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城夜叉

扶淇河畔

偶读《阅微草堂笔记》卷八　如是我闻二

此一段 诸城滨海处：说是刘墉讲述的，估计此地现在属于黄岛区（胶南）

海之有夜叉，犹山之有山魈，非鬼非魅，乃自一种类，介乎人物之间者也。刘石庵参知言，诸城滨海处，有结寮捕鱼者，一日众皆掉舟出，有夜叉入其寮中，盗饮其酒尽一盧，醉而卧，为众所执，束缚捶击，毫无灵异，竟困踣而死。


密州在宋朝时曾在胶州设立密州板桥镇市舶司，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商埠，各国商船往来不绝，百姓见多了黄毛绿眼鹰钩鼻的洋人，后来因为闹倭，明洪武年间就开始禁海断航，到清朝灵山卫败落，老百姓已经不知道外国洋人是啥模样了，所以远洋海难的外国洋人漂到这地方，偶然窜进出海渔民的房子里，喝空一缸酒，醉卧在地，居然被当作夜叉稀里糊涂打死。纪晓岚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没深思考，仅当异闻收录。

扶淇河畔

　　邱橓（1516年—1585年）字懋实，号月林，原诸城柴沟村邱家大村（今属高密市）人。其先世为寿光人，始祖邱彦成于明朝迁居诸城。传五世，至，家境贫寒。小时候便性直，十岁时，有一冬日早起入城，城门未开，一些入城买卖者，燃柴围坐取暖，独邱橓不动。众人问：“你的脚不冷吗？”答：“固然寒冷，谁使之为足乎？”并一直坚持站到城门开，可见其性格之倔强。

　　年龄稍大一些，邱橓便背着书箱四处求师问友，发奋读书，终于成才。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邱橓举乡试第二名，二十九年（1550年）中进士。起初，授予行人司行人（明代设行人司，行人掌管传旨、册封等事），后又提升为刑部给事中（给事中：官名，明给事中分吏、户、礼、兵、刑、工六科，掌侍从规谏，稽查吏部之弊误等）。

　　1555年，倭寇由海上进犯南京，兵部尚书张时彻等人闭门不敢出，致使倭寇大掠而去。御史弹劾张，张时彻上书为自己开脱罪责。邱橓此时挺身而出，弹劾张欺君罔上，张及刑部侍郎陈洙等人皆被罢官免职。

　　适时，明世宗崇仙信道，寻求长生不老之药，久不临朝。权奸严嵩一手独揽大权，大施淫威；大小官吏结党纷争，士风大坏；倭寇频频侵犯东南边境，国势日衰，民众困苦不堪。忠君爱民的邱橓，愤然上疏弹劾严嵩专权误国，言“权臣不宜独任，朝纲不宜久弛”。严嵩深恨邱橓，便将他调到户部任职。

　　邱橓一到户部任，即弹劾山西巡抚杨宗气、巡按杨储等人，指出他们轻法度，包庇属下，执法不严等。不久，邱橓又上疏论朝政黑暗，指出：“今日士风大坏者有六，一曰谄卑，二曰奢靡，三曰请托（私相嘱托），四曰躁竞（急于与人比高下，争权势），五曰干谒（对人有所求而请见），六曰贿赂。”言词激烈，全朝上下皆以为是。

　　不久，邱橓又弹劾严嵩党羽——宁夏巡抚谢淮、应天府尹孟淮贪赃枉法，二人皆被罢官。严嵩父子更加怀恨邱橓，然而对刚直、清正的邱橓，他们无隙可乘，只好应付，以待时机再行报复。到了世宗嘉靖末年，严氏父子专横日甚，“唯一意媚上，窃权罔利”，严氏党羽也“倚严氏父子，所至市（卖）权纳贿，监司，邑吏膝行匍伏”，“置酒高会，日费万金，虐杀无辜，怨咨载路”（《明史》）。邱橓不畏严氏父子权势，愤然上疏陈述严氏十大罪状，朝廷内其他正直官员，也纷纷上书，要求严惩奸贼。在强大的舆论下，嘉靖四十一年明世宗终于醒悟，将严嵩罢官为民，其子严世蕃被“斩于市，籍（没收）其家”。

　　为重振朝纲，兴利除弊，肃清严氏党羽势在必行。邱橓又上书将顺天巡抚徐绅等5人免职，但皇帝只免其中3人。值此时，刚上任的湖广巡抚方廉一一向台省诸官行贿。邱橓非但不收，反而揭露并上奏皇上。世宗诏下部议，方廉已到手的官，顷刻丢掉。接着，邱橓又弹劾了皆以贿进的南京兵部尚书李遂、镇守两广的平江伯陈王谟、锦衣卫指挥魏大经等。致使陈王谟革职、魏大经入狱。之后，又弹劾已捞满腰包想托疾解甲养老的素贪老手浙江总兵卢镗，卢镗被革职。

