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超（草）

扶淇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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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孟超编了一部昆曲《李慧娘》，在受到戏曲界、评论界众口称颂时，江青、康生向毛泽东告状，称“鬼戏泛滥”。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期间，她找文化部党组书记齐燕铭谈话，提出希望文化部注意“戏曲舞台上的牛鬼蛇神和鬼戏问题”。又约见中宣部、文化部四个正副部长陆定一、周扬、张子意和许立群，认为“舞台上、银幕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

随之，全国各地开始禁鬼戏，孟超的《李慧娘》受到铺天盖地的批判。有党史研究者认为，批《李慧娘》，其实是文革的开始。

口述：陆沅，《李慧娘》作者孟超的女儿，1949年秋至1964年任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的秘书。

我父亲孟超，山东诸城城关镇督府巷人，祖父孟昭沄，是跟随孙中山的同盟会会员，北伐之后，回老家当了开明士绅，盖房子办学校。我父亲孟超是独子，文革之后，从台湾传过来的家谱，他是孟子第72代孙。

我家的院子跟江青家就隔一堵墙。她家当时很穷，哥哥是木匠。江青还裹过脚。有人说江青母亲曾经给康生家做过帮佣，这我不知道。

康生家离我家很近。他是地主出身，家里有五千亩土地，原来住在山东诸城城外，他是家里的独子，家里怕他被土匪绑票，就全家搬到城关镇来了，离我家也很近。

我父亲小的时候，祖父观念新潮，经常给他买新玩艺儿，照相机、自行车都有，康生就来我们家玩，他比我父亲大四岁。

1924年，他们一起从诸城到上海，途经济南我外祖父家，我外祖父年轻时在北京的衙门里做事，相当于现在警察局的官，家里殷实，留他们住下，又给他们银两上路。他们到上海后，我父亲进了中文系，康生在什么系我不知道（注：社会科学系）。两人先后入党。

1933年，康生去了苏联，我父亲留在上海，参与创建左联，又与夏衍等人创建上海艺术剧社。江青呢，先是由黄敬介绍到山东大学，之后也到了上海。

1930年代,江青在上海跟王莹争演《赛金花》，她特别恨王莹。但王莹是我父亲的红颜知己，跟我继母关系也很好。她初到上海时，生活很艰难，继母告诉我说王莹上街的时候都没有衣服，就一件粉红色的旗袍，回来就洗，洗了再穿。我父亲还是王莹的入党介绍人。1955年王莹和他爱人谢和庚从美国回来，到家里来看我们。他们住在北京饭店，还送了我和我妹妹一人一件睡衣。谢和庚也是地下党员，担任过白崇禧和李宗仁的秘书。所以江青后来借《李慧娘》整我父亲也是必然的。

“不要跟夏衍、田汉多接触”

我父亲去上海，等于就把这个家给抛弃了。后来由康生牵线，我父亲认识了我继母凌俊琪。

我原名叫孟博，1936年母亲去世后，我在家就跟孤儿一样。1946年我一个人***，每天只吃一个烧饼，坐在北海图书馆看书，夏天考上北师大，第二年加入民主青年同盟（党的外围组织）。我那个时候20岁上下，很活跃，特务给我起一个外号，叫小八路。后来傅作义的208师青年军拉出一个黑名单，就是准备要抓的了，上面有我的名字，组织上让我们撤退到华北局城工部，在河北泊镇。为了隐蔽，我改名叫李贤芳，又改叫路渊，最后叫现在的名字陆沅。

1948年我入党时要填写详细的个人履历，父亲一栏，我写的是：“可能是孟超”。10月9日，我被分配到中组部干部处工作，副处长是廖志高(注:曾任川东省委书记,南方局西南工委副书记) 。有一天他跟我说，“你父亲可能要来”。父亲当时在中宣部工作。没几天，一个傍晚，来了一老头儿，廖志高问他：“你是不是有个女儿在北平读过书？”他也听说过我，就说是。本来让我在另一屋等着，结果我急了，跑了过来，一屋子的人就都看我。然后廖志高给我们准备了一桌饭，让我们好好谈谈。吃完后，他先送我回住处，然后我再把他送回他的住处，心里挺激动的。我对他没有任何的怨恨，觉得他是反封建出走的，又是地下党员，挺让我崇敬的。

