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五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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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墉五考(一)

来源:网络 作者:张其凤

一、刘墉墓挖掘真相考     刘墉墓挖掘情况调查，对验证刘墉生前诸事无疑有重要意义。这是比较典型的“二重证据法”治史方法的具体运用。但本人对其墓挖掘情况的调查，起始。因方法不当，前七次调查情况皆与事实相悖。如有人说，刘墉墓挖出两大筐金银财宝，并由此得出刘墉不是清官的结论；再如刘墉墓乃衣冠冢，因此得出与刘氏族谱所载刘墉卒后葬于白家庄北茔与事实不符的结论；与此密切相关的另一个说法则指刘墉墓乃其疑冢云云。还有人甚至说，刘墉墓出土两枝毛笔，并以此作为铁证推论刘墉生前所用毛笔乃是狼毫等等。诸如此类的说法还有许多，总而言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问其是否亲眼目睹，皆云未见，只是道听途说而己。因此刘墉墓真实情况仍是一头雾水，不得要领。我后来发现，失误在于路子不对。原以为，刘氏后裔对其祖上情况肯定留心，因此，对刘墉墓他们最有发言权，所以，当笔者调查时，刘氏后裔便成为首选目标。殊不知，刘氏后裔解放前多属地主、富农，在文革前后那个特别重视阶级成分的年代，他们正被管制或歧视，挖其祖坟，回避尤恐不及，哪里还敢去亲临现场或去探听其祖坟被挖情形。因此，他们不仅不知情，反而比一般人更不明真相。找他们了解此事，无异缘木求鱼。因此只有找到现场目击者！只有找到他们，才能将最真实的情况搞到手。于是，笔者在友人的帮助下找到了精明干练，十分严谨，又亲历其事的薛加顺老人。今将其提供情况附后。     刘墉墓挖掘始末     原刘墉墓位于今山东省高密市方市乡白家庄后，现刘墉墓（现刘墉墓乃高密市现文化局长，原方市乡党委书记范锡宝同志所建，碑为刘墉远房六世孙刘寿农所立）附近。     刘墉墓，葬有刘墉及其结发妻子单氏尸骸。墉在东，妻在西。墓为金顶子坟①，墓道内有1米8左右高度。青砖砌成。挖刘墉墓的起因：     1958年注沟区开三干会，布置清墓。理由是可扩大耕种面积。傍晚，每社便派一副社长从会上回到乡里贯彻此事。方市社②副社长薛成烈回来布置工作。他说：“事很急，哪里不下手也不行！”当夜在白家庄找了七、八个民兵，先去清刘墉墓。主意是谁出的，在上级调查时，谁也没有调查明白。但多数人认为是薛成烈的主意。当时挖刘墉墓的想法是因为刘墉做过阁老，考虑到他的墓中金银财宝也许能多，再就是因为听到有关刘墉的传说太多，大家对刘墉墓都感兴趣，刘墉墓当夜即被挖通，接近天亮，墓室之门便被撬开。当时我在乡里干财务，开会布置时我在场，刘墉墓被挖开的一大早。我就到了现场，因为需要我参与保管文物。     墓内物品：     一、棺材：柏木做成，已溃烂，倒向两边。     二、尸骨：刘墉脑壳很大，二十五公分见圆。眼窝内可放下大鸡蛋。小腿骨很长，半米长还多。在场民兵估计刘墉身高在1米95至2米之间〔因刘墉身高与常人比过于悬殊，笔者对此略有怀疑。就问薛如以统勋尸骸推测，统勋身高应是多少？薛答1米70左右。由此可知薛并未夸张。笔者注）。墓内灯芯草、木炭灰很多。     三、印章一个，2公分见方，四周刻字。     四、由缎子做成的铭族③一个，已烂成糠。     五、顶子一个④。     六、上朝笏板一个，宽5公分，高2尺左右。玉质，顶部为龙头。     七、小玉佛一个，高15公分。     八、朝珠一串，磁质，五色，直径1公分左右。穿珠之绳当时未烂。两人对拉，不能断，据说用土茧丝做成，万年不烂。     九、衣服已烂。     （当时。