　　在邱橓弹劾的这些人中，陈王谟是皇太后家的人，魏大经是皇帝的心腹，虽然这些人罪证俱在，不得不作处置，但邱橓引起了皇帝的注意。一日，世宗问首辅徐阶：邱橓是怎样的一个人？徐答“戆直人”。世宗默默。正当邱橓“大奋乾纲”一展雄才的时候，却受不白之冤离开了政坛。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倭寇侵犯通州，通州总督杨选御敌无方，反被倭寇逮住。皇帝怪罪邱橓不早弹劾杨选，将邱橓“杖六十，斥为民”。邱橓含冤归回诸城，离京时，仅带有旧衣一箱，书一束。

　　隆庆元年（1567年），明穆宗继位，他平日就十分钦佩邱的为人，上位后，他曾感慨地说：“邱橓给事幸无死哉！”1568年，穆宗下令起任邱橓到礼部，还未到位，又提拔他任南京太常少卿，进大理寺少卿。邱橓此时因丧子致疾，便辞职在家乡治病。

　　万历元年（1573年），神宗即位，朝廷官员推荐邱橓再次出任，当时张居正任吏部左侍郎，“张居正恶之，不召”。到万历十一年（1583年）神宗下诏再次起用邱为右通政，未赴任，又升左副都御史。邱橓乘坐一柴车入朝。

　　邱橓建议朝廷“痛惩吏弊”，“以挽回久坏之人心，振作方新之士气”。皇帝阅后，“称善”，下诏令全国奉行，不执行者，治罪。可是诏下三月，却仍是“大官恣肆，小吏贪残，小民怨咨”。邱橓急愤万分，将生死置之度外，即刻上疏直陈朝廷执法不严的事例：一、原给事中魏时亮、周世选，御史张、李复聘，皆因忤犯了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高拱而被罢官，文选郎胡汝桂也因得罪了尚书而被罢官，对这些蒙冤负屈者，应予以鉴别录用；二、御史于应昌诬陷刘台，应与王宗载同罪，王宗载被遣戍边，对于应昌却只作罢官处理；三、劳堪在福建任巡抚，无故将侍郎洪朝选杀头；四、循史张一鲲到应天府监乡试，弄虚作假，录取王篆的儿子为第一名；五、钱岱去湖广监考乡试，也徇私取中了王篆的儿子王之衡；六、掌管风纪的御史官曹一夔，奉迎大太监冯保，吹捧他是“顾命大臣”，而朱琏则认冯保为父，为虎作伥。以上诸人罪恶深重，本应依法严惩，也只是罢官了事。这是“纲纪所以不振，人心所以不服”的主要原因。邱橓沉痛地说：“我这次入朝，本想誓扫积弊，可是旨下难以施行，实在令人忧虑啊！”时任刑部右侍郎的邱橓，恳求皇上罢免自己的官职“以儆有位”，言辞激烈而诚恳，神宗为之动容，便“优诏报之”，遂“召时亮、世选、复聘、汝桂还；削应昌、堪、一鲲、一夔、琏籍，贬岱三秩（秩：官吏的职位、品级）”。

　　不久，邱橓又奉命去荆州籍没（籍没：没收财物入官）已亡故的吏部左侍郎张居正家产，人们都以为邱橓会报复，因1573年，张居正曾诋毁、阻挡邱橓入阁。到荆州后，邱橓不计前嫌，秉公执法，“唯坐（获罪）王篆、曾省吾数家，余无蔓者”，全朝上下，黎民百姓皆交口称赞。自荆州回朝后，邱橓被任命为左侍郎，不久又升为南京吏部尚书。邱橓屡次请求“乞骸骨”还乡，皇帝不许。后卒于官，年70岁。万历皇帝闻后十分悲痛，钦赐御葬，着重臣海瑞亲临主祭。赠封为太子太保，谥号“简肃”。

