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访谈录丨脱贫群众的笑脸

潍坊_潍坊

脱贫攻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脱贫攻坚，从党委、政府角度看，是扶贫；从贫困户角度说，是脱贫。脱贫攻坚，需要扶贫者和脱贫者共同努力。　　

9月下旬，记者在潍坊市寒亭区蹲点采访，就扶贫话题与区、街道、村三级扶贫干部进行访谈，同时实地探访部分贫困户家庭，并书面采访了有关学者，就贫困问题得到了更多的信息和更宽广的观察视角。　　

记者选择潍坊市寒亭区，主要出于以下考量：一，寒亭在全省发展中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虽然是个市辖区，但农村人口比例大，且绝大部分村有贫困户，有普遍意义；二，脱贫攻坚中，财政的力量、干部的力量以及市场化的手段等，在寒亭取得了良好的预期效果，有借鉴意义。虔诚地呼唤风。那一刻，人与天有种神秘又真诚的交流。光才是现实世界，而树木不过是用来反映和折射光线的间隔物。

寒亭区扶贫干部到贫困户家中进行帮扶工作。（记者戴玉亮报道）

第一场：董家杨孟的贫困户

　　地点：寒亭区开元街道董家杨孟村村委会办公室
　　对话人：张立志（董家杨孟村党支部书记）；高波（驻村第一书记）；栾晶晶（开元街道扶贫办专职副主任，女）
　　栾晶晶给记者提供的材料显示，董家杨孟全村141户390人。
　　张立志说，村里原有建档立卡贫困户9户。现在，有5户已经稳定脱贫，不再享受政策，严格说不能再叫贫困户了。还有4户也已脱贫，但需要持续兜底才能稳定脱贫，也就是享受政策户。
　　栾晶晶接过话说，2018年前这9户都叫建档立卡贫困户。随着大家陆续脱贫，2018年起，开始细分为享受政策和不享受政策。
　　享受政策的4户中，各有各的情况。
　　董武汉，54岁，单身，无父母和儿女，视力一级残疾，只有一只眼有微弱视力，几乎没有劳动能力。偶尔，他会帮邻居干点活儿，或给人家的果园修一下树枝。董武汉是低保户，享受所有政策。另外，每个月还有310元的残疾人生活和护理补贴。
　　董天之，72岁，因癌症2011年动过手术，妻子身体不好。一儿一女都已成家，但条件一般。
　　董有之，77岁，老两口过日子。一儿二女都已成家，都是农民。之前，董有之一直赡养母亲。前年他母亲去世，103岁。
　　陈桂花，71岁，丈夫去世10年了，有二儿一女。她有高血压、糖尿病。
　　记者：这三户都有儿有女，既不是特困供养也不能纳入低保，如何享受政策？
　　张立志：这叫一般贫困户。虽然他们没有特困供养补助和低保金，但可以享受其他政策，如医保、特惠保险、免费有线电视、产业扶贫项目分红、村级福利等。
　　对一般贫困户的认定，村里很慎重。村委会研究，然后公示，村民无异议，才能纳入享受政策户。张立志说，这三户有共性，年纪普遍偏大，身体不好，自己基本无收入，儿女的家庭条件也不行，赡养能力不足。
　　栾晶晶：2019年起，新发现和认定的贫困户不再建档立卡，而是纳入即时帮扶人口。董家杨孟村就有一户。
