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城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1980-1999）

扶淇河畔

诸城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1980-1999）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共诸城县委、县政府带领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深入贯彻党中央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诸城进入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为加快农业发展，从1980年开始，县委、县政府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全省率先推行了以“大包干”为主要内容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1年底，结合贯彻全国、全省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县委提出了“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统一经营联产到劳”“统一经营包产到户”等责任制试行办法，并印发基层，要求因地制宜参照执行。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示《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作为中央一号文件下发后，县委、县政府统一思想认识，集中力量，由点到面，大力推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责任制。到1983年底，全县“大包干”的农田面积占农田总数的99%以上，从根本上解决了“吃大锅饭”的问题。为进一步繁荣农村经济，县委、县政府以发展畜牧业为突破口，积极探索林粮牧副结合、多种经营、全面发展、促进农民致富的新路子。在发展多种经营过程中，大力扶持专业户、重点户、经济联合体“两户一体”的发展，到1983年底，全县的专业户、重点户由1982年初的6200户发展到10万多户，各种新的经济联合体5360多个，参加农户18300多户。与此同时，本着整顿提高的原则，大力发展社办企业，促进了全县经济发展。到1984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比1977年增加1.25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5.1倍。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第一步改革胜利完成，农民的温饱问题很快得到解决。但广大农民不满足于填饱肚子，还想鼓起自己的钱袋子。在这种想挣钱、盼富裕的心理驱使下，诸城随之进入发展商品经济的年代。但是，各种制约农民致富和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矛盾也开始暴露。一是大部分农民想发展商品经济，但由于缺技术、缺信息、缺经验，想干而不会干；二是生产的东西多了，难以找到市场和销路；三是市场机制不完善、不健全，导致各项工作跟不上，使生产带有很大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四是部门工作不适应，处在新旧体制交换期的部门利益开始与市场相联系，进而出现部门利益的条块分割，很少顾及农民的利益。针对这些问题，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认真学习党的改革开放政策，走出去虚心学习外地的先进经验，到基层去听取干部群众的意见，认真总结本县的典型经验，逐渐认识到问题发生在下面，但根本“症结”在上面，在于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的思想与时代发展不能与时俱进，在于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以及思路措施上，还禁锢在计划经济的框子里。于是，县委、县政府决心破除“本本主义”的束缚，把中央的精神与本地实际结合起来，决心打好商品经济这一仗，来一个商品经济“大合唱”。

县委、县政府是商品经济“大合唱”的总指挥。在全县范围内抓好思想解放、观念转变的同时，县委、县政府从对全县经济起关键作用的外贸、供销、商业、烟草、粮食、物资等部门抓起，提出“六大财团合唱一台戏”的大胆设想，组织六大财团充分发挥好流通主渠道作用。继而抓了农业、科技、交通、金融、政治、工商各经济管理服务部门。从“六大财团”到经济管理服务部门，从党政机关到群众团体，都从自己的工作实践中理顺了部门、单位之间的关系，确立了各自参与大合唱的位置。在实际工作中，县委、县政府坚持从整体角度出发，对“大合唱”实行统一指挥；坚持从实际出发，用政策调动部门的积极性；坚持运用经济手段，调节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虚心听取部门意见，放手让部门开展工作。与此同时，强化“一个基础，做好三篇文章”。即强化农业这个基础，进一步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让农民吃上定心丸，并组织各部门、行业，多渠道、多形式加大对农业的投入，确保粮食连年丰收，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在此基础上，做好畜牧业、加工业、发展创汇农业“三篇文章”，确立了“农业发展我发展，我与农业共兴衰”的商品经济大合唱的主调。

“农业发展我发展，我与农民共兴衰”，诸城“商品经济大合唱”成为农村改革的一面旗帜。1987年6月，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在诸城召开了全省地（市）委、县（市）区委书记参加的“诸城现场会”，省委书记梁步庭、省长姜春云等领导出席会议。会上，诸城县委、县政府作了题为《我们是怎样组织农村商品经济大合唱》的报告，诸城外贸公司、县供销联合社等部门分别介绍了经验。1987年9月，省委宣传部、《农民日报》又在诸城联合召开了“全国农村商品经济经济大合唱理论研讨会”。在此前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改革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山东省委研究室、省经济战略研究中心、山东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领导、专家，对诸城的“商品经济大合唱”专门作了考察和研究。新华社、《农民日报》、《大众日报》、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山东电视台等20多家新闻单位进行了大量宣传报道。

