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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超(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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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7-14 15:20:1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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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196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孟超编了一部昆曲《李慧娘》,在受到戏曲界、评论界众口称颂时,江青、康生向毛泽东告状,称“鬼戏泛滥”。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期间,她找文化部党组书记齐燕铭谈话,提出希望文化部注意“戏曲舞台上的牛鬼蛇神和鬼戏问题”。又约见中宣部、文化部四个正副部长陆定一、周扬、张子意和许立群,认为“舞台上、银幕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

随之,全国各地开始禁鬼戏,孟超的《李慧娘》受到铺天盖地的批判。有党史研究者认为,批《李慧娘》,其实是文革的开始。

口述:陆沅,《李慧娘》作者孟超的女儿,1949年秋至1964年任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的秘书。

我父亲孟超,山东诸城城关镇督府巷人,父孟昭沄,是跟随孙中山的同盟会会员,北伐之后,回老家当了开明士绅,盖房子办学校。我父亲孟超是独子,文革之后,从台湾传过来的家谱,他是孟子第72代孙。

我家的院子跟江青家就隔一堵墙。她家当时很穷,哥哥是木匠。江青还裹过脚。有人说江青母亲曾经给康生家做过帮佣,这我不知道。

康生家离我家很近。他是地主出身,家里有五千亩土地,原来住在山东诸城城外,他是家里的独子,家里怕他被土匪绑票,就全家搬到城关镇来了,离我家也很近。

我父亲小的时候,父观念新潮,经常给他买新玩艺儿,照相机、自行车都有,康生就来我们家玩,他比我父亲大四岁。

1924年,他们一起从诸城到上海,途经济南我外父家,我外父年轻时在北京的衙门里做事,相当于现在警察局的官,家里殷实,留他们住下,又给他们银两上路。他们到上海后,我父亲进了中文系,康生在什么系我不知道(注:社会科学系)。两人先后入党。

1933年,康生去了苏联,我父亲留在上海,参与创建左联,又与夏衍等人创建上海艺术剧社。江青呢,先是由黄敬介绍到山东大学,之后也到了上海。

1930年代,江青在上海跟王莹争演《赛金花》,她特别恨王莹。但王莹是我父亲的红颜知己,跟我继母关系也很好。她初到上海时,生活很艰难,继母告诉我说王莹上街的时候都没有衣服,就一件粉红色的旗袍,回来就洗,洗了再穿。我父亲还是王莹的入党介绍人。1955年王莹和他爱人谢和庚从美国回来,到家里来看我们。他们住在北京饭店,还送了我和我妹妹一人一件睡衣。谢和庚也是地下党员,担任过白崇禧和李宗仁的秘书。所以江青后来借《李慧娘》整我父亲也是必然的。

“不要跟夏衍、田汉多接触”

我父亲去上海,等于就把这个家给抛弃了。后来由康生牵线,我父亲认识了我继母凌俊琪。

我原名叫孟博,1936年母亲去世后,我在家就跟孤儿一样。1946年我一个人***,每天只吃一个烧饼,坐在北海图书馆看书,夏天考上北师大,第二年加入民主青年同盟(党的外围组织)。我那个时候20岁上下,很活跃,特务给我起一个外号,叫小八路。后来傅作义的208师青年军拉出一个黑名单,就是准备要抓的了,上面有我的名字,组织上让我们撤退到华北局城工部,在河北泊镇。为了隐蔽,我改名叫李贤芳,又改叫路渊,最后叫现在的名字陆沅。

1948年我入党时要填写详细的个人履历,父亲一栏,我写的是:“可能是孟超”。10月9日,我被分配到中组部干部处工作,副处长是廖志高(注:曾任川东省委书记,南方局西南工委副书记) 。有一天他跟我说,“你父亲可能要来”。父亲当时在中宣部工作。没几天,一个傍晚,来了一老头儿,廖志高问他:“你是不是有个女儿在北平读过书?”他也听说过我,就说是。本来让我在另一屋等着,结果我急了,跑了过来,一屋子的人就都看我。然后廖志高给我们准备了一桌饭,让我们好好谈谈。吃完后,他先送我回住处,然后我再把他送回他的住处,心里挺激动的。我对他没有任何的怨恨,觉得他是反封建出走的,又是地下党员,挺让我崇敬的。

