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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足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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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中国城市管理：王岐山大题小做的管理艺术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9月14日13:59 《决策》杂志

            　　8月22日，2006中国市长论坛在北京召开，如何管理好城市再次成为400多位与会市长关注的焦点话题。按照城市发展的普遍规律，当人均生产总值超过1000美元，城市化水平达到30%以上，城市化进程就进入成长关键期，成长关键期的“年龄特征”是躁动、可塑性强、结构脆弱、抗风险能力差。
            　　而当下的中国城市化进程，正好比一辆正在加速的列车。中国的城市犹如一个个“大工地”，鳞次栉比的吊塔成为每个城市最吸引眼球的“标志”。
            　　城市建设与城市管理是推动城市现代化前行的两个轮子，只有双轮驱动才能安全平稳地运行。任何一个市民和决策者都不希望自己生活中的城市天天因为细小的事故而“停车检修”。
            　　但是，重建设轻管理的倾向依然在左右着城市政府决策者的思维，加速前行中的城市呈现出明显的“跛足”。不论是首善之地的北京，中原腹地河南，还是走在改革创新最前沿的深圳，从北到南，城市管理中的不和谐声音与事件，正在集中爆发。
            　　特别是受到传统管理思维和体制固化作用的影响，绝大多数城市仍然在沿用粗放的“作坊式”思维管理高速走向现代化的城市，在运动式前进中，城市丢失了细节，而细节却能决定成败。
            　　不管是普通市民、城市研究的专家学者，还是政府决策者，都提出同一个问题：如何更好的来管理城市？我们需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补齐城市管理中“最短的那块板”？
            　　答案没有唯一性，只有最适合城市自身个性的管理新模式才是最好的。我们呈现给读者的，仅仅是一个侧面。但我们相信：不管是什么新模式，只有先行才能够先赢。
            　　城市管理征候群
            　　本刊记者 杨敏
            　　8月12日，南宁市民李强林一出现在街头就被人围观，他身上贴满了街头非法小广告的照片，把自己打扮成全副武装的怪人，他想通过这样的行为艺术来抵制城市“牛皮癣”。
            　　李强林或许不知道，这不是一个人的“战争”，他所在的城市正在向“牛皮癣”宣战，更凭借“引入市场机制根治牛皮癣”的创新举措，角逐2006年度“城市管理进步奖”。
            　　小小的“牛皮癣”居然与城市管理进步联系在一起。由此可见，任何一个城市细节都蕴涵着管理的学问。“管理改变城市”，这是中国城市论坛开展“城市管理进步奖”评选活动的主旨，以此促进城市管理告别传统经验成份，抛弃过时的管治内容，走向科学的管理理念、管理技术和管理方式。
            　　尽管当下中国有许多城市像南宁一样，正在寻求城市管理的持续改进，但一些典型的“管理征候群”仍旧是城市发展的羁绊。
            　　“庞统遗风”
            　　2006年，深圳提出了城市管理年和基层基础年“双年行动”，城市管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所暴露出的一些问题也成为值得剖析的样本。
            　　6月5日，《深圳特区报》以3个整版的篇幅，披露了下梅林一片待建土地上存在着一个藏污纳垢的露天市场，临时搭建、废品收购、燃油中转、建材交易、轮胎销售、啤酒堆放、生猪分宰、客车停放、洗车修车、旧车交易等无照生意异常红火。
            　　消息一经发布，就有市民预言，一场大张旗鼓的整治行动将随之而至。果不其然，深圳市长许宗衡为此做了400字的批示，随后，在部门的一片唏嘘声中，在媒体的一片喊打声中，这个逾万平方米的露天市场在一天之内就被夷为平地。
            　　暴风骤雨式治理整治之后，深圳人开始反思城市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一个经过多次整顿取缔的非法市场为何会死灰复燃？一个常年遭市民投诉的非法市场为何没有引起相关部门足够的重视？如果没有媒体的介入，如果没有市长的亲自过问，下梅林非法市场能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城市经营研究中心主任李津逵将下梅林现象中透露出的城市管理问题归纳为“庞统遗风”。
            　　在他看来，这种将平日的工作积累下来，在一次次的运动和突击中从重从快惩处的做法，把本应平静无奇的城市管理变成了轰轰烈烈的“战役”，把平日看不见的不作为累积成了一时看得见的政绩。“想当年，庞统积压3个多月的案件，在张飞来督察的时候半天判完，是为了什么？”“这背后的发病机理是什么呢？显然与我们各种行政执法机关的运行机制有关系，病症表现在下梅林，发病的机理却在政府行政流程之中。”
            　　下梅林现象在城市管理中绝非孤案，这一类事件最起码具有三个典型特征，一是政府习惯通过对一些典型事件的处理来推动阶段性重点工作，下梅林非法市场就是在深圳城市管理年的“梳理行动”中碰上了枪口；二是这一类问题的解决会动用城市最大的政治资源，有了许宗衡市长批示，才有相关部门的重视；三是问题解决的形式会带有明显的运动式特征，下梅林非法市场存在多时，但仅在几天之内就得以彻底解决。
            　　运动式管理的成本无疑要高于常态化管理，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的一段话道破了城市管理中“庞统遗风”带来的危害：“我们在梳理行动上投入的经费，其实是一笔冤枉钱。问题的根子还是要从自身找。这些分分厘厘均取自于老百姓的财政支出，本来是可以不花或者少花的。假如我们平时就毫不松懈，工作到位，管理有力，不给少数人钻空子，这些钱完全可以用在其他更有意义的地方。这个‘学费’价码不低，可以说是花了血本，每一位政府公务人员都要深思、反思。”
            　　下梅林非法市场“治理风暴”刚刚结束，深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妖魔化”城管
            　　7月31日下午，6位深圳市城管联动执法大队队员在龙华执法时，被龙华街道办城管执法队捆绑并当街扒下裤子，扭送派出所。
            　　这一戏剧性的执法“冲突”事件在全国引起了极大反响。小城管打大城管，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当几位城管队员手被反绑，褪下长裤，露出五颜六色底裤的照片占据各大媒体头条的时候，公共舆论五味杂陈，充斥着愤怒、恐惧、难过。城市多头执法背后的利益之争，地盘主义一时间成为公众指责的对象。
            　　什么样的制度对应什么样的行为结果，深圳城管扒裤事件尽管只是个案，但其背后一定存在制度性缺陷。近年来，深圳在城市综合执法上进行持续不断的探索，2005年开始根据管理重心下移的原则，向区、街道两级下放了综合执法的权力范围，但在梳理条与块的关系时却没有制定合理的制度。
            　　深圳市城管联动执法大队对全市范围负有执法责任，街道城管执法队对属地负有执法责任，这两者之间的交叉责任如何界定，深圳没有进行更细致的制度设计。“深圳城管扒裤事件只是个案，这是本不该发生的冲突。”安徽省建设厅厅长倪虹在接受《决策》采访时提供了解决此类事件的一种技术性改良思路。
            　　倪虹认为，不同行业的管理都有相通的地方，公安系统110处置城市治安事件的流程就可以用到城市执法中来。“110的作用是在接到报警之后迅速赶到现场控制局面，但真正处理问题的是事发地的派出所。城市执法工作完全可以效仿这种模式，在市里设一个类似于城管110的督察机构，哪里有问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同时通知属地城市执法人员，具体问题的解决留给事发地。”
            　　的确，这是一个解决城市管理中多头执法的一个技术性思路，否则城市管理权限的下放不仅是句空话，反而会增加不同层级执法机构之间的交易成本。
            　　深圳扒裤事件尽管是个案，但它强化了城管在公众心中的“城市猎人”的负面形象，这一事件与新近发生的几起新闻一起，将城管队伍推向了“妖魔化”的边缘。
            　　如果在GOOGLE里输入“城管打人”，会出来几万条相关信息，可见这已成为诸多城市的通病。无论是城管打人还是城管被打，关键词还是暴力冲突，本质还是高昂的执法成本。我们的城市执法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冲突，饱受公众诟病的执法人员素质问题绝不是唯一的解释。
            　　从管理对象来看，与城市执法人员发生冲突的大多是城市低收入者。面对街头流商、占道经营，执法人员的管理多数情况下是出乎理、乏乎情，同情弱者的社会心理挑战了城市执法的正当性，使得执法者自身处于一种责任的困境。不管意味着失职，管就难以避免冲突的发生。十个“大盖帽”管不住一个“戴草帽”的，城市执法者与管理对象之间的“猫鼠游戏”无休无止，文明执法更是所有城市管理者难以企及的目标。
            　　城市执法对象的另一个层次是普通市民，执法成本也同样畸高不下。对于乱闯红灯、随地吐痰、城市“牛皮癣”等管理细节，大部分城市鲜有突破。倪虹认为，城市违法成本低必然造成了执法成本高。以随地吐痰为例，就发生过处罚5元，我多给5元再吐一口的闹剧。在新加坡乱丢烟头，就会受到相当于10000元人民币的处罚，可见只有违法成本高于人们的违法收益，城市执法成本才会相应降低。
            　　就城市管理而言，被妖魔化的城市执法工作，还只是纷繁复杂的城市乱象，更严峻的城市管理弊病隐藏在冰山之下。
            　　以挡代管
            　　7月28日，广州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广州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规定》。在原规定中，对占用公共场所设摊经营的行为，可以“暂扣当事人与违法行为有关的工具和兜售的物品”的内容被删除。就是说，新规定实施之后，对大街小巷的“走鬼”，城管人员无权没收其工具及所售商品。
            　　街头“走鬼”，一直都“非法”生存。现行的城管方法被实践证明效用有限，那么就只能反思这种方法的粗疏与偏执，以寻求新的解决思路。广州在《市容环境卫生管理规定》中的点滴改进看似微不足道，但其中蕴含着城市管理理念的嬗变。
            　　现行城市管理体制是一种以城市为中心的决策产物，在这种决策逻辑下，以进城农民为主的小摊贩，是从城乡壁垒的缺口处闯进城市的外来者，是管理的对象而不是服务的对象。因此，城市管理者总是有足够的借口抬高行业管理门槛，以至于将很多的低收入人群排除在合法经营的大门之外，城市的包容性缺陷由此可见一斑。
            　　城市门槛究竟有多高呢？《瞭望东方周刊》曾经在上海、广州、南京等东南沿海发达城市作过调查。
            　　以开办网吧为例，国务院颁布《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授权文化部制定开办网吧的最低电脑数量和单机面积的标准为：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开办网吧，电脑总数不少于60台，经营面积不少于120平方米。