1949年秋，部里调我任副部长安子文秘书。父亲在建国后先后任过新闻出版总署图书馆副馆长，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室主任。1957年调任戏剧出版社副总编辑。1961年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戏剧编辑室主任。

肃反运动的时候，田汉（圈子叫他“田老大”）的弟弟田老三挨批了，他很有意见，觉得肃反扩大化了，伤害了群众。这个事传到江青和毛泽东那里。江青当时是中宣部电影处处长。她本来就很讨厌田老大，在上海时，田汉、夏衍都是搞戏剧的，她是三流演员，他们都知道她的底细，所以现在就更讨厌了。

我记得安部长特意让我转告我父亲，不要跟田汉、夏衍走得太近。其实当时他就是暗示江青，但是他没有跟我明说。

“还我王实味来！”

1957年反右的时候，我父亲特别小心，因为1930年代上海大暴动时，他被抓了，关在江苏反省院，又通过我继母一个当官的亲戚被放了出来，并没有暴露身份。但这一段找不到证明人。建国后审干期间，组织上把他出狱前的党龄全部扣除。所以他很小心，怕被抓小辫子。

反右运动过去后，到了1960年左右他又坐不住了，就想写点什么。他想写点政论的东西又怕挨整，我说你傻呀，你就写一点风花雪月得了。他刚好看到《游西湖》的剧本，在北京公演，他觉得这个题材非常好。讲的是南宋权相贾似道有个姬妾李慧娘，受到贾的凌辱和欺压,后被贾一剑刺死，李慧娘死后变为鬼魂，向贾复仇的故事。

他当时又非常喜欢昆曲，当时中央提出来要改编京剧，把旧剧革新成新的剧目。我父亲就把这个《游西湖》改成昆曲了，改名叫《李慧娘》。

写完剧本以后他就先给康生看了，康生就说好。文字写得非常美，非常典雅，昆曲本身就是皇族的，特别高雅的东西。

剧本中有一段，李慧娘游西湖的时候看见太学生裴禹当面斥责贾似道，很敬佩地赞叹了一声“美哉！少年！美哉！少年！”后来康生就改成“壮哉，少年！美哉！少年！”

因为我父亲的关系，我很早就知道康生。他喜欢古董，青岛解放时，他不进青岛，不见他家人，但把我们诸城的古董都买下了，因为诸城是古城，像字帖、砚台之类的文物特别多。

建国后，我父亲跟康生的来往就很少了，两人距离太大了。只有一次我们全家去看望过他。八大之后，康生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他家住在景山后街的一个很大的院子里，但不是四合院，是一栋西式小洋楼。他有一次看见了我们中组部副部长王甫，问他：听说孟超女儿在你们那里？王部长也不确定，就回来问安部长。安部长就让我去看望他。于是我们全家人，包括父母、妹妹、妹夫、我和我爱人一起去他家看望他。那天天气特别好。看他第一眼，就觉得，跟我父亲长得太像了，很瘦，长脸，要说他俩是兄弟，没人不信。两个人也是很久没联系，互相寒暄。

但康生在1956年八大之后，从七大的政治局委员，降到了候补委员。

我曾经问过安部长，安部长就说康生和他老婆两个人都装病不工作。是因为康生在延安撤退的时候把王实味给杀了，毛主席说此人不能杀，留做反面教材。结果康生那个时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负责人，最后撤退的时候他就在晋绥也没请示报告就把王实味给枪毙了。

毛泽东知道以后就特别生气，听说是拍着桌子说“还我王实味来!还我王实味来!”这是安部长的原话。这样康生就失宠了，到八大的时候就照顾他跟苏联的关系，因为不选他的话苏联也会有疑心，他在苏联那么长时间，斯大林对他都有一些印象，所以给他选了一个候补。

1960年代前后，中苏关系不好了，开始反修，这时候康生又开始得势了。这以后他就来北京了，来北京正好赶上我们写“九评”，康生就红了，他在苏联那么长时间，对苏联的情况太了解了。

“莎士比亚也写鬼戏，有什么问题啊”

公演《李慧娘》这个戏以后，在文艺界非常轰动。因为当时大家都很沉闷，有一个新戏，而且是改良戏，大家都觉得挺新鲜的，而且文辞特别美，《人民日报》各个报纸都写，都赞美《李慧娘》，说成是改革的标兵。

