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城市

知足常乐

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城市（转载）

作者: 童大焕

　　“‘城管来了！’三岁的朱国（化名）一颠一颠地跑过来用稚气的河南口音大喊。华氏夫妇（化名）马上起身，把玉米和炉子往三轮车上搬。”

　　“‘城管……’六岁的华朵（化名）突然指着城管的车大骂了一句。妈妈被儿子的行为惊呆了，反应了几秒钟，她抄起一根木棍狠狠打在最疼爱的小儿子身上。六岁的华朵和三岁的朱国并不理解城管到底是怎样一些人，但是父母对城管的躲避令他们感觉到城管是自己的敌人。”

　　这是2006年8月15日《中国青年报》关于北京城管与小贩“猫鼠游戏”中的一个细节。城市“移民二代”的小小心灵，过早地埋下了阴影，仇恨的种子在发芽。有多少人，能够透过两个孩童的眼睛，观望一下我们共同的未来？

　　在中国，各地城市管理部门成立大约不到十年时间，可是城管与街头游走的小贩之间，矛盾却有愈演愈烈之势。许多小贩说，“我们理解城管的难处。”也有城管说，“我们也同情他们的处境。”然而，正是这看似能相互理解的两种角色，却常常你追我打，暴力执法和暴力抗法，几乎成为每个城市的家常便饭。2006年8月11日，北京街头的小贩崔英杰用最极端的方式对抗城管的整治行动——一柄尖刀刺入海淀城管副队长李志强的脖子，仅仅是想抢回刚被没收的第二辆三轮车。李志强是北京城管成立八年来第一个牺牲者，但没有人统计过，全国有多少人因为城管罚没了他们的吃饭家伙而自绝于世，或者因为城管的暴力执法而身受重伤甚至死亡。

　　由你追我躲的“猫鼠游戏”演变成明目张胆的“猫鼠大战”，城管和小贩都是“城市乌托邦”的牺牲品。很长时间以来，全国各城市纷纷以创建“文明城市”、“卫生城市”、“无摊城市”、“优秀旅游城市”等等名义，以妨碍市容、交通、卫生等理由，欲对街头无证摊贩“赶尽杀绝”。于是乎，许多城市的城管配备越来越武装化，执法手段越来越暴力化，城管与小贩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敌对化。

　　今日之中国，乃至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要想在城市完全消灭无证摊贩，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一个乌托邦的幻想。明知不可而强力为之，则反作用力等于作用力，结果只能是激化社会矛盾而非解决实际问题。

　　日益凋敝的乡村，日渐衰落的小农经济，一无所有的人们，迫切需要到城市寻找新的生存空间；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运动，农民手中的土地在迅速流失，而他们所得的补偿，不到地价的百分之十，甚至不到百分之五。一旦土地被征，农民立即变成无地（失业）、无资本、无基本社会保障、无城市谋生技能和岗位的“四无人员”，除了从技术和资金含量最低的街头摊贩做起，他们在城市几无立锥之地。他们和城市管理者玩起了“你进我退，你来我躲，你下班我上岗”、“猫和老鼠”的游戏。如果把他们逼到走投无路的境地，他们就只能转而通过其他更具危害性的违法犯罪手段谋生。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城市，是一个摆在全社会面前的严肃问题！是追求城市表面的光鲜与整齐，却不得不忍受更为恶劣的盗贼与抢掠等犯罪横行，还是求真务实，放弃类似的城市乌托邦幻想，真正以人为本，建立一种表面的“混乱”内在的和谐？

　　据《北京市2003年外来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公报》显示，2003年北京市四百零九万五千流动人口中，摊点经营人员占6．78％，其中绝大部分属于无照游商。依此数字计算，有近三十万名无照游商流动在北京。全国流动人口大约是一亿三千万，如果也按此比例，全国游商的人数则是八九百万人。和城管比起来，他们才是真正的“群众的汪洋大海”。事实上，从北京城管成立至今的八年来，城管越来越多，小贩也越来越多。这，就是我们的生存处境。

　　李志强已经被有关部门批准为烈士。而就在李志强倒下的地方，第二天又有新的小贩占据了崔英杰的位置。　

知足常乐

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城市？

■舒圣祥

　　城管与小贩，我们时代这场由来已久的猫鼠对峙，以最残忍最极端的方式上演：小贩崔英杰将一柄尖刀刺入了北京市海淀城管副队长李志强的脖子，而理由仅仅是想抢回刚被没收的一辆三轮车。一次城管执法行动，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一个失去了生命，一个面临法律的制裁。当北京市市委书记刘淇来到李志强父母家，向李志强同志遗像鞠躬致哀时，8月15日《中国青年报》再次提出了那个已经多次被提起的沉重话题：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城市？

　　是啊，我们究竟需要一个怎样的城市呢？北京的宣传是：要建设宜居城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善之区。而“宜居”与“和谐”几乎也是所有城市的宣传口号和奋斗目标。“宜居”之前提是每个人都拥有在城市生存的权利，“和谐”之“和”由“禾”与“口”组成，意即每一张“口”都有饭吃；“和谐”之“谐”由“言”和“皆”构筑，人人皆能言，也就是谁都有主张权利的话语权。

　　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怎样的城市”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并不复杂，这个理想中的城市应该具有这样的特点：人人都有生存权，人人都有饭吃，人人都能主张权利并能自由表达。

　　从理想走入现实，不难发现其中的差距，而这个差距也正是城管与小贩之间没完没了的猫鼠对峙之源。一边是城管队员屡遭暴力抗法，被打伤，甚至献出宝贵生命；另一边是城管暴力执法的消息不断传出，百度一下“城管打人”出来的信息有27万多条———城管与小贩之间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让他们不惜频繁暴力相向？原因正在于，我们的某些制度断绝了这两种人之间的“和谐”可能，“饭碗之争”把他们分裂成了对立的“敌我”两个阵营，正如毛寿龙先生所言：小商小贩保住了“饭碗”，城管人员就会丢了“饭碗”，反过来城管队员端稳了“饭碗”，小商贩的生存就面临着困难。

　　换句话说，我们当前的城市管理理念，本质上是不容许城管与小贩在一个城市里和平共存的。似乎城管的本职就是要消灭小贩，而小贩的生存前提是必须对付城管。面对生存，他们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并时刻有被激化的可能。

　　这说明我们的执法手段和目标已经发生了背离：在现有经济发展条件下，创建“一尘不染”城市的手段，只会距离“宜居”与“和谐”的目标越来越远。既然“宜居”与“和谐”，不容许我们把城市变成富人的天堂，而把穷人全部赶出城市；那么，在穷人的生存权利与城市的整洁形象之间，我们就必须做出选择：是选择前者的“真宜居”与“真和谐”，还是选择后者的“伪宜居”与“伪和谐”？

　　在圣诞节前的一个月里，德国汉堡等一些城市的市政厅前的广场上会搭建许多临时木板房供商贩经营，老百姓就在小摊上喝啤酒吃面包。这显然是对人之生存权的一种尊重，而这种尊重在我们很多城市管理者头脑里却被“城市形象第一”取而代之了。

　　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事实是，就在李志强牺牲的地方，第二天又有新的小贩占据了崔英杰的位置———人总是要吃饭的，这是天性，加强执法不可能改变这一点，而不让人吃饭必然是要出问题的。让每个靠劳动吃饭的人都能生活下去，这是最根本的“宜居”与“和谐”。

 

            

炒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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