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的前身
必须要用不短的篇幅介绍一下人民币的产生过程，因为这段回忆太过久远，来自七十五年前。本文的主人公，我的姑姑，今年也已经九十三周岁，至今在世。
1947年11月22日，刚刚解放石家庄的第十天，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召开华北五大解放区金融贸易会议的通知》，会议目的在于讨论中国人民银行的建立和人民币的发行问题。
第二年4月，会议在石家庄召开，由于山东和西北地区激战正酣，与会的人们认为当前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和发行人民币的时机均不成熟，遂制定了两步走的方案，第一步是在一年内先让各解放区的货币先行互相流通起来，然后在此基础上再组建中国人民银行和发行人民币。
早在1932年3月，红军就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是毛泽民，发行不同面额的纸币，在之后的长征中，银行也跟随中央红军大部队来到了陕北，一直到抗战爆发前，为了配合统一战线的需要，才停止发行货币，改为统一使用法币。
红军为什么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还要发行属于自己的货币？
是为了获取物资给养，巩固经济基础。事实上，红军在使用这些货币的时候，也尽可能符合现代金融规律，不乱增发钞票，不扰动人民的利益。比如当红军进入遵义时，因为当地不认红军货币，为了获取必要的物资，就采取了一种聪明的办法。
先给红军战士发作军饷，然后没收贵州主席王家烈家族及当地其他大盐商的食盐，以较低的价格出售，但只认红军票，百姓为了买到便宜盐，极其踊跃的盼望红军战士用“红军票”购买自己手中的粮食等其他物资，最终皆大欢喜，红军获得了需要的物资给养补充，百姓获得了盐商囤积居奇高价盐的“平价待遇”，而且，红军临行时，为了不影响当地百姓的经济利益，还用银元、实物等换回了百姓手中的红军票，可谓仁至义尽。
不仅仅是红军在发行货币，在大革命时期的国统区，其实也无时无刻不在上演着“货币战争“。
除了国民政府四大银行发行的钞票，各处地方政府也都在发行着流通券、救济券之类的代币，军队发行“军票”，外资银行发行“客钞”，一直到1935年中央政府发行法币实施统一之前，市面上的货币种类琳琅满目，甚至比它们要购买的很多种类的商品还要丰富。反过来也这证明着当时混乱的金融秩序，以及所带来的经济紊乱。
乱世之中，无论是哪个利益集团，只要谁掌握了金融话语权，就掌握了经济命脉，才能维系政府、军队等基本开支，蒋介石就是通过“废两改元”与“四行两局”等金融措施，一步步完成了他金融大一统局面，最后用法币稳固了他的中央统治，打赢了他的“货币战争”，成就了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
随着汪伪政权的成立，汪伪政府也成立了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中储券同样也被称为法币（伪），一直到日本投降前，中储券也先后与华北伪政府的联银券、国民政府的法币甚至日本的军用票激烈争夺，直到最后时期才确立优势。
从抗战开始到结束这八年期间，汪伪控制的上海物价上涨86400倍，国民政府陪都重庆物价上涨1795倍，相对国民政府的法币来讲，汪伪集团的伪法币受创更为严重，原因当然是可以列举很多，但有一样，很少有历史资料提及，那就是抗日根据地货币的作用。
由于八路军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众多，与敌占区距离接近，甚至犬牙交错，实际上，汪伪政府的法币（伪）还一直面临着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发行的货币的竞争与渗透。