　　邱橓性格耿直、嫉恶如仇，廉洁奉公。在职期间，他先后上疏十余次，皆切中时弊；他所弹劾朝廷内外重臣23人，其中治罪者17人。其风范为世人所敬佩，《明史》有其传记。

　　邱橓治家极严。生二子，长子云章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中进士，任深州知州，二十五岁时便死于任上；次子夭折。云章死后，邱橓认族侄云肇为子，课读极严，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中进士，由知县升为庐州知府。在邱橓言传身教下，其二子皆为官清廉，受到当地百姓称赞。邱橓去世后，其子云肇迎棺归里，将父亲葬于诸城城南七里之原。后又于县衙门前东侧通衢大街上立一石坊，以志其忠。

　　邱橓之兄邱桴，为明代天启年间进士，授河南使司按察使，赠山西布政使。

　　邱橓一生著作颇多，有《四书摘训》20卷、《礼记摘训》10卷及《奏疏》、《诗文集》等留世。邱橓墓志，今幸存于市博物馆。

　　附：邱橓诗一首：

　　和沈少尹登超然台

　　幽攀无复吏人哗，山有闲云菊有花。

　　槛得孤鸿碑旧削，台因百雉阁新加。

　　芳尊独对神仙侣，下界斜通处士家。

　　只解隔林晖落景，何能即度赋飞霞。

扶淇河畔

超然台，北宋熙宁八年（1075）苏轼任的意思。苏轼政务之余，或远眺名胜古迹，或抚琴抒发情怀。千古绝唱《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即是在此台上一气呵成的。    在有史料可查的众多修台者中，首推元代密州达鲁花赤真闾，他来密州任职，深入民间，关心农事，大兴文教，捐俸修台，深受民人爱戴。他任满悄然离去，州人思之，乃勒石仪门之右，以述其善政。    其次是明代诸城知县黄武。在景泰六年（1455），他不但重修了超然台，还在苏公祠前，增建了慕贤亭。所谓“亭”，实为一三楹出厦，四面开窗的大厅。门上横匾“慕贤亭”三个大字，门前两明柱上有楹联：“昨既见情怀，岂独文章推国手；登台增景仰，常留忠爱系人心。”    明代嘉靖元年（1522），刑部郎中方豪来诸城登台拜谒苏公，及至正堂，观看神像不似苏公，遂立而不拜，问及导者，此为真武神，苏公像在两厅。方豪十分不满，遂命知县张瑶撤真武而专祀苏公。张瑶颇有难色地说：“待别作一庙以迁真武，而后正先生之居。”但须请方豪先写一篇专祀苏东坡先生序，自当力成之。方豪立即挥笔而成《专祠苏东坡先生记》。知县张瑶于是把真武神像移于县衙东侧的北极台上，而于超然台正堂之上专祠苏东坡，并将方豪所写之序，刻石留置。    超然台的重修，规模最大、内容最多、质量最高的一次，当属清代康熙六十年（1721）的维修。当时的诸城知县罗廷璋是在重修超然台的地方官员中付出心血最多的一个。罗廷章，四川阆中人，以举人任职，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到任。他久仰苏公，到任后即登超然台寻其旧迹，只见“祠宇飘摇，亭台顷圮，荆榛瓦砾，半为废墟”，深感痛惜，经征求父老乡亲意见，带领同僚捐俸集资，重修超然台。他首捐俸金千缗，同僚王昌学捐俸四百缗，全县父老、缙绅、文士等，纷纷积极响应。这次重修，不但加固了台壁，扩大了台面，并且增建了厨房及厕所等，比原来显得更加高大，“方广倍之”。另外，还在台前不远处竖立了坊表，清理、扩大了台下周围环境。同时，还请邑内文士张雯集苏轼字补刻了《超然台记》、《雪夜书北台壁》等。罗廷璋亲书《重修超然台记》，其同僚也撰文修台记二。他的好友日照知县武永建闻讯，亲自作了一幅“罗公像”及小记表示祝贺。为了充实超然台的内容，罗廷璋还广集邑内有名文士有关超然台的诗文辞赋等，特请安丘铁笔山人徐天祥雕刻，共刻石20余方，皆精美异常。