笔者专门间薛，墓内有无毛笔等陪葬品。老人十分肯定地说：“没有！”）     开始猜想刘墉墓内可能会有许多宝物，结果令人大失所望。从墓葬看，刘墉确为清官。     掘墓后，青岛古宝店来了两人。第一次。我未在家。柜子打不开〔因两把锁，每人一把）。第二次，我在。书记、社长亲手打开柜子。来人说刘统勋的顶子（刘统勋墓在白家庄村前，刘墉墓被挖后不久，也被挖开，墓葬品更少）我们不看，只看刘墉的顶子。他们在刘墉的顶子上找了半天，找到了一颗绿豆粒大小的珠子，说：“我们就是冲着这颗珠子来的。”然仔细端详后。却十分遗憾地说;“废了！可惜！”后来，连其他出土文物一起卖给了青岛古宝店。玉佛卖了35元。笏板卖了80元。珠子如果不坏，当时能值3600元。后来区里一位领导领着中央、省、县三级下来的人，带着县志、族谱找到社里，调查刘墉墓被挖倩况。当时未卖的文物都用小推车运到区里，后来据说又送到了北京。(薛加顺口授，张其凤整理)     刘协祥（方市镇副镇长）、李世坤（注沟镇供电所所长）、王书记（方市村党支部书记）、夏院长（注沟镇人民医院）等人在场。     ①金顶子坟：墓顶由二合土夯实而成，因坚固无比，故当地老百姓以金顶子名之。     ②方市社：由五个自然村组成的高级社，当时隶属山东省高密县注沟区。     ③铭旌：墓内记人一生事迹之陪葬物。     ④顶子：即清代宫员的帽子。清人王培荀所著《乡园忆旧录》中记刘墉谕赐祭葬时情景如下：“赐物便蕃，将抵里门，每物一人，捧盘悬谕，赐牌夹道而驰。内有红顶结绒冠。”墓内出土顶子，大概即是御赐“红顶结绒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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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刘墉称刘樽为五哥考
    在刘墉家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刘墉写给刘樽的。另外在《刘文清公遗集》中，刘墉亦有数诗是写给刘樽的。在这些史料中，刘墉皆称刘樽为“五哥”或“五兄”。刘墉为何称刘樽为“五哥”？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刘樽不是刘墉同胞兄弟，因为刘墉同胞兄弟只有其弟刘堪与他本人。那么这位“五哥”刘樽是刘氏家族哪一脉呢？查刘氏族谱可知，刘樽乃刘棨四弟刘棐二子刘继爚四子。在刘墉祖父刘棨一脉中，刘墉在兄弟大排行中为十一，所以，晚年在给老家兄弟家书中，刘墉常署“十一兄具”款。通过排查发现，刘棨第五位孙子中举时，刘樽还未出生。因此完全可以确定，刘墉称刘樽为五哥，不是从其曾祖父刘必显重孙大排行而言。那么刘樽是否在刘棨一脉中大排行为五呢？查刘氏族谱可以完全推定，刘樽不可能在此排行中行五。刘樽在刘继爚儿子排行中是否行五呢？刘氏族谱上明明白白地写着，刘继爚只有四个儿子。刘樽怎么能行五呢？到此为止，所有线索全部中断。看来通过文献排查法已经无解，然找到刘樽后人刘镜亿老人后，答案出奇得简单，而且非常合理！原来刘樽兄弟五人，行五，因此。刘墉才称之为'五哥”或“五兄”。族谱载兄弟四人而非五人，乃是因为四兄早夭且无嗣，故修谱时被略去之故。今将刘镜亿老人“关于刘樽行五情况的证明”附后。
    关于先祖刘樽行五的证明
    刘樽在我们家里被尊称为五老太爷，即张戈庄四支①中的第四支。小张戈庄大老太爷名：增（长支）：河东②二老太爷名：埴〔二支）：西张戈庄东半村③三老太爷名：垲（三支）。当我十三岁上小学时问我父亲，四老太爷是谁。
    父亲答不上来。又去找垲祖的后人，文化很高的伯父刘相三，也答不上来。我很留心这一问题。直到1962年前后，在垲祖的后人刘铄俊二哥家里说起此事，他拿出了一本“主册” ④，叫我看了看，才把问题搞清了。
    原来。樽祖确是弟兄五个。