1937年10月，陕甘宁边区银行由西北分行改组成立，西北分行的全程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没错，正是长征走过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和原先就在陕西的陕甘晋省苏维埃银行合并而成。
1940年5月成立，八路军晋绥边区抗日政府成立西北农民银行。
1948年1月，晋绥边区和陕甘宁边区合二为一成为西北解放区，西北农民银行与陕甘宁边区银行合组，仍然延续西北农民银行的名字。
1938年2月18日，晋察冀边区银行成立，1939年10月，冀南银行成立，1948年4月，两家合并成立华北银行。
1938年4月，山东掖县抗日民主政府筹建北海银行，8月初，发行了北海银行币，简称“北海票”。1947年，华中银行并入北海银行。
回到1948年4月石家庄的会议，为什么当时没有成立中国人民银行，是因为西北和山东都还在激战正酣，西北农民银行和北海银行受到一定影响。所以会议当时只能做出先让华北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和北海银行三家银行发行的解放区货币先内部流通起来的决定。
时局变化得很快，根本没有用去计划中的一年时间，解放区货币的内部流通非常顺利，关键是解放军在华北西北的战役进展的更为顺利，组建统一的中国人民银行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具备了基本条件。
1948年12月1日，由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三行正式合并，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同日起，开始发行统一的人民币。
三大前身银行中，北海银行在解放战争中行使了国家银行的角色，由于其它两家银行距离战区和经济发达地区地理位置较远，再加上北海银行是在商业运作中最为成功的一家银行（1938年筹建之初就是邀请的青岛中鲁银行总经理张玉田担纲，发行了至少两百多种货币，山东、华北、华中地区通用，贷款投资业务发达，人才储备力量雄厚），因此也被赋予了在解放战争中接管新占领的各座城市银行的重任，不断统一货币，接收、培训新鲜力量，在长期的摸索中，为新中国的银行金融业体系培养了大批的专业化人才，为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打下了坚定的基础。
在抗战中，北海银行虽然屡遭众创，总行多次进行迁址转移，但从未放松过货币发行工作，在与汪伪政权的金融争夺战（货币战争）中，积小胜为大胜，取得了优异的战果。
北海银行自从在掖县建立后，依托胶东军区许世友司令员的战斗力开辟创立的胶东抗日根据地为强大的后盾，以手中的“北海票”先后与汪伪集团的“伪法币”进行过三次大型的冲突与搏杀。
由于胶东抗日根据地距离敌人占据的中心城市——青岛特别市非常近，双方对这场货币战争都十分看重。
双方的第一次较量，是1942年下半年到1943年上半年，这段时期的较量主要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展开，汪伪集团的伪法币在日军攻势配合下，呈进攻态势。在军事围剿的过程中，敌人对北海票也予以禁止和清缴。
这一阶段过去，除了胶东地区，山东各地的北海票流通市场遭受致命打击，基本被伪法币排除在市场之外，敌人通过伪法币的输出大量掠夺抗日根据地的物资，并造成了根据地的恶性通货膨胀。只要掖县等核心的胶东地区人民，北海票还能保持着正常流通。
双方的第二次较量，是1943年下半年期间，北海票从根据地主动出击，展开了反攻，与伪法币争夺游击区域的市场，这一次的战果，北海票打赢了滨海区和鲁中区的货币战争，基本驱除了伪法币。
第三次较量则是发生在1944年，北海票携获胜余威，再接再厉展开战略反攻，基本拿下了山东全省范围内的根据地与游击区的流通权，乃至进占了敌伪核心城市青岛特别市的一部分市场。