            　　然而到了一些城市，开办网吧的最低条件被层层加码。南昌市标准为电脑200台，营业面积500平方米；南京是电脑100台，经营面积200平方米；深圳是电脑100台，经营面积300平方米；北京是电脑80台，单机面积2.5平方米，注册资本50万元；上海市是电脑60台，经营面积150平方米。按照南昌市场准入门槛，开一个合法网吧就需要启动资金百万元。
            　　行业的高门槛，制造了更多黑网吧。类似被排斥在合法经营大门外的“地下职业”，在沿海城市膨胀速度惊人。根据广州市社情民意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广州市从事无证经营的各类地下职业群体，保守估计有60万人。上海市社科院组织的“社会分层调查报告”也披露，上海有近70万的从业人群是脱离政府管理范围的，他们从事不符合城市管理要求或突破相关政策法规规定的职业，南京市也有近40万人从事地下经济。
            　　被排除在合法经营之外的人群，并没有脱离城市运行的轨道，他们在城中村、城乡结合部隐形，这无疑成为城市管理者给自己制造的死角。
            　　政府以挡代管，无异于掩耳盗铃。2005年，就有全国政协委员在两会期间提交议案，呼吁降低城市准入门槛，将黑网吧之类的黑色经济“漂白”，让它们重新回到政府监管体系之中；另一方面，还需要提高城市的包容性，做好地下职业群体的转化工作。从这一点来说，广州对“走鬼”的管理改进无疑暗合了这种思路。
            　　城市管理水平的提高，不仅仅需要我们把没管到的纳入管理轨道，更需要以一种细致的管理方式将现有的管理问题做得彻底。
            　　细节缺失症
            　　今年，3条散见于不同城市的新闻引起了《决策》记者的关注。
            　　3月9日，国家建设部对外正式公布了第二批数字化管理试点城市，共有17个城市列入试点行列；8月3日，河南省在洛阳召开全省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会议；稍后不久，石家庄以城市的无缝隙管理创新候选“中国城市管理进步奖”。
            　　无论是国家层面对数字化管理的强力推动，还是地方政府无缝隙管理试验，最核心的理念就是河南所要推广的精细化管理。精细化管理作为上世纪50年代发端于日本企业的管理技术，正在越来越多地运用到城市管理之中。
            　　之所以要推进精细化管理，正是因为我们在城市管理中的诸多细节游离于城市管理者的视线之外。“底数不清、情况不明”是城市管理的通病，每一座城市也都因此体会到管理的困惑。
            　　记者在北京东城区城市管理监督中心采访时，高琦主任就以井盖为例，说明了精细化管理的必要。“城市的井盖就分19种之多，什么上水井盖、下水井盖、污水井盖、电信井盖、电线井盖等等，出了问题，市民举报，职能部门还问干什么用的。老百姓哪能知道这个井盖是干什么的，也搞不清楚应该归哪个部门管理。井盖丢了，就是一个黑窟窿，由于不清楚用途就无法及时补救。”
            　　如果城市管理能够做到对井盖的位置、用途、状况等都准确地标示出来，进而对所有的城市市政基础设施进行确认、编号，给每个部件一个“身份证”，那么，管理就精确了、职责也就明确了。2004年10月以来，北京东城区尝试开展城市部件管理法，迈开了走向精细化管理的关键一步。
            　　东城区对井盖的管理只是城市实施精细化管理的一个很小的例子。记者在马鞍山采访期间，得悉该市园林管理处正在尝试精细化管理，园林处周主任告诉《决策》，标准化、流程化、量化是精细化的三大要件，而其中标准化最为核心，“美国肯德基规定的顾客付费到领取食物之间的标准时间为26秒，日本将这一标准缩短为24秒。企业的标准化管理同样可以应用到城市管理实践中来，只要流程设计科学，考核机制健全，就可以实现城市管理的精细化。”
            　　那么，到底什么是精细化管理呢？“精细化管理就是把看似简单而又做不到位的事情做成做好。”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连玉明给出的定义，或许就是中国城市管理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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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题小做：王岐山的城市管理艺术