    在我们家族主册上，樽祖兄弟是这样排行的。增、埴、垲、圻、樽。圻祖名侧注两字：“少亡”。别无他字。圻祖因少亡，无后嗣，故未入族谱。因此造成后人无可稽考的局面。特此证明。
    刘氏十五世孙镜亿于2000年二月二十九日写于注沟镇供电所
    注：①张戈庄是刘樽兄弟居住地的总称，分为：小张戈庄，东张戈庄，西张戈庄。张戈庄与刘墉出生地逄戈庄正南正北相距一公里左右，与刘墉墓所在地白家庄正东正西相距不到一公里。
    ②河东，当地人对东张戈庄的别称。因有一条小河（现已干涸）从张戈庄中间将其一分为二，故有东、西张戈庄之谓，东张戈庄因此亦获“河东”之称。
    ③西张戈庄东半村：西张戈庄与小张戈庄、东张戈庄只驻兄弟一人不同，一村驻兄弟二人。刘垲驻东半村，刘樽驻西半村，故有西张戈庄东半村三老太爷之说。
    ④主册：上面按辈分记录着祖宗的姓名，后人依据它的排序逢年过节摆供时安排牌位的一种家庭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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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刘墉“御明清爱堂”考
    在刘墉书作上常常见到内容为“御赐清爱堂”的印章，当他去世之后，其一生作品精华结集为《清爱堂帖》，由此不难看出，搞清“清爱堂”堂号的含义，对于解释刘墉作品，应是一个令人难以回避的问题。“清爱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清爱堂”既是御赐。肯定就与刘氏家族与皇帝的交往有关。笔者对此问题的考查即从此开始，经过查阅资料，发现刘墉频频便用的这一堂号。并不产生于刘墉与皇帝们（乾隆、嘉庆）的交往中。由此可以肯定堂号肯定产生于刘墉先人与皇帝们的交往中，刘墉用此堂号。乃是家族的自豪感使然。查阅嘉庆十九年（1814）刘镮之所修《刘氏族谱》方知，“清爱堂”乃刘棨在“直隶天津道”任上蒙恩御赐所得。进一步查阅刘镮之所修，其后人尊之为《三公年表》的资料，方知刘棨受赐具体时间为康熙五十一年（1712）二月，其具体职务乃天津道山东按察司副使。问题接着又来了，刘棨为什么会获得这一赏赐呢？笔者虽查阅了许多史料仍不得要领。后来在偶然翻阅清道光年间淄川人王培荀所著《乡园忆旧录》时发现康熙御赐“清爱堂”竟与刘果相关，其记载如下：“果，字毅卿，号木斋，官江南提学道。宰河间时。圣祖南巡畿辅，有'清廉爱民’之褒，家遂有'清爱堂’”。那么到底是刘果还是刘棨获此御题呢？考查至此可谓按倒葫芦瓢起来。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随意翻拣乡人所编本县进士有关资料时，无意中竟找到了答案。此堂号竟是刘棨向特别欣赏他的康熙皇帝拜赐所得！而非康熙皇帝主动赐与。
    其具体经过是这样的，刘棨在为母守制服除后，补湖南长沙府同知。康熙说：“刘棨居官甚好，未知学问如何？”因试四六文一篇，蒙褒赏即授山西平阳府知府。刘棨到任后，裁汰陋例，捐除繁苛，一切问题的解决皆雷厉风行，效率极高。并延请孔尚任为制乐器，教雅乐，推教化，政绩显赫。朝野上下一片赞誉。康熙四十八年（1709）九卿应诏举廉能吏员，以知府被举者，唯刘棨与陈鹏年二人。次年，擢天津道。一次在天津迎驾时，诏许从官恭瞻。因奏其兄刘果在河间县任知县时受到“清廉爱民”褒奖之事，并顺便求康熙皇帝赐书，康熙皇帝为之题写了“清爱堂”堂号。由上述史料我们可以推知，“清”乃“清廉”之简，“爱”乃“爱民”之简。“清爱”乃“清廉爱民”之简也。康熙皇帝为刘家题写此堂号，可以说既有对刘果、刘棨的表彰，又饱含着对刘氏家族的殷切期望。刘家从此以之颜其堂，并借其语义教育其为官子弟“清廉爱民”，保有祖风。由此我们又可推知，刘墉使用此“御赐清爱堂”印文的本意不外乎两点，一是自警自励，二是表扬祖德。