斗争态势的转变，使得本来能从抗日根据地获得补给的敌人，却不得不面对北海票在青岛的地下流通，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能从青岛获得源源不断的输血。作为敌伪的经济中心城市兼港口城市，青岛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自此，不仅亟需的医药、化学、军工配件产品都开启了向抗日根据地反向输血的历程，很多稀缺物资由此从胶东抗日根据地秘密流向内地各处解放区，强有力的支援了八路军的敌后抗战全局，还使得法币的流通范围大为受限，进而大大加重了敌人的财政负担。可谓是“一把尖刀插向了敌人的胸膛”。
在“良币驱逐劣币”的过程中，大量的资金被补充到了“良币”——北海票的体系内，在北海银行的运作下，它们以贷款、投资等方式，不断进入循环流通环节，为抗战中的华北各处根据地提供了强劲的支持。
用“插向敌人的尖刀”这样的赞誉用来形容人民币的前身“北海票”的功绩，并不为过。
“执刃者”
但这把尖刀总会需要一位“执刃者”，“执刃者”将要面临的是巨大的难度。
由于青岛市是敌伪的统治中心城市，早在抗战之前的日本人就在这里盘踞多年（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日德亚洲分战场之战后被日本盘踞，到1922年底归还中国，青岛已经在日本人手里盘踞了8年，再加上抗战的8年，一共为16年）导致日本人对青岛的渗入程度非常深，从著名的啤酒公司到纺织、金融、港口贸易业，全部被控制在日人的手里，在城市的管理方面，虽然名义上是由汪伪政权行使管理权力，但在实际上，青岛的日侨为数众多，驻青的日本军警也同样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
在这种军警密布的氛围内，想要在这座城市里推广“北海票”，必须付出很大的勇气。
从1943底的某一天开始，青岛最繁华的静冈町（中山路日据时代的旧称，德据时代叫做斐迭里大街），被称为“握有青岛全市富贵精神”的各家银行附近，总有一个明丽少女的身影出现。
青岛中山路老照片
她身着中式夹袄，头发不长，未及肩膀，从衣装看上去，是普通市民的女儿家，但收拾的倒也熨帖，干干净净。皮肤白皙，眼睛明亮的像是会说话，一遇到从银行出入的商家或市民打扮的中国人，她的眼睛就开始了聚焦和判断的过程，多半会跟在人后，当进入一个拐角或墙边时，会礼貌的与人打招呼，看似随意的轻声交谈着什么，十六七岁的年纪，有钱人家的女儿还应该坐在学堂里安静地读书，她却频繁地逡巡于银行附近，寒来暑往，从无间断。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此地的各家银行附近，同样有着这样的一批人，却往往是抽着烟的青年男性，眼神同样也很警惕，他们的身份是外汇黄牛，从中外两种币值的比价中找出他们的利润。算是一种基本合法性的存在，那个年代还没有城管，每个人都开足马力，做着发家的努力，行走在合法与非法性的边缘。
从那段时间倒退到四十年前，这里活跃着的他们的小同行——这位少女，无疑是他们行业的鼻祖。
但就面临的危险性来讲，却比后世的他们要严重的多。
1943年底的当时，正是北海票与伪法币竞争最激烈的时候，货币战争主要打响在日伪与抗日势力的游击区域，作为青岛特别市最繁华的“老街里”，北海票还没有来得及渗入进来。只有零星的北海票，通过乡下来的贫民偶尔来到这座城市，敢于接受的人并不多，没有留下太多的印记，只是流传在乡下到城市中的特定的小群体，他们经常往来于两地之间，用卑微的脚力支撑，负载着一些农产品和城市出产的商品，活跃着城市和乡村的地下经济。
青岛中山路老照片
这位少女的家庭也是他们中的一份子，不过是由于来到青岛的时间比较早，已经在静冈町附近的吉祥里扎下根来，开着一个小货栈，通过风里来雨里去的打拼，这个家庭已经能过的去，经营的货品种类比较丰富，从农产品到手工制品再到城市的初级工业产品，家里也安上了电话，除了做生意自用，还能让街坊们使用，赚一点利润。