             2006年09月14日13:59 《决策》杂志

            　　大题小做：王岐山的城市管理艺术
            　　本刊记者 杨敏
            　　“魔鬼就在细节中。”这是北京市长王岐山在谈到城市管理时经常会说的一句话。无论是在他任职过的广东和海南，还是他正在服务的北京，他给媒体的印象就是爱谈小事、关注细节。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王岐山主政北京三年，以“大题小作”的城市管理理念承担起北京“大管家”的重任。
            　　关注细节和小事的市长
            　　2003年4月22日，王岐山“空降”非典肆虐的北京，临危受命北京市代市长。素有“救火队员”之称的王岐山下车伊始，就提出“防非必须大题小作”，这是他主政北京的第一次实践。
            　　到任仅仅一个月，王岐山讲究细节的特点就在第一时间被媒体关注到了。《经济》杂志记者如此感叹王岐山的“大题小作”：“小到让人不敢相信！医务人员的防护服到底穿几层，哪层穿在外面哪层穿在里面的细节。王岐山不但顾到了，还讨论过。”
            　　王岐山的细节还体现在他核查的手段上。上任之初，北京市烽火连天地出台了一连串的防非硬措施。下发文件、召开会议之余，王岐山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跟踪调查，通过主渠道、次渠道、微渠道掌握非典疫情。网络、市长电话，甚至通过私人的社会关系，都是王岐山获得防非信息的途径。
            　　平定非典之乱，这样一件大事王岐山就是从“小处着手”的。此后，王岐山关注小事、关注细节的特点一次次地体现在他的城市管理理念中。
            　　2005年元月，王岐山出席北京市政协委员城市建设与管理专题座谈会，王岐山就是通过塑料袋、窨井盖等城市管理小细节来阐述他的管理心得。
            　　“刚才有委员提出塑料袋像彩旗飘飘，我深有同感。我开车出去开会看到塑料袋挂在树上就马上打电话，让有关部门立刻上街。”王岐山的话引得全场一片笑声，他却话锋一转，自然而然地将话题过渡到北京的城市环境保护。
            　　作为首善之都的市长，塑料袋污染、窨井盖丢失都是他关注的对象。王岐山曾不止一次地提到北京街头井盖丢失问题。“井盖我没看住，但最近我终于弄清楚了，北京市共有6万井盖，2003年丢失1.7万，2004年到10月丢失了2.1万，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是去了河北，河北炼钢都是用废铁，北京的井盖、铁箅子都到河北了。你说井盖怎么看，拿个铁钩子，一晚上全钩走了。”
            　　一个城市有多少井盖，一年丢失多少，丢到哪里去了，这些问题似乎不是一个市长需要关注的，但王岐山对这样的细节却不愿意放过。因为，在王岐山看来，“城市政府就是个大基层”，特别是像北京这样的直辖市，任何一件具体事情都可能直接要市政府出面解决。“一个城市的建设大致有个尽头，而城市的管理就好像家庭主妇管理家庭一样没有尽头。它是一个永恒的题目。”王岐山说。
            　　检视城市的“数字管理”
            　　早在金融系统工作时，投资银行家史密斯的一句话给王岐山留下了深刻印象，那就是“魔鬼就在细节中”。“这话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在王岐山看来，无论是对于企业领导者，还是对于政府的领导者，在要害问题上的大思路、大战略，都不能代替对细节时时处处的把握。
            　　百密难免一疏，任何一个城市管理者都会遭遇细节缺乏所带来的困惑，王岐山遇到的两件事情，使得他更加相信细节决定成败。
            　　2005年“两会”期间，在一次会议上，王岐山披露了一个由于忽视细节导致政策无法落地的真实事例。2004年，为节约用水，北京市政府动议对居民生活用水实行阶梯式收费(分类计量收费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由于跟市民生活密切相关，这一政策措施受到了广泛关注。但是，到了2004年下半年，北京市却发文暂缓执行这一政策。