至于刘墉侄刘镮之奉敕将其书法珍品荟萃上石，而颜之曰“清爱堂”，推其用意大概主要还在于用以旌表刘墉克绍家声，光宗耀祖的不朽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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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刘墉常用印“御赐海岱高门第”考
    既是“御赐”。那么肯定与刘墉及其家族跟皇帝的交往相关。先从刘墉查起，结果在《乡园忆旧录》一书中，查到王培荀有如下记载：“诸城刘文清公视学安徽，高宗赐诗云'海岱高门第，瀛州新翰林’文清私刻印曰'御赐海岱高门第’”。果然如此！刘墉与皇帝交往中皇帝对其格外的恩典，恐怕多数会在其应制诗集中得到反映。果然，阅《刘文清公应制诗集》又得刘墉“恭和御制示安徽学政刘墉元韵”一诗。其诗为：“久沐恩如海，新知士有林。天章荣捧璧，雅化念追金。勖以功裘业。殷然陶铸心。庚歌惭里拙，濡翰颂高深”。
    笔者到刘墉老家搞调查时。与七十三岁的刘敬亿老人相遇。他十分高兴，慨然将其在山大工作的兄长刘震先生所编《刘氏先祖历史概况》一书借阅。遂使乾隆赠诗得窥全豹。此诗是这样写的：
海岱高门第，瀛州新翰林。
尔称拟东箭，且爱栋南金。
河诫伐檀诮，薪勤芃域心。
家声免永继，莫负奖期深。
    诗中“东箭”乃“东南竹箭”简省，喻人杰。“南金”常与“东箭”并用，亦是“人杰”之喻。“伐檀”在此为“贪求”之意。“芃域”，“生满柴草的地方”。
    此诗大意是：你祖上是青州很有名望的门第，你是新“登瀛州”的翰林。这是十分光彩的。你堪称优秀人才，我很喜欢你，希望你能够既廉洁又勤劳，不要让人指责你对下盘剥，对公财贪得无厌。你要永远继承你祖上的优秀家风与名扬四海的清誉。千万不要辜负我对你的殷切期望。从此诗来看。乾隆皇帝待刘墉确实如家人父子。一帆风顺的刘墉蒙此宠遇。当时心情可想而知，而际此宠遇，在日后每每想起之际，又当是多么温馨。因此刘墉镌治此印，一记宠遇，自是情理中事。
    而查所有资料知，刘墉一生做安徽学政只有一任。任期自乾隆二十一年（1756）九月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九月，恰三年时间。由此可知，乾隆此诗做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九月。
    海岱，青州古称。但此青州并非清代时的青州。而是指大禹治水时。天下共分为九洲时的青州。“海岱高门第”意为古青州地域内的高贵门第。
    刘氏家族自刘墉曾祖父刘必显开始至刘墉做安徽学政止，其家族就出了二十四个举人，七个进士。为官者甚多，本族官至知县以上的比比皆是。其曾祖父官至员外郎，其祖父官至布政史，其父官至尚书、军机大臣，且官声干云，广受拥戴。在古青州之内。称之为“高门第”可谓名符其实。
    推想刘墉刻制此印的目的，大概一是为了纪念皇帝对自己的宠遇，二是为了以皇帝的嘱托之词勉励自己。而刘墉一生被国家与百姓依之为干城的不俗表现，也应该说是对乾隆皇帝“莫负奖期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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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刘墉故里考

    刘墉属于逄戈庄刘，应是毫无疑问的。
    然而现在有许多地方的刘姓家族及其地方政府都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与手段，竭力证明这样一个事情：似乎只有他们所在地才是真正的刘墉故里。