家庭的主人是一位温厚的中年人，来自青岛旁边的一座县城，读过几年的私塾，脑筋比较灵光，老县城里的机会并不多，便携妻带子来到青岛，靠着这一点生意养活着父母、妻子、女儿和女儿下面的几个儿子。
叶文英是长女，来到青岛后念完了国小，但母亲接连生下了四个弟弟，这种现状剥夺了她对在这座城市继续求学的努力，倒不是父亲多么偏心，她也看不下去父母亲的辛苦，四个弟弟中的大弟二弟慢慢都上了小学，生意又琐碎而绵密，她意识到自己应该帮助父母亲，挑起家庭的负担，她是一个普通的女儿家，知道不该有超脱独立命运的非分之想。
中间站立者，是本文主人公叶文英
生意的原因，他们的货栈经常能够接触到海莱山区一带口音的客户，两三年前就接触到了北海票。这种印刷比较粗糙的货币，上面最先印制的是“掖县”的字样，后来又加注上“南海”、“东海”、“胶东”等字样，现在流行的则主要都是“胶东”版本。它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本位币，也是日伪法币开足马力全力围剿的一种“敌方”货币。
一开始，男主人也是对它保持着足够的戒意，只有零星的出入，对象也都是海莱山区来的散户，有一天，叶文英看到几个操着海莱口音的汉子被父亲请入了里屋的卧室，关门交谈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走后，里屋的桌子上就摆放着一摞整齐的大额北海票。
叶文英明显的感觉到，从那天起，父亲对北海票的介意程度明显的消退了，其它货栈从来不敢收的大额北海票，他们家却悄无声息地收了进来，又通过叶文英并不知晓的方式，从北地源源不断地运进来一些农副产品，显然对方也是北海票的使用者，又或许是始作俑者。
这不是姑娘家家该关心的事情，叶文英的生活日常，是帮着客栈接接电话，收收零钞，是淘米做饭，刷锅洗碗，是带着弟弟去海边玩耍，是经过南边日本人的生活区时，跟高桥美子打个招呼，聊聊家常。高桥美子是她认识了四五年的日本女孩，跟她是同龄人，两个人并不因为国籍不同而有隔阂，在叶文英的心目中，高桥反倒比身边的中国女孩子更容易打交道，她们只想着赶快嫁个好人家，交流的也只是谁家在胶高即老家买了几十亩地、盖了一座多大多豪华的宅院这些细碎庸浅的话题，很明显高桥美子不是这样，高桥美子喜欢的是中国古代文学，喜欢的是传统的中国工笔画。
青岛栈桥老照片
高桥美子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她们经常带着各自的弟妹到栈桥一带玩耍，高桥能把栈桥画的跟真实的存在一样，高桥还曾经画过叶文英，画上的叶文英真像一个古典的士家少女，这张画作被叶文英一直珍藏了二三十年。
两家的弟弟们倒是老打架，有一天高桥的弟弟还跑到吉祥里来“挑衅”，被里院别人家的大孩子拿弹弓崩了一个大脑袋包，她们的爸爸高桥先生来到吉祥里找麻烦，上厕所的时候，那个大孩子出现在厕所里，热情的跟高桥先生鞠躬，高桥先生赶紧鞠躬还礼，却因此害的裤腰带滑落到布满肮脏水渍的地面上，几个大孩子的恶作剧空前的成功，狠狠地收拾了日本父子两代人。
日人住宅区
金融街的影子小巨人
这一天，叶文英带着弟弟们刚从海边回家，还没进吉祥里大院门，台阶上走下来几个人，叶文英认得他们，正是跟父亲合作密切的海莱山区的那几个常客。
吃过晚饭后，父亲趁着弟弟们都在里院里玩耍，跟叶文英和母亲两个人开了腔：
我答应他们了，这一段时间要给北边儿的兑换一大笔法币，但是，靠平日里的营业找零肯定是来不及的，其它几家也不敢接，恐怕这次得让你们娘儿俩出面去试试了。
父亲不缓不急地说出了心中的操作方式，要有一个专人去东莱银行门前盯守，东莱银行是青岛首富刘子山的产业，但自从日本人第二次入据青岛后，刘子山知道以前得罪过青岛的日本同行，避往外地，东莱银行的总行地址也被日本宪兵占了去，为此不得不几度搬家改换门庭，银行业务收缩的很窄，但老业务还是支撑着。
东莱银行的老业务就是房租收益，那还是来自刘子山的长期布局，当年在鼎盛时期在青岛出资盖了许多里院，用于出租收益，如今银行不景气，但房租业务仍要收取，由于租客大多来自山东各地的底层平民，为数众多，每每一次征收下来，光是存单底联就得用好几个大麻袋盛放，可见生意之兴隆。
