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国家对教育、卫生的政策是下放到大队来办。我当赤脚医生的五年，正是这个政策最红火的年代。赤脚医生是文革时期出现的新名词，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产物，指的是乡村中没有纳入国家编制的非正式医生。它是那个时代基层医疗体系最重要的一环。当时，毛泽东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随后，全国各地农村涌出了大批赤脚医生，并普遍建立了农村合作医疗卫生防治网。
赤脚医生对改变当时中国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和农村落后的卫生面貌，对开展预防工作等起了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那时的赤脚医生主要从本村中学毕业生和上山下乡的知青中挑选，然后送到上一级卫生学校或医院进行短期培训，结业后回村即成为赤脚医生。他们都掌握有一些卫生知识，可以治疗常见病。但赤脚医生没有工资，只是在生产队记一个劳力的工分。
赤脚医生平常就是背着一个装有几片普通药片、一个针盒、一个听诊器和几块纱布的药箱，走门串户看病，通过一些简单的治疗，在第一时间治好一些普通病。所以在那个时代，他们是农村人心目中最有文化的人之一，被认为是农民生命的守护神，因而备受敬重。
虽然各村都组织了合作医疗，但那个时候，村村都很穷，筹集合作医疗资金非常困难。上级号召赤脚医生为病人服务的宗旨是三个“一”—— 一颗红心，一把草药，一根银针。红心不用多说，就是指对党的忠心和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决心，“草药”是指自己到野外采集的药材，“银针”是指中医针灸。可怜那个年代，没有钱，就只能说些没有钱的话——红心、草药、银针，能治病？
当时我的家乡邱家七吉村与邻村比，还算富裕，每年还能给每个社员拨1.50元合作医疗基金。全村近两千口人，约三千元药费，用一年！
中国这种低投入、广覆盖的基础医疗体系，当时广受国际肯定，成为世界医疗卫生史上辉煌的一页。《赤脚医生手册》是当年发行量仅次于《毛主席语录》的书。这本书出版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它译成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
当时各村卫生室常常接到公社通知，要求做好准备，有外国医疗卫生组织来参观合作医疗。记得大约1971年印度一个卫生组织到我国基层考察，来到我们公社，在吕标医院和我们赤脚医生座谈。他们的话我们听不懂，翻译说，他们震惊，中国最底层的农村，都有这么缜密的医疗卫生网！而他们的国家，大部分农村，方圆百里不见所医院。农村治病的，都是巫医，他们用“跳大神”治病。我虽然对赤脚医生“一颗红心，一把草药，一根银针”治病不以为然，但听听他们国家农村缺医少药到如此程度，也为自己的祖国和自己的工作自豪。
那时的消炎药，常用的是磺胺类和呋喃类。青霉素、链霉素、土霉素、四环素、合霉素、氯霉素是那时主要的抗菌素，但奇缺，有钱也买不到。我常常托村里在大城市有亲戚的人代买，给急需的病人使用。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些药现在基本不用了，都被低毒高效新型抗菌素代替了。
现在的人一感冒发烧，就到医院挂吊针，静脉输入抗菌素。可在那时，感冒是不需治疗的，这种小病，无资格占用捉襟见肘的医疗资源。我告诉我的感冒发烧病人，回家好好休息，多吃新鲜蔬菜，多喝开水，注意开窗通风。那时都家徒四壁，八面透风，屋里不会有瘀滞的气体，室内气体细菌含量不会太高，所以“开窗通风”不用强调。
坏事也可以变好事，现在要求科学处理感冒病人。我那时由于无条件奢侈，误打误撞，反而做对了。
不过那时也有很棘手的事。病人感冒，久拖不愈，肺部有杂音，呼吸急促，吞咽困难，食欲减退，伴有体温升高到39度以上。很明显，这已经不是病毒感染，而是因感冒身体抵抗力下降而引起的呼吸道细菌感染，可能已经是肺炎或扁桃体发炎。这种症状放在现在，当然会用抗菌素静脉输液正规治疗。可那时哪有这条件，即使在正规医院里，抗菌素又贵又缺，农村合作医疗就更不能指望了。这时候，赤脚医生就会力劝病人去医院就医。可是没有几个病人有这个能力离村就医的，他们用无助的眼神乞求我，不想去医院——他们没钱啊。可是，赤脚医生不是神，“一颗红心，一把草药，一根银针”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喊得再响亮，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我当赤脚医生的那几年，眼看着很多乡亲就这样因贫困而耽误治病，离开人世。作为医务工作者，愧对老少爷们。