这次重修超然台，始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成于五十九年（1720），完善于六十年（1721）。台成之日，罗廷璋在台上特设筵席，邀约同僚、城里父老等祝贺，大家“在登眺之间，穆陵远横，马耳近耸，卢山峙其东，潍水绕其北，不失当年命名之意”。这次修台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后人相称，“后之登台者，谓为苏公之台也可，谓为罗公之台也可。”可见此次修台堪与苏轼修台可相媲美。罗廷璋在诸城期间，除了重修超然台广为文士称颂外，其政绩也很突出。康熙五十八年（1719）诸城水灾，他报请上司，积极赈济，设粥场数十处，救活了无数灾民，深受百姓拥戴。雍正初年，他调章丘任职，交接中库银历年亏空，以前历任都以虚名相授，适逢罗廷璋离职时发现，罗廷璋因而被上司追究免职，并承担补偿之责。罗倾家抵债未能如数补上，穷困潦倒，卒于章丘，不能归葬。诸城父老闻讯，前去迎接棺椁，葬于诸城城南，其子孙也落户于诸城。百姓叹惜，贤达官吏，遭此厄运，实为老天不公。    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知县张师赤修台，并集诸生在台上读经习礼，师赤亲自授课。诸城文风因而大盛，此后中举者增多，诸生皆感恩不尽。    道光十六年（1836），超然台东厢因雨坍塌，知县汪封渭倡导修台，竣工后正值苏公生日，汪知县率邑人文士，在台上设祀礼拜，并写诗十首志之。其后，他也曾召集诸生在台上讲学授课，鼓励诸生勤奋读书，为诸生所敬仰。    咸丰二年（1852），超然台上屋宇破旧，知县王建荣修台，历时一个多月，“前后六楹，左右两庑及厨灶门墙，咸与焕然一新，坚固可久”。王廷荣倡导文风，召集邑内诸生数十人，每于朔望之日，在台上讲学授课，对其中优秀者褒奖，对不足者勉励，大大促进了诸城文教的发展。    以上重修超然台之贤者，都当为后人之楷模。    清代以后，民国年间，超然台亦曾有过维修，但也遭受了不少的磨难。    民国间，台上曾设商业学校，当时师生敬仰苏东坡，均悉心保护。    民国十七年（1928），国民军师长杨虎城，为追赶北洋军阀顾震，率兵进驻诸城，曾登台瞻仰苏公祠及台上石刻，赞叹不已。当时诸城城里掀起一股砸庙毁神之风，杨虎城下令保护超然台，使其得以保全。    民国二十四年（1935），诸城第一区区长丘景炎占领超然台，当了区公所，挂上“闲人免进”的牌子，不准人们参观，直到日寇进城前，才逃之夭夭。    日伪期间，超然台为汉奸所占，他们把超然台三个大字涂掉，换上“进德会”，文化圣地变成了宣扬汉奸文化的巢穴，直到日寇投降时为止。    1947年,诸城第二次解放。当时敌强我弱,为了防止国民党军队再据诸城,翌年，由政府下令,调集全县民工拆除诸城故城墙,超然台也毁于这次拆城。台上屋宇被拆除,刻石被埋在城壕之内,顷刻间仅剩一土堆，后来又被清洁工人制作大粪干用土而挖尽。就这样，历经宋、金、元、明、清、民国六个朝代，历时873年的名胜顷刻毁于一旦，诚为可叹、可惜与可悲！现今超然台已毁灭不存，但令人庆幸的是，市博物馆内还存有超然台全景照片和超然台上全部刻石拓本，以及《超然台记》、《超然台赋》、清仿刻《二世诏书》、苏轼画像、张京、王沛珣诗句等刻石6块。这些珍贵的资料，为研究苏轼在密州的文学创作活动，恢复超然古台，提供了科学的根据。    如今，超然台虽已毁灭无存，但它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却永远存在。她的光辉与影响，永留诸城大地，供人们去思索、探讨和发扬光大。