            　　变故何在呢？
            　　居民生活用水阶梯式收费政策经研究通过，就在仅差一道手续正式发文实施的最后关头，王岐山才发现，北京市居民的现用水表根本不能定时计水，实施梯级水价的技术手段不存在！为此，王岐山向市委诚恳检讨。“全北京约400家查表公司，如果排查居民现有的水表，一年能查一轮就不错了。”王岐山由此感慨：城市政府最怕就是“数字不清，情况不明”，如果基础细节出了问题，还谈何服务型政府。

            　　对于像用水收费这样的日常城市管理工作，王岐山真真实实地感受到细节中的“魔鬼”无处不在。而在2005年的《财经》年会论坛上，王岐山又一次高姿态反思北京城市管理中的疏漏。
            　　2004年12月下旬，持续低温天气让北京天然气供应捉襟见肘，北京市启动了供暖应急预案。王岐山说，“问题一出来，刚开始我们觉得很冤。我们从头一年8月份就提出今冬明春的供暖问题，但结果还是出了问题。”最后发现还是细节出了问题，“我们控制了城里煤改气的力度，但忽略了郊区以及新竣工建筑的用气量。”
            　　意识到细节出了问题，北京市“压气”，加强管理。“我们开始查天然气表，3500个锅炉挨个查。一查发现了问题。各区长汇上来的数与总数不符。现在我们已经查到第八天了。要一直查下去。目的是建立数字基础。”
            　　王岐山开始深思，认为就是数字不准确导致计划的不准确，从而对天然气短缺没有做好充足准备。学史出身的王岐山由此回忆起上个世纪80年代，他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的一件事。在一次学习会上，有人请教著名学者黄仁宇：“中国什么时候才能现代化呢?”黄仁宇的回答是：“如果用数字去管理，就是现代化了。”
            　　从那以后，王岐山特别重视北京市在数字管理上的不足，2005年开始加大力度搜集基础数据，用于科学决策。
            　　细节主义背后的战略思维
            　　王岐山在城市管理中的细节主义，并没有淹没他的战略思维。对于即将迎来2008年奥运的北京来说，最大的战略管理莫过于城市的安全。“我现在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城市安全上。”王岐山说。
            　　2006年元月，在北京市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海淀团团会上，王岐山跟与会代表谈起了一件事。在2005年莫斯科大停电后，王岐山收到有关部门写的《莫斯科停电引发的思考》，“我一看就昏了！”王岐山说，“目前北京城市发展得这么快，但是城市太脆弱了。”
            　　王岐山一直笑称自己是世界上面临问题最多的市长，而自己就是北京的“问题词典”。“我是一场美梦接着一场噩梦，我的美梦就是北京日新月异，我们要筹办奥运；噩梦就是安全，突发公共安全事件。”
            　　2006年元月3日，京广桥塌陷事故发生以后，北京“地下危机”暴露出来。在表面光鲜靓丽的北京的地底下，居然埋着500多公里老旧管线、178公里的被腐蚀管线，甚至还有明清时期的一百余公里的旧沟仍在超期服役。更多的地下管线是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目前连设计图纸都没影了，管网体系成为北京城市基础建设最大的隐患。
            　　如今，想实现对管线的数字化管理非常难。“总不能把地下翻开，让所有的管线一一暴露出来，再记录，划分，检修，联网。现在只能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再发现问题，再解决问题。”王岐山说，“我的小学老师讲过一句话，‘聪明的孩子不怕摔跤，但是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摔跤’。我们不能把所有老城区的地下都翻个底儿朝天，但是我们可以把握新城区建设的脉络。”京广桥事件后，市政府请有关专家评估整个CBD地区、中关村西区和海淀北部新区的地质状况，争取先实现这些新建城区地下管线的数字化管理。
            　　对于城市管理工作，王岐山从来没有回避过问题，也正是他对细节的重视，才使得更多的问题得以发现、暴露，同时也使得这些问题及早获得了解决的机会。
            　　最近，一本名为《战略决定失败———细节主义缓期执行》的一本书正在热卖之中，作者认为“与战略无关的细节是陷阱”，但是，我们同样需要注意的是无关细节的战略也是圈套。
            　　今天，在人们呼唤城市需要战略家的时候，王岐山“大题小作”的城市管理艺术倒是一道别致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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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城市

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城市（转载）

作者: 童大焕

　　“‘城管来了！’三岁的朱国（化名）一颠一颠地跑过来用稚气的河南口音大喊。华氏夫妇（化名）马上起身，把玉米和炉子往三轮车上搬。”

　　“‘城管……’六岁的华朵（化名）突然指着城管的车大骂了一句。妈妈被儿子的行为惊呆了，反应了几秒钟，她抄起一根木棍狠狠打在最疼爱的小儿子身上。六岁的华朵和三岁的朱国并不理解城管到底是怎样一些人，但是父母对城管的躲避令他们感觉到城管是自己的敌人。”

　　这是2006年8月15日《中国青年报》关于北京城管与小贩“猫鼠游戏”中的一个细节。城市“移民二代”的小小心灵，过早地埋下了阴影，仇恨的种子在发芽。有多少人，能够透过两个孩童的眼睛，观望一下我们共同的未来？

　　在中国，各地城市管理部门成立大约不到十年时间，可是城管与街头游走的小贩之间，矛盾却有愈演愈烈之势。许多小贩说，“我们理解城管的难处。”也有城管说，“我们也同情他们的处境。”然而，正是这看似能相互理解的两种角色，却常常你追我打，暴力执法和暴力抗法，几乎成为每个城市的家常便饭。2006年8月11日，北京街头的小贩崔英杰用最极端的方式对抗城管的整治行动——一柄尖刀刺入海淀城管副队长李志强的脖子，仅仅是想抢回刚被没收的第二辆三轮车。李志强是北京城管成立八年来第一个牺牲者，但没有人统计过，全国有多少人因为城管罚没了他们的吃饭家伙而自绝于世，或者因为城管的暴力执法而身受重伤甚至死亡。

　　由你追我躲的“猫鼠游戏”演变成明目张胆的“猫鼠大战”，城管和小贩都是“城市乌托邦”的牺牲品。很长时间以来，全国各城市纷纷以创建“文明城市”、“卫生城市”、“无摊城市”、“优秀旅游城市”等等名义，以妨碍市容、交通、卫生等理由，欲对街头无证摊贩“赶尽杀绝”。于是乎，许多城市的城管配备越来越武装化，执法手段越来越暴力化，城管与小贩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敌对化。