    伴随刘墉名气在当代愈来愈大，旅游开发的现实需求与人们对清官刘墉发自肺腑的热爱，都使刘墉故里之争，无论是在文字层面还是在平时口头言语之间，必定愈演愈烈，这对刘墉宣传来讲，或对刘墉旅游开发来讲，无疑是好事，但对热爱清官刘墉，想对他的生平事迹有个准确了解的人们来讲，无疑又给他们平添了许多困惑，因此，正本清源，在当前时刻就显得既有必要又有急迫感。
    刘墉之父刘统勋与刘墉胞侄刘镮之所修族谱皆以“刘福”为始祖，又因刘福是逄戈庄刘的始祖，因此，以逄戈庄（现属山东高密，原属山东诸城）为刘墉故里，就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问题是逄戈庄刘不能是无源之水，它肯定有它的源头。既然如此，那么逄戈庄刘的源头来自哪里呢？刘统勋祖孙所修族谱对此其实并未讳言，在其修谱凡例中刘统勋本人就再明确不过地写道：“吾家自前明宏治（“弘”为避乾隆皇帝“弘历”讳而写为“宏”）间，始祖讳福公，自江南砀山县迁于山东诸城县”，“吾家祖居诸城北乡之逄哥庄（今写为逄戈庄。在原诸城北乡，今属高密西乡之注沟镇，所有原来村名中含“哥”字的现皆写为“戈”字，如“张哥庄”写为“张戈庄”。原因约有三端：一是简化字运动使然。二是在“文革”及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那个特殊历史时期，“哥”过于温情，不如“戈”更有战斗性。三是在农村对人名村号的书写不规范现在似乎已经是通行惯例）。砀山县在明朝属南直隶，清顺治二年南直隶改江南省。砀山属江南省徐州府。徐州府领县四：萧、沛、丰、砀山。砀山现属安徽。在这里“砀山县”、“逄戈庄”与刘墉故里的关系已经理顺，即逄戈庄与砀山县均可为刘墉故里，但因逄戈庄只能是逄戈庄刘后裔的故里，而不能被称为所有砀山县刘后裔的故里，因此虽然逄戈庄与砀山县都可称为刘墉故里，但以逄戈庄为更准确，更容易为人所接受。但要前推逄戈庄刘的世系渊源，却又不能回避砀山县的存在。然而问题是砀山县毕竟是一个县，对于寻祖认宗的人来讲，一个县的行政区域毕竟太宽泛了，因此我们就有必要进一步推究逄戈庄刘来自砀山县何处？
    然而问题虽然提出好久，却一直苦于得不到解决，一个偶然的机会，使笔者对此问题的解答有了一个很明确的答案，即逄戈庄刘来自江南砀山县大刘家村。而且逄戈庄刘并不是由砀山县直接迁入，而是由日照过渡了一下之后才搬到逄戈庄的。但是这个答案本身的来源，笔者却认为必须经过考证才能认定。因为这个答案来自山东日照刘。日照刘氏后人在日照市东港区政府文史办夏勇主任的陪同下，2002年秋至我处咨询有关刘墉生平事迹。在我应这些朋友的要求给他们开列书目，提供查找有关刘墉资料的途径，提供自己已经出版的著作之后，也从这批朋友处获得了他们十分肯定、但当时却没有十分可靠的文献资料可资证明的一个传说——逄戈庄刘来自日照刘。
    尽管他们言之凿凿，尽管传说久远，然而在真正可靠的文献资料或实物被发现之前，笔者一直将其作为待考的一个题目，而绝对不敢贸然将其作为一个结论使用。
    然而，不久，事情就有了一个实质性的转机——日照刘氏后人发现了一部明代家谱，而这部家谱将日照刘与逄戈庄刘比较明确地联系了起来。依照这部明代刘氏家谱记载，逄戈庄刘来自日照刘，而日照刘来自砀山县大刘家村。这样，事情就有了比较符合逻辑的解释。
    我们且看此谱的修定者刘存仁（字子孝）在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九月九日为此谱所做序言的有关部分：