后来作家廖沫沙（同时身兼中共北京市委委员、统战部部长）在《北京晚报》登了一篇评论《有鬼无害论》，因为他也听说康生表扬过，所以他写了一篇，这下就坏了，后来批《李慧娘》，就从批判这篇文章开始。

1961年10月份，那时候总理在钓鱼台准备去苏联参加苏共二十二大，因为当时中苏开始论战了，准备材料很辛苦，在临走前一天，总理问康生有没有好戏，康生就推荐了我父亲的《李慧娘》。当时看完后，董老、总理都鼓掌叫好。康生还特地给导演、演员们照了相。照片一直压在我父亲书桌的玻璃板底下。

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前后，邓小平提出要编两本书，《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组织部就派了我和另一个同事去北戴河参加写作组。康生正好也在那，看见我了，就跟大家介绍我是孟超女儿，然后对我说，以后让你父亲多写点东西，不要老写鬼戏。有点提醒的意思。

但接着，江青、康生让江苏省京剧团公演孟超的剧作《李慧娘》。当时江苏方面提出公演不具备条件，既无经费，也无服装道具，江青很快从上海等地为之借来了戏装，解决了演出费用等。不料公演后，江青立刻回京向毛泽东汇报说鬼戏泛滥，并以《李慧娘》为靶子，大造围剿舆论。

我的父亲是江青的同乡、邻居，又了解她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底细，于是祸从天降。

当时，刘少奇也有所闻，对此事持保留态度，曾让安子文弄清楚演出《李慧娘》的来龙去脉。安子文就让我回家问清楚。当时保密纪律严格，特别是像我这样当部长秘书的人，一方面更加谨言慎行，怕捅漏子，另一方面又怕给父亲增加精神压力。于是，我只以个人身份，随口向父亲询问了《李慧娘》是怎样演出的，是有人支持还是自发写出剧本的。当时父亲完全不了解中央的情况，更不愿牵连别人，就说是自己想写的，至于演出情况更不了解。我如实向安子文作了汇报，事情只得到此为止了。我终身遗憾这件事，就是当时没有将此事的经过和江青、康生的阴险狡诈彻底了解和认识清楚，进而让父亲知道并向中央报告。

安部长那时还安慰我说，连陈毅也讲过，莎士比亚也写过鬼戏，有什么问题啊？

江青告完状以后毛泽东11月份就批评文化部，“要改名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批判持续了两年。（注：1963年11月，毛泽东批评文化部：“文化工作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为之检查，认真改正。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这一年的12月12日，毛泽东在《文艺情况汇报》上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

其实在这以前大跃进饿死了好多人的时候毛泽东就讲过不要怕鬼，还专门出了一本不要怕鬼的书。所以我父亲敢写鬼也是他说要写鬼，不怕鬼。结果1963年之后就把他下放到湖北咸宁那去劳改去了，改名叫孟春阳。

“这是一个重要叛徒”

我也知道我不可能在再中组部呆了，就跟安子文提出来说我不能跟你去农村四清了，我怕给领导抹黑。他让我***市委组织部报到。当时刘仁病了，主持工作的郑天翔很欢迎我，因为知道我给安子文当过五年秘书，又在组织部研究室写东西，给中央的许多文件是我出手的，我当时很年轻，很敢干嘛。我就被北京市委组织部派到首钢参加四清。

文革爆发时，我父亲从湖北咸宁回北京，让他一个人住在一个大杂院的小屋里，专门有个居委会的妇女照顾他生活，也是监视他，经常被拉出去批斗挨打。他喝敌敌畏自杀过两次，第二次自杀时，专案组专门请示了江青，江青亲笔批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叛徒！又把他救了回来。说他叛徒，是因为他三十年代曾经被关在江苏省反省院。

安子文因为六十一人叛徒案被打倒之后，我也被批斗，罪名是康生亲笔批示：安子文死党。我被发配河南劳改，1975年回北京。

1976年5月5日，父亲喝了一场酒，第二天就去世了。我和妹妹去给他收尸，专案组来了一个收尸的车，双层的，底下是一个被打死的造反派。

1979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给他开了追悼会，我们部里解放回京的部长都去了，陈云第一个送了花圈，因为二三十年代他在上海曾领导过我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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