1949年秋,部里调我任副部长安子文秘书。父亲在建国后先后任过新闻出版总署图书馆副馆长,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室主任。1957年调任戏剧出版社副总编辑。1961年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戏剧编辑室主任。

肃反运动的时候,田汉(圈子叫他“田老大”)的弟弟田老三挨批了,他很有意见,觉得肃反扩大化了,伤害了群众。这个事传到江青和毛泽东那里。江青当时是中宣部电影处处长。她本来就很讨厌田老大,在上海时,田汉、夏衍都是搞戏剧的,她是三流演员,他们都知道她的底细,所以现在就更讨厌了。

我记得安部长特意让我转告我父亲,不要跟田汉、夏衍走得太近。其实当时他就是暗示江青,但是他没有跟我明说。

“还我王实味来!”

1957年反右的时候,我父亲特别小心,因为1930年代上海大暴动时,他被抓了,关在江苏反省院,又通过我继母一个当官的亲戚被放了出来,并没有暴露身份。但这一段找不到证明人。建国后审干期间,组织上把他出狱前的党龄全部扣除。所以他很小心,怕被抓小辫子。

反右运动过去后,到了1960年左右他又坐不住了,就想写点什么。他想写点政论的东西又怕挨整,我说你傻呀,你就写一点风花雪月得了。他刚好看到《游西湖》的剧本,在北京公演,他觉得这个题材非常好。讲的是南宋权相贾似道有个姬妾李慧娘,受到贾的凌辱和欺压,后被贾一剑刺死,李慧娘死后变为鬼魂,向贾复仇的故事。

他当时又非常喜欢昆曲,当时中央提出来要改编京剧,把旧剧革新成新的剧目。我父亲就把这个《游西湖》改成昆曲了,改名叫《李慧娘》。

写完剧本以后他就先给康生看了,康生就说好。文字写得非常美,非常典雅,昆曲本身就是皇族的,特别高雅的东西。

剧本中有一段,李慧娘游西湖的时候看见太学生裴禹当面斥责贾似道,很敬佩地赞叹了一声“美哉!少年!美哉!少年!”后来康生就改成“壮哉,少年!美哉!少年!”

因为我父亲的关系,我很早就知道康生。他喜欢古董,青岛解放时,他不进青岛,不见他家人,但把我们诸城的古董都买下了,因为诸城是古城,像字帖、砚台之类的文物特别多。

建国后,我父亲跟康生的来往就很少了,两人距离太大了。只有一次我们全家去看望过他。八大之后,康生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他家住在景山后街的一个很大的院子里,但不是四合院,是一栋西式小洋楼。他有一次看见了我们中组部副部长王甫,问他:听说孟超女儿在你们那里?王部长也不确定,就回来问安部长。安部长就让我去看望他。于是我们全家人,包括父母、妹妹、妹夫、我和我爱人一起去他家看望他。那天天气特别好。看他第一眼,就觉得,跟我父亲长得太像了,很瘦,长脸,要说他俩是兄弟,没人不信。两个人也是很久没联系,互相寒暄。

但康生在1956年八大之后,从七大的政治局委员,降到了候补委员。

我曾经问过安部长,安部长就说康生和他老婆两个人都装病不工作。是因为康生在延安撤退的时候把王实味给杀了,毛主席说此人不能杀,留做反面教材。结果康生那个时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负责人,最后撤退的时候他就在晋绥也没请示报告就把王实味给枪毙了。

毛泽东知道以后就特别生气,听说是拍着桌子说“还我王实味来!还我王实味来!”这是安部长的原话。这样康生就失宠了,到八大的时候就照顾他跟苏联的关系,因为不选他的话苏联也会有疑心,他在苏联那么长时间,斯大林对他都有一些印象,所以给他选了一个候补。

1960年代前后,中苏关系不好了,开始反修,这时候康生又开始得势了。这以后他就来北京了,来北京正好赶上我们写“九评”,康生就红了,他在苏联那么长时间,对苏联的情况太了解了。

“莎士比亚也写鬼戏,有什么问题啊”

公演《李慧娘》这个戏以后,在文艺界非常轰动。因为当时大家都很沉闷,有一个新戏,而且是改良戏,大家都觉得挺新鲜的,而且文辞特别美,《人民日报》各个报纸都写,都赞美《李慧娘》,说成是改革的标兵。