扶淇河畔

道川禅师生平及诗偈鉴赏
道川禅师生平及诗偈鉴赏
一、道川禅师生平 冶父（安徽地名）道川禅师，南宋时期高僧。俗家姓狄，人称狄三，昆山（今山东省诸城县）人。没有出家以前，在县衙里当捕快。有一段时间，听说东斋（地名）谦首座正在附近的一座寺院里为大家讲法，他就经常抽空去听讲，并且坚持学习坐禅，每每不知疲倦。　　有一天，狄三因为听法，把上司交给的事情遗忘了，县令便以玩忽职守的过失，把他好一顿责打。狄三忽然在杖下大悟：“与其受这等罪，何如出家去也！”于是，他便辞去公职，依止谦首座落发出家。谦首座把他的名字改为道川，并且教诲他说：“汝旧呼狄三，今名道川，川即三耳。汝能竖起脊梁，了办个事（这个事，即宗门见性解脱之事），其道如川之增；若放倒，则依旧狄三也。” 道川禅师将师父的教诲铭记于心，更加精进用功，不知疲倦。南宋建炎初年（公元1127年），道川禅师受了具足戒以后，开始游方参学。他曾经参礼过天封蹒庵禅师，与蹒庵禅师相谈甚为相契，蹒庵禅师对他也赞叹有加。行脚归来后，道川禅师又回到自己出家的地方——东斋，此时，他已经了悟心性，僧俗二众对他格外恭敬。曾经有人拿着《金刚经》，向他请问经义，道川禅师于是作了一系列偈颂，为他详尽开演。这就是著名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颂》，至今仍然流传于世。　　南宋隆兴元年（1163），殿撰（状元的别名，又称修撰，掌修国史）郑公乔年于淮西漕运卸任，在冶父（今安徽省庐江县东北）这个地方，创建寺院，迎请道川禅师开法接众。上堂说法那天，道川禅师开示大众云：　　“群阴剥尽一阳生，草木园林尽发萌；　　　唯有衲僧无底钵，依前盛饭又盛羹。” ——大意是说：“当所有妄想的阴云散尽以后，纯一无杂的自性光明就显出来了。于是，在自性阳光的照耀下，种种慈悲、智慧的妙用，就像园林里的花草树木一般，尽情地萌发成长。然而，在这一切变化当中，只有山僧那个无形无底的东西，像个钵似的，依旧和以前一样，该盛饭盛饭，该盛汤盛汤；何止是盛饭盛汤，乃至于含容着一切万物，却不曾有任何变化。”——显然，这个无形无底的东西超越了生死变动，超越了因缘变化，它就是禅师们心照不宣的秘密。后来，道川禅师因为常年在冶父这里弘法，就被尊称为“冶父道川”禅师。 二、道川禅师诗偈鉴赏道川禅师流传下来的诗偈有二十首左右，现将其中最为喜闻乐见的几首挑出来，与大家分享。（一）偈曰： “似水如云一梦身，不知此外更何亲。个中不许容他物，分付黄梅路上人。” ——大意是说：“那个似水一般无形，如云一般无住，像梦一般虚幻的东西啊，不妨把它叫做法身；它是如此地不可思议，又如此地亲切，除此以外，实在不知道还有什么值得亲近的了。如果您明白了它，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在里面弄出什么花样来，乃至于巧立名目，或者牵扯纠缠什么东西。这是我对宗门后学们的殷勤嘱托啊。” 这首诗偈，是道川禅师对于自性法身真面目的诠释，强调了它是唯一的不生不灭，超越了生死变动，因此，它远比自己的色身和亲朋好友更真实，更亲近。虽然如此，它毕竟是空无形象的，千万不能给它树立什么内容，而是要随顺它的空灵本然，才是真正的见性解脱。 “黄梅”即湖北省黄梅县，是禅宗五祖弘忍大师的道场所在之地，寺院后山名叫“东山”，也称“东山法门”——也就是六祖惠能大师所继承的禅宗一脉正法。所以，“黄梅路上人”就是指一切宗门学人。即使是对于自性有初步了悟的人，由于宿世分别习气的作用，也往往不甘心于自性的空明，而非要给它安立一个“相”，不是这个相，就是那个相。针对这种情况，道川禅师说了这首偈语，提醒他们，让他们要扫尽一切情执，才能透彻本来，最终圆满无碍。 （二）偈曰： “泥塑木雕兼彩画，堆青抹绿更装金。若言此是如来相，笑杀南无观世音！” ——大意是说：“那些用泥巴塑成的，木头雕成的，而且还在外面进行彩画的，用各种颜料描绘出来的，甚至还要涂上一层金粉的，所谓的“佛像”。如果说这就是如来的真相貌的话，那真是把观世音菩萨笑死了。” 不须多做解释，《金刚经》云：“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如来法身真面貌，并非形相可以企及。那么，为什么佛教历来还要塑造佛像，供人礼拜呢？这是因为，佛陀以智慧的观察，发现法性妙相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实相智慧也是如此。因此，为了与更多的众生结缘，佛陀曾经多次嘱托，在涅槃以后，加持佛像，让佛像代表自己接受众生的礼拜和供养，广结众生缘。并且多次赞叹塑造佛像的无量功德。然而，如果禅宗门下，志求见性成佛的人，也把这个形象就当做是真正佛陀的话，他的心将会停留在相的执着上面，而无法了悟自性。——这也将辜负了观世音菩萨的大慈悲心。应当知道，宗门这一法，与观音菩萨有大因缘，相传，达摩祖师也是观音菩萨的示现，来传佛心印，利益东土有情的。 （三）偈曰： “不是众生不是相，春来黄莺啼柳上。说尽山河海月情，依前不会还惆怅。休惆怅，万里无云天一样。” ——大意是说：“虽然春天到了，黄莺在柳树上鸣叫，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