    《礼》云：'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既有其祖，即当记忆不忘。我刘氏自汉隶籍于莒，由来久矣。梁之舍人彦和公，《文心》注明东莞。元之太守乾文公，故里碑记侍养。使自县尉海宗公、钦差千户公之子嗣，常遇治世，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有谱。安有断而不续之憾哉？！委因元社将屋，我祖见机，迁居徐州府砀山县大刘家村。红巾乱起，我祖逃居东海当芦村。至熙朝洪武三年，下旨迁民，我祖复由东海迁居日照喜鹊窝。天顺年间，该村被火，谱碟亦烬。大侍养虽有元碑，小沂水亦有元碑，东旺庄犹有明碑，而字迹模糊，名讳莫详，虽欲追序，未由也已。惟记成化年间，叔高祖承源迁居安邱、接源迁居邱前，续源、根源迁莒待考。我高祖移居草涧庄，生福、禄、寿、喜、诗、书、忠、厚，兄弟八人。余与弟君质修谱，断以思源公为始祖，以福、禄诸祖为二世焉。虽然，惟喜祖仍住故里。如福、禄二祖，同迁大刘家沟。福祖又避匪，率三子恒公迁居诸城逄哥庄。寿祖分居刘家庄子。诗祖分居洙洲庄。书祖分居西刘家沟。忠祖迁居兰山全刘庄。厚祖迁居沂水刘家店，分支卜全庄……
    此序自“我高祖移居草涧庄，生福、禄、寿、喜、诗、书、忠、厚，兄弟八人。余与弟君质修谱，断以思源公为始祖，以福、禄诸祖为二世焉。虽然，惟喜祖仍住故里。如福、禄二祖，同迁大刘家沟。福祖又避匪，率三子恒公迁居诸城逄哥庄”叙逄戈庄刘乃日照刘长支之渊源可谓清晰至极，因此，只要此谱真实性无疑，那么逄戈庄刘来自日照刘，日照刘来自砀山县大刘家村即为铁案。
    间题是此明谱并非原谱，而是由民国年间的法政毕业生刘铭籍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八月十五日九点钟抄写而成。
    而要证明此谱为明代之谱，就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此谱本身内容可靠与否，二是此谱是否为刘铭籍所伪造。
    该谱内容主要有两个疑点：一是该谱叙刘思源以前世次因资料缺乏或资料被毁程度严重而无法让人放心采信。因此，《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是否为刘墉同宗，我们都不敢据此谱贸然而定，但所幸的是，因刘思源以前之世系与我们所要追究的问题——逄戈庄刘是否为日照刘分支没有丝毫关系，所以在我们的推论中此点可忽略不计。
    另外一个疑点就是该谱修定者刘存仁写序的时间。因为我们只要查一下《辞海》即可产生如下一种怀疑。《辞海》中国历史纪年表所标明万历年号的时间只到四十七年，而作者落款的时间却是“大明万历四十八年九月九日”。这个一年的误差令我们很难毫无疑问地接受此谱。一般来讲历史上的作伪者与今天的造假者在心态上很不一样，今天的造假者在道德上可以说是肆无忌惮，但那时的作伪者却往往是深怕天谴。因此他们在作伪的书画作品或其他文献或古物上，常常故意留下一些破绽，考你的眼力。你看出来，说明我没有骗你；你看不出，那怨你自己术业不精，作伪者因此可以在心理上得到解脱。如果该谱乃伪造之物，那么这一年的误差无疑就是刘存仁给我们故意留下的蛛丝马迹。然而我们不禁要问，刘存仁有必要做假吗？明代万历时逄戈庄刘还在务农，根本没有发迹，距修谱的岁贡生刘存仁的社会地位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因此，刘存仁根本没有必要去攀附逄戈庄刘，而且在当时造一部家谱耗资甚巨，他也没有必要做如此傻事。那么是《辞海》所标记的时间错了吗？《辞海》可是公认的权威工具书！难道权威工具书也不可靠吗？查在明代史实方面比《辞海》更具权威性的《明史》，我们可知万历皇帝朱翊钧寿至五十八岁，他十岁继位，在位近四十八年，万历四十八年七月壬申大渐，丙申崩，九月甲申定庙号。其子光宗以明年为泰昌元年。由此看，此谱序落款时间应无问题，而是《辞海》错了。
