与充斥于文坛的以清高、以高人一等自命的精英式叙事彻底区别开来。<br/>　　《笨花》是铁凝在长篇艺术上对现实主义叙事的一次回归，然而也多亏了这种叙述姿态的后撤，使她的创作从女性命运的关注，放大到更广阔的对民族生存和精神的关注。不仅表现出燕赵大地的深厚宽广及人格化的坚韧和温柔，而且表现出中国家族文化传统的巨大凝聚力和它的温暖与包容。向喜及其一家几代男女对日本侵略者的抗争，彰显的是宁静和平的平民精神在面对无端而来的外来侵犯时深厚的爆发和巨大的力量。难得的是，铁凝既没有回避平原大地历史的和现实的苦难，又没有如许多相近题材的小说那样，将苦难无限扩大，让人们完全失去自己的日常生活，失去他们内心的宁静与追求。这种大地的宁静与太阳的温暖，与其说来自铁凝自己的心灵和胸怀，一种至大历史时空中对苦难的理解和观照，倒不如说２００６年度的中国小说，仍然在上世纪９０年代以后文学的总格局下前行。如莫言的《生死疲劳》，依然继承了自己《檀香刑》的思路，在小说叙述民族化、中国化的道路上努力；铁凝的《笨花》从叙事学的意义上，不仅离开了《玫瑰门》的意象主义，而且离开了《大浴女》的心理现实主义，表现出个人创作之路上的现实主义回归；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则离开《人寰》等小说中西文化精神比较的现代主义展现，进入对现代中国制度文化缺陷的思考。特别有趣的是，与铁凝一样，莫言、严歌苓，甚至包括其他许多重要作家，其叙事方式及精神价值走向，都有从以前的先锋立场后撤，从现代道德伦理回归中国传统道德伦理的倾向。<br/>&nbsp;&nbsp;&nbsp;&nbsp;一<br/>　　关注现实，对现实社会矛盾进行批判性揭露，并思考其体制性、道德性、人欲化根源，在２００６年中国小说中仍然占有突出的位置。其中以反思现行教育制度弊端的几部小说最为令人惊心动魄，也显示出作家们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罗伟章的中篇小说《奸细》和《我们能够拯救谁》以巨大的勇气揭露了现行高教体制、应试教育造成的荒谬现实与对坚守传统师德的知识分子心灵和人格的扭曲。忠于职守的教师沦落为挖自己墙脚的奸细，一丝不苟、坚持原则的老知识分子成为学校“大众”的敌人，这是何等的悲哀和无奈！<br/>　　关注城乡差别的体制性弊病及社会弱势群体生存状态的小说在２００６年中国小说，特别是中短篇小说中仍有突出的地位，不过文学批评界注目的已不只是对他们不幸命运的泪巴巴，甚至是血淋淋的展示，而是更关注对造成那些不幸命运背后社会现实根源的进一步思考。<br/>　　胡学文的《命案高悬》中让人痛心的不仅是一个青年女子在乡政府不明不白地死去，而是乡级各部门几乎是团结一致地对于追查者的监视和迫害，是包括死者丈夫、公公在内的亲人们在得到８万元赔偿后的亲情的麻木，受害者与侵害者在掩盖事实真相方面竟然站在了同一战线上，这是多么可怕的乡村精神与思想现实。<br/>　　苏童的《拾婴记》揭示的依然是人们对于一个女婴生命的麻木与忽视，这与他们在得到一个能换来现实利益的小猪时的惊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br/>　　《锈锄头》讲的是一个小偷被回家的主人怎样打死的故事，从法律来说似乎无可厚非，尤其是当事件过程可以被作为“主人”的男人单方面叙述的时候，但是作者乔叶却通过对事件真相全知全能的复原，让人看到了“主人”——一个插过队，自诩对农村、农民怀有深切关怀的成功人士的虚伪与残忍。特别应该注意的是，这篇小说似乎是对多年来在中国文学中占有主导地位的知青文学的反叙事。一把农民用过多年的锄头，被“主人”精心收藏在家里，是一种他与农村、农民情感关联的符号，但这个被他多次在客人面前炫耀的工具，却成为杀害已经诚恳悔过的农民后代的凶器。应该谴责的不仅是李忠民这个当年的知青，而是他背后的一个巨大的群体，包括所有的“农裔城籍”的“成功人士”。是的，你们没有手刃过农民及他们后代的行为，但你们在精神上、良心上是否问心无愧？<br/>&nbsp;&nbsp;&nbsp;&nbsp;二<br/>　　如果说在现实批判类小说中，对现实中人性，人的贪婪与自私，背叛与冷漠、麻木的揭示是它们深度的标志的话，那么，在另一类人生小说中，我们看到的则是在特定时代背景和特定现实生存状态下，人性的复杂与广阔，它的恒常与变异。<br/>　　王松的《双驴记》是对人分几等的“阶级斗争”年代，两头驴的命运的记忆，身份和来历决定待遇的事，已经对它们够不公平了，但更为不幸的是一个叫高杰的知青在它们身上勇敢而怯懦，残忍而自私地宣泄与报复。