东莱银行旧址
很多租客们手中的北海票，银行自然是不认的，所以租客们需要兑换成法币才能上缴房租，出于最近叶家货栈的兑换名声，很多人慕名前来兑换，叶家又集同行业之力，通兑无阻，因此赢得了地下的好口碑。
而今，需要求人了。
父亲叹着气，又说：
“我自己会找找咱们合作的同行、客户，请他们继续帮忙拆兑一下，但恐怕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人家这次要的十分着急。所以你们要出头露面，去东莱银行的营业厅门口试试运气，他们那里人来人往，交房费的人数很多，哪怕贴补一些，你们也不会走空，大家手里都是带足了钞票的。又或许会遇到一些见过你的老面孔，这点面子他们多半还是会给的。”
其实不需要父亲的凝视，叶文英心里也知道父亲这话是说给自己听的，母亲是个小脚女人，毕竟要照顾货栈生意，多半也是走不开的，家里其实只有她一个机动力量。
命运从这一天被改写了，叶文英再也没有太多时间带着弟弟去海边玩耍，去和高桥美子打招呼，停下来悠闲的交谈几句，夸夸她的最新画作。
可这就是生活。
起初，叶文英还以为这只是一段短短的时间，等到北边的人不再有紧急的需要，生活还是会恢复如昨，但她没有想到的是，这种生活持续了四百多个日夜。
叶文英始终没有勇气去问父亲，这种生活为什么要持续下去，她只知道，兑换来的法币，总会在一个不为人所知的时间，被父亲秘密的转往北地，有时候她会忍不住盯着那几个海莱山区的常客暗自愤懑，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毁掉了一个少女的梦想？！难道这般年纪的她不应该是每天留取一点时间，去安静的欣赏一幅画么，和朋友聊聊天么？
这一年里，托高大的银行建筑的福，叶文英的皮肤一点也没有被晒黑，反而被海雾滋润的更加水灵，也托了老客户们的福，叶文英的“事业”触手越伸越长，除了东莱银行，她已经了解到整个金融区的所有银行的布局，哪家的门卫脸色比较难看，哪家的大堂经理是个善心的大叔，什么时间是顾客较多的时间，以及怎样在各处银行的有效业务时间内四下穿插迂回，总而言之，叶文英成为了静冈町金融业的一个无处不在的影子人物。
青岛里院航拍效果
她也学会了怎样在巡警到来之前合理走位，规避银行公会执法人员的临检，又或者，不小心被抓到时，如何装出楚楚可怜的样子恳求他们高抬贵手，必要的时候立刻就会表现出一副梨花带雨，美丽的少女总是有这方面的天分，叶文英也懂得利用这种自身资源。
所以也就没有出什么大事，只是偶尔会有极个别的警察揩油，叶文英多半会当场啐他一脸，当人家举起警棍时再继续哭泣。
与高桥美子的联系越来越少了，正当叶文英磋叹着彼此命运的区别时，有一天她却在日本人开的横滨正金银行玻璃大门内的大堂里发现了高桥美子的身影，她正在被他的父亲，穿的一板正经的高桥先生送出大门，原来高桥先生正是正金银行的经理！
横滨正金银行旧址
这可把叶文英开心坏了，她抱着走出大门的高桥美子跳了起来，两人在银行门口聊了半天，以至于当天的营业额明显不足，为此回家还受到了父亲的冷处理，父亲从来不骂人，他唯一的做法就是冷脸处理，像一个木头人。
管他呢，好朋友相见，远比生意更重要。
敏锐的高桥美子也发现了叶文英的生意模式，她不无担心的劝过叶文英，女孩子尽量不要做这么危险的事情，这毕竟是一种“犯罪”行为，叶文英感谢了对方的好意，但也有苦难言，只好搪塞了几句，等到高桥美子发现叶文英其实并没有听从她的好意规劝，双方的来往频率更是下降到了冰点，只剩下那么一丝若有若无的惦念。
高桥先生也发现并意识到了叶文英的神秘轨迹，大多时间他假装没有看见，叶文英也尽量不与他产生直接碰面的机会，但时间过得久了，偶尔也会不小心目光对上，高桥先生也会向女儿的朋友微微颔首，友善致意，叶文英则像个犯了错误的孩子一样，点点头飞快离去。
磨难
时间很快，一晃就到了1944年底，这一年里，北海票在青岛市更多见了，甚至金融区的银行门口，也不仅仅是叶文英一个人在招揽生意，他们很明显缺乏敬业精神，又很想做成生意，由此也引发了一些与客户的口角，叶文英就看到过一名争强好胜的同行被警察局带走，再也没有回来过。