    《辞海》有错，往往让人很难相信。其实我们没有必要去迷信任何权威工具书。这些书所以被公推为权威，只是因为他们相对于其他书籍来讲错误少一些，但却不能因此就认为它们不可能出现一点错误。其实笔者手头就有一个非常现成的例子，正是《辞海》所犯错误。刘墉本为“体仁阁大学士”，1979年、1989年版《辞海》却将其误为“东阁大学士”。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接受该谱序写作时间。
    由上述两点来看，该谱内容在关于逄戈庄刘与日照刘之间的关系方面的叙述来看，应该说已经不存在什么问题。
    那么，刘铭籍有无造假的可能呢？
    按常规来讲，刘铭籍时代，刘墉父子并为贤宰相已成定论，逄戈庄刘此时已经退出历史舞台，所以高攀其门第，既可得高门第为世人艳羡之实惠，又已可避高官犯法被株连九族之厄运，因此，刘铭籍如想造假，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问题是刘铭籍并没有造假，这只要一看刘存仁所写谱序之古雅高华，再看刘铭籍所写支谱序之文词芜陋，即知刘铭籍无论如何也写不出刘存仁那样辞彩华美、叙事条理分明的好文章来的。再者，由逄戈庄刘世次与日照刘世次对照排比也能完全衔接起来。另外在1932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年代刘铭籍伪造如此缜密的一套家谱的可能性也可完全排除。因为一是村名与刘氏驻地皆真，当地人对自己的祖先大致了解，刘铭籍修谱是在当地修，当地刘氏后裔不会任由刘铭籍篡改；其二在和平年代攀附逄戈庄刘可以获取更多的利益驱动，但在战乱年代，依刘铭籍本人的话说仅仅是怕以后的子孙弄错世系，才匆匆忙忙抄写此谱以备流传的，这从刘铭籍十分草率的笔迹中不难认证此点。其三如此一套家谱，要编得如此严密，无懈可击，需要大量时间，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刘铭籍没有足够的时间，也没有如此闲适的心境，来造这个假！
    既然如此，那么逄戈庄刘来自日照刘，日照刘来自砀山县大刘家村即是不争的事实。
    这样以来，我们即可大致描述逄戈庄刘与日照刘之间的世脉关系如下：
    始祖刘思源居草涧村（现日照市东港区草涧村）娶本村张氏生子福、禄、寿、喜、诗、书、忠、厚八人。刘福与刘禄后来迁居大刘家沟，刘福为避匪祸，又将长子、次子托二弟照管，自己率三子刘恒移居诸城逄戈庄。刘福在逄戈庄由此奠定了逄戈庄刘一支的世脉，成为始祖，刘恒成为二世祖。
    刘统勋在乾隆二十一年（1756）称刘福在弘治年间，由江南砀山县迁居诸城，刘福与刘恒之间世次难考，实是因为年代久远，兼之早期刘氏务农为生，没有文化，又兼遭遇兵乱，因此迁徙时间、家族世系，很难跟后代人交待清楚。又因遭受兵乱，其谱无存，无谱可据，所以也就很难考证明白。博学精慎如刘统勋，无谱可据，同样也不会超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个铁门限。因此，刘统勋的错误，并不妨碍我们将逄戈庄刘与日照刘连起宗来。
    由此看，日照市东港区黄墩镇的草涧村亦可称为刘墉故里，只是象砀山县大刘家村一样，不如逄戈庄那样正宗罢了。

    作者: 张其凤（作者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出处:http://www.gaomi.gov.cn/News.Asp?Id=5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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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万历四十八年九月九日
这个是否会有这种可能，乡村僻野之地，通信及不发达，是否不知道皇帝去岁已换？自己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