对于高烧不退的病人，当时唯一的手段就是服用氨基比林等退烧药，然后嘱咐他们多喝水。年龄小的孩子，在体温超过39度时，嘱咐他们用白酒在脖颈和腹股沟处擦澡降温。好在那时白酒的酒精含量都超过60多度，挥发力强，这种物理降温效果很好。也有的家庭，在紧急的情况下找不到白酒，就直接把孩子放在凉水盆里冷水降温。因为我嘱咐他们，孩子太小，持续高温，会影响大脑。为了不至因高温而出现大脑后遗症，先退烧，再治病，在那缺医少药的贫穷年代，这些粗暴简陋的法子，是不得已而为之。
那时不管我如何抵触中草药，但在那特定年代和环境，又不得不用，因为你别无选择。在弄不到抗菌素的情况下，我大量使用大青叶注射液、双黄连口服液、金银花颗粒、蒲公英颗粒、穿心莲片等，甚至让需要消炎的病人用单味板蓝根、连翘或青蒿等熬汤喝，就连大蒜、马齿笕这些草根子药也经常用！现在想想，简直是拿人命当儿戏！可那个时候不光穷，医药化工也不发达，整个社会缺医少药，若干人处于有病不能医，自生自灭的状态！从那个时代走过，接触了那时最底层的人和事，刻骨铭心，一辈子不忘！
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民间常常流行一些不可思议的治病方法。
那时社会上流行一种鸡血疗法，据说是一位国民党中将军医在临终前贡献出来的。方法是找一只白公鸡，白色越纯越好。在早晨太阳还没升起的时候，抽取鸡血，注入人体。鸡的体温很高，鸡血温度高达43度，大大超过人体温度。人们就由此考虑，鸡血一定含有人体没有的抗体。果然，有人浑身无力萎靡不振，打了鸡血后浑身有劲，精神倍儿爽。据说这种鸡血疗法能治六十多种顽固疾病。
物以稀为贵，白公鸡本来就不多见，鸡血疗法让白公鸡更是抢手！到后来，干脆不管什么颜色的公鸡，都可以拿来抽血。再后来，人们干脆喝鸡血治顽疾！
鸡血不经消毒，直接注入人体，不管治不治病，其卫生程度可想而知。说实话，这些怪异的所谓疗法，我一点也不信。但我是赤脚医生，看到我的病人日子过得清贫，疾病缠身又无药可用，在痛苦中挣扎。我天天走门串户和他们见面，他们那困惑无助的眼神，让我心酸，但又无能为力！他们用一些力所能及的偏方，我也默认了。
这种不可思议的“鸡血疗法”，竟然在贫穷的中国，伴随着激情岁月的疯狂，得以到处蔓延，在全国流行了十几年！后来，“打鸡血”成了一个专用名词。如果有人情绪异常亢奋，别人会说，这个人“就像打了鸡血一样”！
今天，国家强大了，科学发达了，很多偏方，甚至中药都可以用现代医药代替，效果更佳。只是在我国中药是一种国粹，是国学的一部分，在当前语境中，与引以为傲的华夏文明史掺在一起，中药何去何从牵动着国人的国学情怀。可是现代科学已经为现代人提供了更广阔的医药空间，不能为了政治正确而抱残守缺。
我在邱家七吉村干赤脚医生的五年，前期和李伯欣搭档，后来李伯欣年龄大了，身体有病，就辞职不干了。这时李培荣从部队转业回村，村支部安排他干赤脚医生来卫生室和我搭档。李培荣在部队是军医，他的到来，给合作医疗卫生室带来了新面貌。他医疗技术比我高很大一个档次，邱家七吉的合作医疗水平立刻就比四邻八乡高了很多。这一点变化很重要，因为当时限于经济条件和合作医疗制度约束，社员有病，一般不出村。不像现在，有点病就打120直奔大医院。李培荣干赤脚医生后，村里大部分病他都能治，为社员们省了很多麻烦。
后来，我离开村庄干了教师，李培荣又和魏本先搭档。再后来，随着全国形势的变化，村卫生室变成了社区诊所，合作医疗变成了全民医保。在社区诊所之上，按规模一级一级医疗水平更高的医院为各类病人服务。
合作医疗、赤脚医生，只是中国医疗卫生发展涟漪中的一朵浪花，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科学的洪流奔腾到今天，与我有缘的那段时空，随着时代的风帆已渐行渐远，“赤脚医生”这个名称，已隐入了历史，淹没在在中国源远流长的文明长河中。现代医药和医疗技术的发展和进步，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城乡都有缜密的医疗卫生网，体现了中国社会经济发达了，医疗制度更趋合理，医疗技术更臻成熟。有病就医，从社区医院到上一级大医院，畅通无阻！让我这个当年只有“一颗红心、一把草药、一根银针”的赤脚医生感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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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6-5 09:32:14