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刘进成教伺候果树,实事求是地说,算不得什么辱没斯文,倒应当算他的福气。我了解他这个人,也许刚开始他会有些迷惘有些牢骚,到后一定也会转到这个认识水平上来。
老刘骨子里就不是个文化人。他对文化缺少热情,缺少上进心。
到我们学校之前,他小学初中都教过。我的同事中就有他的学生,他的学生却毫不替尊者讳地传扬他的荒唐。据说老刘读课文,碰上不认的字就直接跳过去,课上的学生都看破了他,私底下嘲笑他;化学里的元素名称尤其不好读,他也不预先备课,不查字典,不请教同事,只是径直由着自己的喜好乱读一气,如把“氯”读作“齿”,他的一些错读多年后还在圈子里流传。这些荒唐只限于自己人的小圈子散播也就罢了,偏偏还不争气地飞入寻常百姓家。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到一个偏僻村子里做家访,巧遇村里的书记,这人不知怎么竟知道老刘的一些底细,径自说起老刘,不光愤愤且嘴里还不干不净起来,弄得在座的我们十分尴尬。
老刘上过中等师范,听起来是个科班,实则还是行伍。他是文革推荐的那种。老刘曾给我说起他上师范的一些经历。然而既不回忆他的学习,也不回想他的老师同学,只是讲他怎样跟同学翻越学校围墙偷嫩玉豆棒子,讲城边壕沟里死人的腿骨有多长。关于读书,关于学问,他脑子里似乎一丝影像也不曾存留。不过话说回来,我因为存着怕他反感的小心,也的确不曾主动请教关于他学习方面的故事。只联系他的工作状态和业务表现,我不无唐突的看法是,文化与他曾经算是并肩而行,但却各不相扰。
不过老刘也并非一无是处。在初中做总务的那两年,我的确不曾听说关于他的荒唐,除了他创作的那个翘尾巴的格言。他身体棒不缺少力气,又不缺少算计的心思,算算小帐,领着干些杂活,据我想来,正合他的性情,也属他所擅长。可是世事无论大小,偏容易阴差阳错,老刘的所长,人偏不用,他的所短,人偏要给。他教劳技,肯定是领导权衡折中的结果,既让他教课,却又只教非考试科目,介于可有可无用与不用之间。当然,老刘自己是满不在乎无所谓的,他对业务大概根本就没有清晰的概念。
然而老刘对自己的公办老师身份却不能说没有自豪。一年的秋末,驻地村子里大集,我俩正走在一段集中间,两旁摆满了乡亲缝制的崭新的大大小小的秫秸盖顶,他忽然扳了一下我的肩膀,迅速指了一下边上站着的一个中年男人,悄声对我说,你看,那个人,是我的师范同学!我愕然,随声道,他怎么会……老刘说,他是社来社去的。我愈加一头雾水。直到他边走边详加解释,我才恍然,同时也领悟到老刘对自己所选择的人生路的肯定和自许。所谓社来社去,就是哪里来哪里去,学校只管培养,不管去处,不管分配工作。这是文革推荐上学的一种方式。那位卖秫秸盖顶的老刘同学,虽也是从县里的中等师范学校毕业,但是必须再回到当时的村里工作,农民身份没有变化,改开之后,学更是等于白上了。老刘大概一开始报的就不是社来社去那一类,所以毕业踏进了教育行,至于其中有无高人指点,不得而知。不过据灵通人士透露,文革推荐,大多都是村里干部子女亲戚朋友得益,毫无人脉的老实人家,大多是轮不到出头机会的。
按说,中小学本是常识教学,知识的难度对成年人不算什么,只要态度好心细勤快,现学现卖也来得及跟得上。跟老刘同样出身的老师,大多都能教得不错,且我们学校连续三任领导不都是他的同学吗?然而老刘就是特别,始终对业务颟颟顸顸,得过且过。可是例外的情况也并非没有过,就是当被钓鱼罚了不少钱之后,他忽然对学生严厉起来,上课火气很大,至于据说有的学生一听说上他的劳技课就不免要害怕。好在时间不长,否则对人对己对学校对社会,都不是体面事。
因能力获得身份,还是因身份获得能力,本不应是个解不开的结儿。然而浑浊的社会常常以自己的浑浊搅得清白的事情也跟着浑浊。但是事情再浑浊,事情里的人却不容易完全浑浊。老刘先获得了身份,能力这个尾巴的长短有无,他大概是无师自通地明白的;况且,他这个人的天性本不在学问上。所以当一位民办的同事抱怨跟他一样干事却拿不到一样的工资时,老刘立即反击道:哒,这些人是黄埔军校毕业的!话虽难听,却是那时的至理,任谁也只能无言以对的。
社会还是有情的,虽多少给老刘些为难,但到底还是为当初的选择负责任到底了。老刘是提前退休的,因为满了三十年教龄。
永生的时间,自然会磨洗去人事的坎坷和曲折,迟早给予这个世界所祈盼的公平。
令人惊奇的是,老刘的一双儿女,脾气却与他迥异,都安静文雅,一个考了中专,一个考了大学。老刘是有福的人。
儿女长成,且事业有成,虽说天不假年,多少遗憾,但安息于九泉之下的老刘,曾经相熟的老同事,我想他一定是欣慰无比的,一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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