叶文英回家对父亲说起这件事之后，父亲若有所思的“嗯”了一声，在叶文英看来，父亲有点失神的样子。
那几位海莱山区的常客最近有一段时间没有上门了，或许，父亲是在担心他们的动向吧？
但此时的北海票，与法币正在进行着第三次货币战争，回顾起来，这也是最为白热化的一场战争。北海票已经打入了青岛这种中心城市，而且发展的很快，到了底线失守的最关键时段，日本人再也坐不住了，开始全面清缴市区的北海票业务，尤其是源头的经营业务。
叶家货栈，早就被盯上了，之所以还没有收网，是因为他们一直想要抓捕到那几位海莱山区的神秘来客，最近他们杳无踪迹。日本人慢慢开始急躁起来，他们已经决定要尽早动手，先拔除叶家货栈这个目标。
青岛里院
冬夜的一天，叶文英还没有来得及睡着，虽然忙累了一天，但总要先把弟弟们赶到床上去，母亲在炉火前赶制一件长袍，父亲脚步匆匆从外面回到家里，刚把门关上，就简短地跟母亲说了一句：
我要回老家待上几天避避风头，不要让文英再出门了，你们大家都小心点！
母亲和叶文英都反应了过来，犯事儿了，日本人是要来找麻烦了！还没等她们做出其它的反应，父亲已经背着一个小包袱出了门，从此整整消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也正是在当天晚上，警察上门把货栈给查封了，搜出了里面的一些北海票，看来父亲早有准备，数量并不像本来应该的那样多。
警察的目标首先是父亲，但父亲已经逃之夭夭，在一个日本密探的指挥下，警察们把母亲和叶文英带回了警察局，弟弟们全扔在了家里。
后来叶文英才得知，弟弟们被别人在第二天送回了老家的亲戚那里。
母亲和叶文英在牢房里待了十七天。
对于十七岁的叶文英来说，每一天都像是一年。
她怀里的一些法币和北海票没有被警察当场搜走，现在还在她隐蔽的暗兜里，悄悄散发着少女身体的余温，正如这四百天来的每一天一样，每次摸上去，都有一种只有她能体会的独有的质感。
不同的是，她日常积累的“对敌智慧”，在这里，已经全然没有用处。
不同的是，这些钱币在后来还是被敌人搜走，它们再也没有像以前那样涓涓细流一般汇入北地被派上用场。
不同的是，少女叶文英从那一时刻起，已经不再是岁月静好安心度日的少女，她已经承受了原本不该她这个年纪承受的隔离刑讯。
德国建造的胶澳警察署，为历代警局专用
出狱
敌人想挖出根源的努力在娘儿俩身上失效了，一是父亲始终没有露面，她们把责任一股脑儿都全推给了男人，二是敌人并没有抓获叶家货栈的上源——那几名神秘的来自抗日根据地海莱山区的客户，三是周围的街坊邻里，包括同行业人士，大家全都出具了有利于叶家的证词，证明她们娘儿俩为人良善，只是出于生计，行了一些底层升斗小民的倒买倒卖之举。
再加上也的确没有在叶家搜到过量的北海票，也就并没有直接的证据，在受了十七天的折磨之后，母亲和叶文英终于在包括父亲大笔投入的各方力量的营救下，带着伤痕累累的身体，回到了人去楼空的吉祥里，又过了几日，娘儿俩也回到了老家。
叶文英还清晰的记得，高桥先生也来审讯室里作过见证，她本人无法判定高桥先生的真实用意，是出自对女儿好友的关照，还是出于对破坏日伪区金融秩序的罪犯的行业内的关注，以及他的出现究竟对她们的关押期限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是让它持续的更久，还是恳请当局高抬轻落。
这段有关高桥先生的历史注定是一个解不开的谜题。
释放后，叶文英在回到老家之前，没有去见高桥美子，她不敢再直视捉摸不透的高桥先生的双眼。
叶文英余生再也没有从事这份神圣的职业。
叶文英人到中年的时候，一直隐隐觉得，自己那四百天过的还是有意义的，除了为家庭赚到足够的钱，似乎还起到了一些打击日本人的作用。所以，能以个人十七天的苦难，换回家庭的收入，以及利于北地的结果，账面上看来，无论如何还是划算的。