　　今日之中国，乃至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要想在城市完全消灭无证摊贩，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一个乌托邦的幻想。明知不可而强力为之，则反作用力等于作用力，结果只能是激化社会矛盾而非解决实际问题。

　　日益凋敝的乡村，日渐衰落的小农经济，一无所有的人们，迫切需要到城市寻找新的生存空间；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运动，农民手中的土地在迅速流失，而他们所得的补偿，不到地价的百分之十，甚至不到百分之五。一旦土地被征，农民立即变成无地（失业）、无资本、无基本社会保障、无城市谋生技能和岗位的“四无人员”，除了从技术和资金含量最低的街头摊贩做起，他们在城市几无立锥之地。他们和城市管理者玩起了“你进我退，你来我躲，你下班我上岗”、“猫和老鼠”的游戏。如果把他们逼到走投无路的境地，他们就只能转而通过其他更具危害性的违法犯罪手段谋生。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城市，是一个摆在全社会面前的严肃问题！是追求城市表面的光鲜与整齐，却不得不忍受更为恶劣的盗贼与抢掠等犯罪横行，还是求真务实，放弃类似的城市乌托邦幻想，真正以人为本，建立一种表面的“混乱”内在的和谐？

　　据《北京市2003年外来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公报》显示，2003年北京市四百零九万五千流动人口中，摊点经营人员占6．78％，其中绝大部分属于无照游商。依此数字计算，有近三十万名无照游商流动在北京。全国流动人口大约是一亿三千万，如果也按此比例，全国游商的人数则是八九百万人。和城管比起来，他们才是真正的“群众的汪洋大海”。事实上，从北京城管成立至今的八年来，城管越来越多，小贩也越来越多。这，就是我们的生存处境。