　　这家男主人叫董友雨，今年42岁。2018年，董友雨出车祸，瘫痪了。去年出台即时帮扶政策，今年董友雨被纳入即时帮扶人口，享受所有政策，外加残疾人生活和护理补贴。董友雨家有3亩果园，现由其弟弟代为管理，17岁的女儿在张氏街道一个超市上班。
　　记者：扶贫工作中，村干部承担哪些具体任务？
　　高波：作为第一书记，我常年驻村，干的活儿和村干部一样。
　　高波一一列举：一，对贫困户，村级先要进行精准识别；二，和街道干部一起，落实上级所有政策；三，帮扶责任，每个贫困户两个帮扶人，街办一个村里一个，帮扶人每个月至少入户一次，看看房子哪里有问题了，电路是不是老化了等等；四，向上反馈，如贫困户子女教育问题，村里能解决的村里解决，村里不能解决的向上反映；五，慰问贫困户，送福利，如床上用品、家具等，这些支出由村集体承担。
　　据张立志介绍，董家杨孟村的集体收入主要有两块：土地承包费，一年收入8万元。一个光伏发电项目，一年3万元左右。这3万元，属于产业扶贫项目收益，一部分拿出来给享受政策户，剩下的用于村级公益事业。比如，建文化广场，购买健身器材等。
　　栾晶晶说，产业扶贫项目的收益不能长期闲置，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花出去。而且，只能用于贫困户和公益事业，贫困户优先。
场外：董武汉的家
　　从村委会办公室出来，是文化广场。秋收时节，没有人健身，广场上晾晒着金黄的玉米。已是傍晚，太阳的余晖洒向广场，和玉米的色泽交织在一起。
　　由广场向北，走几十步，就到了董武汉的家。他家大门紧闭，门上有一个粉蓝色的门铃，萌萌的样子。“是残联给装的。”栾晶晶说着，去按门铃。大门打开，一只棕色的泰迪“飞”了出来。狗是董武汉的一个亲戚送的，已经养了三四个月了。
　　有些瘦小的董武汉把狗唤回，带我们进院。院子宽敞干净，没有杂物，地面铺了暗红色的地砖。东墙根一盆小小的荷花，暗示着主人的情趣。一台太阳能热水器，装在东屋窗台下。
　　高波和村会计董有中，负责帮扶董武汉。“有事就给高书记打电话。”董武汉告诉记者。
　　进房门，客厅的一个鱼缸里，居然养着泥鳅。“养大了吃吗？”“不吃，就是玩。”“有多少条？”“没数。”“养多久了？”“一年多了，这东西长得奇快。”
　　东屋有沙发和茶几，旁边是一个澳柯玛小冰柜。栾晶晶说，沙发和茶几是扶贫办给买的。厨房不大，有单灶头燃气炉、油烟机、菜板等，东西不多，整整齐齐。主卧室靠北一张双人床，靠南窗一台电视机。“能看见吗？”“听，听新闻。”电视旁边，墙上挂着粉蓝色的门铃，和大门口的那个正好一对。室内这个门铃，不但能响，而且还发光。
　　厕所和一间南屋连在一起，加了顶。
　　“家里挺干净啊。”记者说。
　　“自己在家，没事就收拾。”董武汉说。
　　“还去果园干活吗？”“不干了，干不了了。”
　　告别时，记者注意到，影壁墙处一株矮树上，石榴已经成熟。董武汉摘下一个，执意要送给记者。记者问：“甜石榴还是酸石榴？”董武汉说：“甜的甜的，这个熟得最好了。”
　　出门后，记者把石榴送给了栾晶晶。这个28岁的一线扶贫女干部，最有资格享受这收获的喜悦。