后来作家廖沫沙(同时身兼中共北京市委委员、统战部部长)在《北京晚报》登了一篇评论《有鬼无害论》,因为他也听说康生表扬过,所以他写了一篇,这下就坏了,后来批《李慧娘》,就从批判这篇文章开始。

1961年10月份,那时候总理在钓鱼台准备去苏联参加苏共二十二大,因为当时中苏开始论战了,准备材料很辛苦,在临走前一天,总理问康生有没有好戏,康生就推荐了我父亲的《李慧娘》。当时看完后,董老、总理都鼓掌叫好。康生还特地给导演、演员们照了相。照片一直压在我父亲书桌的玻璃板底下。

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前后,邓小平提出要编两本书,《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组织部就派了我和另一个同事去北戴河参加写作组。康生正好也在那,看见我了,就跟大家介绍我是孟超女儿,然后对我说,以后让你父亲多写点东西,不要老写鬼戏。有点提醒的意思。

但接着,江青、康生让江苏省京剧团公演孟超的剧作《李慧娘》。当时江苏方面提出公演不具备条件,既无经费,也无服装道具,江青很快从上海等地为之借来了戏装,解决了演出费用等。不料公演后,江青立刻回京向毛泽东汇报说鬼戏泛滥,并以《李慧娘》为靶子,大造围剿舆论。

我的父亲是江青的同乡、邻居,又了解她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底细,于是祸从天降。

当时,刘少奇也有所闻,对此事持保留态度,曾让安子文弄清楚演出《李慧娘》的来龙去脉。安子文就让我回家问清楚。当时保密纪律严格,特别是像我这样当部长秘书的人,一方面更加谨言慎行,怕捅漏子,另一方面又怕给父亲增加精神压力。于是,我只以个人身份,随口向父亲询问了《李慧娘》是怎样演出的,是有人支持还是自发写出剧本的。当时父亲完全不了解中央的情况,更不愿牵连别人,就说是自己想写的,至于演出情况更不了解。我如实向安子文作了汇报,事情只得到此为止了。我终身遗憾这件事,就是当时没有将此事的经过和江青、康生的阴险狡诈彻底了解和认识清楚,进而让父亲知道并向中央报告。

安部长那时还安慰我说,连陈毅也讲过,莎士比亚也写过鬼戏,有什么问题啊?

江青告完状以后毛泽东11月份就批评文化部,“要改名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批判持续了两年。(注:1963年11月,毛泽东批评文化部:“文化工作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为之检查,认真改正。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这一年的12月12日,毛泽东在《文艺情况汇报》上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

其实在这以前大跃进饿死了好多人的时候毛泽东就讲过不要怕鬼,还专门出了一本不要怕鬼的书。所以我父亲敢写鬼也是他说要写鬼,不怕鬼。结果1963年之后就把他下放到湖北咸宁那去劳改去了,改名叫孟春阳。

“这是一个重要叛徒”

我也知道我不可能在再中组部呆了,就跟安子文提出来说我不能跟你去农村四清了,我怕给领导抹黑。他让我***市委组织部报到。当时刘仁病了,主持工作的郑天翔很欢迎我,因为知道我给安子文当过五年秘书,又在组织部研究室写东西,给中央的许多文件是我出手的,我当时很年轻,很敢干嘛。我就被北京市委组织部派到首钢参加四清。

文革爆发时,我父亲从湖北咸宁回北京,让他一个人住在一个大杂院的小屋里,专门有个居委会的妇女照顾他生活,也是监视他,经常被拉出去批斗挨打。他喝敌敌畏自杀过两次,第二次自杀时,专案组专门请示了江青,江青亲笔批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叛徒!又把他救了回来。说他叛徒,是因为他三十年代曾经被关在江苏省反省院。

安子文因为六十一人叛徒案被打倒之后,我也被批斗,罪名是康生亲笔批示:安子文死党。我被发配河南劳改,1975年回北京。

1976年5月5日,父亲喝了一场酒,第二天就去世了。我和妹妹去给他收尸,专案组来了一个收尸的车,双层的,底下是一个被打死的造反派。

1979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给他开了追悼会,我们部里解放回京的部长都去了,陈云第一个送了花圈,因为二三十年代他在上海曾领导过我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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