一年后，从同住吉祥里的回到老家的邻居姐姐们的口中，叶文英得知了高桥家的后来命运。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青岛日侨人数众多，产业庞大，在交接的过程中发生了许多乱象，财产安全权且不说，许多激愤的里院爷儿们抄起家伙，冲入各处日人住宅区很是发泄了一下子，高桥美子被强奸后，精神错乱，抱着她的画笔投入了栈桥下面的黄海碧波，高桥先生和高桥太太踪迹全无，高桥美子的弟弟被里院里那个捉弄高桥先生的大孩子一家人收养，过着普通中国人的一生。
日本投降时的青岛受降仪式
晚年
叶文英一家人回到老县城后，用剩余的积攒多年的钱买了一些地，建起了两处院子，又开了一个碾坊，父亲从当年的穷光蛋，成为了县城碾坊同业会的会长，他在已经注定很短了的余生中，与母亲又接连生了两个儿子。
又过了几年，当被评定为“中农”时，老父亲还很得意，但碾坊和大部分土地很快就失之不存，六个儿子的嘴巴更快地就把他沉默的余威啃净吸收，1953年，五十一岁的他瘪着肚子离开了人世，他的余生，也再也没有见过海莱山区的那些朋友。
祖父
早在解放前一年，叶文英就嫁到了城南一处拥有五千年前新文化遗址的村落，男方是一位同样沉默的教书先生，她后来跟着男人辗转到山东诸城，在男人担任校长的学校里，当年的青岛特别市金融业影子小巨人——小学毕业的叶文英——居然也敢从事代课的教职工作，看来她当年的生活历练的确也赋予了她很大的人生勇气。从这所学校走出来的孩子桃李满天下，她的大弟后来成长为济南一所高校的教师，她的四弟，后来接任了诸城这所学校的校长。
叶文英曾经得到一个机会改变她的代课教师身份，她如愿通过了招聘考试，上岗成为了光荣的人民教师。但好景不长，1962年，随着她第四个孩子的出世，她的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再加上当时因为困难，乡村学校的教师工资难以保证全额拨给，上级号召学历较低的教师放弃教职。权衡再三，她认为她的校长男人已经是公家的人了，两个人都吃公家饭，影响不太好，于是就相应号召，放弃了教职，放弃了每月29元钱的工资收入，专心在家里做起了并不擅长的农活和家务劳动，相夫教子。
叶文英育有2子2女，如今两个儿子也都已经先后去世，打63年开始，五六十年间没有一分钱工资收入，直到最近几年，才有了一点聊胜于无的老年补贴。前金融街的影子小巨人身份，经手过的人民币前身“北海票”，怕是能塞满一整座银行，毫不客气的说，除了各处造币厂的工人师傅，世界上经手北海票最多的人，一定是叶文英。
这段光荣而神圣的历史，在岁月里已经被悄悄地磨蚀，连主人公也快要选择性的将它忘记。
后记
本文的主人公叶文英是我的大姑母，我的父亲是家中最小的幼子，他小时候没等记事父亲就已经去世，由此也曾经过着“长兄如父、长姐如母”的生活，从老县城来到诸城的那段求学期间，大姑当过他的班主任，剋他剋的最凶，简直是他的童年心灵噩梦，他当时还真想站出来对抗一下，后来考虑到晚上回家还要吃他大姐家的饭，未免作难，就此作罢。
写这篇回忆文章之前的几天，我还去拜见过我九十三岁的大姑，老人家眼不花耳不背，只是腿脚已经不灵，下不了地，但还能坐在床头上聊天，说话间语气铿锵，唱起歌来还辅以有力的手势，谈起热闹的吉祥里也一脸欢喜，但对那段过往的十七天“禁闭史”往往却语焉不详，动辄陷入沉思。出于行文必要，我总要刨根究底败她兴致，真是罪莫大焉，往往说着说着，老人家的眼睛里就蒙上了一层阴翳。
我只能轻轻地摸抚着我这位心目中的“奇女子”，这位当年奋斗在敌伪统治中心前线的“执刃者”，亲吻着她那干干净净的一脸老褶子，她的面目便绽放开来一朵玉兰花，老了老了，奇女子身上却仍旧是一股子淡淡的体香呢，想来是我那两位老姐姐，照拂她照拂的很周全吧。
愿老太太再多活几年，愿她的余生不再被我的莽撞打扰，也祝愿天下所有受过生活磨难的母亲岁月安好，每个国家都是由小家组成的，不应该忘记每个人在历史上的每一处印记。
历来现实，历史都有余温。
狗仔卡
发表于 2020-2-20 09: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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