第二场：扶志问题

地点：寒亭区开元街道办事处办公楼内
　　对话人：栾晶晶；杨阳（开元街道扶贫办工作人员）；于长廷（寒亭区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
　　刚和栾晶晶打过招呼，她就出去接了个电话。回来后，栾晶晶说：“这几天刚去世了两个贫困户，一个是特困供养户，70多了，肺癌；一个是低保户，聋哑人，不到60，心梗。”
　　开元街道29个村，26个村原来有贫困户。现在，已脱贫享受政策的有162户247人，已脱贫不享受政策的户有325户766人。享受政策户中，特困供养户有特困供养补助，低保户有低保金，低保老年人还有困难生活补助，残疾人有生活和护理补贴。享受政策户有子女的，从学前到大学都有教育补助，另外有产业扶贫项目收益、村级福利等。
　　在寒亭，享受政策户的孩子从出生起，就有奶粉补贴、保教费和学前教育补贴。义务教育阶段不能辍学，免除所有费用。高等教育阶段也有资助，比如雨露计划，对上职业院校（中职、高职、技校等）贫困生每人每年3000元补助。
　　记者：年轻女性干街道干部，还是搞扶贫，挺累吧？
　　栾晶晶：2017年10月，休完产假后第二天就开始干扶贫了。三年了，适应了。
　　于长廷：扶贫工作中，压力最大的是镇街这一级。对下，他们要一遍遍地排查、走访。对上，他们要承接各种政策的贯彻、落实。
　　栾晶晶：日常工作就是入户。入户，一是摸清情况，二是落实帮扶责任。贫困户的家底，我们和村干部一样熟悉。
　　栾晶晶举了个例子。孙家杨孟村有个特困供养户叫刘国庆，今年66岁，年轻的时候受过刺激（据他自己说，是因为母亲半夜去世吓着了）。多年以来，刘国庆一天三顿酒，家里脏得外人下不去脚。按脱贫标准，卫生条件不达标也不行啊。2019年起，栾晶晶每周去刘国庆家一趟，有时候多少买点东西。去了，就敦促他收拾家里。他不干，别人劝他，他也不听。没办法，栾晶晶就给他打扫卫生、铺床、叠被子，还给他理发。理着理着，他就哭了。就这样，时间一长，双方建立起了信任，刘国庆开始自己动手打扫卫生。
　　栾晶晶：前几天，我又去了一趟，家里奇干净。我现在只要一去，刘国庆见了我第一句话就是：姊妹儿，你又来了。
　　于长廷：这就是“扶志”的问题。扶志，就是增强贫困户个人的内生动力。扶志，主要靠街道干部。已脱贫不享受政策户，大部分是通过扶志的方式，有了合适的收入来源，从而实现了稳定脱贫。用扶贫工作的行话就是：一人就业，全家脱贫。
　　记者：街道扶贫干部最头疼的是什么？
　　栾晶晶：还是“扶志”。
　　栾晶晶又举了一个例子。有个单亲家庭，妈妈带着一个儿子。妈妈五十出头，不工作，儿子初中毕业后沉迷上网，白天睡觉晚上上网，母子二人一直吃低保。栾晶晶就想着，得给男孩找个工作。先是帮他在歌尔公司找，在车间当工人。他干了几天，嫌累，不干了。又帮他联系了别克4S店，当学徒。干了几天，又不干了。然后，又帮他找了一家新开的酒店，当服务员。干了几天，还是不干了。
　　记者：如果联系一个网吧，让他当网管呢？
　　栾晶晶：我们还真想过。但是现在网吧不景气，这种活儿不好找。
　　记者：这种情况多吗？
　　栾晶晶：比较少，但恰恰是我们工作的一大难点。
　　记者：开元街道有多少产业扶贫项目？
　　杨阳：共有5个。1个项目是花17.68万元，给一个省定贫困村打了两口井，这属于基础设施提升，没有收益。还有4个项目，是有固定收益的。
　　据介绍，这4个项目是：一，2016年投资30万元，在街道办公楼顶上安装的光伏发电项目，收益归省定贫困村董家杨孟。二，2017年投资40万元，在街道停车场顶上装的光伏发电项目。这个算街道的，今年确权到了15个村。三，2019年利用专项扶贫资金75万元，实施了郭牌农业扶贫项目。四，2020年投资50万元，实施了西甜瓜全自动分拣包装流水线车间项目。后2个项目的收益都是每年8.5%。今年的收益已到账，并分配到贫困户。
　　记者：作为扶贫干部，你们认为贫困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栾晶晶：拿开元街道来说，除了50个左右的特困供养户，另外100多个享受政策户主要是因病、因残致贫的。
　　记者：这50个左右的特困供养户，是不是都是男的？
　　栾晶晶：对，没有女的。