1987年7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诸城撤县建市。这为诸城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诸城改革开放事业的全面振兴，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国家对大部分农副产品开放经营后，农村经济发展又面临着新的矛盾。一是农民盲目生产，企业被动流通；二是影响城乡之间、各产业之间生产力要素的优化组合和合理配置，不利于发挥城乡经济的整体优势；三是不利于农产品商品化和农业生产的专业化、社会化。面对这些问题，诸城市委、市政府认识到，单一的家庭经营方式，虽然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但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商品经济大合唱”的基础上，诸城实施了第三步改革，大力推行“贸工农一体化”。

“贸工农一体化”的内容是：一二三产业优化组合，一切生产活动着眼市场、围绕市场，“贸”字当头，流通先行，以流通带动加工，以流通和加工带动农业生产，在分散的家庭经营与国内外大市场之间架起桥梁，增强农业、农民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基本做法是：以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为导向，以农副产品加工经营企业为龙头，以千家万户的家庭经营为基础，通过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和新型利益分配制度的建立，使农、工、商、贸结成风险共担、利益均沾、互惠互利的经济利益共同体，从而使农、工、商、贸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通过推行“贸工农一体化”，形成了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对诸城的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一是深化了城乡改革，改善了城乡关系；二是为实施农业“三化”（产业化、标准化、外向化）提供了载体；三是为农业发展开辟了新的投入渠道，增强了发展后劲；四是促进了适度规模经营，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五是促进了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六是促进了工业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七是推动了政府职能的转变，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最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农民得到了实惠。

1990年7月6日至9日，全省农村工作座谈会在诸城召开。会议传达了全国农村工作座谈会精神，总结了全省深化农村改革的经验，探讨了农村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省委书记姜春云作了题为《深化农村改革，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的讲话。诸城市委、市政府在会上作了典型发言，12家电台、电视台、报社进行了跟踪报道。自此，诸城“贸工农一体化”的改革经验在全省大力推广。

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面对农业全面丰收、工商贸各业全面发展、社会政治局势稳定的大好形势，诸城市委、市政府乘势而上，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了两个方面：

第一，进一步强化农业和农村工作。一是深入扎实地开展以奔小康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统一干部群众的思想，探索发展农村经济的好路子，落实奔小康的具体措施。二是坚持科技兴农方针，走发展高效农业的路子，狠抓科技教育，大力推广农业实用技术，健全完善科技推广体系，提高农业综合效益。三是重视和抓好山区开发建设，促进全市农村经济平衡发展，体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优越性。四是进一步稳定完善政策，深化农村改革，巩固改革现有的成果；第二，搞好搞活城乡企业。一是优化企业经营机制，增强企业发展活力。探索改革企业劳动、人事、分配制度，贯彻落实《企业法》，围绕搞活企业，理顺党政关系，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二是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加快结构调整步伐。抓骨干企业和重点产品的调整，抓技术改造和新产品开发的调整，抓企业联合促调整，救活了困难企业，增强了企业发展的后劲。三是开拓市场，强化产品销售。坚持大流通观念，多层次、全方位开拓市场，完善经销政策，搞活经营方式，增强完善市场体系，改善外部环境，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使城乡工业逐步走向健康发展之路。

改革开放以后，诸城市在深化企业改革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从简政放权到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又搞了“三项制度”（人事、劳动、分配）改革，增强了企业发展活力。由于改革没有触及到实质性问题，企业的一些深层次矛盾仍比较突出。一是短期行为严重。“七五”计划期间，全市城乡企业技改投入不足3亿元，少的企业仅几十万元。二是亏损额增加，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市属独立核算企业半数以上明亏或暗亏，1992年全市企业审计潜亏额达1.47亿元，有的企业已经成为“空壳”。三是政府部门非正确干预过多。仅乱集资、乱摊派一项，少的企业每年几万元，多的企业几十万元。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问题是企业产权关系不明晰，利益关系不直接，企业负盈不负亏，工人当家不做主，厂长有权难落实，政府“手大”捂不过天。

1992年4月，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级政府对国有企业进行审计、清理，把家底搞清楚。诸城市政府组织审计等部门对全市的工商企业进行了审计。审计结果表明：150家企业中，共有103家亏损，亏损面达到68.7%。这一审计结果使诸城市委、市政府领导大为震惊。