人残忍如此，堕落如此，与禽兽何异！可贵的倒是驴在逆境中抗争的高贵。《双驴记》与许多此前此后出现的人与动物小说一样，是寓言性质的人性反思，人性谴责。<br/>　　相对于《双驴记》，魏微的短篇小说《姊妹》中的人性要温暖得多，两个先后爱上同一个男人的女人，曾经恨过，吵过，打过，骂过，但随着岁月消逝，她们及她们的后代却在血亲伦理的无形力量下，日渐相安无事，甚至相互扶持帮助。然而在这种温情脉脉之下，却是女性生存的无奈，是以男权主义为核心的中国几千年家族文化巨大的压迫。<br/>　　在盛可以的《淡黄柳》中，女主人公桑桑的人生历程追寻的也是同样的逻辑，在母亲的强制下，她背叛了她爱的男友，以嫁人做了让母亲荣耀的“城里人”，重要的是她心灵的变异，竟然以与母亲当年强迫她一样的理由，去干涉弟弟的婚姻。她的失落与痛悔包含了更多的现实和历史的内容。春风拂动下的淡黄柳既是女性柔软美丽的情感的象征，也是他们难以左右的命运的生存状态的象征。<br/>&nbsp;&nbsp;&nbsp;&nbsp;三<br/>　　读２００６年的中国长篇小说，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无法绕过莫言的《生死疲劳》和铁凝的《笨花》。<br/>　　《生死疲劳》仍然有灵魂转世的魔幻，但对于深受佛教灵魂不死、生死轮回熏陶的中国大众，却不仅不构成阅读的障碍，反倒增加了阅读和叙事的情趣。让被错误枪决的西门闹的灵魂作为近半个世纪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和农民命运的代言人，更多了一些伦理之情的温馨和对被折腾来折腾去的农民大众的悲悯。“莫言”这个人物的被揭秘、被嘲讽，他的庄严性被拆解，更使小说的叙述姿态彻底平民化、底层化，与充斥于文坛的以清高、以高人一等自命的精英式叙事彻底区别开来。<br/>　　《笨花》是铁凝在长篇艺术上对现实主义叙事的一次回归，然而也多亏了这种叙述姿态的后撤，使她的创作从女性命运的关注，放大到更广阔的对民族生存和精神的关注。不仅表现出燕赵大地的深厚宽广及人格化的坚韧和温柔，而且表现出中国家族文化传统的巨大凝聚力和它的温暖与包容。向喜及其一家几代男女对日本侵略者的抗争，彰显的是宁静和平的平民精神在面对无端而来的外来侵犯时深厚的爆发和巨大的力量。难得的是，铁凝既没有回避平原大地历史的和现实的苦难，又没有如许多相近题材的小说那样，将苦难无限扩大，让人们完全失去自己的日常生活，失去他们内心的宁静与追求。这种大地的宁静与太阳的温暖，与其说来自铁凝自己的心灵和胸怀，一种至大历史时空中对苦难的理解和观照，倒不如说，它来自平原中孕育的内在精神，一种宗教般的注视、关爱与悲悯。<br/>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我们从《笨花》和《生死疲劳》中，看到了铁凝、莫言以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以诗的笔墨，重新建构中华民族精神史、心灵史的努力。回望２００６年的中国小说，我们当感到些许的欣慰，因为它正一如既往地在深层次上与它的时代和它的人民在心灵上产生着深切的呼应与共鸣。<br/>　　（《２００６中国小说排行榜》一书已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三联书店济南分销店和山东大学出版社书店有售）<br/>，它来自平原中孕育的内在精神，一种宗教般的注视、关爱与悲悯。<br/>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我们从《笨花》和《生死疲劳》中，看到了铁凝、莫言以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以诗的笔墨，重新建构中华民族精神史、心灵史的努力。回望２００６年的中国小说，我们当感到些许的欣慰，因为它正一如既往地在深层次上与它的时代和它的人民在心灵上产生着深切的呼应与共鸣。<br/>　　（《２００６中国小说排行榜》一书已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三联书店济南分销店和山东大学出版社书店</font>有售）<br/></p>

傅培宏

<font size="5">谢李老师！的确如此！</font>

李庶铭

问好傅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