第三场：政策兜底与产业扶贫

地点：潍坊市通亭街金融大厦，寒亭区扶贫开发办公室
　　对话人：于长廷
　　寒亭区（含经济区）有9个街道、405个村，其中383个村有贫困人口。另外22个村是城中村，或比较富的村。这些村里也有因病和因残致贫的人，但都通过村集体的收入解决了贫困问题。
　　寒亭原来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已全部脱贫。这些人脱贫后分为两种：3400户已经实现稳定脱贫，不再需要政策兜底。这些人家，一般都通过就业，人均年收入达到了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上，也就是5760元（潍坊市2020年标准）。已脱贫但享受政策的有2387户。这其中，一类是特困供养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五保户，681户，大部分是60岁以上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无子女的，也有少量16岁以下无父母或父母是低保户的；另一类是低保户，1481户，也就是那些收入达不到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另外，寒亭区还有18户52人的即时帮扶人口。
　　于长廷说，贫困人口是动态的。从2019年起，新发生的因病或因残等原因导致收入达不到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的，纳入即时帮扶人口。即时发现，即时帮扶。也就是说，从认定之日起，就通过政策兜底的方式，让他们实现脱贫。现在寒亭区重点照顾的就是已脱贫享受政策的这部分人，主要是特困供养户、低保户、即时帮扶人口。
　　记者：这三类人群加起来是2180户，而已脱贫享受政策的是2387户。这多出来的207户呢？
　　于长廷：是一般贫困户。这些家庭自身收入低，子女收入低、赡养能力不足，但又不符合纳入低保和特困供养政策条件。对这些人，政府不能不管，所以纳入一般贫困户，享受部分政策。
　　记者：如何界定一个贫困户的收入？
　　于长廷：比较复杂。
　　据介绍，认定一个贫困户的收入，主要包括：一，土地收入（都有土地，大部分流转出去了）；二，务工收入，通过公益岗（如清洁工、护工等）以及外出打工取得的收入；三，赡养费（有子女的），这需要村委、赡养人、被赡养人三方签订协议，以书面的形式确定；四，60岁以后的养老金；五，村级福利。每项都要仔细核算、核实，并征得贫困户的认可。
　　2018年7月，记者在这里采访的时候，还有一户人家没有脱贫。据了解，这户是高里街道的管春海。孩子得了白血病，夫妻俩陪孩子长期在天津治疗，费用高达100多万元。2018年，当地为这家办理了三口低保，享受贫困户特惠保险，并办理了大病救助，报销医疗费60多万元。之后，社会各界为其捐款20多万元。2018年，孩子成功进行了骨髓移植手术，正在康复中。该户最大的致贫原因解决后，夫妻二人也开始了正常的耕种和打工生活。2019年，这家人实现稳定脱贫。
　　记者：有学者认为，产业扶贫搞不好就成了形式主义。寒亭有多少产业扶贫项目？
　　于长廷：这就是扶贫专项资金使用的问题。从2016年开始，到目前为止，寒亭区一共使用了2206.208万元扶贫专项资金。这些钱，只能用于项目，也就是产业扶贫。
　　12个光伏发电项目，共投入320万元。发电收益大部分归省定贫困村。大部分扶贫专项资金，寒亭区采取了投资和购置的方式，实施产业扶贫项目，并取得预期中的效益。
　　于长廷表示，扶贫专项资金不能亏损。因此，寒亭一开始就确定了一个思路：要投当地成功的农业企业，不能零敲碎打。给农户买一只羊、一头牛这种事不能办，牛羊养不好或病死了怎么办？
　　据介绍，确定思路后，寒亭区遴选了郭牌农业、绿之园等几个当地口碑和效益都不错的农业企业，进行投资或购置。投资类，类似借贷，短期一般是3年。企业用实物，比如大棚作抵押。购置类，就是购买对方的大棚或车间。这些购置的资产，产权归于固堤、开元、高里等6个街道，再由街道确权到村。收益细化、分配到村，确保到贫困户手里。
　　以郭牌农业为例。2018年，寒亭扶贫办购置了郭牌的3个大棚；2019年，向郭牌投资550万元；2020年，花658万元购置了郭牌现代化的分拣、包装车间。到目前为止，投入郭牌的扶贫专项资金共计1397.52万元。不论投资还是购置，年收益都是8.5%。这些项目的收益，都如期兑现，目前累计收益520万元。
　　记者：每年8.5%的收益，12年多就可以收回本金。12年后怎么办？
　　于长廷：收回本金后，再与企业重新签订协议，8.5%的分成可以适当降低。

隔空对话

对话人：孙宗锋（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在潍坊采访期间，记者巧遇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孙宗锋。
　　听说记者的采访选题后，孙宗锋表示，脱贫攻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值得好好研究。尤其是，脱贫任务阶段性完成后如何持续稳定地脱贫，更需要长久之策。
　　随后，记者通过微信向孙宗锋发去了一个简短的采访提纲。5天后，记者收到了孙宗锋的书面回答。以下是部分问题的解答。
　　记者：脱贫攻坚，难在哪里？
　　孙宗锋：脱贫攻坚，难在如何让这项“国家任务”持续下去。在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下，2020年完成脱贫攻坚既定目标，没有疑问。关键问题是，如何让这种重视程度演变为制度化的议程。如何不让贫困反弹，是下一步的重点。
　　记者：有议论认为，很多贫困人口是靠财政兜底的方式实现脱贫的，是不是合适？
　　孙宗锋：目前各级政府扶贫任务艰巨，考核压力巨大。因此，借用财政兜底的政策工具是最为直接高效的。然而长期来看，财政兜底不具有可持续性。一方面，各级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与日俱增；另一方面，扶贫的根本在于扶能，而非扶钱。
　　记者：如何避免产业扶贫走入形式主义的误区？
　　孙宗锋：产业扶贫的思路是对的。借助产业、市场等的力量，真正将扶贫工作推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我认为，这是扶贫的必由之路，借由产业扶贫，实现扶贫地区的造血式发展。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例如走入形式主义的误区等。这需要借助制度的力量予以化解，更需要富有公共情怀的公职人员和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士共同参与。
　　记者：在农村，一小部分贫困人口，或者说极个别人就是这么想的：我有低保吃着，为什么要劳动？如何“扶志”？或者说能不能从策略上解决这一问题？
　　孙宗锋：对于扶贫路上的“最后一公里”，那些失能、无能、低能的贫困人口，尤其是一些懒汉，的确需要引起足够重视。然而，仔细想想政府所拥有的政策工具，似乎又有些无能为力。我们说，扶贫要靠政府。但更重要的，是靠自身。这种自身能力的建设，是最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