　　李志强已经被有关部门批准为烈士。而就在李志强倒下的地方，第二天又有新的小贩占据了崔英杰的位置

知足常乐

城市管理新走向观察

            2006年09月14日13:59 《决策》杂志

            　　城市管理新走向观察
            　　本刊记者 王运宝
            　　不论是万米单元网格管理法还是深圳、广州等地正在如火如荼开展的“城市管理年”，细节决定成败，是城市管理中的定律，那么细节背后体现出什么样的城市价值？城市管理需要科学思维、科学决策，更需要科学管理，怎样才能做到科学管理？“中国城市管理进步奖”所倡导的理念是“管理改变城市”，在城市管理呈现出多种新走向的趋势下，管理仅仅是改变城市吗？除了管理，我们还应该关注什么？
            　　为此，记者采访了安徽省建设厅厅长倪虹、北京市东城区区委书记陈平、马鞍山市副市长龙李海、北京国际城市研究院院长连玉明。在决策者与研究者的多角度观察中，呈现城市管理新走向的精彩内容。
            　　城市管理的难题
            　　《决策》：“管理改变城市”，这是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开展“中国城市管理进步奖”评选所倡导的理念，那么，对目前中国的城市管理，如何进行总结评价呢？
            　　连玉明：管理城市管理什么呢？我认为就是提升公共服务，例如交通其实就是服务的问题。作为城市病的交通拥堵，具有两大特征：一是潜伏期长，二是爆发后转移，表面上看它是一个交通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人、车、路一个交通堵塞的链条，甚至形成城市管理的综合征。为什么北京首都变成了“首堵”？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城市结构的不合理所导致的。城市结构的不合理性导致了城市的功能紊乱，这种功能紊乱又导致了城市的神经错乱，神经错乱又导致了城市的管理混乱，管理混乱的直接结果导致了政府决策行为的随机性，而这种随机性在城市规划中又表现为短期行为和现实利益，反过来又加剧了城市结构的更加不合理。所以交通堵塞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
            　　《决策》：倪厅长，从您的工作经历来看，您有丰富的城市管理经验，请问您认为目前城市管理的难点集中在哪些地方？
            　　倪虹：我认为目前的城市管理存在三大难点，体现在法、度、责三个方面。
            　　第一个难点是法。城市管理的法规体系还有待完善，由于相关法规内容不够明确，造成城市执法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其次，市民的维权意识和守法意识不对称，前者日益高涨，后者有所欠缺。违法成本低，执法成本相应就高，给城市管理工作增加了难度。
            　　第二个难点是度。就企业管理来讲，一项决策，51%的人同意就可以去做，但在城市管理工作中，做还是不做一件事情，这个度很难把握，是不是有80%人的同意，我们就可以去做？再绝对一些，99%的人同意，只有一个人坚决反对，能不能立即去做？城市管理的难，这个“度”字我是深有体会。
            　　第三个难点是责。现在政府强调转变职能，城市管理的责任，各职能部门在有为和有限的问题确实要有个界定。
            　　《决策》：从应然的角度看，城市应该是三分建设、七分管理，但目前各级城市重建轻管的现象比较突出，请问这个问题该怎么看待？
            　　龙李海:在城市管理中，有四对关系是必须处理好的，一是规划、建设与管理的关系，科学合理的规划可以发挥龙头作用，还需要有适度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城市交通为例，规划不合理，交通压力那么大，道路、停车场跟不上的话，管理就会滞后。从另一个方面看，建设再好，管理跟不上也不行，我们说城市三分建设七分管理，从这个角度来说，城市建设人才与管理人才相比较而言，后者相对稀缺。
            　　第二对关系是条与块的关系。当前的城市管理体制还没有完全摆脱计划经济时期的特征，具体体现就是人们常说的“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到”。在城市建设和管理中，市这一级不能够大包大揽，2006年上半年，马鞍山就按照“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原则下放城市管理权限，发挥块的作用。
            　　第三对关系是处理好外延扩大和内涵提升的关系。我们不仅要让市民看到城市建设速度快了，城市规模大了，还要让老百姓看到，城市的变化能够直接改善市民福利，改善市民的生活质量。
            　　第四对关系是经济发展与城市管理的关系。我们各级政府在强调招商引资、经济发展重要性的时候，也要确保有更多的精力去考虑城市管理的问题，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改善管理与服务中去，当然这需要一定“指挥棒效应”，需要在考评机制上作文章。
            　　只有处理好这四方面关系，城市的管理水平才能够上得去。
            　　细节决定成败
            　　《决策》：不管是东城区的城市管理新模式，还是深圳“城市管理年”，都把精细化管理作为核心问题，那么，强调城市管理的细节和精细化管理的意义是什么呢？
            　　倪虹：强调精细化管理的意义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那就是“细节决定成败”。从效率这个层面看，精细化管理可以使城市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效率最优化；从资源配置的层面看，精细化管理可以使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也能够最优化。我在工作中深刻体会到一个理念，科学的思维是第一层面，科学的决策是第二层面，科学的管理是第三层面。我们现在在科学管理上开始注重，但在科学决策和科学思维上又很欠缺。所以我说精细化管理既是一个细节决定成败的实践过程，同时也是从科学思维到科学决策再到科学管理的实践过程。
            　　《决策》：对于科学思维、科学决策、科学管理，连院长又是怎么理解的？怎样才能做到科学管理呢？
            　　连玉明：科学决策就是要选择，更要放弃，选择不是要最好的而是要选择最适合的，放弃就是不求最多但求最优。选择需要眼光、放弃需要胆略。科学决策需要怎样的决策者呢？我认为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要有眼光，要敢于牺牲短期、局部利益换取长远、全局利益；要有思想，能够抓住本质、掌握规律、把控全局；要有智慧，就是高超的政治艺术和非凡的领导艺术；还要有持续的敬业精神，有职业责任感、职业忠诚度和职业执行力。