1992年7月2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到诸城视察工作，视察期间，江泽民同志视察了诸城外贸公司，随后，听取了前来参加机构改革座谈会的昌邑、诸城、莱芜、信阳、临沂等县市和乡镇8位同志的情况汇报。会上，江泽民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他要求抓紧抓好大中型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推动企业走上市场，真正实现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和自担风险，达到责、权、利相统一。江泽民同志说：“我去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也有亏损的，也有破产倒闭的⋯⋯可真正像我们国家的企业亏损面这么大的，还没有见过。我们的国有企业亏损的占1/3，不赚钱的占1/3，真正赚钱的不到1/3。国有企业的改革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生死存亡，中央正在研究这个问题，请同志们和中央一起来研究这个问题。”总书记的讲话又一次深深触动了诸城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心。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十四大报告指出：“国有小型企业，有些可以出租出售给集体或个人经营。”这给濒临危机的国有中小型企业指出一条生存出路。

企业面临的危机，总书记的一番讲话，党的十四大报告的指引，成为企业改革的原动力，在此推动下，一场以改制改组为基本内容的中小企业改革，在诸城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轰轰烈烈地展开。

诸城的企业改革先从试点开始，然后全面铺开。国有小企业诸城电机厂首家改制，组建为诸城开元电机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1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播放了一条消息：山东省出售了第一家国有小型企业诸城市电机厂。接着，诸城市委、市政府又确立了几个试点单位，其中有集体企业，也有乡镇企业。这几个企业改制之后，很快焕发出勃勃生机。1993年5月，在5个试点单位改制之后，诸城中小企业改制改组进入了全面推广阶段，全市213家企业实行了改制。

为确保企业改制健康发展，诸城市委、市政府主导强化几项关键措施。第一，把好资产评估、产权界定、资产出售和产权收缴使用三道关口，保证了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保值增值，避免了国有资产的流失。第二，建立法人治理结构，保证董事长出资人地位和总经理的指挥权力，建立党的组织，保证党的政治核心作用，发挥股东大会和职工代表大会作用，保证职工权益和当家作主。第三，抓好政府转变职能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两项配套改革，为改革创造良好条件。第四，强化企业管理，从抓好劳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入手，建立能上能下的用人机制，精简管理人员，强化成本、质量、资金等精细化管理。第五，抓好思想政治工作，教育职工理解、支持、参与改革，确保改革顺利进行。

诸城国有企业改革，取得明显成效。企业转换了经营机制，实现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实现了企业生产大发展，效益大提高，对国家贡献大增加，发展后劲大增强，职工收入大增长。改制后的10年，诸城的GDP每年增长幅度都大于20%，财政收入高于30%。有资料显示，从建国到1994年的45年间，诸城各家银行存款为14亿元；1995、1996两年新增16亿元，超过了30亿元；1997年超过40亿元。1997年利税过千万元的企业达到24家。

诸城企业改革引起各级领导高度重视。1994年5月，全省建设企业股份制现场会在诸城召开。1995年7月，全省县域企业改革试点县工作会议又在诸城召开，会议提出全省学习借鉴诸城经验，加快企业改革步伐。1995年12月，诸城市被国家体改委确定为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市。

1996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来诸城视察企业改革工作，并专门召开座谈会研究诸城的企业改革，肯定了诸城的做法。随后，根据朱镕基的指示，国家体改委、国家经贸委、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办公厅、财政部、人民银行、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国家土地局、中央党校等九部门共21人组成的“赴山东诸城联合调查组”，由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洪虎同志带队，于1996年2月2日至10日对诸城市市属国有企业改革情况进行了调查，认真总结了诸城企业改制工作的经验做法。从此，“诸城经验”推向全国。

纵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到上世纪末诸城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诸城县（市）委带领全县（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牢固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以敢为天下先的胆略和气魄，永不懈怠、勇立潮头的进取精神，推动了全县（市）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项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创造了“商品经济大合唱”“贸工农一体化”“中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等一系列在全省乃至全国具有重大影响的“诸城经验”，取得改革开放的一系列伟大成就。历史一再反复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历届中共诸城县（市）委是坚强的，具有光荣历史传统的诸城人民是富有智慧的。因而，诸城历届县（市）委带领勤劳勇敢、富有智慧的诸城人民，冲破重重艰难险阻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是历史的必然。

（文字来源：《超然台》杂志，作者：刘洪泉；图片来源：“改革开放40周年”创新案例评选活动）

来源 诸城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