            　　什么样的管理才是科学管理？首先要对管理要素的底数清、情况明。在管理过程中，决策者一定要吃透上情、了解民情、摸透人情。在管理环节上要找问题抓关键，能够做到高效率低成本，并且管理体系是易操作可推广的。这样一来科学管理需要的管理能力要求就是对内统筹、对外协调。而科学管理的目标就是构建起公共治理体系。对科学管理的概括就是：标准化、网格化、精细化、人性化。
            　　《决策》：网格化、精细化、人性化这些也是东城区城市管理新模式的核心理念，对此，我们怎样去理解和把握？
            　　陈平：传统、粗放的城市管理方式早已捉襟见肘，不堪重负，城市的现代化发展要求必须实行精细化管理，而网格化是实现精细化管理的最佳途径。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运用网格化理念和技术成功解决了精确制导和信息采集问题，实现了精确打击，对实现城市的精细化管理有着重要的启示。在实战中，美国士兵在前线就是一个移动的信息采集器，做到了与伊拉克地面打击目标的零距离接触。发现目标后，士兵把精确信息及时发回五角大楼，作为指挥中心的五角大楼向地面部队发出指令，地面部队再实施精确打击。从这一实例中就可以看出，精确打击的前提是精确制导，五角大楼靠士兵发回的信息指挥作战，才实现了精确打击。
            　　龙李海：2005年11月，马鞍山市园林处尝试精细化管理，效果非常明显。作为分管副市长，对于这种变化可以说我的感受是最直接的。举个例子说，马鞍山是个城中有湖、湖中有城的园林城市，因此，马鞍山人对雨山湖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前两年，雨山湖管理得不好，我就经常会接到反映情况的电话，但今年这样的电话少之又少。
            　　园林处的做法就是把企业的精细化管理的那些东西用在城市管理中，就是围绕三化做文章，标准化、流程化、量化。
            　　以前城市管理标准化不够，比如说，一个雨山湖公园需要多少个垃圾桶才是合理的，谁心里都没有数。但他们现在的工作精细化到栽一棵树，树穴要挖多大多深都有严格标准；管理流程化在审批环节发挥了好的效果；量化管理好理解，每个部门根据工作标准，通过日考核、周考核、月考核，根据不同的分值领取工资。
            　　园林处的会议室墙上挂的是美国商业领袖艾科卡的名言：如果愿意做一件事情会有千万条道路；如果不愿做一件事情会有千万个理由。事实证明他们从这句名言中吸取了管理的要义。我们正准备在其他部门推广园林处的精细化管理经验，如果每个管理部门都能做到精细化，那么马鞍山的城市管理水平能够上一个台阶。
            　　管理提升城市
            　　《决策》：对于未来的城市管理新走向，应该如何进行观察、判断？
            　　陈平：精细化是当今社会城市管理的发展方向和最高水平。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是推动城市现代化的两个轮子。但是从目前城市管理的实际来看，我们是在比较被动的状态下维持着城市的运行。要解决城市管理粗放的问题，就必须树立精细化管理的理念，确定一个精细化管理的标准。同时，精细化管理本身就是一种标准，精细化管理的程度不仅能体现出城市管理的水平，也代表了当今城市管理的发展方向。树立精细化管理的理念是提高我国城市管理水平的当务之急。
            　　连玉明：我的概括是：城市管理不仅仅是改变城市，更是提升城市。对城市而言，管理就是服务。只有提供优质的服务才是更好的城市管理，而政府的公共服务与市民的生活质量是正相关的。更进一步，我又提出一个很鲜明的观点，就是生活质量是检验城市价值的唯一标准。怎么来认识这个问题？就是要解决三个问题：首先是为了谁？第二是依靠谁？第三就是惠及谁？三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同一个：就是老百姓。就是为了老百姓、依靠老百姓、发展成果惠及老百姓。生活质量本身是老百姓生活状态的反应，或者说是生活状态的体验，那么怎样来体现和反映生活质量呢？我们概括为3句话12个字：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安居乐业。
            　　《决策》：城市管理很重要，但是在注重城市管理的同时，我们还要特别关注什么？
            　　连玉明：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现在的城市管理乃至整个中国的城市，最大的问题就是价值导向的问题。对于转型期的城市战略管理，关键是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城市。是用经济眼光看城市呢，还是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或者是用老百姓的眼光看城市？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是用经济眼光来看待城市，因为搞了这么多年的经济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要一提起城市，就想到城市的生产总值、经济总量的问题，以及产业结构怎样。这也是长期以来以经济的眼光来看待问题所形成的思维定势。传统的价值走向就是以发展经济为中心，总是以经济的规律来规划城市、建设城市、发展城市，包括在管理城市上都是以经济规律来进行。这样一来就提出一个问题：城市是不是就等于经济？
            　　从这么多年的实践来看，城市肯定是不等于经济。从大的方面来看，城市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载体，因此，又提出一个问题，中国城市的价值导向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就必须要考虑城市是按照什么样路径和目标去发展、去管理，这就是一个价值导向的问题。是一味的发展经济呢,还是在经济的基础上发展别的东西？如果说得全面一点的话，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生活质量为核心，这“两心”就是未来中国城市发展的价值导向。如果把这个观念的问题解决了，我认为其他的问题都好办。
            　　中国城市正处于战略转型的关键点上，中国的城市之所以出现了种种问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先建设后规划、边建设边规划，甚至是只规划不执行，这就导致了城市建设的无序开发和城市破坏的不可逆转。在城市化浪潮的强力推动下，政府必须先规划后建设。对于城市化来说，规划比建设更为重要，如果把城市化比作一列火车的话，那么城市的规划就是铁轨，火车的动力越足，轨道的刚性就要越好。从这个角度讲，城市规划对中国是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我们不能让中国的城市输在规划上。-
           

知足常乐

北京东城区城管新模式试验

           2006年09月14日13:59 《决策》杂志

            　　北京东城区城管新模式试验
            　　本刊记者 王运宝
            　　“世界级的案例!”，这是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办的微软全球移动应用开发合作伙伴大会上，比尔·盖茨在国际上公开盛赞东城区城市管理新模式的话。东城区的城管新模式是从2004年10月22日开始运行的，至今已平稳运行一年零10个月，作为城管新模式的第一个实验者，东城区的新模式已经成为城市管理的独特样本。
            　　不管在哪个城市，城管一直就是地方政府与百姓共同面对的老大难问题,地方政府每年在城管上“大把大把地烧钱”，可换来的依然是“谁都不满意”。那么，东城区是如何创新的呢？主要的做法又是什么？为什么会获得如此高的赞誉？
            　　井盖丢失后看到了什么
            　　在任何一个城市，井盖都是最普通的市政基础设施，但是，有谁注意过井盖的分类呢？十多种井盖在市民的记忆中只有“井盖”一个概念，至于是污水井盖、电线井盖还是电信井盖，就不会再细分了。一个井盖丢失后，为了尽快修复，不伤及路人，好心的市民打电话反映时，听到的往往是反问：“污水井还是电信井？是方的还是圆的？”对于这种更具体的问题，市民除了看到一个窟窿，根本不知道这是井盖中的哪一种。
            　　同时，井盖也分属电、水、气、热、环卫、电信、交通等不同专业部门，其中，水又分为上水井盖、雨水井盖、污水井盖等。说不清是什么井盖，相关的职能部门也就无法处理，问题信息在各部门间“旅行”。一拖再拖，直到掉进一个人去，媒体对井盖“吃人”进行曝光，上级领导高度重视之后，问题才最终解决。由此可见，井盖丢失后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黑窟窿，更看到了城市管理的滞后。
            　　而造成滞后的原因是什么呢？东城区委书记陈平认为，长期以来，城市管理没有适应城市化迅速发展的需要，仍然延用传统的“作坊”式在管理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结果是每个城管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每天都在疲于奔命，但就是问题越管越多。不仅管不好，而且成本高昂，东城区城市管理监督中心主任高琦告诉《决策》说，东城区25.38平方公里的地域，传统管理体制下，每平方公里的管理成本费用高达2300万元，一年投入就是6亿元。
            　　那么，现代化的城市到底应该怎么管？
            　　万米单元网格
            　　与城市部件“身份证”
            　　在北京市东直门外大街的一个隐蔽的地下通道里，几个小商贩正在偷偷摸摸地一边叫卖，一边不停地向周围机警地张望。突然，像变戏法似的，几个城管监察人员一下冒了出来，还没等小贩们回过神，便被逮了个正着。城管监察人员的出其不意，让小贩们一头雾水：如此隐蔽的“根据地”，如此频繁的“流动战略”，为什么没能“骗”住监管人员？更让小贩们费解的是，凡在东城区内的那些无照经营的商贩，不论怎么躲躲闪闪，最后都被监管人员统统“缉拿归案”。
            　　与此同时，人们并未看见声势浩大的城市监管巡逻车和城市监察队。对此，无照经营的小商小贩们更是自叹在东城区这块地皮上“游击战”不好打，随时都有被抓的危险，大好市场就此“沦陷”。
            　　东城区城市监管人员莫非真有“天眼”？其实，这个“天眼”就是东城区政府依托数字城市技术研发的“万米单元网格城市管理系统”。网格化实现了对城市管理对象的精确时空定位，东城区的城管部门就像装备了“千里眼、顺风耳”一样，对任何问题都能够实施“精确打击”。
            　　早在2003年11月，东城区就成立了以区委书记陈平为组长的创新城市管理新模式课题组，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依托目前已经比较成熟的信息技术，结合东城区城市管理的实际，提出了网格化城市管理的构想。按照这一构想，东城区依托网络信息技术、地理编码技术和移动信息技术，推出全区域、全时段的网格化城市管理解决方案以及与之配套的“网格化城市管理信息平台及应用系统”。东城区借助城市管理信息系统，采用“万米单元网格管理法”和“城市部件管理法”相结合的方式，在城市管理中运用网格地图的技术思想，以一万平方米为基本单位，将东城区所辖区域25.38平方公里的范围，划分为1593个网格单元，由城市管理监督员对所分管的万米单元实施全时段监控。每个城管监督员平均管理12个网格、18万平方米，管理范围相对固定，大大减少了管理的盲目性和流动性，从根本上改变了游击式、运动式的管理，实现了由粗放管理向精细管理的转变。
            　　在划分网格的同时，在2004年2月4日，东城区动员了10个街道、137个社区的1500多人，开展了一次全城区性的城市部件大普查，有人戏称为“数井盖”行动，经过对城市部件地毯式、拉网式普查，摸清了“家底”。东城区按照功能区划，将城市部件和城市事件问题都赋予唯一性的代码，就是它们的“身份证”，并将这个“身份证”标注在相应的万米单元网格图中。于是，发生在东城区居民生活中的各种部件和事件问题，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第一现场，将城市管理问题的各类信息及时发送到城市职能部门，真正做到了城市管理的全方位覆盖、全时段监控。如果再出现井盖丢失的问题，就可以用查询“身份证”的方式，及时、准确地确定是什么用途以及责任归属。
            　　用移动“电子触角”感触城市
            　　走在东城区的大街小巷，你会发现身着统一服装的城市管理监督员手中，都会有一个手机，它有一个专称叫“城管通”，是基于无线移动网络技术，以手机为原型，作为城管监督员对现场进行快速采集与传送信息的专用工具。城管通具有电话接听、短信群呼、图片采集等10项功能。东城区400多位城管监督员人手一个。
            　　在传统城管模式中，问题信息层层上报，在流动中途就会被“截流”或出现失真。有了城管通之后，监督员可以拿出手机“咔嚓”几下，记录下“第一现场”，职能部门获取的信息是真实的。城管监督员是东城区的“护士”和“侦察兵”，而城管通就是移动的“电子触角”，是整个城管新模式的信息终端。
            　　除了监督员使用的城管通手机，任何一位居民只要拨打城管特服号13910001000，就可以把遇到的城市管理中的任何问题，及时报告给东城区城市管理监督中心，监督中心再通过专用网络迅速通知负责城市管理的职能部门。有了这样的信息“直通车”，将城市管理信息集纳于无形之中，实现了对市民的意见和心声进行实时收集与反馈。
            　　同时，这也解决了城市管理中长期存在的快与慢的悖论，就是目前的信息化技术已经让信息传播的速度快得惊人，但传统的城市管理方式，依然是书面汇报层层上报，其信息传播之慢，造成大量问题积压，越来越管不好。有了城管通，就可以第一时间报告给城管监督中心，东城区便有了“城市好管家”。而且，新模式真正把参与权、监督权、知情权交给了市民百姓，实现了政府与老百姓的双向互动，用中国科学院院士陈述彭的话说：“新模式透明得像水晶一样。”
            　　流程再造与
            　　“双轴化”管理体制
            　　陈师傅是一名城管监督员，他发现自己负责监督管理的区域里出现了一大堆露天垃圾后，马上拿出随身携带的城管通，给这堆垃圾拍照并注明地点，传给城管监督中心。监督中心在接到这一信息的第一时间内迅速立案，并将“某某地点出现露天垃圾”的信息传到城管指挥中心。指挥中心又迅速将“急需清运”的指令传到具体负责的环卫部门。仅仅两个半小时后，那堆露天垃圾就被清运干净。紧接着，按照城管监督中心的指令，陈师傅又用城管通将清运干净的现场拍成照片传回。监督中心在确认无误后，通过计算机网络发出了“结案”的指令，小小的“露天垃圾城管案件”被处理结束，这就是城管新模式运行中一个完整的工作流程。
            　　新模式涉及整个业务的七个步骤：信息收集、案卷建立、任务派遣、任务处理、处理反馈、核实结案和综合评价。工作流程环环相扣，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其中，城市管理监督员是开始者，在一定意义上又是整个流程的终结者。
            　　其中，城市管理监督中心与城市管理综合委员会，作为监督轴和指挥轴，相互配合，共同构成东城区城管新模式的“双轴化”管理体制。监督中心是在创新模式过程中诞生的一个全新的组织，可以说是全国第一个专门从事城市管理监督的行政机构。而城市管理综合委员会不是重新设立一个机构，东城区将原来的市政管理委员会改变调整为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是隶属于东城区人民政府的正处级行政机构。城管委下设一个新成立的正科级事业单位———指挥中心，负责统一指挥、调度分散在城管、市政、公用、房产、规划、环保、园林、市容、环卫等27个专业部门和10个街道的管理资源和执法力量，共同履行城市管理职责，形成城管新格局。
            　　这样一来，在不改变原有体制部门设置的前提下，通过政府管理职能整合实现了管理体制创新，大大减少了管理的环节和层次，同时大幅度提高了行政效率和降低了行政成本，在这一高一低的过程中，城市管理发生了质变。
            　　城市管理模式的一场“革命”
            　　新模式的发起者、主创者、东城区委书记陈平认为：“新模式最重要的创新就是建立了监管分离的管理体制以及信息化支撑下全新的城市管理流程。”万米单元网格城市管理新模式充分体现了精细化、网格化、信息化、人性化的现代管理理念。新模式首先实现了管理空间和管理责任的精细化，将管理责任细化到每一个网格、每一个部件。通过创建城市部件管理法，实现了管理对象的细化。而网格化是实现精细化管理的最佳途径。网格化、城市部件编码是解决城市管理问题的船和桥，得以顺利渡过城市管理这条“大河”。
            　　自2004年10月网格管理新模式投入运行以来，城市管理问题的发现率达到了90%以上，而过去仅有30%左右，任务派遣准确率达到了98%，结案率达到95%以上；城管问题的平均处理时间由原来的一周左右缩短到了12.1小时。
            　　同时，监督中心每周都会把处理结果进行汇总，年终总评时就有了真实记录，不再是各个部门的“自说自话”，“运动员”与“裁判员”彻底分开，就可以让“问题部门”如坐针毡。如此一来，任何部门都不再像以前那样，遇到问题就“打太极拳”，相互推诿扯皮，传统管理体制下责任不明确、处理结果无人监督的“痼疾”得到了彻底解决。
            　　新模式不但办事能力强，还具有巨大的经济效益。测算结果表明，今后5年内，新模式的运行可以使东城区每年节约城管资金4400万元左右，而截至目前，为实施新模式投入的建设资金，只有1680万元。另据北京天则公用事业研究中心提供的《北京市东城区城市管理新模式经济效益研究报告》显示，如果城管新模式向全国660个城市推广，每年可带来575亿元的福利增量，直接创造约458416个就业机会；如果以达到城管新模式的效率水平为标准，每年节约总成本可达5980亿元。
            　　如今的东城区城管新模式，用高琦的话说是“一炮打响”。2004年10月22日，在东城区正式投入运行；2005年6月3日，北京市决定在全市城八区推广新模式；2005年7月14日，建设部决定在全国推广城管新模式，两批共27个试点城市已投入运行。从东城区———北京市———全国，城管新模式完成了从实验样本到大面积推广的“三级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